波蘭“圍繞自由的博弈”國際論壇開幕式上的專題演講

西方普世價值與中國傳統文化

廖亦武

    上個世紀末，後來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第三次出獄不久，他在嚴密的監視中，透過家人給我寄了一封信，裡面談到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被民眾迅速遺忘，“因為致命的恐懼，”他寫道，“曾經引導或試圖引導民主運動的社會精英們，都不約而同沉默。”

   “歷史沒有必然。”他繼續寫道，“两千多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也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穌——更是偶然。人類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体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臺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我捏著幾頁信紙，呆立在故鄉的寒風中，當時互聯網在中國還不算普及，從北京寄一封信到成都需要一個星期。而從成都坐火車去北京需要兩天兩夜。1989年6月4日，這兩個相距幾千公裡的城市，還有其它數十個大城市，都發生了遊行示威以及暴力鎮壓。區別只是死亡人數，北京死亡近3000人，成都死亡近10人。恐懼深入骨髓，數萬人被捕，劉曉波和我也在其中。

出獄後我開始流浪賣藝，而劉曉波開始起草《公開信》。他第三次入獄，正是因為一封呼籲當局《汲取六四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製進程》的公開信。我也是簽名者，并被關押二十多天。剛剛釋放，我就給他妻子劉霞電話，不通；我又給我們共同的朋友忠忠電話，他四處尋找，終於回電。當晚我秘密筆記道：“今天上午，忠忠終於找到劉霞，一道從北京打來電話，劉霞在那邊從頭哭到尾，只有一句‘他們不讓我見’。我說不出半句像樣的安慰話。”

我繼續在《六四.我的證詞》（英文和德文譯本名《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裡寫道：“一個人就這樣沒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跡般出現，這樣的輪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對一場場生命的劫數，我再也寫不出詩來，或許，我沒從任何人的詩中，讀出此刻宿命的恐懼。劉曉波精力充沛地反抗這種恐懼，他將自己融入眾多歷史事件，他名聲大，朋友多，嗅覺靈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沒有。他已坐了兩次牢，這次也許要去黑龍江，隔一條河就是前蘇聯遠東地區，有點十二月黨人的味兒。”

    劉曉波最近一次坐牢，是因為起草《零八憲章》，這是一份試圖與當政者講道理，讓中國逐漸走向民主的溫和的政治文獻，第一批簽名者有303位，幾乎囊括了政治體製內外的、具備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我也是簽名者之一。劉曉波的榜様是捷克偉大的政治家瓦茨拉夫. 哈維爾，《零八憲章》的源頭可直接追溯到哈維爾等人在布拉格之春後起草的《七七憲章》。不過，中國獨裁者比捷克當年的獨裁者要狠毒得多，記得哈維爾也是四次坐牢，監禁時間幾個月至四年不等，而劉曉波最後這次入獄，刑期11年，至今仍被監禁。他的妻子劉霞在丈夫入獄不久，接受了著名紀錄片製作人艾曉明的秘密採訪，艾曉明問：“你是否知道要出事兒？”

    “我早有預感。”劉霞回答，“自從《零八憲章》初稿到我家，曉波開始埋頭修改，我就知道要出大事兒。”

    “你看了內容嗎？”

    “我沒興趣看，但我知道要出大事兒。我提醒曉波，沒用，也沒辦法，只能像前幾次那樣，耐心等待大禍臨頭。”

雖然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雖然有100多位諾貝爾奬得主，及全世界40多萬人權關注者簽名，為他呼籲，請求釋放他，但中國政府一意孤行，不禁監禁他，而且把他妻子劉霞也軟禁在家，由於長達數年的與世隔絕，劉霞患上嚴重的抑鬱症。有一次心臟病發作，差點死掉了。直到前不久，我才和她通上電話。

是的，直到前不久，我才在柏林見到以反抗專制著稱的藝術家艾未未，并和他在柏林愛樂交響大廳有一次公開對話。艾未未説，專制社會的特征，就是令每個人都因為絕望而產生“無力感”，也就是説，我們沒法子改變這個國家的一絲一毫。我不同意，我說，1989年不是這樣子啊，中國幾十個大城市，幾千萬人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改革，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有力量。雖然坦克過來了，雖然20多萬武裝軍人過來了，許多人被槍殺了，但是我們反抗過啊。我們的反抗被許多在場的西方記者記錄下來，傳遍全世界，可以説1989年之後的世界巨變——柏林牆倒塌，東西德統一；波蘭和捷克民主過渡的成功；前蘇聯帝國的瓦解；東西方意識形態冷戰的結束——是從天安門大屠殺開始。中國人用鮮血和生命，撬動了這場前所未有的巨變的第一塊磚。

艾未未一聲嘆息。許多勇敢的人，要麽繼續沉默，要麽在監獄裡，但獨裁體製並沒有改變，獨裁下的經濟倒是“騰飛”了。21世紀以降，全世界都需要中國市場，全世界都需要看中國政府臉色，否則就賺不了中國的錢。

金錢就這樣代替1989年的街頭政治，成了中國人的宗教，中共成功地完成了他們對中國人的洗腦。我在《吆屍人》裡，記錄了這一洗腦和幻滅的過程；而在《子彈鴉片》裡，記錄了1989年阻擋軍車的街頭勇士們被關押多年，出獄後又如何被這個金錢統治的社會拋棄和遺忘——下令開槍殺人的鄧小平，三年後，在南方深圳發表了《南巡講話》，宣布“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鼓吹開放市場，引進資本。鄧小平説，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這不是西方左派所向往的社會主義，而是“獨裁資本主義”。

獨裁資本主義的一大特點，是不加限制地濫用整個國家的資源，只要掌握了一定權力，就能一夜暴富。於是腐敗盛行，腐敗的“中國特色價值觀”擴展到全世界，許多西方的商人、政客、教授、專家在中國這個腐敗的環境內如魚得水，竟情不自禁地贊美讓他們賺錢的了不起的中國。接著，獨裁者在製造西藏、新疆、法輪功、城市撤遷等一系列暴力慘案的同時，也成功地舉辦2008年奧運會。也在2015年9月3日的閱兵典禮，展示他們威脅世界和平的大量武器。俄國獨裁領導人普京和仰慕獨裁的捷克領導人澤曼都在曾經發生過流血事件的天安門出現了。

20多年來，中國政府的策略，是在經濟上擁抱西方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拒絕西方普世價值，依舊視自由、民主、人權、法製為最大敵人。因為他們懂得，西方普世價值讓中國人覺醒，讓中國人如1989年那樣“有力量”。可是，面對極具誘惑的中國市場，眾多西方政府為了拯救全球化的經濟衰退，動搖了，退縮了，他們率領眾多商業集團去中國，卻不敢再與中國政府討論什麽人權問題，因為這意味著失去巨額訂單及大片市場。美國總統奧巴馬退縮了，他自己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竟不敢向中國方面提及世界上唯一被關押的同一獎項得主如今安在；法國總統奧朗德連“人權”二字都不敢說；香港發生了要求“真普選”的雨傘革命，德國總統高克高調支持，而曾經治理香港達99年的英國，首相卡梅隆卻裝聾作啞。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説，我們一沒向你們輸出難民，二沒向你們輸出意識形態，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中國特色價值觀”。

許多西方人也和習近平持相同看法，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很適合中國，而西方的普世價值，即自由、民主、人權、法製很不適合中國——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結構所決定。這兒的“傳統文化”，應該是1949年以來，與希特勒、斯大林同樣臭名昭著的毛澤東開創的現代獨裁的“洗腦傳統”，沒任何傳統文化可言。毛澤東在建國之初，發動土地改革，殺戮了兩百到四百萬地主，徹底消滅了鄉村知識階層，斬斷了幾千年來的“天高皇帝遠”的中國文化傳統，又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徹底改造了中國人民。

那中國傳統文化是什麽？

老子説：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又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世界和平的烏托邦，像村落一般大小的國家，登上山頭，就能互相望見；狗叫和雞叫也能互相聽見；可老百姓呢，因為安居樂業，都懶得去鄰國走動。可鄰國和遠方的人來我們這兒，大家又非常高興地迎接他們——這是不是與包含若乾小國的歐洲有些相似？而孔子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王要像個君王，臣子要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每個人都應保持自己健康的道德規範。而孟子說：民為上，社稷次之，君為輕——人民的地位至高無上，國家政權次之，君王居於人民和國家之下。因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意思是人民如汪洋大海，可以承載這個船一般的國家和君王，也可以顛覆它。

在民國大學者錢穆的著作裡，敘述了中國人的傳統源於家庭和宗族，注重歷史的承繼。而對於國家的認識，特別是國家疆域的認識，均非常模糊。有八百多年歷史的西周王朝，分封了兩百多個國家，這些國家彼此均無明顯的國界，老百姓不知不覺就出國和回國了。而在西周王朝之前的、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夏王朝和商王朝，甚至更早的黃帝、堯、舜、禹時期，帝王及手下大臣們和老百姓一樣，在田間地頭耕種、採集和狩獵，大夥兒隨時都能夠找到他們，排解糾紛。舜帝有一天不想做了，就找到聖賢許由，勸說他接手治理國家。許由聽了，馬上去河裡洗耳朵，他說我從不喜歡權力二字，您老打住吧。

那時候，中國人敬畏天，天上住著上帝，上帝在冥冥之中，注視著我們每個人，讓我們具有與人為善的美德。孔子處在各國互相兼併的“禮崩樂壞”的時代，君王的權力慾開始膨脹，戰爭頻乃，老百姓流離失所，就如今日的難民潮，所以他嚮往更早更古的理想社會。為了實現理想，他受到自己祖國的迫害，56歲那年流亡，跑了十幾個國家，直到70歲才有機會還曏。在生命的最後三年，他潛心整理歷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代宗師。當他快死了，也如莊子那樣敲著銅盆唱歌，不過他唱的是中國文化傳統的輓歌：“泰山要崩潰啊！廟宇要坍塌啊！哲人要枯萎啊！”意思是，天下最巍峨的山峰要崩潰了，世間最莊嚴的宗廟要坍塌了，民族最偉大的哲學家要枯萎了。

    與孔子同時代的蘇格拉底，也在這個時候説：“動身的時刻已經到了，我們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們來活，何者為佳，唯有上帝知道。”

    我在想，孔子和蘇格拉底，在兩千六百多年前，對世界就非常絕望，非常有“無力感”，但在他們之後，人類社會不僅沒毀滅，還繼續進步并產生燦爛的文明，而我們卻始終記得這些“無力的絕望者”，記得他們在茫茫黑夜中所創造的歷史典籍——那麼我們今天是不是也和他們一樣？無力，絕望，可還得繼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由此可見，西方普世價值，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製，西方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彼此並不矛盾，而且能融合一體，取長補短，成為人類的一種理想未來。而中共所強調的所謂“中國特色”，是一種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裁資本主義特色”。

當今，面臨洶湧的難民潮，面臨全球化時期的中共邪惡“騰飛”，民主西方一再退縮，終至退無可退。唯一的出路，依舊是持續推進普世價值，力爭在未來數年，在獨裁國家的每個區域，逐漸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製。

普世價值無國界。中國人目前面臨獨裁和資本的雙重夾擊，貧富差距天壤之別，環境汙染無以復加，社會矛盾一觸即發，西方能夠給予我們的無價之寶，就是促使人民在1989年走上街頭的民主製度，這個民主製度，能有效地保障中國人回到源遠流長的幾千年傳統，有效地保障“葉落歸根”、“故土難離”的文化，消除因社會崩潰、內戰爆發而造成的、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承受的未來中國難民潮。

2011年7月，我逃離中國之前，寫作並在西方出版了《上帝是紅色的》。我走了許多山路，采訪了雲南和四川山區的許多衰老的基督徒，記錄了150多年前，西方傳教士如何深入這些極為傳統、封閉、保守的地區，播下信仰的種子。許多傳教士，年紀輕輕，就死在那兒、埋在那兒了。當我走進去，面對他們的墓地，面對墓地四周那些村落，那些從祖父、曾祖父就繼承了雅各、彼得、路德、大衛等各種西化名稱的農民，不禁感慨萬千。我不是基督徒，卻將此看作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融合一體的典範。上帝通過中共的撒旦之手，驅趕驚慌失措的人們，如迷途羔羊一般投入祂的懷抱，大夥兒相互抱團取暖，在群體祈禱中醫治身心的創傷。已經去逝的85歲的張應榮長老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如果沒有1949年之後的徹底驅逐西方傳教士，禁止福音，監禁和殺害幾十萬本土傳道人，就沒有1979年之後的‘十字架重新發光運動’。”以此推論，如果沒有天安門大屠殺所造成的國家恐怖和個人絕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國信徒也不會如此年年遞增，據說已達八千多万。

而現在不少西方人，也許其中有150多年前的傳教士後代，去中國的目標卻是不惜一切賺錢。甚至為了賺錢而出賣祖先留下的屬靈的價值觀，同邪惡政權同流合汙。——正寫這篇演講稿時，有一位在霧霾籠罩的北京如魚得水的歐洲漢學家也正在說：“東西方的傳統價值觀不一樣，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乃至上帝，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

“上帝寬恕他們，”我再次聽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遺言，“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2015年10月12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8期 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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