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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 青史凭谁定是非

日期：5/4/2016 来源：网络作者：网络

由是集合若干網文拙作及詩成書，借用林則徐贈別鄧廷楨的名聯“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命題，旨在記述往事，追尋真相，間或略抒己見，供讀者參考。

序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行年七十有七，免不了屢屢回首往事，感慨系之。

記得陶鑄女兒那篇憶父文章曾引述身陷囹圄的“陶書記”贈妻曾志七律末聯云：“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愚意以為，此乃誑語。蓋該員一生叱咤風雲，文革之初一度位居第四號人物，其間升降浮沈豈能輕易忘卻？至於“心底無私”更屬虛妄。陶某汲汲於權柄，所作所為何嘗不在意自身榮辱？

同屬顯赫的中共文人，鄧拓和田家英與之適成對照。這兩位大才子胸懷磊落，甚至犯顏直諫，皆不惜以身殉道。鄧1959年2月12日《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後爭先。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如煙往事銘記于心。田於當年廬山會議期間與李銳及胡喬木等秀才目睹毛突然批“右”，遊山解悶，田隨口誦一聯曰“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在心頭”。此聯原作“四面湖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本為紀念范仲淹而作。田稍加改動以言志，令人震撼（本事見於李銳書）。

除惡務盡清毛毒

毛怎麼不是惡魔？

—與張博樹博士商榷

張博樹博士的新作《“共和”60年—關於幾個基本問題的梳理》（以下簡作《共和》），將對毛的評價列為“共和”60年的基本問題之一，當然是有道理的。更准確地說，這應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基本問題，其時間跨度便是“共和”88年了。

《共和》一文的第二部分，以《“繼續革命”：對毛和文革的再反省》為題評毛。在概述“歌頌者”、“批評者”和“當政者”為頌為毀或“顯得曖昧而尷尬”的三種不同態度後，作者聲稱：

其實，作為個體生命存在的毛澤東既不是聖人，也不是惡魔，毛和常人一樣，也有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但毛注定了要成為人們長久議論的話題，的確是因為毛曾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介入了歷史、影響了歷史並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共和》）

筆者認為，這段話首句大謬不然。毛當然絕非“聖人”，卻絕對是“惡魔”。他固然曾有其“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卻絕非“和常人一樣”，倘用古典小說的詞語，堪稱“天生異稟”。這種“異稟”，集中到一點，乃其帝王思想，或曰領袖欲。也可采用祝世華先生在《反思錄》中概括的兩個字，即“凌駕”。他要君臨一切，絕不居於人下。

這裡只要舉個小小的例子。毛時代中共《黨章》雖然規定其全國代表大會執掌最高領導權，大會閉幕期間由中央委員會行使權力，“全黨服從中央”。可是，各級黨組織向中央的請示報告，抬頭一律寫：“毛主席·黨中央”。毛在前，中央居後。這便是“凌駕”。

此種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心態，在毛而言可謂所從來久遠矣。其首次暴露當在1928年井岡山落草後即“三灣會師”不久，盡管他在黨內的身份只是“毛委員”。此後7年間，雖然1931年11月7日他登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虎皮交椅，並被稱為“毛主席”，但無非類似於《隋唐演義》中的“十八路反王”，或者用稍後魯迅對馮雪峰的說法，屬於“山大王”而已。其稱孤道寡的欲望遠未實現。

此後至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依文革時的宣傳叫做“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那其實是地地道道的謊言。

關於這點，不妨引用遵義會議出席者陳雲1935年二三月的傳達提綱：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常委中再進行分工。（三）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文獻》）

而張聞天則出任中共總書記。不過，無論周或張都比較開明，所以毛乘機擴大自己的影響，並在共產國際支持下終於成為中共領袖，時在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但毛並不以此為滿足。他要進一步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故從1942年起通過延安整風，把可能構成威脅的黨內對手王明和周恩來徹底壓倒。在劉少奇協助下其野心得逞並獲“人民大救星”桂冠後，繼續鍥而不舍地力求“南面稱孤”。直至1949年10月入主中南海，他的胃口更大了，目標是充當世界革命導師，實質逐步成了一個心理變態者，走火入魔的暴君兼狂人。

有論者稱，毛屬於理想主義者，其本意在救國救民，最終實現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類”的目標。他的種種“失誤”乃“好心辦壞事”。西方不少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均持類似看法。《共和》一文實質具相同觀點，只是有些地方說法較為婉轉而已。

對此，我們可以依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來衡量，也可從毛自己所言“動機與效果的統一”作出判斷。

毛1942 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稱：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裡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呢？……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准。（《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870頁）

同一講話中毛又說：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結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同上， 875頁）

這裡不厭其煩地引述毛的話，因為倘不以人廢言，這些話都顛撲不破，無懈可擊，並且也適用於毛本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好也沒有了。

就拿1958年毛搞的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來說，據稱毛完全出於“好心”/“理想主義”，要在幾年間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讓六億人過上好日子。不料事與願違，直接造成1959至1961年三年大飢荒，這三年就自然氣象狀況來說屬於平年，根本不算什麼“災年”，卻餓死了至少 3700萬人，這是全世界從未有過的大災難，始作俑者的毛明知“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甚至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意孤行，將正直敢言為民請命的彭德懷等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集團”，以堵住悠悠之口，這難道不是惡魔？

此前1957年反右，違反憲法，言而無信，使上百萬響應其號召“幫助黨整風”的知識分子罹禍，不少人家破人亡，並導致社會上再無人敢說真話，造成思想滅絕的效果，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個大魔頭都沒有做的事，如此惡果彰明昭著，毛不是惡魔又是什麼？

再如文革這樣的浩劫禍國殃民，連中共都認為應徹底否定，作為“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獨裁者，毛怎麼不是惡魔？

如果說，1927年春國共合作時期，仍在國民黨擔任要職，且對北伐戰爭不無某種貢獻的毛，“和常人一樣，也有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那無疑符合事實。但在國民黨“清黨”之後，特別是秋收起義失敗，毛迅即步上“紅色山大王”的道路，變成“危害民國、擾亂社會”的“共匪”頭子。而取得北伐勝利的民國，正如張博士文中所稱，是“把建設一個憲政的現代民主國家當作根本的建國原則”，“而且也做過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推進這個進程”。

也就是說，自登上井岡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實質應叫做“落草為寇”）之日始，毛已經“脫胎換骨”，蛻變而為反社會分子。從那時起，他腦子裡一直以為“天將降大任於己”，只有他才能拯萬民於水火。這種救世主心態日漸強烈，待到延安唱出《東方紅》而定型。本來那和《國際歌》的精神勢同冰炭，可是毛居然能夠將二者融於一爐，此種本事更表明其迥異於“常人”。

作者繼稱：什麼東西構成現當代中國歷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個人印記呢？我以為，這個東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時力倡、並強力推行的繼續革命的主張。毛的確是個獨裁者，但他不是一個單純的斂權之徒。（《共和》）

否。毛是個清醒而固執的“斂權之徒”，“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寸權必奪，寸利必得”乃其座右銘。他的得意門生及欽定接班人林彪更直截了當，坦言： “有了權就有一切”！在這點上，毛完全以其爭天下的對手蔣介石為榜樣，且做到了“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他把軍權牢牢掌握在手中。尤其在中共建政後，野戰部隊一個團的調動，也要報請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批准。什麼國防部長、以至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都沒有這個實權。到他死後，鄧小平蕭規曹隨，同樣緊握軍委主席大權。作為“斂權之徒”，二者一脈相承。

該文續稱：作為共產黨人，毛有其獨特的社會理想。他並不滿足於僅僅奪取政權做一個太平皇帝。他還要奮鬥去建設一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理念、又符合中國人“大同”理想的“人間天堂”，並以此為世界人民做出榜樣。（《共和》）

什麼“馬克思主義理念”！毛何嘗懂什麼馬克思？他概括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造反有理”！他的哲學無非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他的“大同” 區別於《禮運.大同篇》，其樣板乃東漢張魯的“五斗米”道。他“獨特的社會理想”較之十八世紀的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歐文、傅里葉和聖西門等人的理想，要倒退一千年，簡直比烏托邦還烏托邦！而毛竟企圖把他這荒誕無稽的一套向環球推銷，豈非走火入魔？

該文指出：“‘繼續革命’就是實現毛式‘人間天堂’的基本綱領和具體途徑。……根據共產革命的邏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將創造條件，把‘革命事業’繼續向前推進，從‘新民主主義’逐步邁向‘社會主義’，……”

據此，作者聲稱：有些朋友認為，共產黨40年代給農民土地，只是為了換取農民的支持，一旦掌握政權，就把土地收了回去，純屬典型的欺騙。其實，這是不懂歷史才得出的簡單結論。（《共和》）

請問是誰“不懂歷史”？中共建政之前及建政之初，一再信誓旦旦稱“社會主義是將來的事情”，起碼在15年至20年後。1949年9月底通過的《共同綱領》連 “社會主義”的字眼都回避了。那可是當時起代行憲法作用的憲章啊！曾幾何時，1953年6月15日中共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才3年多時間過去。如此說了不算數，還不是“純屬典型的欺騙”又是什麼？

對此，該文解釋道：在共產黨人看來，把億萬農民從小私有者引上合作化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同當年搞土改一樣，都是為了實現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體現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法則”。在共產革命的邏輯語境內，這是一個屬於ABC級的基本常識。（《共和》）

請問，毛自以為“為了實現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就可以越俎代庖，逼令民眾服從了嗎？何況，實踐證明，當年那個“社會主義改造”根本沒有體現什麼“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法則’”，而只是胡折騰。80年代的改革不正是為了撥亂反正，把歷史發展拉回正軌嗎？作者上述說法豈非為毛的倒行逆施辯護？

文章續稱：在政治層面，則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革命政權。……黨政軍一體化而“黨”是這個一體化的核心，這就是這個有著“共和”之名的“人民”政權結構的實際情形。但毛澤東很快就不再滿足於這種狀況，……毛認為蘇聯版的社會主義變了味，…..而中國共產黨照蘇聯人的樣子幹，也有變成 “修正主義”的危險。毛的擔心首先出自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用金錢和物質刺激作為動員手段的反感。（《共和》）

這充分說明毛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也表明其違反人性，不近人情。毛的知識結構存在極大的缺陷，他在師範就讀時數學成績甚差，又不會英文。他從來沒有讀過《資本論》，實際上他也不可能讀懂。他擅長的是權術，在政治鬥爭中運用自如。他也會打仗，主要是游擊戰。他本質上是個農民，習慣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往的是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可以說，對於商品交換中的價值規律，他是天生厭惡的。他也毫不掩飾自己的這種“樸素”的農民感情。如果僅僅作為個人的好惡，那還問題不大。可是他手握大權，君臨天下，並且剛愎自用，要把一己的意志強加於泱泱中華，讓幾億國民俯首帖耳照單全收，否則就“棍棒侍候”，嚴懲不貸。這就釀成神州生靈的彌天大禍了。

該文繼稱：毛是個艱苦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革命者，篤信“精神因素”對革命成功的作用，而鄙視人們斤斤計較物質利益。……毛特別反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物質刺激強調得過分，認為應該強調艱苦奮鬥，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台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

其實毛講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幌子，他的思想深處無非“朕即國家”，他說的“人民”指他自己。只有他是“人民”的化身。反對他就是“反人民”。說到物質享受和錢，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自己不需要錢，因為他有至高無上的特權，要什麼有什麼。他卻要求下級以至普通民眾，全都清心寡欲。這叫做“站著說話不腰疼”。從農村到城市，至少上億人連溫飽都遠未達到，卻要他們不要追求物質享受。這和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有什麼兩樣？

該文又寫道：對官僚制的反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毛強調幹部必須下放勞動，“幹部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勢必脫離廣大的勞動群眾，勢必出修正主義。”……四清運動期間，毛、劉等均強調各級幹部都要下去“蹲點”，形成制度，“蹲點”期間要發揚老八路作風，吃大鍋飯，睡土炕地鋪。當時甚至有這樣一種四清工作隊的編組辦法，那就是把省委、地委和縣委的幹部混合編組，共同工作。（《共和》）

毛實質上鄙視知識，鄙視知識分子，鄙視腦力勞動。他片面強調體力勞動，他所指的“集體生產勞動”，只是原始的簡單勞動。他連兩種勞動分工之必要性也否定了，這是一種反動的歷史觀。至於所謂“蹲點”，那是十足的“作秀”，擾民之餘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這裡還應指出，作為毛王朝的君主，其本人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比封建帝王不遑多讓。直到文革初期，在公眾場合他依然是“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甚至能夠橫渡長江，其身體如此健康，日常生活中卻竟然連洗臉洗澡，乃至穿衣繫鞋帶全都要身邊年輕漂亮的女子伺候。這在大地主大資本家都是罕見的。自己十足一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大老爺樣子，其“四體不勤”之“脫離廣大的勞動群眾”，實在無以復加。但他卻高調地指責下面的幹部“出修正主義”，不知其本人算什麼主義？說“封建主義”恐怕遠遠不夠，或者只能稱之為“寄生蟲主義”？

該文續稱：以上兩個方面，又都與毛對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變質問題的警覺有關。在某種意義上，他意識到了權力的腐蝕性和執政地位本身帶來的危險，盡管他對造成這種危險的根源的解讀是完全錯誤乃至荒謬的。蘇聯的“變修”，使毛看到了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蛻變的現實可能。毛不能允許這種情況也在中國發生，不能允許一代革命者的奮鬥理念和奮鬥成果在金錢、地位和特權的腐蝕下毀於一旦。（《共和》）

說穿了，他害怕的是自己以及手下那些游民與農民出身的高干被打倒，必要時他“重上井岡山”再度打天下，以便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

該文指出：毛的思考中還隱含著一個更加積極的、雄心勃勃的方面，那就是建設一種全新的社會和全新的人。……毛有一種詩人氣質，有天下情懷和中國農業烏托邦的大同情結。毛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者，他要搞出一套更加了得的人類烏托邦。……毛的唯意志主義的人格特征和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結構方面的缺陷，反倒成就了毛的異想天開，成就了他作為中國式共產主義教父的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共和》）

很不幸，正是後面這一點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的大劫難！無論中共黨內或者國內，沒有任何人可以制止其乾綱獨斷大膽妄為。關於所謂“詩人氣質”，馮雪峰曾告訴毛，魯迅認為他有“山大王”氣味，毛大笑直認不諱。只是他有別於一般“山大王”如《水滸》的宋江，後者“敢笑黃巢不丈夫”，他則比區區梁山泊寨主厲害多了，跟矢志實現“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黃巢如出一轍。尤為突出的是，他在蘇聯支持下締造了一個“革命黨”，其能量是希特勒的法西斯黨也無法比擬的。因而，其破壞性為歷史上的草頭皇帝黃巢之流望塵莫及。

該文借助毛思想“這個特殊背景”分析“高饒事件”等黨內鬥爭後寫道：很多朋友在解釋60年代的毛、劉衝突時，總是把它歸結為純粹的權力之爭。在我看來，這至少是不准確的，甚至是很膚淺的。（《共和》）

應該說毛、劉衝突雖非純粹的權力之爭，但本質上還是個“權”字。如上所述，林彪曾一語道破稱：“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如果否認毛劉之間事實上存在權力之爭，那才是“不准確的，甚至是很膚淺的”。毛頗為賞識的王任重，在文革之初一次插話說毛“（退居二線）大權旁落”，豈非一針見血！

該文續稱：認真檢視那段歷史不難發現，劉從未對毛構成篡權者意義上的真正威脅；即便有這種威脅（毛的心理上似乎曾經有這種幻覺），毛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之，大可不必興師動眾。（《共和》）

這段話根據不足。劉並不需要篡權，因“七大”已內定由他接毛的班。但自1956年“八大”之後，也只有他一人可能構成對毛的威脅。事實上自1959年毛自己提出“退居二線”起，毛、劉兩個主席的標准像並列出現在報上，或貼在牆上。這會否對毛構成某種心理上實在的威脅而非幻覺？恐怕難以否認。不管怎樣，毛曾說動一根小手指頭就可把劉打倒，那是虛張聲勢！蓋劉於黨內廣有根基，其接班人地位“是歷史形成的”---鄧小平語，毛文革打倒劉少奇，非但興師動眾，利用林彪並調動野戰部隊入京保駕施壓，更指使江青通過張姚大造輿論，槍桿子筆桿子雙管齊下，1968年10月中旬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才如願以償。從1965年11 月批《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算起，歷時近3年。

該文又謂：……可以說，下決心除掉劉少奇，既有毛鞏固個人權力、避免像斯大林那樣死後被人清算的考慮，也有孤注一擲，推進毛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拯救黨，重構黨、國家和社會的衝動。至於一定要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後快，這當然是毛作為獨裁者和黨內“老大”冷酷、殘忍的鐵證，也是這個黨、這個體制一個極其糟糕的傳統。就毛個人而言，這個湖南山溝裡走出來的革命者性格上的缺點、怪癖，成為政治領袖後心理上的變化，晚年猜忌心理的加重，被排擠乃至被監視的幻覺等等，均賦予毛與他的對手（真實的對手或臆想中的對手）的鬥爭更加晦暗、更加撲朔迷離的性質。（《共和》）

以上分析符合事實，並使人觸目驚心。毛倒劉既有“鞏固個人權力”的考慮，則表明二者之間還是存在權爭。末句所提毛“成為政治領袖後心理上的變化”，與筆者前面斷言毛乃心理變態者而絕非“常人”，不無暗合之處。前一句指出毛整劉手段之“冷酷、殘忍”，以及中共“體制一個極其糟糕的傳統”，使人不禁聯想到高崗、彭德懷被整肅後，也都莫須有地被指責為組織“反黨聯盟”或“反黨軍事俱樂部”，此種案例在蘇共和法西斯黨均屢見不鮮。能說毛與斯大林、希特勒不是一路貨色？

作者又云：這些足以構成一篇單獨的文章去探討。然而，我還是要說，和毛要成就的“偉業”相比，這些都不過是枝節。（《共和》）

也許作者這樣說不無道理，但無論對於被害至隱姓埋名、死無葬身之地的劉少奇，或者受其株連的無數罹禍者，“這些都不過是枝節”一語，未免跡近“不能承受的輕”。須知中華數千年古國，“人命關天”之觀念世代相傳，豈可一反傳統，視人命如草芥？毛誠然人性泯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妻子兒女性命安危均可不顧， “親密戰友”以至法定“接班人”更可隨時棄之如敗屐。但七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連堂堂國家主席、開國元帥副總理，都毫無人格尊嚴與生命保障，則升斗小民豈非螻蟻不如？中國出了這樣一個大災星，怎麼至今仍有那麼多人向其頂禮膜拜？中華民族是怎麼啦？中國人何曾站起來？

該文隨後對毛的“繼續革命”理論進行剖析，並將之概括為政權革命和心靈革命，前者指從“走資派”手裡奪權，後者指“要鬥私批修”。

作者指出：上海一月風暴”式的“直接民主”，根本不是什麼真的“人民民主”，而只是得到毛的支持與庇護的恩賜民主。……關鍵問題是：不管毛澤東怎樣號召“天下大亂”、“造反有理”，他卻從來沒有把執政黨的蛻變、黨員的特權化和官僚化等等問題與這個體制最根本的弊害聯繫在一起，那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問題。這是毛本人的思維禁區。他既不允許別人、也不允許自己觸犯這個禁區。禁止別人質疑一黨專權是因為此系共產黨執政的命脈所在；禁止自己質疑這個問題則是因為毛本人就是這個體制的最高代表者，這裡既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利益。（《共和》）

以上分析切中腠裡，入木三分。口口聲聲號召別人“鬥私批修”的毛，到底還有私心，還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該文引述毛的話並評論稱：……他曾說：總得要有個黨嘛！要有個核心嘛！當然，這個“核心”與其說是“黨”，不如說是毛本人。這是獨裁體制的必然結果。獨裁者自己也必然因此遇到麻煩，而使他建構“新的權力形式”的一切努力付諸東流。……毛臨死前留下的一個近乎家天下的小班子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猜想。我倒以為，即便毛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狹隘（在沒有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證明以前，我個人的確更願意做這樣的假設）他在文革中後期“接班人”問題和最高權力建構方面遭遇的尷尬，也已經對他的政權革命的勃勃雄心構成了絕妙的諷刺。（《共和》）

根據毛的性格與為人，他除了搞“家天下”之外，難道會真的“一心為公”？作者的假設似乎顯得“書生氣十足”了。

該文續稱：一切都是這個體制惹的禍，可惜毛至死也沒能明白這一點。（毛）試圖用他的烏托邦計劃挑戰人性，挑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個亙古不變的人類經濟行為鐵律。……要在20世紀60年代……在一個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上進行有數億人口參加的、延續了10年之久的、規模空前（且肯定絕後）的巨大實驗！

結果是：實驗遭到了徹底失敗。最簡單的理由是：中國人也是人，千百萬有日常需求、有牟利動機、有發財渴望的普通人。偉大而荒唐的造神年代可以激起人們一時的 “革命”熱情，但現實生活是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存在。人的經濟行為本性會頑強地表現自己，本能地抵制那個意識形態的童話世界。（《共和》）

上面“實驗”這兩個字真令人感嘆唏噓！數億中國人成了“白老鼠”，任由毛這個惡魔恣意折騰，乖乖聽命。那在地球上真是史無前例，絕無僅有的一場活劇。誰為為之，孰令置之？說千到萬，毛不是罪魁禍首嗎？任何人將“理想主義者”的光環套在魔鬼頭上，為其粉飾卸責或開拓，那如果不是糊塗透頂，便是別有用心。

該文總結稱毛的政權革命與心靈革命均遭失敗，進而指出：問題還不止此。毛的“革命”是一種雙重扭曲：一方面，基於共產革命的基本理念建構的斯大林式政治經濟結構（龐大的黨政官僚體系和計劃經濟制度）本來就是對制度現代化邏輯的背離和扭曲；毛的文革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則是對這種扭曲的再扭曲…。毛…所有這些 “超越”和非特權化、非市場化、“純潔化”和“革命化”的努力不但更加遠離制度現代化的基本邏輯，而且用一種加倍荒唐和畸形的形式把共產革命深藏的理論悖謬凸顯了出來，…從而進一步證明了共產革命邏輯自身的虛幻性和烏托邦性。（《共和》）

結尾的這些分析十分精闢，一句話，我們必須大力弘揚制度現代化的邏輯，完全摒棄共產革命邏輯，徹底清除毛遺留的一切精神垃圾，並將這個惡魔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否則，“共和”60年的彎路真是白走了。數以七八千萬計的無辜枉死者（包括“共和國主席”在內）的血也白流了。

總括該文，作者的若干論點頗為新穎，論證也比較認真。問題在於一些重要史實未見涉及，一些論述也有待深化，還有一些提法更是值得商榷。故未待其全文完稿即作以上評議。真理愈辯愈明，筆者對此深信不疑。（09-11-2）修訂

毛是什麼樣的“理想主義者”？

—與張博樹博士商榷（之二）

張博士的大作中提出：“究竟如何看毛？如何理解毛掌權的那段歷史？”

這的確是“一個爭議頗多、又頗具現實意義的問題”。對此，文中稱：“我以為，毛是個獨裁者，這毫無疑問；但他又不是一個單純的斂權之徒。作為共產黨人，毛有其獨特的社會理想。他並不滿足於僅僅奪取政權做一個太平皇帝。他還要奮鬥去建設一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理念、又符合中國人‘大同’理想的‘人間天堂’，甚至想以此為世界人民做出榜樣。‘繼續革命’的確是實現毛式‘人間天堂’的基本綱領和具體途徑。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義共產革命的基本主張理解為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邏輯的話，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主張就曾是20世紀50~70年代、特別是文革期間支配中國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特殊邏輯。我們要把二者做適當的區分，才能更好地釐清這段歷史的基本脈絡。”

盡管“馬克思主義共產革命”和毛的“繼續革命”確應區分，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蘇東波”已宣告了前者的破產，此前十二年的中共三中全會（更准確地說是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已為後者劃上了句號。正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上述兩個“革命”都遭到了“實踐”的否定，再來仔細區分兩者之間的不同，也許還有理論研究之需要，實際上卻似乎意義不大了。

我們還是回到對毛的評價這個問題上。誠如張博士所言，“毛有其獨特的社會理想”。西方不少學者更認定毛是“理想主義者”。這或者不無道理。但更值得探究的是：毛是個什麼樣的“理想主義者”？

竊以為，運用“實踐”這把尺子來量度，毛是個斷章取義走火入魔的“理想主義者”；是個剛愎自用氣量狹小的“理想主義者”；是個口蜜腹劍出爾反爾的“理想主義者”；是個不擇手段人性泯滅的“理想主義者”。一句話，是“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借用林彪語）才得一見的混世魔王。

毛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其實他只讀過極其有限的幾本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不懂英文，更不懂德文；數學成績差，不懂微積分。《資本論》他從未通讀過，即使翻過幾頁也不可能明白。《反杜林論》充其量囫圇吞棗瀏覽過，也必定是似懂非懂。他概括稱：“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還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濃縮成：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就是他的全部“理論素養”所在。曾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實踐論”、“矛盾論”，“實際上是周恩來、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陳伯達等人起草的，毛澤東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澤東寫的了。”（莊重：《《毛澤東選集》真相》，《開放》雜志，2009年10月號，61頁）

列寧曾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此語不假，我們不應因人廢言。毛以及以之為祖師爺的中共既然“沒有革命的理論”，所進行的也就不可能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只能是掛著“馬列”招牌的農民“造反”，與歷史上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起義”本質完全一致，純屬“改朝換代”而已。

不同的是，毛打下江山，坐上龍庭之後，異想天開，走火入魔，要當世界革命的棋手，搞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後眾叛親離一敗塗地。曾經不可一世的大獨裁者成了孤家寡人，身邊沒有任何親人，在極端寂寞中嗚呼哀哉。其“理想”被證明為徹頭徹尾的狂想！

毛自稱有“虎氣”，“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侃侃而談，讓手下學習劉邦的“豁達大度，從善如流”，不要當聽不得不同意見的西楚霸王，“老虎屁股摸不得”，否則會落得“別姬”的下場。如此引經據典，口若懸河，卻是“馬列主義手電筒”，只照人，不照己。

例如，50年代初，胡風上三十萬言書對文藝政策建言，完全是行使公民權利，他卻欽定之為“反革命集團”，親自下令將其下獄。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寫信給他談“大躍進”存在的問題，意在補救當局的失誤，使面臨斷炊絕境的百姓得以活命。卻被橫加“反黨”罪名，一巴掌打入冷宮。1962年劉少奇揭破“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實情，他懷恨在心，不惜發動“文革”將其打倒，造成十年浩劫，國民經濟瀕於崩潰。

凡此種種，足見其本人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最終逃脫“別姬”和“烏江自刎”的結局，算是僥幸。但其醜惡的真面目，已被越來越多的國人識破。其頑固堅持的“理想”，十足是具有正常思維的普通民眾的噩夢！

不可否認，毛舌燦蓮花，文才出眾，否則也不會在剛過而立之年成為孫中山賞識的青年才俊，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實際主持部務。對於當時的國民革命及北伐大業，他不無寸功。但此人深受列寧的“共產邪說”蠱惑，煽動階級仇恨，其所激賞的湖南農民運動實質為“痞子運動”，與現代社會的法治精神形同水火。

至1927 年夏蘇俄及中共勢力坐大，國民黨不得不實行“清黨”，毛迅即落草為寇，成為魯迅所稱的“山大王”。在緊握槍桿子的同時，其筆桿子也未嘗放下，特別是自抗戰起10餘年間，在一批難得的干才如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傾力協助下，毛使盡渾身解數，舞文弄墨，搖唇鼓舌，炮制了一批漂亮文章，贏得了文宣的優勢。其花言巧語，尤其連篇累牘的“民主”言論，令廣大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學生受其迷惑，誤以為真而心向往之。

不過，毛生性乖僻，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朝令夕改，喜怒無常，登基後尤其變本加厲，往往令手下及臣民莫衷一是。1957年春號召干部群眾大鳴大放，幫助中共 “整風”，宣稱“言者無罪”。曾幾何時，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一片赤誠，慷慨陳詞，卻被毛誣指為“向黨猖狂進攻”，扣上“資產階級右派”的如山大帽，並趕制 “勞動教養”的非法條例，加以殘酷迫害。至少55萬“右派”沉冤莫辯，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全軍覆沒。神州大地萬馬齊喑，言路盡塞，從而為其後緊接著的大躍進與大飢荒打開了大門。

如此言而無信，公然“引蛇出洞”，還要以“陽謀”自詡。毛身為罪魁禍首，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堪稱世所罕見。

毛天生異稟，有別常人。他以“反潮流”為傲，價值觀出人意料，道德感極為另類。據其侍從回憶稱：有次在中南海住地看香港古裝片，內容是青年書生甲、乙同時愛上某富家小姐，某日小姐失足掉入花園中一口深井。甲捨身下井救人，講好乙在上面接應。不料甲在井下將小姐托至井口，乙接過小姐後卻把井口封住，企圖使甲困死井下。後甲僥幸脫險，終與小姐成親。看完影片，侍從們無不唾棄乙之卑鄙陰險。毛卻獨持異議，認為乙之利己行為出自人之常情，無可厚非；反而是甲太過迂腐，下井前應作好兩手准備，提防乙加害於己。此番高論，令侍從們驚詫之餘敬佩莫名，自愧不如“主席”之高瞻遠矚，見識超凡。

見微知著。由此可見毛品格之一斑。要言之，《三國演義》曹孟德殺死呂伯奢一家時，所秉持的准則：“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是也。換句話說，為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可以不擇手段。“仁義道德”，婦人之仁也。“人民救星”焉能如此婆婆媽媽？

對此，毛毫不隱諱。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對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首腦講話時，他就聲稱如“帝國主義發動戰爭”，中國死三億人，世界死一半人也不要緊，一樣實現共產主義。各國共黨首腦聞之瞠目結舌，感到不可思議。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正如其詩句所云：“撒向人間都是怨”，對之理應如送瘟神一樣，“紙船明燭照天燒”！不是嗎？（09-10-5）

毛“反修防修”和批“走資派”有“積極意義”嗎？

—與周良霄先生商榷

讀《周良霄、顧菊英夫婦談文革史研究》（以下簡作《周顧談》），頗受教益。尤其周先生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論斷：“剛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識的大爆發”，認為“慎之先生所提出的，把毛澤東、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國傳統和游民文化中來研究，應該是更深入的一個方向，值得大家重視。”可謂確有見地。

但當訪問者提出：有人認為毛“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對“黨內走資派”的批判有“積極意義”，詢問周對此的看法時，周表示認同。他稱“毛澤東是二十世紀農民革命在一個大國的勝利者，也是新世紀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有影響的思想家。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當權派’這一概念，是極具深刻的理論與現實含義的重要命題。”此一論點，實在令人難以苟同。

首先，稱毛為“思想家”恐怕說服力不足。按照通常的理解，“思想家”應該是創立較嚴謹的思想體系，且本人有相應的理論著作或言論記錄的大學者。如孔子、亞里士多德和馬克思等，都當之無愧。而“自稱是‘綠林大學’畢業，自命為‘紅色的山大王’”（見《周顧談》）的毛，其思想雜亂無章，固然富於空想，概括起來離不開“造反有理”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兩條。

至於毛的理論著作，和中外公認的思想家相比就更提不起來。例如，被郭沫若吹捧為“雄文四卷”的“毛選”四卷，160餘篇文章（含書信、電報、文件及演講稿）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餘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莊重：《《毛澤東選集》真相》，《開放》雜志，2009年10月號，60頁）

再看毛所有470餘篇文稿（含講話、報告、會議決議、論文、電報稿、社論、按語與批示等），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黨校歷時五年的調查，核實一共有250多篇“不是毛澤東親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160多篇報告、講話、電文、社論是由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中央秘書局（辦）和中央工作人員起草完稿的。毛澤東僅僅對部分報告、講話作過審閱或批上‘同意’、‘好’或簽上‘毛澤東’三字。”（同上，62頁）事後，上述中共有關部門於 1993年6月初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報告。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三點批示，頭一點是：“中央一貫認為，《毛澤東選集》中的理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革命工作的結晶，不是個人的。”（同上）可見，毛只是個浪得虛名的“思想家”。

事實上，連毛本人在文革期間也承認，他“那幾本小書”（指“毛選”四卷）沒有那麼大的法力（大意）。對於自己的理論水平，他還多少有點自知之明。

其次，周先生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執政黨通過專政和剝奪，把全國的資源控制在自己手裡，在特權壟斷下，以國有的名義，分任各個部門的當權者掌管，國有實際上就成了官有。這個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義、特權享受、貪污腐敗、魚肉百姓，而終至於發展成為潰敗的不治絕症。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並且大膽地把它揭出來，希圖通過群眾運動，不斷革命來克服。這是他遠遠超出他的同輩庸人們的地方。”（見《周顧談》）這種說法應屬溢美之詞。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義、特權享受、貪污腐敗、魚肉百姓，而終至於發展成為潰敗的不治絕症”，堪稱早在斯大林治下的蘇俄時期就有目共睹。西方許多學者和政治家從20年代到50年代，先後不斷“大膽地把它揭出來”。而“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後一句更准確的翻譯是 “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更是阿克頓勛爵（1834-1902）廣為人知的名言。

特別要提到的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剛閉幕不久，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流傳到外間，鐵托即尖銳抨擊蘇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弊端，指出這種缺乏權力制約的制度，乃個人崇拜和官僚主義滋生的溫床。西方多國共產黨或工人黨的領袖都表示認同。

與此同時，當時中國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如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等，也早就看到同樣的問題。只是由於沒有宣傳輿論陣地，他們的觀點才在次年大鳴大放時期公開發表出來。其實，官僚主義等“三害”的嚴重性，普通百姓老早就有切身感受，可以說，芸芸眾生在毛之前已“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不過由於毛實行 “輿論一律”，加上肅反運動的威懾，人們敢怒不敢言罷了。

所以，周先生所講毛在此問題上之英明過人，大概只有“大膽”兩字符合事實。因為只有毛掌握話語權，別的人不具備“把它揭出來”的條件。

除了“大膽地把它揭出來”之外，毛“希圖通過群眾運動，不斷革命來克服。”周先生據此認為：“這是他遠遠超出他的同輩庸人們的地方。”此一論斷或許不無道理。

看來，毛的“同輩庸人”應包括上自劉、周、朱、鄧等毛的親密戰友，下到升斗小民。蓋幾億人的泱泱中華，只有孤家寡人可以暢所欲言，可以“運動群眾”，“不斷革命”即不斷折騰。連堂堂國家主席，毛只要動一根小指頭就可把他打倒，弄到死無葬身之地。這不是“庸人”是什麼？

周先生又稱：事實上，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官僚主義當權派與人民的對立與矛盾，只有廢除一黨的特權壟斷，實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義變革才能達成。然而這又正是毛澤東所不願和不能采行的。我認為這原應該是我們從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個重要教訓。遺憾的是在後來的改革開放中，政治的改革被擱置，官僚主義當權派事實上已在復活和發展，並且還和金錢結合了起來，形成新的權貴資本主義，文革僅有的一點積極意義也就完全喪失。（見《周顧談》）

應該說，這段話立論大體不錯。問題是“文革僅有的一點積極意義”這樣的用語十分不妥。連中共當局也在《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斷言：在任何意義上文革都不是“革命”，因此要對之予以徹底否定。試問，文革何來“積極意義”？

如果說它的教訓理應吸取，那也絕不意味著文革本身有任何“積極意義”。這就像因某人玩火而遭殃以致被燒到體無完膚的人，康復後一定會銘記個中教訓，對別人玩火百倍小心，但豈能說他被火嚴重燒傷這件事具有某種“積極意義”？

周先生在訪談中指出：“要寫好文革史，前提就是充分批判毛澤東。”這是不刊之論。遺憾的是，從以上分析看來，周先生本人對毛的批判就並不“充分”。而且對文革的“否定”也似乎並不徹底。但和周先生這樣的專門學者相比，筆者畢竟淺薄得很。所談各點，謹供參考。如有冒犯，敬祈海涵。（09-10-7）

毛澤東害死劉少奇罪責難逃

眾所周知，毛對知識分子極為鄙視和敵視，這種心態當然應予批判。但知識分子也確實有自身的弱點，值得反躬自責。例如，某些學者將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歸結為毛的“理想主義”，即所謂“反修防修”，建立“全新的社會”，造就“全新的人”；更有的至今還在強調毛受林彪、“四人幫”蒙蔽，致使一批中共的“開國元勛” 死於非命。連篇累牘，喋喋不休。

其實，毛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答案無非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劉少奇怎麼死的？毛害死的！簡單明了，一清二楚。哪怕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工人農民都能理解，都會認同。

遺憾的是，有的學識淵博閱歷豐富的文化人，似乎偏要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或者故意兜圈子，耍筆桿，這到底是要幹什麼？

新近讀了一篇長文，頌揚劉少奇遺孀王光美高風亮節，善待毛的後人。讀畢很不是滋味。尤其是下面一段：王光美和子女們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於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謝富治他們一伙。他們將中央文革小組凌駕於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著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縱著“群眾運動”，熟練地運用著 “階級鬥爭”，又善用“筆桿子”大造輿論，轟轟烈烈地將極左推向極端，既極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違心地不同意他們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規模地“清君側”，孤立毛主席，不僅是要打倒老帥、老將、老幹部，還要暗地裡往死裡整。毛主席越想保誰，他們就越是把誰往死裡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們陰謀殘害而死的。

以上這些簡直是顛倒黑白，一派胡言！試問，如果不是毛要把劉少奇置之死地，林彪、江青他們能使堂堂的國家主席赤身裸體庾斃開封麼？“王光美和子女們”對此會不清楚麼？而“他們將中央文革小組凌駕於政治局和常委之上”，不是由於毛撐腰麼？毛本人不更是“凌駕於政治局和常委之上”麼？

講到江青“有著特殊身份”，不就是因為她是毛的婆娘嗎？操縱“群眾運動”之牢，運用“階級鬥爭”之熟練，以及“筆桿子”的善用，誰能在毛之上？江青在受審時不是聲稱她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她咬誰就咬誰麼？

什麼“極力左右”毛，迫使其“違心地不同意他們也不行”，毛就那麼容易任由他們擺布？什麼“孤立毛主席”，就他們那幾個人辦得到嗎？誰會相信？

“少奇同志就是被他們陰謀殘害而死的”，這不是為毛開脫謀害國家主席的滔天罪行嗎？

套用評《水滸》時的用語“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上面那段話應叫做“只反林、康、江，不反毛皇帝”。實質上為罪魁禍首惡貫滿盈的“斯大林加秦始皇”洗刷罪孽。

下面一段就更是離奇了：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會上講，九大時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謝富治這伙人非常緊張。……於是，他們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謠誣蔑，……極力動搖和改變毛主席的態度。……他們……將……證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內奸”和“工賊”問題的所謂“歷史材料”，都擺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覺得自己“不知道劉的歷史情況”，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調查”少奇同志的“歷史問題”。……他們……迅速編造《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欺騙毛主席、黨中央和全黨、全國人民。二是切斷電話線，斷絕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總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聯繫，……。三是掌握輿論，先羅織罪名，掀起一輪輪大批判高潮，造成“徹底打倒”的既成事實。四是緊緊控制和不斷策動紅衛兵和造反派多次舉行大規模批鬥大會，借群眾的手，用慘無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裡整。……將70歲高齡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臉腫腿瘸，再也直不起來。他們按照林彪“一號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開封“特別監獄”，最後少奇同志死在那裡。他們還制造王光美“特務”案，林彪親自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毛主席看到“判決書”，立即寫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證據”幾個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這場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親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關進監獄，連只有六七歲的瀟瀟也挨過圍攻和批鬥。

讀完以上的奇文，不由得記起毛的一句名言，叫做“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此處暫不評論毛的強詞奪理，只想說作者正是采用“過正”的手法，去替毛卸去罪責。殊不知效果適得其反，更令人難以置信。

試想，曾被宣傳為“高瞻遠矚洞察一切”的毛，會“真的覺得自己‘不知道劉的歷史情況’”，那不成了昏君麼？“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調查’少奇同志的‘歷史問題’”，“偉大領袖”會這樣被動與無奈麼？“切斷電話線，斷絕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總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聯繫”，“把少奇同志往死裡整”，沒有毛的默許當時誰敢這樣做？

後面寫林彪親自判王光美死刑“立即執行”，那是張冠李戴了。處決王光美的字樣乃周恩來親筆加上去的，此事已見於多種資料，與林彪無涉。毛批“刀下留人”倒不假。而王光美晚年善待毛家後人，大概也包含報答毛救命之恩的意味。

應當指出，王光美及其子女如何看待文革，不論持何種想法都有他們的自由。但不能歪曲歷史真實，為毛塗脂抹粉。否則作為受害者的配偶和親屬，他們將愧對劉少奇在天之靈；作為中國人，他們也將愧對自己的大陸同胞。因為畢竟劉有過“國家主席”的名分。

如果該文作者擅改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原意，極力給毛洗刷，那麼就更加不足為訓，跡近為虎作倀，應受譴責。（09-11-9）凌晨

毛的“心靈革命”應予徹底否定

—讀《“共和”六十年（下）》感言

早在本月12日，即拯救了中共的“西安事變”63周年紀念日，得閱張博樹博士新作《“共和”六十年（下）》。拜讀之後，深感全文高屋建瓴，氣勢磅薄。針砭時弊，鞭辟入裡。其中將“國人目前的普遍精神狀態”，概括為“精神存在領域的平庸和精神支撐領域的無根”，准確生動，言之成理。

作為反思中共建政一甲子之成敗得失的系列學術論文終結篇，該文突出的特點與優點在於冷靜客觀，持平公允，毫無激憤之語，而充滿補天之誠。其最後一段以“再造共和，再鑄民魂”作結論，思想深邃，熱情如火，流露出一片赤子之心。倘與當年白樺名作《苦戀》相比，同蘊愛國愛民之忱，卻絕無詰責當局之詞。溫和含蓄如此，若借魯迅用語，其風度可謂“費厄潑賴”之至矣。

不過，張氏雖一片恂恂君子的儒雅之態，當局卻並不對之還以“費厄”。就在我們這位享譽國際的憲政學家、18年來“助研”職稱原地踏步而毫無怨尤的博士，一如既往建言不斷筆耕不輟之際，中國社科院於年關歲末悍然宣布將其除名。此舉恰好證明張文所提有關“如何看待今日中國的‘崛起’和‘強大’”的一個重要論點，即：

如此懼怕批評，懼怕“異議者”，懼怕獨立的公民社會，絕不是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和政府所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今天的“崛起”和“強大”又是表面的，它的肌體深處還有太多的病灶，需要探查，需要診斷。

值此張博士橫遭中共粗暴打壓與迫害之際，筆者謹對之表示誠摯慰問。衷心祝願其煌煌巨制---計劃為六卷的《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最終得以勝利完成。

與此同時，本著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謹對該文一處有關“心靈革命”的論述提出商榷。

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媒體秉承“黨”的旨意對“致富”的歌頌，當然是對文革年代“鬥私批修”的反動；但官方的討好戰略，主流意識形態一唱30年的致富經，卻使整個民族看上去顯得如此平庸。須知，2000多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懂得要對財富追求施加倫理限制的道理；（注14）而據馬克斯·韋伯的研究，西方的新教倫理曾經有力地平衡了工業革命時代人們對財富的衝動，“你可以為上帝勞動而致富，但不能為肉體的罪孽而致富”。問題是中國人既遠離了孔夫子，也不曉得上帝是誰，馬列主義與毛思想的神像又在坍塌之中，橫流的物欲自然像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這就是從文革時革命的癲狂走向改革年代物欲的癲狂、貪婪的癲狂的辯證法。

這段話把中國古訓與西哲的理論作為參照系，使今天大陸社會逐利的“癲狂”顯得格外觸目驚心，無疑堪稱作者神來之筆。而“注14”則寫道：比如，先秦時代齊國的晏嬰就曾提出，逐利不可無度，還要顧及“義”，“廢義則利不立”。中國歷史上很多思想家主張抑商，除了其他因素外，經商活動對人們精神的負面影響是重要理由，所謂逐利行為使人“好智而多詐”，無盡地追求財富只能導致心靈的不潔。我們已經看到，毛其實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部分地由於這一點，才有其“繼續革命”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之鼓吹。毛的“心靈革命”固然是烏托邦性質的，但直覺地意識到問題並試圖解決之，卻是毛作為思想者遠高於劉、鄧、周等人的地方。

以上關於“抑商”主張的來由並無深入分析，而且“經商活動”與“逐利行為”亦不能劃等號，此處不來細說。只談毛鼓吹的“繼續革命”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到底是什麼貨色，其“心靈革命”葫蘆裡又賣的什麼藥，“毛作為思想者”是否“遠高於劉、鄧、周等人”。

所謂“繼續革命”，全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實際上根本不是什麼縝密嚴謹的“理論”，只是乾巴巴的幾條毛語錄七拼八湊而成。對此，作者在《“共和”六十年（上）》中曾寫道：“繼續革命”理論的正式提出是在文革開始不久的1967年。它的內容及其理論要旨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1）必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

（2）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始終存在階級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3）這個鬥爭本質上仍然圍繞著政權進行；

（4）鬥爭必然反映到共產黨內，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表人物；

（5）必須通過文化大革命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引向深入；

（6）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

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套“繼續革命”的“理論”最值得注意的是兩點，那就是毛所謂的從“走資派”手裡奪權和“要鬥私批修”。前者我們可以稱為政權革命，後者則可以稱之為心靈革命。

其實，奪“走資派”的權無非是毛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異己之舉，屬於中共內部權力之爭，說得難聽一點叫做“狗咬狗，一嘴毛”，與“革命”完全不相干，談不上什麼“政權革命”。

但它和“心靈革命”即“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目的一致，即旨在鞏固毛王朝的一統江山。毛一心建立的“理想社會”輿論一律，思想單純---以毛一人的思想為思想，其餘均屬異端，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予以鏟除。

因此，“鬥私批修”這個綱領等於思想滅絕，較之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做法更違反人性。它所針對的遠遠超出經商活動與逐利行為。

不言而喻，所謂“私”，指的是每個個人。“鬥私”，就是根本否定個人利益，只承認集體利益。這和《共產黨宣言》所憧憬的理想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提法背道而馳。事實上，毛提倡的“公”把“黨”置於首位。而他本人，又凌駕於“黨”之上。“朕即國家”，只有他代表人民，他便是最大的“公”。

在這點上，毛的“親密戰友”中唯林彪一人心領神會。1963年3月5日，毛題詞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中央常委劉、周、朱、鄧亦銜尾題詞，寫什麼“學習雷鋒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等等，均不得要領。林彪獨樹一幟，題曰：“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即毛的忠實奴才。對自命“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偉大領袖”來說，這才“正合孤意”。

至於“修”，則是“修正主義”的簡稱，但自毛起到其手下所有御用文人，始終說不清何為“修正主義”。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本就一知半解，完全不懂得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才真正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講的變“修”，只意味著沒有隨時聽他的話，不折不扣地照其往往朝令夕改的指示行事。

這裡不妨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作些介紹，因為早在1958年，張春橋就曾以一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博得毛的歡心。

按照張春橋之流的高論，等價交換代表了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是“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因為每個勞動者的智力、體力不可能一樣，其家庭人口亦未必相同，從而導致每人分配所得多少不一。只有按需分配才能實現所有人真正的平等。

但按需分配建基於社會產品極大豐富，植根於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1958年大陸社會生產力低下，當然絕無可能實行按需分配。於是張春橋在文章中為戰爭年代的供給制大唱贊歌，憶述當時干部從上到下實行免費供給生活必需品，悉皆與人無爭、樂也融融的情景。

對此，趙樹理《楊老太爺》中有句話：“供給制干部要什麼錢？當干部又不是做生意！”當時零用津貼都很少，大家都沒什麼錢。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搞的軍事共產主義，雖然再也不合時宜，毛卻還是心向往之，故特地為該文親撰按語，表揚張春橋那種脫離實際的極左高調。

其實，張春橋文回顧供給制時“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即王實味所指出的中共根據地內“衣分三色，食分五味”。就拿伙食講，大、中、小灶之外還有特灶，毛便享受特灶。穿衣方面有毛料、布料的不同，干部和戰士的上衣有四個與兩個口袋之別，等等。且不說這些區別合理與否，最低限度說明在分配方面當時也不是絕對平均。

就毛本人來講，他當然不必為錢操心。無論延安時期，或是入主中南海之後均如此。50年代起，《毛澤東選集》的稿費便是天文數字，盡管所有四卷160篇文章中，只有12篇是毛執筆撰寫，其余都是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和秘書，包括周恩來、張聞天、劉少奇、任弼時、瞿秋白、陳雲、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林楓、鄧力群、艾思奇所作（《開放》雜志2009年10月號，60-61頁），數千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卻由他一人獨得。坐擁如此巨額的錢財，在6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陸，無疑堪稱首富。須知那時廣州工廠裡的學徒工，月入才18元！

所以，毛指責別人追逐私利貪圖金錢，實在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他固然茫無所知，即使計劃經濟亦要遵循價值規律他也不懂，卻一味妄圖以長官意志操控一切。例如大煉鋼鐵 “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無償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動輒過億，真是揮金如土。弄得本國千萬百姓吃不果腹，衣不蔽體，還要治下臣民 “鬥私”，這樣的昏君“作為思想者”其理論及舉措能說高明嗎？

反之，“劉、周、鄧等人”60年代初面對啼飢號寒的民眾，還能保存一點人性，比較務實地努力設法為之解決溫飽問題，放寬政策允許經營自留地、自負盈虧企業並開放自由市場，同時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即“三自一包”），使“新中國”總算度過了大飢荒，這不是值得稱頌嗎？何況這當中出現的“經商活動”規模極小，從事者主要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其所得利潤也極為有限，基本上僅可用於養家活口，豈能對之扣上“無盡地追求財富”和“心靈不潔”的帽子？而“劉、周、鄧等人” 體恤民情利國利民的權宜之計，有效地挽狂瀾於既倒，大得民心，怎能反過來對其肆意貶低呢？

行文到此，想起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的一段話，略作改寫：毛的“繼續革命理論”確比劉、周、鄧們的思想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獨裁者所特有，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毛的高超的理論，並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其高揚“鬥私批修”大旗之所為，非但有背於中國人當時以至現在為人的道德，而且實際上是不讓人活！

總之，毛精心策劃的“心靈革命”毫無可取。但於張博士大作全篇而論，其對此的提法僅屬白璧微瑕。以上僅供作者參考。

毛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簡評張博樹講稿

讀了張博樹《毛澤東時代是否有意義――關於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對其主要觀點難以苟同。

該文原載《觀察》，乃“中國批判理論建構十講（第1講）”。文末注明：“講座時間：2008年6月7日；根據錄音整理、修訂”。盡管作者身為嚴肅的憲政學者，治學嚴謹，不乏佳構，但該文卻無法自圓其說。對此，劉放先生的商榷文章《毛澤東是真誠的共產黨人嗎？》（載“博訊網”）分析相當透徹。

劉文指出： “一個真誠的共產黨人，應該是包含兩種涵義：一，有真正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立場、理念（而不是什麼創造性地發展了的，實際上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歪理邪說）；二，有共產黨人所標榜的忠誠老實、謙虛謹慎的道德修養。如果將一個連基本的共產主義人道立場原則都沒有的人，稱之為‘真誠的共產黨人’，這觀點實在難於讓人接受。”

劉文列舉了反右、大躍進、大飢荒皆緣自毛的暴政後，談到文革時稱：“事實證明，毛澤東發動文革想搞掉劉少奇及他自己認為的‘劉少奇司令部的人’，其最主要動機是為了排除異己，涉嫌泄私憤、打擊報復。”這就剝開了毛的種種畫皮。活畫出其“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曠代暴君面目。

這裡只補充兩點：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與效果適得其反；二是毛的“革命實踐”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關於第一點，可以不必多說。1921年成立的中共本來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旨在為蘇聯效力，而並非志在為本國同胞“謀幸福”。突出的一例是：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不到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當年11月7日，即蘇聯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當天於江西成立。這是明目張膽的分裂祖國，十足的漢奸行為！毛當時就是這個偽政權的“主席”。

換一個角度，如果用馬克思主張的“解放全人類”來衡量，中共建政60余年，國人被壓迫被剝削者日益增多，貧富懸殊令人乍舌，社會不公變本加厲。可見，就算是那些“真誠的共產黨人”，如張聞天、彭德懷、胡耀邦等幾位，不論其個人品格如何完美，實質上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

這裡不妨舉個最新的事例。昨天鳳凰衛視播出劉錦麟主持的節目《山寨之旱》，反映現時貴州某山村300余名居民的苦況。他們每天要爬山越嶺到十餘里外背水，一天三趟，每趟60斤。楊錦麟親自嘗試了一下，深感極不好受。他問一位十來歲的少年苦不苦，少年頷首為應。又問：背來的水並不干淨，能喝嗎？答曰：是常拉肚子，沒辦法（只好照喝）。再問：會怨誰嗎？答曰：“（這是）注定的”，一臉無奈的樣子。

筆者看到這裡忍不住鼻子發酸，不知道曾經在此當過第一把手的“今上”，會作何感想？能夠用已經解決了當地山民的“生存權”來搪塞嗎？試問整天把“負責任”掛在嘴邊的北京政府，治下百姓的日常食水竟如此困難，能證明你們的“偉光正”嗎？

倘說這是百年一遇的大旱，茫茫神州類似的小山寨只是極其個別的，300村民在13億人口中實在微不足道，絕大多數民眾生活已步向小康，故不能以偏概全。那麼，說回中國這個世界大國的路向這樣帶根本性的大問題吧。

65年前，毛在1945年6月11日發表的中共“七大”閉幕詞中，宣稱“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可是毛登基一甲子過去，至今大陸連村長的民主選舉也尚未實現，“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回歸快要13年，同樣沒有真正的普選，“這是為什麼？”

事實上，作者在其著作中曾經肯定，總體而言，民國時期走上了通向民主憲政的軌道。但日寇侵華使開端良好的“亞洲第一共和”發生變化。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更徹底中斷了此一歷史進程。

不過，80年代中期起，退守台灣的蔣政權順應潮流，終於步上憲政的光明路。縱使其間尚有許多不如人意之處，但民主制度畢竟在中國人的某處土地上建立起來了。孫中山的理想---“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於祖國寶島成了舉世公認的現實。

兩相對比，不禁對該文提出的“有意義”感慨萬分。難道神州大地至今民主遙遙無期“有意義”？

魯迅嘗云：墨寫的謊言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筆者相信，作者絕對無意為當局塗脂抹粉，但若要論及“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就不能回避若干觸目驚心甚至慘絕人寰的歷史事實。

在這一點上，正如劉放文中所言：“評價毛澤東有個更重要的參數，那就是毛時代餓死害死的幾千萬個生命。據現有的資料，歷次政治運動遭殺害的人，連同大飢荒時餓死的三千多萬人，至少應不低於七千萬人。這是個很恐怖的數字，也是任何評毛者都跳不過去的數字。”

還有，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揭露的：內戰時期長春圍城至少餓死十余萬市民，他們的“死於非命”，和毛時代“非正常死亡”的人間慘劇，無論如何談不到“有意義”吧！

因此，我同意作者表示異議的旅美學者辛灝年先生的觀點：對“偉光正”就是要徹底否定。這正如中共自己的正式決議中也徹底否定“文革”一樣。不過這種否定並不意味著對7000萬黨員人人都要進行清算，也不意味著必須以暴易暴。

扯遠了，就此打住吧。

此外還要說幾句。承蒙作者在該文《補記》（2010-1-9）中提到賤名，固然為其包容感到欣慰，但對被稱“老先生”頗有點不是味道。

作為57右派幸存者，本人雖剛過古稀，但“有意義”（借用該文題目中此一用詞）的年齡應減去22，也就是說不過48而已。比此刻的博樹“老弟”還小7歲，何況今天年過80者比比皆是？（2010-4-10）修訂

毛不食嗟來之食？

高華《歷史筆記》II中，第四編有“初讀《楊尚昆日記》”，對此起訖時間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的珍貴記錄，高予以高度重視。但有關大饑荒時期進口小麥一事，書中這樣寫道：“1960年夏，蘇聯政府突然中斷對華援助，撤走專家，恰逢我國遭受特大經濟困難之際，給我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1961年3月，赫魯曉夫對我國作出姿態，提出願意以貸款方式供給我國小麥100萬噸和轉口古巴糖50萬噸，事關重大，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後，要向毛澤東彙報，請毛定奪。此時，毛已退居二線，住在廣州，但所有重大問題仍需老人家親自拍板。為此，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專程飛穗。毛一錘定音，不要糧食，可以接受糖。從楊尚昆的這段敘述中，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主席不食嗟來之食，堅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堅強。”（頁188）

高華的這段文字大謬不然。大饑荒喪生上千萬人，且不說毛責無旁貸；而赫魯曉夫雪中送炭，哪怕是作出姿態，二千萬斤糧食可以救活我國多少同胞？人命關天，毛擺什麼譜拒絕進口這些救命糧？至於此前蘇聯政府斷援助撤專家，一個巴掌拍不響，豈能全部賴在原先的“老大哥”那一方？遺憾的是無法起高華於九泉之下再作辯論了。無論如何，此處高忽然尊稱“毛澤東主席”且力挺其獨斷專行，實在令人失望之至！（2015/01/04）

為共張目，替毛招魂

－評電視紀錄片《飛虎奇緣》

“本片講述中國著名記者張彥的生動經歷及他與美國飛虎隊朋友們的傳奇故事”。

這是“美中聯合攝製電視紀錄片”《飛虎奇緣》的《簡介》第一句話。“著名”云云，乃自說自話。谷歌搜索得：張彥（1922--），男，《中國建設》負責人、中共黨員。西南聯合大學畢業，認識美國飛虎隊的迪克、莫里斯、貝爾和海曼，並成為好友。後曾採訪報道“開國大典”；籌備出版《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英文半月刊。1957年，調《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主持工作。因為說：“我們的（共產黨）支部生活不夠民主。”“肅反、反右都應該實事求是，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被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赴美任《人民日報》首任駐美記者。見到分別35年的美國朋友迪克、莫里斯等。1981—1989年重新主持《中國建設》雜志至 1989年離休。

該片最大問題在於歪曲抗戰歷史，竭力為中共塗脂抹粉；同時，更千方百計美化罪惡深重的毛，公然替之揚幡招魂。

人所共知，共軍在日寇全面侵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八年中，只有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較為著名。前者是忻口會戰的一小部分，殲滅日軍一支輜重隊數百人；後者乃朱德、彭德懷策劃，事後一再受毛指責。甚至1959年廬山會議上仍拿來算賬。

上面提到的會戰指中日雙方出動十萬兵力以上的對陣，國軍參加會戰22次，連同其他中小型戰鬥，陣亡將領206名；而共軍犧牲將領只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一人。新四軍最知名的“黃橋戰鬥”打的是國軍---中國人打中國人！可見，郝柏村所言毛提出“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方針，並非捏造。其中應付也者，即伺機消滅國軍也。

該片無法掩蓋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其夫人宋美齡致力於恢復與重建空軍的功勳，尤其抹煞不了宋赴美遊說援華，包括在國會演說引起轟動的史實。但卻挖空心思地將延安描繪成當時國人景仰之民主勝地，這是明目張膽篡改歷史！

更使人憤慨者是將毛塑造成備受崇敬與愛戴的中國人民大救星，卻隻字不提其在內戰中為爭天下使用之殘忍手段，例如長春圍城餓死的市民不下數十萬。1949年 10月毛登基後，政治運動不停，整人無數，連張彥這樣“忠誠”的黨員也入了另冊，含冤20餘載。大躍進、大饑荒，餓殍不下3700萬，片中無一鏡頭反映；文化大革命一億人受害，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也未見真實再現。

應該指出，此片一大特色是把幾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飛虎隊員，刻畫成對毛頂禮膜拜的美國人民的代表。誠然，若干“不明真相”的美國人對毛的暴政茫無所知，甚至也有至今依然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左派”，但他們絕對迥異於美國主流。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才是絕大多數美國人認同的核心價值。關於大陸中國和美國兩種價值觀之優劣，張彥本人的子孫便是活的見證---他們悉數移民大洋彼岸的花旗國，無一例外。只有耋耄之年的老兩口留在北京！這二位篤信“共產主義真”的離休高幹，跟那些現任高官同列“裸官”一族，心有靈犀，彼此彼此。

可以設想，當此長達120分鐘的四集電視片在大陸播出，幾億中國農民，特別是兩億農民工看了之後，會作何感想？總策劃/總編導陳德福宣稱的“人物命運”不是太敏感了嗎？那眾多住房被強制拆遷者，以及多年持續不斷上訪者，難道不會生出粵語所云“同遮（雨傘）不同柄，同人不同命”的慨嘆？

還有，當年為拯救2000餘名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中國百姓犧牲了20餘萬人。對此，倖存的美國飛虎隊老兵自然感激不盡。但事過60年後，當他們竭盡所能意欲向救命恩人表達衷心謝意之際，為何只有一位護理過飛虎隊員的護士,和一位背過負傷的美國兵的農民應邀赴美？

紙包不住火，真相總會大白。從這個意義上，此片出籠應予肯定--它必然引發中美觀眾問“這是為什麼？”大概炮制者百密一疏，名成利就飄飄然之際，沒注意到底露出狐狸尾巴來？阿彌陀佛！（11-24）0：12am

毛睡衣上的補丁

大陸環球時報對“駱家輝熱”猛烈抨擊，既無理指摘該位新任華裔美國大使的「廉潔秀」，是“以巧妙的方式干預中國輿論”；更痛斥本國傳媒“忘記自己的身份”，其“批評中國官場的腐敗和官僚主義”之“場合和角度”極之不當。這把火連帶燒到早前訪華的花旗國副總統身上，社評聲言“拜登在北京街頭吃碗面條的安保代價，比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裡享用美食要昂貴得多。”

這真是正如魯迅所云：“人生有限，學問無窮”。原來舉世公認的廉潔這一美德，在“新中國”是不能隨便宣揚的，需要選取適當的“場合和角度”。而身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二號人物，居然對中國國情懵塞無知，未能遵從“入鄉隨俗”的中華古訓，竟率性妄為地依其本國習慣，如平民一般在街頭吃碗麵。殊不知此舉給負責接待的主人家增添了不菲的支出，勞民傷財，罪過罪過！

套用毛62年前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對當時美國國務卿的評價：“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毛澤東選集》，1514頁）看來低好幾輩的拜登在這方面的學養更等而下之。顯然他對新中國的官員保安規定全無認識，於現時大陸民眾之仇官心理以及憤青之反美情結尤其不甚了了。倘非如此，怎會捨棄釣魚台國賓館內高雅餐廳之舒適環境，風塵僕僕地跑到沙塵暴不定什麼時候來襲的“北京街頭”，去展現其“平民化”的風範？更不要說可能碰上熱血沸騰的義和拳後人？

據說拜登當日在麵館的消費是79元“人仔”，折合美金約13元。但中方的保安賬單恐數十倍於此數！粵語叫做“妹仔大過主人婆”也。

由此可見，知人論世確實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表面上作為貴客的拜登隨和親民，廉潔節儉，實際上買單的主人家卻為之付出高昂代價。不過，責不在彼，蓋當局所以如臨大敵地嚴密加強安保，乃極權專制的社會環境使然。何況，如果北京外交部事前向拜登明言，則該位來自文明社會最高層的美國政要，自必不會固執己見我行我素也！

走筆至此，聯想起毛滿是補丁的睡衣。據說以往到過中南海毛舊居的參觀者無不咸為偉大領袖之儉樸感動不已。但近年網上資料顯示，毛此襲睡衣的累累補丁，俱由上海具極高手藝的裁縫一針一線綴上。這些超級工匠均曾在舊上海灘為巨富顯宦效勞，其薪酬與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相比不遑多讓。如果加上睡衣來回專人運送的費用，其“縫補代價”幾何？相信這屬於永遠不會披露的“國家機密”吧！（9-24）13：08

毛就是打算傳位給江青丶毛遠新

－與胡平兄商榷

拜讀胡平兄新作《毛澤東是打算傳位給江青毛遠新嗎》（原載《中國人權雙周刊》），對其論點難以苟同，並覺得文中論證乏力。謹就主要段落點評如下：

“第一，按照毛澤東的本願，他很可能希望江青、毛遠新接班。但是直到毛去世，他都沒有做相應的安排。（首句表明，毛最低限度存在傳位江青毛遠新的願望。這和次句所言並不矛盾。蓋中南海之黑箱作業外人根本無從洞悉，毛到底有無為此“做相應的安排”，只能說是個謎！）江青始終連政治局常委都沒當上，毛遠新則連政治局都沒進。（人所共知，江青在文革時期拉大旗作虎皮，盡管“始終連政治局常委都沒當上”，地位卻儼然一人之下，億人之上。除了前期的欽定“副統帥”林彪不買她的帳之外，連周恩來也經常忌/讓其三分。而後期的毛遠新，就憑一個“聯絡員”的頭銜，便可呼風喚雨。政治局無人敢質疑毛遠新所傳“最新最高指示”之真偽，這樣的話語權本身就是最高權力的象徵！）就算毛澤東在下邊做過另外一些籌劃，打算讓自己家裡的人當大任，但是在共產黨體制和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些籌劃都不可能有多大的效力。（否！上面回顧的江青和毛遠新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之實際分量，足以證明毛直到臨終之前能夠張口說話/執筆寫字的那一刻，仍然是“一句頂一萬句”！如果他確曾“在下邊做過另外一些籌劃”，則這些籌劃將依然具有不容動搖的巨大效力！）因為共產黨制度畢竟不是君主制，最高權力並不是世襲的。（這一句跟後面所舉的金氏王朝之實例相矛盾！）毛澤東畢竟不是皇帝，他不可能通過一紙遺書或密詔就確定接班人選；（毛比秦始皇還要秦始皇，他用鉛筆寫的歪歪扭扭的“你辦事，我放心”，不是起過聖旨的作用嗎？）共產黨也沒有靠領袖遺囑或密詔確定接班人的先例和傳統。（毛讓華國鋒掌權，便等同於開了這樣的先例，須知上述六個字是寫給華國鋒的，在一定程度上具“密詔”性質。）如果毛澤東想叫江青、毛遠新接班，他只有在生前就完成相應的安排，把他們提拔到僅次於自己的最高職位，掌握僅次於自己的最大權力。（未必僅此一途。他可以讓華國鋒過渡一下，以減少由江青一步到位接班必然遭遇的“右派”元老之阻力！何況此類“相應的安排”不必一定要在其生前完成。《三國演義》上有“死諸葛嚇退生仲達”的故事，毛之影響力同樣可延續至其嗚呼哀哉之後！）金日成就是這樣安排金正日接班的，如今金正日也正在以同樣的方式安排金正恩接班。（可見前面那句“共產黨制度畢竟不是君主制，最高權力並不是世襲的”只適用於一般情況，不能排除另有特例！），可是毛澤東沒有做類似的安排，（只能說迄今為止據我們所知是如此，但鐵幕/竹幕後面沒有曝光的東西不可勝數！）所以我們應該說毛沒有認真打算傳位給江青、毛遠新。（何謂“認真打算”？與一般的“打算”區別何在？不管怎樣，此一結論難以成立！）

為什麼毛沒有安排讓江青、毛遠新接班呢？因為那樣做太冒險。（別忘了，毛極富冒險精神！即所謂“與天/地/人奮鬥，其樂無窮”）江青、毛遠新根基淺，實力薄弱，又四處結怨，樹敵甚多。毛擔心，自己一死，右派就會發難。既然江青、毛遠新都是毛家人，又都是毛親自扶上去的，右派要造反，不能不打出反毛的旗幟。到那時，別說江青毛遠新會被推翻，連自己的牌位也會保不住，一鍋端的。（毛知道自己管不了死後的事，作者前面引述過：“張戎認為，在生命的最後歲月，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對他死後天塌地陷毫不關心。”依此邏輯，則“連自己的牌位也會保不住，一鍋端的”他也不會在乎。）

由此可見，第一點不能成為理由。

“第二，毛澤東也沒有讓江青退休養老。我想這是因為他心不甘。毛知道，左派即文革派靠著他老婆打前陣，右派即反文革派不看僧面看佛面，投鼠忌器，拿著左派還不大好辦；要是江青一退出，自家老婆倒是安全了，可是左派陣營卻不戰而潰，右派得勢就更沒有阻力了。所以毛明知讓江青繼續站在台上，日後右派復辟，免不了會把江青當作頭號打擊對像，但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毛也顧不上自己老婆的安全了。”這點跟毛是否打算讓江青接班毫無關系。茲不議。

“第三，在周恩來去世、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毛一方面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方面讓華國鋒接任總理兼任黨的副主席，並且特別聲明是第一副主席，以便和其他副主席拉開距離，成為僅次於毛的第二號人物，並保持這種地位直到毛去世。毛的考慮無非是，希望華國鋒能平衡左右兩派，穩住既有的政治格局。（以上部分同樣跟毛是否打算讓江青接班不相干）至於說毛是否還指望華國鋒在穩住政局的前提下，既尊重江青的攝政地位，又去扶持毛遠新，毛可能有這種打算，也可能沒有。（這樣說豈非與前面第一點的推論相矛盾？）但無論有沒有這種打算，毛很清楚，那以後的局勢將如何演變，已經超出了他的控制。”

最後這句可以成立。但惟其如此，“我們應該說毛沒有認真打算傳位給江青、毛遠新”，這個結語說服力更加不足。

愚意以為，文中提到的“八人幫”照片，是毛打算傳位江青毛遠新的有力證據，亦即表明毛一心效法秦始皇，建立毛氏家天下！並且他早已向身邊心腹明示其心願。否則，時年35歲的毛遠新何德何能，可以跟華國鋒並列挽手，站在“先皇遺體”前面默哀表忠？加上緊貼華右側之江青，後毛王朝權杖誰屬不是昭然若揭嗎？（3- 26）17：01

毛時代“社會上沒有階級”？

－與李怡、余華二位商榷

“簡單說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社會上沒有階級，而毛硬要搞階級鬥爭來爭奪權力，把社會搞得秩序大亂而人人自危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中國，是不講階級鬥爭只講和諧，然而事實上社會上出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中國。”

這是李怡先生近作《毛澤東的中國和胡錦濤的中國》（載《蘋果日報》1月22日）中的一段話。其論據源自“大陸著名作家、小說《活著》的創作者余華”新著《十個詞彙裏的中國》。

筆者並未拜讀過該書，但對余、李二位的論點實在無法苟同。尤其是李文引述的余華書中這段話：“很多人開始懷念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我想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可能只是懷念而已，並非真正想回到那個時代。對於這些人來說，毛澤東時代雖然生活貧窮而且壓抑人性，可是沒有普遍的和殘酷的生存競爭，只有空洞的階級鬥爭，當時的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度過一生。今天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讓很多中國人的生存像戰爭一樣。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裏，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和坑蒙拐騙自然流行起來，於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膽大妄為者常常會成功。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級鬥爭。”

斷言毛時代“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如此說法簡直匪夷所思！

什麼是“階級”？通常的理解應是：“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如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等。” （《現代漢語詞典》，北京，641頁）“在一定社會的生產中處於不同地位的社會集團”。（《商務新詞典》，香港，751頁）

據說，余華新著“列舉的十個詞彙是：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和忽悠。”其中居首的“人民”就包含不同階級。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初，屬於所謂“人民”範疇的有“四大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這些“處於不同地位的社會集團”事實上依然存在，包括那些已被“共產”、每月“拿定息”不足百元人民幣的“資本家”。

上述各“階級”之間等第分明，政治地位高下懸殊！工人最優越，稱“老大哥”，農民為次，算是“兄弟”。後兩者則需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更被視為跟無產階級相對立，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對象，官方毫不隱諱地大張旗鼓公開宣揚“興無滅資”，兩者之間何來余華所云的“平等相處”這回事？

尤其不平等且涇渭分明的，是分處兩極的共幹和賤民。前者又以新王朝的開國功臣及其眷屬居於九天之上，後者是舊政權的官員，加上自鎮反、土改起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者，即文革前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和文革中的“黑八類”（“黑五類”加叛徒、特務、走資派），形同犬彘備受踐踏。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各類賤民倘以毛給出的六億人口的百分之五比例粗略計算，即達三千萬之眾；連同其妻子兒女也就逾億！

毋庸贅述，他們屬於絕對的“弱勢社群”。“對於這些人來說”，余華所謂“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乃是徹頭徹尾的瞎說！當局反覆宣傳被推翻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強調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豈僅說說而已？

試舉一例，百萬右派遭殘酷批鬥，其中不少家破人亡，這叫做“空洞的階級鬥爭”而不是慘絕人寰的迫害？

更離譜的是，余華竟斷言“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度過一生。”這和他自己的作品《活著》反映的生活真實，豈非判若天淵？《活著》主人公福貴僥倖未戴“地主”帽子，幾十年“小心翼翼”，卻厄運連連，幼子死於非命，女兒難產身亡，何來“平安度過一生”？更不要說大饑荒中 3750萬餓殍了！

其實，福貴的人物原型便有他祖父的影子：“文革期間，余華是學生，他每天上課途中，戰戰兢兢看有沒有大字報批鬥他那當醫生的父親。雖然他的祖父在‘解放’以前已經將家中所有二百多畝農地敗光變賣，其父仍難逃‘逃亡地主’和‘走資派’的罪名，遭到批鬥和下放。”（harris’sBlog，2010-1-7）

倘說1960年出生的余華對毛時代“人民”所遭浩劫畢竟切身體驗不多，難免認識偏頗；那麼，早逾古稀之年的李怡先生，可能由於大陸易幟前已處身香江，故所論不無脫離實際之處。

誠然，毛作為權謀高手“要搞階級鬥爭來爭奪權力”。有學者指出，1957年反右緣自毛蓄意挽回其在中共“八大”之失勢，故製造小“匈牙利事件”，先收拾自由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再向“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算賬，結果大獲全勝，得遂“大躍進”美夢。而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大談“階級鬥爭”，則是重施故伎，從劉、周、陳手上奪回因大躍進失敗引致大飢荒而喪失的主導權。

值得注意的是，從“四清”起毛將其所煽起的“階級鬥爭”矛頭指向黨內，提出“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質旨在清除異己，即舉凡沒有服服帖帖向其卑躬屈膝者，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在中共黨內的代表人物。這一手段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時已經使出，彭德懷等幾位犯顏直諫的元老功臣無不成了國民黨的代理人！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社會確實存在階級。毛在文革前的1965年1月提過“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概念，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前者“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文革便是毛打著”批判資產階級“的旗號發動的。如果根本不存在階級，也就無所謂“階級鬥爭”，那樣的話，毛即使“硬要搞”“階級鬥爭“也“搞”不起來！

再者，李文稱“改革開放30年後的中國，是不講階級鬥爭只講和諧”也不合事實。

中共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始於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當時改革開放尚不足30年。此後數年以迄於今，“階級鬥爭”的確罕見於官員之口及各種傳媒。可是“維穩”卻成了頻率極高的詞語，“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南海的既定方針。

其所以如此，余華在上述新作中的解釋是：“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李怡文中原原本本地引述以示認同。

按他們二位的看法，改革開放導致社會分化—“真正出現了階級”，進而“帶來”衝突即“階級鬥爭”，於是社會不穩。這種說法不經一駁。

試問，構成現時大陸權貴資產階級主體之“太子黨”，難道不是植根於毛時代嗎？毛1965年命名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多半屬國有工礦企業以黨政領導為首的管理層。80年代改革開放後，也正是這個管理層（尤以大型國企為最）“先富起來”，蜕變為權貴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李文中關注的處於最低層的兩億農民工，不都來自前三十年一直無權無勢苦不堪言的“農民兄弟”之家？把這幾筆帳從毛身上撇得一乾二淨，辦得到嗎？

總之，“新中國”六十一年多，社會上始終存在階級，由當局發動及主導的“階級鬥爭”也從未熄滅。

僅就階級的構成而論，改革開放後“真正出現了”新的階級，即權貴資產階級，為毛時代所無。至於現時的“階級鬥爭”，事實上有兩種主要形式：“維穩”即欺騙及鎮壓兩手並用軟硬兼施，屬於既得利益集團控制“草根”階層的手段；而“維權”則是工農弱勢群體對權貴階級為富不仁的反彈。（2010-1-25）

批毛應力求言之有據

拜讀《對毛澤東鞭屍三百理所應當》（署名：富爾曼，載《觀察》網2010年7月4日），有些想法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特撰此文與作者商榷。

首先，我認為文中所認同的周濤的說法，即“毛澤東紀念堂不該修，應當鞭屍三百”，是有道理的，筆者完全贊成此種觀點。

但是，口誅筆伐的“鞭屍”應言之有據，擺事實，講道理；不宜粗暴罵街，尤其忌用文革式的語言。須知對於像毛這樣具有極大欺騙性，且在國內外評價有重大爭議的人物，必須著重從政治思想上深挖狠批，而避免陷於兩性關係、宮闈秘聞的羅列渲染。否則，不僅無法剝開毛所謂“偉大領袖、開國有功”的畫皮，並徹底肅清其流毒，反而會授人以柄，激起毛派極左分子的反撲。

因此，該文開頭在《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麼人？》的小標題下，以黑體字答曰：“青面獠牙的害人狂”，這種比喻式的表述文風殊不足取。特別是緊接著講：“毛澤東最怕最恨的是知識份子。他無時無刻不在算計讀書人。”而後列舉自1950年毛“絞殺《清宮秘史》”起，到“批判《武訓傳》”，批“俞平白的《紅樓夢研究》” 等等，直到1955年的“胡風事件”，這些無疑都是毛的罪行，可是受害者基本上限於“知識份子、讀書人”，故作者的論據顯得不夠有力，其論點（毛是“青面獠牙的害人狂”）似難以引起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之共鳴。

何況稱“胡風事件”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冤案”並不確切。無論清朝的康、雍、乾年間之文字獄，明朝朱元璋的胡惟庸案、方孝孺案等，均屬同類的“大冤案”，毛只是步其後塵而已！

作者在下面一段講反右，這對於“知識份子、讀書人”，倒是堪稱為“中國有史以來的大冤案”之最。可惜，文章並未進一步指出：此案絕非僅僅把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打入地獄，更大的惡果是使“萬馬齊喑”，舉國上下幾億人幾乎再無敢講真話者，從而直接導致“大躍進”與“大饑荒”，也打開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門。也就是說，儘管反右中入另冊而直接淪為賤民的，以知識分子為主，但自黎民百姓至中共高層，自此無不臣服於毛一人之淫威下，絕大多數變為不敢說不敢想的可憐蟲，極少數則成了應聲蟲。

此一局面，發展至文革臻於高峰。可以“思想滅絕”概括之。毛罪惡固然罄竹難書，包括作者所舉的“搶、殺”，但從根本上分析，則莫此為甚！蓋扼殺人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必然造成民族的愚昧和社會的倒退，這是徹頭徹尾的開歷史倒車，不折不扣的反動！

該文在“卑鄙無恥的大流氓”字樣下，用6段篇幅描述毛玩弄女性的種種事例。行文極不嚴肅，令人無法苟同。

作者寫道：據有關專家、學者調查考證，他一生中只有和一個叫‘李氏’的女子正式舉行過婚禮。以後的女士們便羅曼蒂克，帶著燦爛的情感色彩，先同居，後‘同志 ’，再形成事實婚姻。無論是楊開慧也都是如此這般。後來再擴大規模，全面發展，重點培養。吳廣惠、史沫特萊、馮鳳鳴、孫維世、小芳、大玢、張玉鳳、夏菊露、上官雲珠、白玉蓮、楊麗清……都被這位‘偉大領袖’攬進懷抱，有的還長期霸占。”

上述“羅曼蒂克，帶著燦爛的情感色彩，先同居，後‘同志’，再形成事實婚姻。”在中共打江山的年代並不罕見，尤其“羅曼蒂克，帶著燦爛的情感色彩”更無可指摘。以此對毛扣上“卑鄙無恥的大流氓”帽子，恐無說服力。

至於後面被指名道姓的女子，有好幾位據說與毛關係曖昧，但只是傳言，並無實據；另外幾位則有名無姓或鮮為人知，更無從判斷真偽。無論從尊重女性的道德角度，或普通法“疑點有利歸被告”的原則，作者均不應該言之鑿鑿地逐一點名。退一萬步說，就算確有其事，她們也是受害的弱者，不應如此對之給予示眾式的羞辱。老實說，作者此舉實在有失忠厚，值得自省。

該文後面總結式地歸納稱：“毛澤東，這個他自己都宣稱他是“希特勒＋斯大林＋秦始皇=我”的暴君、青面獠牙的害人狂、血債累累的殺人犯、卑鄙無恥的大流氓、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的大漢奸、“五人幫”的首犯、反革命家屬（他和江青並沒有離婚），……”

以上判決式的定性，第一個與事實有出入：毛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將自己等同於希特勒，而且以“馬克思主義者”自詡的他，只自認“馬克思加秦始皇”而非“斯大林加秦始皇”。第二個形容詞“青面獠牙”顯得情緒化而非理性。第三個“殺人犯”也只屬洩憤式的說法，缺乏法律上的嚴謹。指之為“大流氓”則證據不足。而謂其 “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也有類似的問題。末尾“反革命家屬”不僅是過時的語言，更不構成應被“鞭屍”的理由。何況雖然“他和江青並沒有離婚”，但也從未正式結婚！

總之，批毛重點應是其1949年登上龍庭後，違背民主自由的時代潮流，推行禍國殃民的政治路線，違反憲法法律，粗暴踐踏人權，惡果累累，民不聊生，甚至餓殍盈野，慘絕人寰。

事實勝於雄辯。指控毛的滔天罪行應有人證物證，不可意氣用事，誇大歪曲。要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恢復事物的本來面目。

在這方面，該文不少提法或數據經不起推敲。例如：“抗日戰爭10年，當時的國軍在前線作戰，死亡3000多萬人。其中包括將軍106人，年輕軍官1500名，馬革裹屍，戰死沙場！”

一般史書上全面抗戰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算，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止，歷時八年。倘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是14年。上述10年的提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焉？

國軍死亡人數斷無3000萬之多，應為300萬。其中包括將軍206名，指的是陣亡者。而年輕軍官不知以何為準？但相信僅18至20歲此一年齡段內，殉國軍官亦絕對不止1500名。數據兒戲如此，豈能取信於讀者？

再如下面這句：“據權威人士和有關專家按照翔實的檔案統計，幾十年裡，一共殺了4千萬人之眾！”是什麼意思？“幾十年裡”，哪年起，哪年止？不知道。“殺了 4千萬人”，是整數，剛好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嗎？資料來源為何？“權威人士和有關專家”都是什麼人？姓甚名誰？“翔實的檔案統計”，國家檔案局一家？還是各省、市、自治區檔案局都在內？語言含糊若此，說了與沒說何異？

又如：“從延安到西柏坡，有‘老子黨’撐腰——每年給24萬盧布——殺‘蔣匪幫’”。“從延安”開始，到“西柏坡”結束，據查中共中央1935年進駐延安， 1948年5月遷西柏坡，1949年3月轉進北平。那麼是1935年至1948年，還是1949年呢？十三四年裡“每年”都“給24萬盧布”，不多不少？試問此事從何得知？

再如寫張玉鳳的一段：“她長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18歲到中南海就被‘偉大的舵手’封為貴妃。以後還給他生了一個‘小紅太陽’。毛駕崩，‘四人幫’垮台，江青成了罪犯。她就要求給她定位、正名——當‘第一夫人’。據傳，官司打到鄧小平那裡。鄧也干脆：‘不能開這條口。以後還有王玉鳳、李玉鳳……那麼多人來要求怎麼辦？’後來，還是作了適當的處理：讓她回去和她原來的丈夫復婚，過一個正常女人的生活。工資仍然以副部長級照發。”

請問作者是寫小說嗎？張玉鳳的芳容見於報刊上網頁上，真如尊駕所形容的那樣嗎？她幾歲到中南海獲封“貴妃”，後產下龍種，再後要當“第一夫人”，遭鄧拒絕，但仍拿副部長工資，如此等等，誰人提供信息？有無旁證？儘管類似流言不少，但關乎一名有地位的女子之清譽，理應“左耳進，右耳出”，豈能執筆為文白紙黑字使之流播？不怕張女士與你對簿公堂告爾誹謗嗎？

此外，“第一夫人”的頭銜也不確切。毛屬“先帝”，張氏充其量獲冊封“太妃”，豈能算“第一夫人”？

他如：“他的‘朋友+兄弟+同志’的‘彭大將軍’也死於非命。”請問引號內出自誰人所言？是毛說的嗎？若然，見於其何時何處的談話？

以上種種，絕非吹毛求疵，而是求實求真。毛一生為達到其“內聖外王”的“偉大理想”，胡作非為，不擇手段。大話連篇，撒謊成性乃其一大特點。中共亦沿襲此習性，實行愚民政策，造假大行其道。國人受害已久，我們務須撥亂反正，反其道而行之。

揭批毛罪，肅清毛毒。不正之文風，不容姑息。願與同道共勉，並歡迎識者賜教。

（7-5）21：25

論史批毛均切忌違背史實

拜讀胡星斗教授大作《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禍教訓》，對其痛批“烏有之鄉”種種倒行逆施的義舉極表贊同。文末所總結的一系列教訓也發人深省。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回顧歷史，列舉毛的惡行，多處與事實有出入，或者根據不足。僅依照原文次序提出商榷如下：

1，“1935年，遵義會議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

這段話有多處不確。根據陳雲1935年2、3月間手寫的文件，會議所作人事變動是：“（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2）常委中再進行分工。（3）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雲《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

參加遵義會議的政治局委員6人，即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和陳雲。其中博、張、周3人為常委，博古排名第一，擔任“負總責”。會議雖使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另2人是李德和周恩來）遭到挫敗，但博古並無在會上被撤職。張聞天取代其“負總責”之職是會後的事。此其一；

三人團原是博古為排擠張聞天而成立的最高權力機構，時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舉行後。它並非僅限於指揮軍事，亦從未設有“團長”。當時周恩來以政治局常委兼任軍委會（全稱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常簡稱“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委。朱德是軍委會主席兼紅軍總司令。遵義會議沒有改變周、朱二人的職務，但明確了由周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此其二。

2，關於“韓戰”。文中稱“此時的斯大林、毛澤東還慫恿金日成率先發動了‘解放’朝鮮半島的朝鮮戰爭。但隨著美軍的介入，北朝鮮敗回三八線。斯大林於是又慫恿毛澤東與美軍作戰，想以此削弱蘇聯的東方強國——中國，並阻止中國統一的大業。斯大林假裝許諾為毛的軍隊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裝備。果然，毛澤東上當了、決定參與朝鮮戰爭。本來，中共政治局開會，由於大多數人反對出兵朝鮮，毛澤東一度作罷，可是，後來，毛與彭德懷一席話後，未經政治局討論，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而斯大林此時卻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結果，中國人民志願軍以極其劣勢的裝備參戰。”

上面一段許多地方缺乏事實根據：

（1）韓戰出於金日成企圖吞並南韓，斯大林是支持金的軍事冒險的，有無“慫恿”不得而知；但說毛“慫恿”金未免失之武斷。對此作者應舉出證據，否則難免信口開河之嫌。

（2）美軍仁川登陸後，金日成一敗塗地，危如累卵，決非“敗回三八線”那麼簡單。當時斯大林對毛施壓（不止“慫恿”），要其出兵“援朝”，其目的固然包含削弱中國的禍心，但更根本的在於借華之力與美國抗衡。

（3）毛決定“抗美援朝”絕非由於上了斯大林的當。他一心要充好漢，向斯大林表明自己不是鐵托，不會和蘇聯對著干。即使後來斯大林背約，拒絕出動蘇聯空軍掩護，明知志願軍必然傷亡慘重，毛還是照樣蠻干到底。

（4）中共最高層大多數人起初都不同意出兵朝鮮，毛一意孤行，固執己見，根本沒有“一度作罷”這回事。

（5）之後由於彭德懷支持出兵，其在黨內軍內的威望使高層不少人改變態度。說毛“未經政治局討論，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那與事實不符。

3，關於“大煉鋼鐵”。文中稱：“當年本來糧食豐收在望，可9000萬人上山煉鋼，農民讓糧食爛在了地裡，無人收割。彭德懷急了，以詩疾呼：‘青壯煉鋼去，鋤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我與人民鼓與呼。’果不其然，大躍進、大煉鋼造成了大飢荒。”

這裡說“農民讓糧食爛在了地裡”，表述不當。只能說“因無人收割，以致糧食爛在了地裡”。須知農民是不會“讓糧食爛在了地裡”的。

彭德懷“以詩疾呼”的說法也不確切。那首詩原作者是一位復員軍人，彭引用其詩句表達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

4，關於毛詩詞。文中稱：“根據《炎黃春秋》、《百年潮》雜志的報道，《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原創，毛改動四個字‘原馳腊像’，就據為己有。”這恐怕欠說服力。《沁園春•雪》所表現的帝王思想，應出於毛本人特有。胡喬木似無此氣魄。對於這類有爭議的話題，除非證據確鑿，否則不宜在本文涉及。

5，關於“七千人大會”。文中稱：“大飢荒後，召開了一個‘七千人大會’。因劉少奇要立碑紀念飢荒中死去的人民，還說‘喊萬歲是封建意識’（毛澤東在1950 年的國慶口號中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在黨的‘八大’時根據彭德懷的提議、劉少奇第一個表態支持，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對劉懷恨在心。”

劉是否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要立碑紀念飢荒中死去的人民”，“還說‘喊萬歲是封建意識’”，均有疑問。如確有此事，作者宜列明出處，以備讀者查核。同樣，八大時劉少奇是否“第一個表態支持，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也有待證實。

6，關於毛的作品。文中認定：“毛的文章卻大多為胡喬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寫（‘毛選’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書們所寫），《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發表或成為毛的講話稿，稿費全部歸毛。”

這段話不知有何根據。除了毛公開承認的“八大”開幕詞為田家英手筆，作者可否逐一列出胡、田、康為毛“捉刀”的文章？毛的秘書除胡、田外，還有陳伯達屬公認的筆桿子，周小舟也能寫，但未聞陳、周代筆之說。又“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是誰的作品，作者可以賜告嗎？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似乎除毛之外，更無人可以替槍。

請不要忘記，上世紀20年代前期，毛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實際主持宣傳工作。沈雁冰是其手下秘書。毛的中文表達能力，無論書面或口頭在中國罕有其匹。批毛是一回事，毛的文筆口才又是一回事，不能抹煞事實。

“‘毛選’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書們所寫”的講法，恐怕不會有人相信。

7，文中稱：“為倒向蘇聯，毛正式割讓了外蒙。”這“正式割讓”發生在何時？以何方式？願聞其詳。

8，文中又稱：“羅瑞卿因為竊聽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賀龍因為長期不願奉承毛而被毛懷疑——賀龍家裡從來不掛毛澤東的像；全國學毛選時，賀龍卻說“應當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站在門口，10分鐘就走了；有一次，運動會上高奏《東方紅》，賀龍起身就走；毛澤東擺家宴過生日，賀龍稱身體不好沒去，可是卻在家裡打撲克；批判劉、鄧，賀龍不發言，毛澤東逼他發言，賀龍卻說：“我上不了綱喲”。因此，毛澤東懷疑賀龍是另外一個彭德懷，必欲除之，讓人揭發他“二月兵變”、想當主席。”

羅瑞卿被整肅與竊聽器無關，文革前身為中辦主任的楊尚昆，才是因“竊聽器”事件失寵下台。作者張冠李戴了。至於所提賀龍的幾件事，不知出處為何。說賀捧劉著抑毛選，可能與原話有出入。毛接見運動員而賀提前退場，賀不願聽《東方紅》，這可能嗎？毛擺家宴慶生日賀不領情，也太不可思議了。毛逼賀批劉鄧，賀會抗命嗎？凡此種種，實在經不起推敲。而謂毛誣陷賀“想當主席”，也難以置信。

9，關於文革的“第一步”。文中稱：“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鏟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這裡時間大錯特錯。文革始於1966年的《5。16通知》，不是什麼“五月二十六日”。而且“鏟除劉、周、鄧”，將周與劉、鄧並列，也違背毛的策略。

10，文中提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決意要除劉、鄧。劉鄧提議，六一年八月召開黨的九大。毛說：要請長假調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開九大。毛說：要返故鄉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復辟搞修正主義，六四年是排斥毛奪權。”

這段話簡直莫名其妙。前面說毛決意除劉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怎麼此處突然冒出個“1966年12月7日”呢？那是什麼日子？何況毛歷來把劉、鄧區別對待，直到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毛還提出保留鄧的黨籍，並無“決意除鄧”。

至於建議召開九大一事，“劉、鄧”的提議和64年政治局的意見，不知作者從何得知？毛的回應及評價又載於何種文件？真叫人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11，文章還說（文革中）“林多次求見毛而不得，林彪甚至為此大哭了一場。一次，江青讓林彪到釣魚台，林以為毛要接見，匆匆趕去，結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沒有見到毛澤東，林彪氣憤填膺。毛始終不給林彪任何解釋的機會。廬山會議上，本來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從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態：如果設立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我林彪絕對不當。但毛澤東要借機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進行非組織活動，到處聲稱：有人想分裂中央，想當國家主席。”

說林彪因“多次求見毛而不得，為此大哭了一場”，根據何在？符合林彪的性格嗎？江青約見林一事，又是誰透露的呢？廬山會議上康生何時“首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

12，文末稱：“毛澤東禍國殃民幾十年，把陳獨秀創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一度引向了歧途，其教訓是深刻的、悲慘的，也是多方面的。”

此處將陳獨秀拔高了。須知中共是共產國際一手推動建立的，初期只是其一個支部，全靠蘇聯盧布撐持。而聽命於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國際，與“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馳。陳獨秀晚年雖對民主的認識大有提高，但建黨時期其理念不見得與民主、自由、平等悉皆相符。就全黨而言，更談不到有多麼“先進”。

說毛“把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一度引向了歧途”，這尤其不妥。中共除了北伐時期國共合作鋤軍閥基本上算是正途外，從來都在歧途上。它謀的是其一黨的私利，而非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井岡山割據時如此，“萬里長征”如此，抗戰時期如此，三年內戰也如此。打下江山之後更是如此。應當指出的是，自毛當了中共魁首之後，這個“黨”進一步蛻變為本質上與封建幫會相似，比“黑社會”更黑的龐大組織。“烏有之鄉”便是從這裡面孵化出來的。

臨末提一下，文中曰“天堂與地獄——天堂與地獄是可以辨證轉換的，” “辨證” 應作“辯證”。毛口口聲聲講“辯證”，其實“形而上學猖獗”。例如只講對立與鬥爭，否定統一與調和。“烏有之鄉”將其奉若至高無上的神明，也是全然不懂辯證法，並與辯證法唱對台戲的表現。可以預期，他們與其祖師爺毛一樣，最終逃不脫辯證法的懲罰。

為毛卸责只會越抹越黑

--點評劉源評毛的說辭

毛魔下凡119年之際，劉少奇之子、現任共軍上將的劉源為之塗脂抹粉。其說辭荒謬至極，謹做點評如下： “毛澤東在歷史上的地位，不能看動機也不能看當代的結果，應該看他的歷史功績。”

此語違背毛在延安《講話》中所提“動機與效果統一”論。莫非身為“劉克思”之子，自覺比毛高明？即如大躍進導致大饑荒，至少餓死3750萬大陸同胞，“人相食，要上書的”出自劉源令尊之口，且不說毛當日舉措之動機，其“當代的結果”怎可視而不見？就算功勞蓋世者也難辭其咎，何況毛何來“歷史功績”可言？彼自稱一生做了兩件事：“抗戰、（中共）建政”與“文革”。其實“抗戰”主要是蔣委員長領導國軍之功；“建政”逆時代潮流，棄民主憲政，開歷史倒車；“文革” 怨聲載道。這樁樁件件哪有一絲一毫值得肯定的呢？

“毛澤東做了許多錯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比如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敢於反霸權，同美國交手，即使不說是打敗了美國，起碼使美國很丟臉。這一點，海外的人不會沒有感受，起碼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看法跟過去不一樣了。”

抽象否定，具體肯定。說毛的“錯事”只虛晃一槍。後面信口雌黃。“中國人民站起來”始於日本投降，除蘇聯繼承沙俄衣缽繼續霸我大片領土外，其餘英美法德日意清代逼簽的不平等條約都廢除了。韓戰“同美國交手”是毛判斷錯誤輕舉妄動，“少奇”、朱老總、林彪、小平對貿然出兵無不持異議。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保住了韓國，今日崛起為舉世矚目的“小龍”全賴有此。反之北韓早被寰球各國唾棄。丟臉的到底是死撐金家王朝的吾國，還是唯一超強兼民主堡壘美國？說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看法，確實跟過去不一樣了。那是因為北京的官二代在大洋彼岸拿刮來的民脂民膏炫富。中南海最高層的子孫都放棄社會主義優越性，到人家那“腐朽垂死”的社會，過“水深火熱”的日子！

“再拿毛主席搞各種政治運動來說，他本人的動機未見得都不好，他還希望中國更快地富強，希望我們黨更純潔、更統一有效。可能是判斷錯誤，結果事與願違。”

反右“引蛇出洞”，把知識分子群體“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徹底摧毀，將往日打天下的盟友全部踩在腳下，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為其一言堂家天下奠定基礎，這樣的動機還“未見得都不好”？他希望的“富強”是一小撮高幹享受“特供”，他本人的稿費達到天文數字，寧要核子不要褲子同蘇美抗衡。所謂黨的“純潔”以忠於其“孤家寡人”為標準。“統一”於他一個人的腦袋。結果事與願違並非只因其判斷錯誤，而是倒行逆施實行“反民主的反動”之必然。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毛有罪，我想，即使是這樣，也只能算是瀆職罪。打個不夠恰當的比喻，中國是個大倉庫，毛是負責看守倉庫的庫長。倉庫失了火，庫長沒有看好，當然應受批評。但他跟‘四人幫’到底不同，‘四人幫’是到倉庫裡面放火的。毛用人不當，看人沒有看清楚，結果火放了起來，弄得烏七八糟，國不成國。而他自己也被火災焚歿了。”（報刊薈萃2012年12月21日）。

文革毛有罪連陳雲都早有定評，劉源自然無法駁斥。不過固然可說毛“瀆職”，其罪卻遠不止此，乃滔天大罪！禍國殃民，史無前例。堪稱：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四人幫”是奉命縱火，毛指揮彼等作惡，罪魁禍首非他莫屬。他不是用人不當，而是目空一切，自以為是，過高估計自己，妄圖倒轉歷史車輪，誰知癡心妄想卒被時代巨輪碾得粉碎。

王光美幸得毛下令“刀下留人”保命，感激涕零可以理解。劉源不顧殺父之仇，吹捧毛不遺餘力，乃父九泉之下如若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嗚呼！（2012/12/26）

“窑洞谈”何曾涉及斯大林？

不久前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談民主，引述了1945年黃炎培與毛在延安的談話。一時間這個所謂“窯洞談”成了媒體議論的熱點。奇怪的是，本港一家時政周刊題為《水的權力與民主的容器》的有關文章，在從新近大陸旱情講到已故水利專家黄萬里的时候，寫了如下一段：“歷史的巧合，在於黃萬里的父親是毛澤東的好朋友黃炎培。這位民國元老在四十年代就曾和湖南老鄉毛澤東有一席長談，問到中共掌權之後，如何避免斯大林獨裁之弊，毛澤東當時的回答很漂亮，說中國不會走斯大林的路，要靠更多的民主。”

这里面涉及斯大林的两句，令人莫名其妙。

據《瞭望東方周刊》，2010年第九期報道：“被後人稱作‘窯洞對’的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那段談話，發生在65年前黃炎培等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期間。1945 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進行了一次長談。據黃炎培後來所著《延安歸來》記載：當時，毛澤東問到黃炎培在延安幾日的感受，深諳中國歷史的黃炎培談起了‘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認為‘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屈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黃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避免重蹈歷史覆轍，最終跨越‘歷史周期率’的新路。這就是所謂的‘黃炎培歷史難題’”。“對這個問題，毛澤東似早有考慮。‘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另據2010年1月17日中國新聞網報道，黃當時是這樣說的：“我生六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可見黃並沒有提“中共掌權之後，如何避免斯大林獨裁之弊”。而毛的答話也沒有“說中國不會走斯大林的路”。這是毋庸置疑的事。

黃炎培之所以不會涉及“斯大林獨裁”，起碼有四個原因：

一是黃當時並無掌握“斯大林獨裁”的證據，而且作為親共（也必然親蘇）的左派人士，他熱烈擁戴斯大林。事實上，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外泄之前，所有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人無不如此。

二是黃所熟悉者乃中國歷史，不是蘇聯史。他跟毛談的事、他“所親眼見到的”現象，也限於本國內部而非蘇聯的“興亡”，怎麼會扯起斯大林來？

三是當時二戰剛結束，德國投降還不到三個月。斯大林聲望如日方中，大有“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之概。除了美英極右派之外，國際輿論中“斯大林獨裁”的說法不占主流。黃就算對反蘇人士抨擊斯大林的言論略有所聞，也不可能在與毛長談時蹦出“斯大林獨裁”這樣的話。

四是此際正當蘇聯國力強盛，上自蘇共最高層，下到工農民眾，無不為剛取得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而歡欣鼓舞，舉國空前團結，蒸蒸日上，哪裡有什麼“其亡也忽”的絲毫跡像呢？黃又怎會拿斯大林做反面典型呢？

就毛而言，更不會在答話中貶抑斯大林。因為中共全靠斯大林支持才能和蔣爭天下，毛怎會在跟一個黨外人士談話時口不擇言，輕率附和黃的提法冒犯斯大林呢？何況自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他自己在黨內大權獨攬，乾綱獨斷，跟斯大林一樣擅權，怎麼會否定斯大林的作派呢？

除此之外，該文下面一段稱：“中共的歷史當然後來走到了民主的反面。毛澤東這一席話變成了對自己的嘲諷。他的‘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而沒有民主，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更將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變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

末句所言“陽謀”尚有較大爭議。一般認為那只是毛自己辯解的托辭，“反右”未必是他號召開展整風鳴放之前就策劃好的。

再下面一段：“而恰恰是這一場反右運動，帶來了另一個巨大的諷刺：當時是副總理級的黃炎培（曾任輕工業部長）在這驚風駭浪的風潮中，目睹兒子黃萬裡身受批判的危險，竟然公開宣布和兒子脫離父子關係。”

這裡面稱“當時是副總理級的黃炎培（曾任輕工業部長）”，並不貼切。黃炎培是中共建政之初（1949.10-1954.9）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1954年9月起改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由此看來，1945年抗戰勝利後直到1957年反右期間的歷史，包括一些重大史實，以及其時黨內外高層人士的任職情況，都有可能以訛傳訛。但歷史畢竟不應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傳媒工作者慎之又慎，看來絕非多餘吧。（2010-4-6）

“偉光正”罪行滔天

“萬里談話”與《零八憲章》

—評《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

去年12月《零八憲章》的問世，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運動中的一件大事。隨著劉曉波案的風波未息，該《憲章》將繼續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而不久前網上流傳的一位中共“老同志”（有人猜測是萬里）的談話，似乎引起了大陸體制內更多人的注意，尤其是執政黨的中下層對之議論紛紛。

筆者一名老同學，曾在某著名大學擔任工程學科碩士生導師，並兼任該系黨總支書記，是個忠誠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在讀了上述所謂“萬里談話”後產生強烈共鳴，認為所言極為客觀和深刻，說出了他要說的心裡話。並表示對目前黨內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公感到痛心疾首。

由此想到一段史實：上世紀60年代初大飢荒之後不久，毛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為由轉移黨內視線，借以擺脫自己因發動大躍進造成“人相食”而陷入的困境。為此他引述了康生的紙條再加發揮道：“利用小說（指《劉志丹》---張注）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緊接著便發動“四清”，揪“走資派”，開始了新一輪的折騰。

倘借用毛的語言，這篇“談話”和《憲章》都意欲“造成輿論”，但其目的不在推翻現政權，而只是呼吁深化改革，實行民主憲政。兩者相比，前者側重黨內改革，寄托了體制內人士“補天”的想法，具一呼百應之效。

現在大體能夠肯定，“談話”乃假托有崇高威望的黨國大老之名義，無論93歲不良於行的前人大委員長萬里，或是80歲的前副委員長田紀雲，都並非發話者。而其所激起的非同一般的積極反應，實在引人深思，值得作為今後推進民主憲政以至維權運動的借鑒。

首先是策劃者熟悉體制內運作的特點，知己知彼，立於不敗之地。

“談話”從“中央黨校一位年輕教授”的發問帶出，特別具有賣點。以“中央黨校”的金字招牌，加上“教授”的尊貴地位和“年輕”活力的招徠，引起讀者的好奇心與新鮮感。試想，若是和九八老人季羨林對話，盡管“國寶”的桂冠炫目，但耋耄長者難免嘮叨，粵語叫做“講來講去三幅被”，陳年老話，了無新意，豈不使人退避三舍，誰會有興趣聽他“講耶穌”？

其次是“談話”內容樸實，基於事實，並無高深理論，說的都是大實話，容易讓人理解與接受。

講者一上來就擺事實，廣“設問”。首先列舉出十一項雄辯的事實，幾乎全是盡人皆知，無可否認。諸如黨國、黨軍、黨庫等等，明顯地有違憲法，又與時代潮流脫節或相逆。一樁樁，一件件，無不打中“偉光正”的軟肋，均屬人人心中所有，又多系常人口中所無。末尾提及中南海園林歸還百姓和黨中央職能部門掛牌辦公的建議，同樣是民心所向，但六十年未能實現，令人感嘆唏噓。

第三是以情感人，熱忱可掬，盡顯溫和理性之態，毫無劍拔弩張之勢，從而獲得普遍的同情分。

文中自言“對黨有深厚感情”，字裡行間處處為組織著想，絕非站在當局的對立面“雞蛋裡面挑骨頭”。全篇旨在強調“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提法新穎而又來自公認的首席大秀才胡喬木。縱不無“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卻使全黨上自九常委下到普通黨員俱無法反對。中間引述一位身份酷似習仲勛的“老同志”的慨嘆，仿真度極高。言及趙紫陽蒙冤一案，情深意切；呼吁領導層包容異議，誠懇真摯。最終歸結曰對民意之隔膜乃“我們黨”執政以來最大失誤，一針見血。所有這些，娓娓道來，不見絲毫火氣，只覺其一片赤膽忠心躍然紙上。

魯迅嘗云：“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又說：“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正在“被摧殘”，面臨判刑的命運；他的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同志“在前仆後繼的戰鬥”，其中不乏正“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而“談話”很可能出於這樣的“為民請命”者之手。

總之，“談話”有理有利有節，在體制內掀起巨大的波瀾。作者策略運用得宜，和當年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遙相呼應，而又格外耐人尋味。好樣的！

（09-8-8）北京奧運開幕一周年

“秦政”豈由“反右”始？

—中共建政六十年之思考（一）

再過不足五個星期，北京將會上演一場舉世矚目的盛大慶典。現任中共新一代領導核心，屆時定當悉數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從新式核武到宇宙飛船等尖端科技的雄姿，以及穿著筆挺新裝的軍人與武警的整齊方陣。但有多少國人會記得，廣場紅旗如海，歡聲如雷的背後，川震罹難學童家長的眼淚，世博逼遷住戶投訴無門的苦況？又有幾個人挺身而出，聲援為豆腐渣工程受害者請命而系獄的譚作人，及替上訪被奸女子李蕊蕊討公道遭打壓的目擊者？

毛詩詞嘗云：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撒向人間都是怨。其實，“舊中國”黎民百姓固然飽受大小軍閥之害，但割據各地的軍閥畢竟沒有雄霸赤縣神州。反而是毛王朝一統江山之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大陸被中南海的“如來佛”牢牢控制於掌心，無人能夠幸免於當局的極權統治—不管它叫“人民民主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

考慮到中國的國情，這個極權專政宜稱為“秦政”。此非杜撰，而是來自毛贈郭沫若詩句：“百代都行秦政法”。

話說文革“批林整風”時期的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讓她手記七律一首，題為《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可見毛對秦始皇的功業情有獨鐘。故將其開創的“馬克思加秦始皇”（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一套，即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制，言簡意賅地命名作 “秦政”，實在最合適不過。何況港人早有“避秦”的說法，借用《桃花源記》中“先世避秦時亂”的典故，泛指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前後大陸民眾南逃的現像。而既然是“百代都行秦政法”，自秦二世覆亡至今，各種名目的朝代遠未足百，則21世紀的今天亦無例外矣。

這裡之所以稱“秦政”而不曰“暴政”或“苛政”，是因為“暴”或“苛”遠遠不能概括中共統治的本質：首重思想滅絕，輿論一律。

兩千多年前孔子所言“苛政猛於虎”，指為政者瘋狂榨取百姓的財物使之無以為生；“暴政”凶於狼就更窮凶極惡傷害子民的身體以至性命。然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般來說，人的思想自由是無法剝奪淨盡的。中共“烈士”方志敏、瞿秋白面對國民黨的槍口，還能高呼“共產黨萬歲”，“為中國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榮”，證明其志不可奪。

但毛所推行的洗腦，就成功地將異見者的獨立思想鏟除掉。如果說1942年揭幕的延安整風使王明這樣的反對派也不得不低頭臣服於毛的淫威；那麼，五十年代開始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更將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腦袋全部更換了，把社會上最具批判性和思考力的精英，“改造”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使之安於充當“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換句話說，在所謂“把鬼變成人”的“新社會”，人繼續其變化的進程，不再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千姿百態，分別具有獨特個性的人，最終成了徹頭徹尾的工具！倘用雷鋒的語言，那叫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裡有個插曲。1963年毛御筆親書號召學雷鋒，劉、周、朱、鄧等紛紛題詞助興，當時在政治局常委中叨陪末座的林彪獨具慧眼，他別出心裁地寫道：“向雷鋒同志學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窺得毛之心竅。三年後榮登接班人榜，良有以也。

顯而易見，上述毛式的“改造世界觀”，跟馬克思標舉的理想社會非但風馬牛不相及，而且根本背道而馳。《共產黨宣言》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毛的“破私立公”、“鬥私批修”，卻扼殺個性，取消人的自由。它甚至比封建社會還不如，跟奴隸社會把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奴隸社會不要求奴隸背什麼“語錄”，文革卻要幾億人背“紅寶書”。

回顧這一系列史實，是因為它已被不少人遺忘。甚至若干年近六十的學者，有時也忽略了“洗腦”之所從來久遠矣。

例如，著名的文革史研究權威宋永毅教授，日前在《1957的榮光與恥辱-----《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總導言》中寫道：發生於1957年的 “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發動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知識份子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它有著一個極有意義的開端，但不幸以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劇告終。

1950 年出生的宋教授這段話，頭一句便值得推敲。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發動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知識份子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它毫無疑問針對知識分子，也具“群眾性”，以規模而言絕對屬於“大型政治運動”。事實上它也不可能不“波及社會各階層”。

關於該運動，于風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書記述甚詳，以下轉錄“谷歌”網上的資料：（楊絳的小說）《洗澡》描寫中國解放後知識分子第一次經受的思想改造——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因為知識分子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亦即西方的「洗腦」…….

《洗澡》寫了一批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包括受新中國誕生的感召的海外歸來者，怎樣在工作單位黨領導的壓力下，在廣大群眾、年輕學生面前，脫褲子、割尾巴、被「洗澡」（指經受群眾批判）……在閱讀了于風政的《改造》之後，才發現，盡管《洗澡》是一部小說，它所虛構的描寫卻無比真實、毫無誇張。

根據《改造》的記載：在普遍「洗澡」之前，黨組織、學習委員會（節約檢察委員會）要把教師們排隊，根據他們問題的多少與嚴重程度，確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洗「大盆」的在全校大會上作檢討；洗「中盆」的在全系大會上作檢討；洗「小盆」的則在小組會上做檢討。初步確定之後，要先開「控訴醞釀會」，背著要檢討的教師，在群眾中收集他的材料，看他如何宣揚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有什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等，然後向他本人轉達，要求他寫出檢討報告或者發言提綱，先作啟發報告或典型示範報告。在檢討大會上，個人檢討之後，群眾提出批評，然後決定是否過關。問題輕、態度好的，一次通過；問題重、檢查不夠深刻的，要嘛再三檢討，要嘛「澡盆」升級。對那些有抵觸情緒或「頑固不化」的人，要開展群眾性的反覆批鬥，直到認罪為止。

由此可見，當年共產黨針對知識份子所發動的「洗澡」運動，確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它取得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把解放前人格獨立的知識份子，全部扣上具有資產階級思想，依憑這頂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讓他們莫名其妙地產生「原罪感」，然後，再發動廣大群眾對他們的這個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批判，讓他們認識到自身和工農群眾之間的鴻溝。（資料來源：許志林《知識份子的脊梁骨是怎樣被打斷的》）對此，李洪林在其所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天地圖書，1999年）作了專節評述，題為《思想改造運動》。（45-49頁）

書中指出，“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對知識分子普遍進行一次有組織的思想改造運動，是一九五一年下半年開始的。”而帶頭發動的竟是黨外民主人士、北大校長馬寅初。不過，他只是致函毛彙報該校組織教職員學習政治的情況，並請毛等領導人來校作報告。後來那些搞法與他無關。該函對毛來說是“正中下懷”，他順水推舟，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出號召。

當年9月，周恩來親自現身說法，在京津高校教師學習會上作報告，使聽眾“大為感動”。其後運動深入開展，做法卻完全出乎廣大知識分子意料之外。

書中寫道：這種“學習”，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發言，必須“聯系實際”，檢查自己的“舊思想”，必須貶低自己，必須敢於“亮醜”。把自己貶得越低，就表示覺悟提得越高，這是當時流行的價值取向。因此，“脫褲子，割尾巴”成為一時的口頭禪。把人比作野獸，以“脫褲子”為榮，鼓勵人們敢在眾人面前“亮醜”，是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個特色。中國知識分子傳統操守之一的自尊心，在運動中變得一文不值了。（48頁）

寫到此，想起一則筆者親歷的軼事。運動中我所在的中學一次召開全校大會，教職員中有積極分子領呼口號。那是一位文化程度較低的工友，他照著領導的布置振臂高喊了一聲：“當眾脫褲子！”此語一出，大家面面相覷，一時間只有稀稀落落幾個人響應。他接著續喊：“忍痛割尾巴！”這才響起多人應和。但自始至終會場氣氛肅穆，無人敢笑。

窺斑顯豹：毛王朝對中國文化的摧殘，對知識分子的羞辱，何等令人頭指！

該書接著寫道：不過思想改造只是這場運動的一半。另一半是審查每個人的政治歷史，公開的名稱叫做“忠誠老實運動”。這也是延安整風模式的再現（先整頓思想，後整頓組織）。（48-49頁）

運動至52年底結束。筆者所在學校一位初中語文科組長，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本人上中學時參加過三青團，思想顧慮重重，最後從廣州市著名的海珠橋上一躍而下，魂斷珠江。遺書中自責曰：自己此舉“破壞了黨的團結教育知識分子的政策”；而學校當局一位負責人在大會上宣讀其遺書後，進一步“鞭屍”稱之為“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這位老師生前教學有方，當班主任深受學生愛戴。但在當時嚴酷的政治氣候下，無人敢於對其慘死流露出點滴同情。

綜上所述，“秦政”並非起自57“反右”。中國知識分子的厄運，從毛登基之日就開始了。

至於宋教授所言：“反右運動”“有著一個極有意義的開端，但不幸以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劇告終。”也值得商榷。蓋“反右”和之前的“整風鳴放”性質完全不同，且不僅“以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劇告終”，後期運動的打擊面已擴及未必屬知識分子出身的中下層幹部。說來話長，另文再議。（09-8- 26）

洗腦

－中共惡行之最

若問，六十年來，中共滔滔萬罪中，何為首罪？答曰：大飢荒。此乃陳奎德博士所撰《甲子回眸》系列中，《飢餓皇朝》一文開宗明義的話。這固然不無道理，但竊以為，倘以整個中國大陸當代史為背景，並著眼於對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嚴重破壞而言，洗腦應屬中共惡行之最。在某種意義上，大飢荒也是毛王朝向治下子民厲行洗腦造成的結果。

洗腦，用毛的語言叫做“改造世界觀”，即采取各種手段剝奪民眾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廢黜百家，獨尊馬列”。而“馬列”的解釋權又歸於當局，最終由毛、鄧這兩位“核心”個人壟斷。凡有違所謂“毛思想”或“鄧理論”的均被取締。以致形成“萬馬齊喑”，幾億以至十幾億中國人的大腦都要停止思考，惟毛/鄧馬首是瞻。

本來，毛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提出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致力建立聯合政府，“領導解放後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正是此一主張，吸引了廣大人民群眾，擁毛反蔣，改朝換代，新政權得以誕生。

然而，1949年10月毛登基之後，很快違反“自由民主”的承諾。非但各黨派的民主聯合政府形同虛設，各部黨組獨攬大權，而思想信仰自由亦橫遭侵犯，且愈演愈烈。從1951年高等學校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教授教師悉遭批判，顏面無存，斯文掃地。其後胡風上書言事，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首腦鋃鐺入獄。至 1957年“整風鳴放”，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因言獲罪，其中至少55萬人被劃成“右派”，勞教流放，九死一生。以致緊接著的“大躍進”中再無人敢說真話，進而導致其後的大飢荒，不下3700萬人淪為餓殍，如此慘絕人寰，為世界歷史所僅見。

正由於毛之洗腦得逞，其倒行逆施變本加厲，文化革命臻於高峰。十年浩劫神州板蕩，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至其嗚呼哀哉方得轉機。

但鄧上台後雖行改革開放以謀經濟出路，政治上仍打壓異己，禁止歧見。而其洗腦要點在於引導子民“向錢看”，以抵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根本目的說是 “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乃維護一小撮權貴之既得利益。一旦觸犯其政治經濟地位，則不惜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甚至大開殺戒，“六.四”屠城之舉便再清楚不過了。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近30年飛躍發展，大陸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三位。除占人口總數不足百分之一的高官顯宦及其親屬之外，部分知識分子亦可分得一杯羹。於是在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泱泱中華，幾乎難以見到秉持正氣，批判邪惡的諤諤之士，難以聽到仗義執言，剛直不阿的黃鐘之鳴。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經過六十年的洗腦，神州今日禮義早已蕩然無存，有救助跌倒老婦者，反遭誣陷，即是一例。而貪腐之烈，尤駭人聽聞。倡“八榮八恥”，跡近笑柄。如此等等，使人感嘆唏噓之餘，不免要問一句：誰為為之，孰令置之？豈非執政黨之過耶？

21世紀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社會生產力增長迅猛乃全球趨勢。中國大陸以勞動力之充足，工資水平之低下，加上無節制地利用自然資源，相信若干年內仍可維持經濟高速發展，能否持續又作別論。

與此同時，人文精神的缺失，國民道德的敗壞，實在每下愈況，觸目驚心。李怡近日文中甚至引用大陸“國歌”詞句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指出：“腐敗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行為准則，成為生活方式，成為政治制度的一部份，成為侵蝕精神生命、影響民族性格的一種文化，怎麼不是民族的最危險時候呢？”

筆者認為，李怡所言絕非危言聳聽，而是言之成理，語重心長，發人深省。

“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在中共建政六十年之際，不禁想起古文中此一名句。說千道萬，大陸目前亟需一個思想啟蒙運動，以科學與民主的精神，自由、人權與法治的理念和現代社會的公民道德風尚，清除當局幾十年洗腦造成的流毒，諸如拜金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變形的“愛國主義”、狂熱的民粹主義等等，都在掃蕩之列。

撥亂反正，此其時也。“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有待於海內外炎黃子孫共同奮鬥去努力締造。（09-9-30）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

中共曾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嗎？

拜讀張博士大作《用新的史觀重讀“60年”》，對其立志構建“新的史觀”、 “新的理論”和“新的觀察歷史的框架和方法”深感敬佩。

按照張博士的闡釋，“這些理論要足夠系統、深入，它不但能夠對人們熟知的史實給出新的理論闡釋，而且能夠從整體上分析歷史的演進過程，分析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向極權主義執政黨演變、最終變成如今的權貴黨的‘歷史可理解性’，……等等，從而在根本意義上解構當權者的現存意識形態。”

如果這樣的理論得以產生，自然是關心祖國命運的炎黃子孫一大福音。問題是，所謂“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向極權主義執政黨演變……”，此一命題本身就令人質疑。要言之，中共曾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嗎？

為此，我們不妨“對人們熟知的史實”作一簡略的回顧。

如所周知，1921年7月誕生的中共，一開始就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由 “蘇聯盧布”豢養的。“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盡管陳獨秀曾經抗拒接受俄國人的擺布，但很快就不得不屈服。而蘇共的指導思想是列寧主義，那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與馬恩晚年的主張大相徑庭。尤為突出的是它是極權主義的執政黨。因此，跟著其指揮棒轉的中共也必然走上極權主義的道路。此其一。

不可否認，中共最早的成員都是民族精英，他們滿懷救國救民的理想，為此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其獻身精神使人敬佩不已。然而，他們信奉的並非馬克思主義的正宗，而是歪曲了的俄國版。特別是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充當共產國際的盟主，旗下各國共產黨都要以蘇聯的利益為依歸。這就不免與各國本身的利益有衝突。於是，中共也必然在堅持國際主義的前提下放棄民族主義。看似“朝氣蓬勃的革命黨”迅即淪為仰人鼻息的“兒子黨”。

所以，無論在20年代對待外蒙古獨立的問題上，或30年代初蘇日爆發武裝衝突的時候，中共的舉措都備受批評。後一事件中，莫斯科提出的口號是“武裝保衛蘇聯”，而遠隔數千里、盤踞於江西南部貧困山區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竟也予以熱烈響應，高喊什麼“保衛蘇聯”。如此作為簡直類似於後晉高祖、曾向契丹自稱“兒皇帝”的石敬塘（892-942）！

尤其令人齒冷的是，1941年4月13日蘇日簽訂互不侵犯協定，蘇聯“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中共竟為蘇聯此一嚴重侵犯中華民國國家權益、“損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反華行徑辯護，是可忍，孰不可忍？什麼“革命黨”，有這樣公然賣國的“革命黨”嗎？此其二。

再就中共的“民主革命”目標而言，名義上是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質是發動農村類似阿Q的流氓無產者，和極少數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所謂貧農（古華的《芙蓉鎮》中王秋赦之流），野蠻地剝奪地主的私有財產，制造新的社會不公。如果說這樣“消滅私有制”還可以引《共產黨宣言》為“革命”依據，那麼今天大陸的土地兼並和新型地主的不斷湧現，豈不完全否定了當年的“土地革命”了嗎？此其三。

綜上所述，中共從來不是什麼真正的“革命黨”，只不過是在高度煽情的“共產邪說”下聚集起來的以農民為主的新式幫會。它沒有任何嚴謹的革命理論作指導，只有一些七拼八湊似是而非的“革命假說”，加上若干嘩眾取寵的言辭或口號。因而即使打下了江山，入主中南海，宣告“革命勝利”，不過30年就出現“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當然，正如張博士所言，這裡面確實有個問題：“如何理解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不要忘記，當年的共產黨遠比國民黨弱小，但它卻在20多年的奮鬥中頑強生存了下來，在1945到1949短短的4年間迅速翻轉了形勢，打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對手，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權。這是一個事實，我們必須對此給出解釋。”

關於這個問題，徐慶全在《中共立國六十年政體的嬗變》中有這樣的分析：自一九二一年中共立黨以來，所打出的旗幟是解放無產者，解放被壓迫者，並以此與已經存在的國民黨政權相抗衡。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適時地抓住了民族生存和解放的話語權，贏得了全國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隊伍不斷壯大，逐漸形成了可以與國民黨政權分庭抗禮的局面。中共以反對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為口號，贏得了大多數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黨派或無黨派的支持，削弱了國民黨政權的力量。

抗戰勝利後，在國共交鋒的歷史舞台上，中共更加強調反對一黨專政，在政治又勝出國民黨一籌。

一言以蔽之，中共的文宣攻勢屢屢奏效，人民不明真相，相信其“實行人民民主，摒棄一黨專制”的承諾，上當受騙。（毛在中共“七大”閉幕詞《愚公移山》中稱： “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而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各級官員的接收/劫收與貪腐成風，更徹底失去民心。反之，“解放區” 窮得叮當響，實行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的“均貧”生活方式，從上到下無人擁有私有財產；加上中共鐵的紀律所限，干部自必清廉。這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風氣對國統區百姓無疑是極大的吸引。

當然，造成以上結果還有更深層次的文化背景與歷史積澱方面的原因。但僅從史實著眼亦可得其大略。

至於共和憲政的發展以及對毛的評價，則說來話長，另文再議。（09-10-4）

中共何曾真正實行多黨合作？

--與丁學良教授商榷

據報道，丁學良教授日前接受德國記者采訪時稱：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犯過很嚴重的錯誤，造成很嚴重的後果，但是也做過一些好事。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中國共產黨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非常強調中國不能搞一黨獨裁，要搞多黨合作。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中央政府這一層，重要的行政位置有多少必須是非中共的人擔任。這在當時是很得人心的。假如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還能夠把多黨合作在組織人事上落實下去，我想至少這個能夠爭取10年的全中國人民的尊敬擁護。

丁教授這段話最後一句，無疑反映出他良好的願望。但愚意以為，目前根本看不到中共實行真正的多黨合作的可能性。借用儲安平五十二年前那句名言，現在依然是 “黨天下”，“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整體而言，至今未變！

至於談到中共“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非常強調中國不能搞一黨獨裁，要搞多黨合作。……在中央政府這一層，重要的行政位置有多少必須是非中共的人擔任。”那僅屬出自反蔣需要的一種文宣攻勢，是徹頭徹尾騙人的把戲。

就拿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務院的組成來說，名義上“非黨人士”超過44%，但其中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高崇民，代表“三民主義同志會”，實際上他1946年7月加入中共；副總理郭沫若及多位“民主人士”部長，也都是當時不公開的中共特別黨員，最近網上即有人撰文揭露個中內幕。故真要計算起來，“非黨人士”只占三分之一左右。

更重要的是，這些“非黨人士”有職無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相當於人大常委，理論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要員，享有部長級政治待遇，但人所共知，那只是充當花瓶。至於擔任政務院若干部門正職的“非黨人士”，也純屬擺設。部黨組掌握該部實權。例如教育部長馬敘論，無非掛名的第一把手，副部長兼黨組書記的錢俊瑞說了才算。其他如文化部長沈雁冰、衛生部長李德全和水利部長傅作義等，無不虛有其名，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周揚、錢信忠和李葆華等中共黨人才是各該部的“主心骨”。因此，倘說這種所謂的“多黨合作”“在當時是很得人心的”，只能講國人“不明真相”，被假象迷惑，上當受騙了。

遺憾的是，學貫中西的丁教授在21世紀的今天，似乎還將假作真，聲稱“假如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還能夠把多黨合作在組織人事上落實下去，我想至少這個能夠爭取 10年的全中國人民的尊敬擁護。”這裡面的“還能夠”三個字，莫非對60年前中共的把戲視而不見？而所謂“在組織人事上落實下去”，又是否僅僅意味著一張冠冕堂皇的任免書？難道丁教授真的認為，現任科技部長萬鋼（身兼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和衛生部長陳竺以“非黨人士”出任正職，便是“多黨合作”的標志？

這裡還要補充一點，即毛早在所謂“三大戰役”之前，國共兩軍尚未分勝負的1947年便已打算“過橋抽板”，拋棄其當時的合作伙伴。

當年11月30日，毛致電斯大林稱：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不料斯大林否定了他的意見，在1948年4月20日的覆電指出，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斯大林還提出：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為聯合政府……（《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5期，《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揚的浮華秘密使命（1949年1-2月）》）於是，毛不得不改變初衷，在其後建立的新王朝中，給“民主黨派”留了幾把交椅。可見，“40年代末50年代”，中共所一再強調的多黨合作，無非是權宜之計，那些動聽的言辭實質為欺人之談。

我們還可以回顧毛在和蔣爭天下時說的話。他指蔣“寸權必奪，寸利必得”，實際上毛自己又何嘗不如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本屬獨裁者之通例，試問，自認“我們獨裁”的毛及以之為祖師爺的中共又怎會例外？

據說，對於中共所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民主黨派答曰：“互相監督，豈敢豈敢”。那是大實話。一眾花瓶黨對於“偉光正”連監督都無從談起，遑論與之“合作”參政議政？

以上所述，皆非筆者創見，相信丁教授早有所聞。不知為何在此次答記者問時未予亮察？

卑之無甚高論，僅供參考，並就教於識者。（09-10-4）

如何看待中共建政60年？

—讀杜光先生新作有感（之一）

對於六十年來的是非、得失、成敗，施政的利弊，社會的進退，領導人的功過，民眾的悲歡，都可以發動輿論，廣泛深入地開展討論，在展現歷史真相的過程中尋取經驗教訓，以利於改進今後的工作，促進社會健康發展。

以上這段話見於杜光先生新作開頭。該文題為《六十年的是非得失與成敗悲歡》。（以下簡作《是非》）讀後頗感其心平氣和，且能“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後者乃 70多年前魯迅提倡的文藝批評之正道。推而廣之，用於論說事件、月旦人物均稱確當。因可避免簡單化與片面性也。但其中若干提法似有待商榷，以下采取點評的方式略抒己見，就教於作者與方家。

《是非》以1956年為界，將毛時代分為兩個階段稱：“前一個階段屬於民主主義階段，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專制化的傾向”。下面分別談到經濟、政治和文化： “經濟上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合作，內外交流，五種經濟形態同時並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但國家通過控制資源和加工、定貨等方式，把民間企業逐步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在農村，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建立起勞動自由的小農經濟形態，但農民的自由和歡樂只享受了短暫的一兩年、兩三年，就因推行互助合作運動而一步一步地喪失了土地所有權。”

上面的論述大體持平。所提到的“城鄉合作”，應為“城鄉互助”。但講土改只講了一面，沒有涉及那種殘酷“鬥地主”，挑動農民階級仇恨的做法之不人道，以及制造新的社會不公：地富分子及其後人從此淪為賤民，世代遭受壓迫和歧視。這和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類”顯然是背道而馳的。其後文革期間更宣稱被推翻的階級，包括地主和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這樣的話，共產主義豈非永遠實現不了？

“在政治上，建國前夕制定的《共同綱領》，保證了各民主黨派、各社會階層都有代表參與國家機構，使政府具有一定的聯合政府的性質；1954年舉行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大量民主黨派人士被排除在政府權力機構之外，使一黨專政的色彩開始明朗化。”（《是非》）

以上前一分句與事實不符。《共同綱領》只是“寫在紙上，印在書上”，它根本不能在新政權的性質上保證什麼。表面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務院中，非黨人士擔任委員和部長的占44%，去掉其中不公開的特別黨員，實際只占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這些黨外人士充當的政府委員尤其是部長，無一例外都有職無權。各部黨組書記才是真正的當家人。

對此，明眼人一目瞭然，那是“兔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算什麼“聯合政府”？所以，後一分句中，“54年……後，使一黨專政的色彩開始明朗化”，應改作“使一黨專政的色彩完全明朗化”才對。

“在文化上，建國後曾經有過相對寬鬆的短暫時期，允許民辦的報刊、學校和社團繼續存在；但為時不久，民間的報刊、學校、社團，或被取消、兼並，或自動停止活動。官方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不斷壓縮了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的空間。”（《是非》）

這裡沒有提到1955年的“反胡風”及緊接著的“肅反”，應當加上一句：“尤其是‘反胡風’，不僅開了新政權‘以言入罪”的惡例，更是‘金口玉言’制造冤案的樣板。”

“在社會領域，黨政人員的清廉儉樸和服務精神，妓院、賭場、毒品的迅速消除，舊日權貴富豪的威風掃地，工農平民揚眉吐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思想意識上的解放自豪感，等等，形成了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結構，社會風氣也同建國前大不相同。但由於土改、反霸、鎮反、肅反等民主運動的擴大化，人事問題上過分重視家庭和歷史等偏向，出現了部分社會成員受歧視、遭排擠的現象，隱伏著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是非》）

末句將“反霸、鎮反、肅反”與“土改”並列，稱為“民主運動”，值得推敲。“土改”以“反封建”為目標，屬“民主革命”範疇。但“鎮反、肅反”，主要涉及舊政權的各級官員，乃出自改朝換代之必然，與“民主”未必相干。事實上，現政權根本不是什麼“民主政權”，而是反民主的一黨專政的極權。至於“反霸”，通常與“清匪”連在一起，應視為整頓社會秩序的手段，將之納入“民主運動”也不無牽強。

最末處謂“人事問題上過分重視家庭和歷史等偏向，……隱伏著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這“隱伏著”不恰切。因為當時“部分社會成員受歧視、遭排擠的現象”，是當局毫不隱諱的。那被稱為“黨的階級路線”，屬於天經地義，不容質疑，更不許違反。應該說，這“黨的階級路線”本身就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

而作者用“過分重視家庭和歷史等偏向”這樣的措辭，似乎認為“重視家庭和歷史”還是對的，“偏向”只在“過分”。這跟周恩來所稱“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顯然存在區別。其實關鍵在於本人的表現，那才是辯證唯物主義。

對於“毛澤東時代的第二階段”，該文的分析可謂切中腠裡，相當精闢。作者指出：“由於‘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畸形社會：一方面，國家性質已經從民主主義倒退到專制主義，它的基本特征是：執政黨在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上壟斷真理裁判權，在社會領域是壟斷公民權利，這是一個典型的專制主義的極權國家。但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和毛澤東的獨裁極權，不僅思想認識上缺乏正確的認識，而且在行動上也表現出竭誠的擁戴。這種現象也許可以歸因於共產黨宣傳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感染力，和人們對建設強大國家的向往，還可以加上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熏陶。在社會主義旗號掩蓋下的專制極權和人民的擁戴，使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成為高度統一、高度集中的社會。”

所謂“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熏陶”，就是芸芸眾生對“真命天子”的仰慕和傾倒。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相聯繫，小私有者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把希望寄托在一個 “好皇帝”身上。“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產自韶山沖的這條“真龍”“奉天承運”，成了大陸幾億中國人命運的主宰。直到其升天之後，鄧小平依然視之為“正朔”，不敢拋棄這面旗子。而第四代領導人上任伊始，也馬上去西柏坡“朝聖”，以求先皇福蔭。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正是由於專制極權，人民擁戴，才可以做到政通人和，毫無阻礙地推行計劃經濟，開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同時也給中國人民帶來難以挽回的、後患無窮的災難。這個社會特點，既是毛澤東時代取得顯著成就的基本原因，也是造成社會災難的主要根源。”（《是非》）

上面所說的“政通人和”用詞不當。毛時代沒有什麼“人和”，有的是人整人，高層互相傾軋，基層相互防範，上下矛盾日深。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且目前官民的尖銳對立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加上藏漢、維漢之間的關系劍拔弩張，大陸如同處於火山口，當局高喊的“和諧”遭到民眾的無情嘲弄與徹底唾棄。至於當時的所謂“政通”，靠的是毛特有的威望和欺騙。“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林彪這一名言便是最好的注腳。事實上，“瞞”和 “騙”一直是毛王朝最重要的統治手段。一方面不給人民以知情權，一方面假話連篇，大話不絕。幾億人都喪失了理智和思考，盲目聽信毛那一套說教與言辭，以致遭受“三年大飢荒”和“十年浩劫”。

至今仍然有人不覺悟，將毛看作“聖人”，這裡面的原因固然值得深思。而《是非》稱“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三十年”，並列舉了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作為論據。

對於作者所云“毛澤東時代取得顯著成就”應當怎麼看？這個問題必須詳加分析，以正視聽。一言難盡，且待另文再議。（09-10-8）

論史宜細不宜粗

—評《“共和”60年——關於幾個基本問題的梳理（上）》

張博樹博士新作（以下簡作《共和》）洋洋萬言，所論不乏真知灼見，令人擊節贊賞；但若干提法則使人難以苟同。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謹縷述如下。

該文開門見山表示：對“60年‘共和’”“這段歷史的基本評價”，“總體上說是否定性的”。因為“我們名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並不是真的‘共和國’，而是黨國，是‘黨’以‘人民’的名義治理的國家，而公民的權利則處於事實上的缺位狀態”。這段話言簡意賅，痛快淋漓，一針見血！

換句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是“中華黨國”，比近百年前孫中山開創的、蔣介石繼承的“中華民國”倒退了，而不是進步了。如果借用毛在1945年6月 11日中共“七大”的《閉幕詞.愚公移山》的話：“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那麼，更是一種歷史的反動！

對於現在大陸許多人已絕無好感的“中華民國”的歷史，《共和》作了這樣的概述：辛亥革命結束了已經在中國延續2000年之久的皇權帝制，開啟了共和的新紀元。無論是1912年至1927年的北京政府還是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政府，都把建設一個憲政的現代民主國家當作根本的建國原則，而且它們也都做過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推進這個進程。（《共和》）

應該說，這段話確實反映出作者此前另一文中所言的“新的史觀”，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毋庸細說，中共建政之後當局向民眾實行洗腦的結果，已使人們形成思維定勢：“1912年至1927年的北京政府”等於“北洋軍閥政府”，“1928年至 1949年的南京政府”則是“蔣該死”的“刮民黨政府”，都屬於罪惡的同義語。號稱篤信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共，在宣傳上卻常常是“形而上學猖獗”（借用毛語錄），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對此，早應無情戳穿，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且不講別的，備受推崇的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正是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提出和貫徹執行的；永垂青史人才輩出的西南聯大，是蔣委員長治下組建與發展起來的。只此兩例，其中閃耀著不滅的光輝，如同兩滴水珠映照出民主憲政的一縷曙光，這能夠完全抹殺嗎？再如魯迅抨擊20年代的中國有如鐵屋子使人窒息，又稱30年代當局對思想輿論的禁錮“比罐頭還嚴密”，然而，魯迅本人和其他一些傑出的文藝家、學者，不正是活躍在這個時期而成為一代思想文化大師的嗎？這不反證了儲安平的話：民國時期並非完全沒有“民主”，“只是多少的問題”（大意）嗎？

該文繼稱：當然，作為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一個有著過於深厚的皇權文化傳統的國家，一個受到列強欺負、正在尋求民族自強的國家，一個傳統體制剛剛崩潰、新體制尚在形成且極不成熟的國家，民國時代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努力包含了太多的歷史緊張，也經歷了不少困難和挫折。但正因為這樣，這段追求才更顯得可貴而又耐人尋味。後來的共產黨教科書籠統地把1949年前的中國稱為“舊中國”甚至“萬惡的舊社會”，從制度現代化的邏輯看，顯然是對歷史的曲解，是為了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故意對前政權的醜化。（《共和》）

這段話持平公允，難能可貴。鼓吹“兩分法”的毛及其手下，對蔣政權和之前的北洋政府歷來只有“一點論”，將其說得一無是處。流毒所及，積重難返。時下的青年尤其“不明真相”。對他們之中許多人來說，除了“小鳳仙與蔡鍔”這類風流韻事外，民國社會幾乎是漆黑一團。這種蒙昧可謂既可悲又可嘆！

該文著重探討了兩個問題。一是“既然是如此糟糕的一個體制，並且導致如此不妙的結果，我們又如何理解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二是對毛的評價。

關於第一個問題，作者將“海外華人學者辛灝年”作為論辯對手，以駁論的形式立論，這當然並無不可。遺憾的是張文沒有針對辛著《誰是新中國》的中心論點，以及其論證進行詳細的分析和嚴謹的闡述，卻只用了一個比喻，因而缺乏說服力。

文中稱：（辛著）“斷言辛亥革命締造的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共產革命締造的新政權則是中國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這本書對國共兩黨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的評價一反大陸傳統定論，頗有些‘共產黨說是對的，一定是錯的；共產黨說是錯的，一定是對的’味道。結果，歷史在辛書的解釋中被完全翻轉了過來，原來被描繪成英雄的現在成了狗熊，原來被描繪成狗熊的現在成了英雄，且英雄開始就是英雄，狗熊自始至終都是狗熊。”（《共和》）

《誰是新中國》是674頁，62萬5千余字的煌煌巨著，張文予以全盤否定，但引述的原文不過寥寥幾句，屈指可數。如此論辯，很難說是嚴肅認真的態度。即以張文使用的“英雄”“狗熊”兩詞而言（辛著似無出現“狗熊”字樣，扉頁題詞：“獻給中國大陸人民、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和所有先賢和先烈們”，其中稱蔣為 “領導了北伐，統一過中國，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奠定了台灣民主繁榮基石的民族英雄”，後者不是蓋棺論定了嗎？）孫中山締造的國民黨之中，絕大部分人開始確是英雄，其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無不順天---符合時代潮流，應人---適應民眾需要。

反之，中共“一大”時的52名黨員雖亦精英雲集，但該黨之共產主義主張不合中國國情，且完全是共產國際操控，由盧布豢養，為蘇聯服務，整體而言能說不是狗熊嗎？何況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逐步掌握黨內大權的毛，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並無真正的“革命理論”作指導，倘用列寧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衡量，中共談何“革命”？歸根結底，其所謂“革命”無非以農民為主體的改朝換代罷了，依照毛的那一套“山溝裡的馬列主義”，中國社會何曾邁向現代化？

作者稱：灝年先生獨立思考，精神固然可佩，但這種理解歷史的方式卻出了問題，犯了和共產黨解釋歷史時“非黑即白”且“一貫到底”的同樣錯誤。……比如，灝年先生…認為“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我想很多朋友都不會同意這樣的判斷，因為既然國民政府是一個堅持抗戰的政府，則抗戰勝利本來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如果一個政府本身是廉潔的、強有力的，戰爭所造成的經濟創傷也能夠迅速治愈，沒有因抗戰勝利反而走向失敗的道理。（《共和》）

鄧小平七十年代後期復出後，提出解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此乃根據當時環境而言。如果做學問，則絕對是“宜細不宜粗”。作者對辛灝年先生的反詰，辛著中本來是有詳細論述的，筆者認同辛說。這裡根據自己的看法，先回應上段最後一句話。

“抗戰勝利本來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此語不假。事實上日本投降時蔣的威望如日中天，因為他並非中共歷史教科書所言“消極抗日”，而是統率數百萬國軍官兵，真刀真槍地跟日寇浴血奮戰，歷時八年終於取勝。故此淪陷區老百姓夾道歡迎凱旋的國軍。筆者時年6歲，親睹廣州市民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的激動場面。正值英年的張博士大概沒有看過有關的紀錄片，那不妨回憶文革中“革命群眾”向“紅太陽”頂禮膜拜的盛況，兩者不無某種相似也。

至於說到“廉潔”問題，那確是蔣政權的痼疾，尤以勝利後的接收大員為甚。但誠如辛著之分析，如果不是緊接著的國共內戰，則抗日“戰爭所造成的經濟創傷也能夠迅速治愈”，或起碼經濟較快恢復。中國周邊的國家幾無例外。舉凡日本或東南亞的印度、印尼、菲律賓等均如此。

作者認為“沒有因抗戰勝利反而走向失敗的道理”。也許在邏輯推理上可以這樣說，但對蔣政權而言，不幸事實恰恰是如此！抗戰贏了，勝利衝昏頭腦，接收/劫收毀了國民政府，就像闖王李自成進京迅速腐化，以致部隊戰鬥力一落千丈，“走向失敗”。

不過，也正如辛著的論述，貪腐自然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的力量，但其敗於對手，痛失大陸，卻是由於中共這個死敵實在厲害，非同一般。反過來說，自80年代末起，北京當局貪腐成風，比當年的國民黨超出千百倍，民怨沸騰，民變蜂起。但何以“六.四”過了20年，其江山非但屹立不倒，反而勢力日漸擴張，直逼環球頭號超級強國美國呢？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共國內沒有一個強勁的對手。如果有這樣的對手，中南海早就變色了。這一點，不知張博士以為然否？

事實上，辛著對“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都作了周密的論證。中外學者公認，1936年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在當時是個高峰，否則無法想像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能夠支撐八年之久。如果沒有日寇侵華，建設成就必然更大，蔣政權的穩定性也就會更強，井岡山出來的八千“流寇”，絕無可能在逃竄至窮山惡水的陝北後，只十四年工夫就打倒北京並入主金鑾殿。此其一。

另一方面，東瀛外敵入侵使國府“剿匪戡亂”大業功敗垂成，毛等“紅色山大王”得以苟延殘喘。張文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這個和國民黨政府打了10年內戰的老對手，由於抗戰爆發躲過政府軍隊的追剿、在8年抗戰中獲得喘息之機而後崛起，的確是一個事實”。（《共和》）此其二。

可惜，可能出於不同的“史觀”，作者聲稱“共產黨在這段時間內發展壯大卻不能解釋為只是占了一個偶然的歷史便宜”，這真令人費解！試問，連毛本人自六十年代起，都多次向來訪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謝皇軍侵華，這個“歷史便宜”豈容小覷？那可是中共生死存亡之秋啊！

該文續稱：共產黨後來的勝利（它同時也是國民黨的失敗）更不能僅僅用“蘇俄蓄意顛覆”這樣的“外在原因”來解釋，而必然有更複雜的內在因素需要挖掘。

此種說法自然不錯，但完全無視“蘇俄蓄意顛覆”的事實更非客觀的態度。中共完全靠蘇聯扶植與支撐才能存在到抗戰爆發，這點能夠否認嗎？下面僅舉“牛蘭間諜案”為例以為佐證。

牛蘭本名雅科夫.馬特維耶維奇.魯尼克，1894年生於烏克蘭，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麾下的全俄肅反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其後被派往歐洲數國當特工，後在法國被捕判刑兩年。1927年11月奉契卡之命經歐洲到上海，以開設貿易公司做掩護建立聯絡站。牛蘭乃其化名之一。

1930 年其妻帶著2歲的兒子抵滬與之會合，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實際上他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遠東局的聯絡工作，並負責管理秘密電台。而他的公司則將活動經費交給亞洲各國的共產黨。據記載，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資金平均每月達二萬五千美元，高出共產國際在亞洲的其它支部十幾倍。

牛蘭夫人出身貴族，受過高等教育，專業是數理邏輯。她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語，對格魯吉亞和土耳其語也有研究。這對間諜夫婦一直隱蔽得很好。不料禍起蕭牆之外。1931年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落網，當地警方發現牛蘭的電報掛號與郵箱號碼。英國情報部門順藤摸瓜，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牛蘭夫婦的寓所將兩人逮捕，並從現場搜出大量文件，內有顛覆南京國民政府的罪證，5月10日由中國政府引渡，14日押解南京，控以“危害民國罪”。（朱正《魯迅傳》，三聯書店，2007年，319頁）

蘇聯當局反應迅速，立即多方營救。在其動員下，1931年8月20日在歐洲成立了“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愛因斯坦、蔡特金、德萊塞、高爾基、史沫特萊和宋慶齡都名列發起人內。契卡則責成蘇軍總參謀部上海站的左爾格使盡渾身解數，統籌在華營救工作。左爾格不辱使命，與在押的牛蘭取得聯系，並以兩萬美元的重金向國民政府要員行賄。攜帶此巨款來華的兩人中，有一名叫布勞恩，即後來中央蘇區的太上皇李德。經多方活動，牛蘭夫婦於抗戰爆發後獲釋。

借斑顯豹，可見“蘇俄蓄意顛覆”乃國府敗走台灣的重要原因。何況辛著並非“僅僅用‘蘇俄蓄意顛覆’這樣的‘外在原因’來解釋”國共的勝敗。

張文又稱：有一點辛書說的是對的，那就是“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現實原因”，可惜作者並沒有就這個問題給出深一步的分析。（《共和》）

這點的確關系重大，農民的土地要求得不到滿足，使他們倒向共產黨。但筆者所見，辛著除在上卷第七章第二節內扼要談及此點外，第八章第三節以及下卷有關章節也對此有所分析，算不算“深一步”就要看依據何種標准了。

作者就此概括稱：總之，辛灝年為國民黨正名，卻走到了歷史解釋的另一個極端。反倒是一位台灣學者陳永發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更為中肯、客觀的意見。陳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中也分析了當年國民黨為什麼失敗、共產黨為什麼勝利，他尤其看重中共在汲取農村資源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功。“國民黨的動員，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都極度依賴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中共在廣大的農村地帶卻可以透過土地革命和階級鬥爭，爭取到大多數貧苦農民的擁護。”這的確是理解歷史的關鍵一環。（《共和》）

此可謂見仁見智。陳先生的大作筆者未曾細讀，茲不論列。辛著卻條分縷析，頭頭是道。在《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一節中，列出四條原因，依次是張文引述的“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現實原因”，此外還有第四：“中華民國從未真正統一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內在原因”。對每條原因又作分點闡述，提綱挈領，層次分明。

與此相關，第三節為《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歷史錯失》。下分四項：依次是：“以傳統思想文化對抗現代共產思潮---思想陣地先敗》、《權威領袖不威，民主橫遭利用---反被指為獨裁》、《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黨爭及其惡劣影響》和《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每項也都徵引有據，言之成理。可惜辛著是大陸讀者難以讀到的。而張文也對之語焉不詳，故筆者亦不多作評論。

回到作者所十分稱許的中共土改運動。該文稱：1947年7月至9月，中共又在晉察冀解放區平山縣召開全國土地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劉少奇在作會議結論時再一次強調“解決力量對比關系，就要實行土地改革。蔣介石靠美國，我們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有兩個條件：第一個就是反對地主，平分土地；第二個就是民主，不准許站在人民頭上拉屎撒尿。”

顯然，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非常清醒地意識到，與國民黨爭天下的這場鬥爭，首先是爭取人心、爭取民心的鬥爭。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誰贏得了農民的支持，誰就贏得了天下。土地改革，就是通過給農民以土地，換取農民對共產黨的支持。（《共和》）

我們不妨解讀一下劉少奇的話。什麼叫做“給農民以土地”？中共首先野蠻地剝奪地主的土地，即粗暴掠奪地主原來合法占有的私有財產，那無非憑借暴力劫富濟貧，不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然後把土地“恩賜”給農民，以騙取其為之賣命。但一旦打下江山，不旋踵即實行“合作化”，把農民“分得的土地”--- 雖曾冠以“土地還家”的美名，卻很快收回，至今60年仍不肯讓其真正“還家”。這就是土改運動的前因後果---純屬中共打天下的手段，不是什麼為農民謀幸福。

該文續稱：為什麼要在土改運動中強調“民主”？除了整肅隊伍這一層考慮外，還是為了爭取民眾。土改運動中揭發出大量共產黨基層幹部的貪腐現像，所以土改運動同時又是一次重大的黨內外結合的反貪腐運動。劉少奇甚至建議成立各級農民代表會作為各級最高權力機關，對解放區各級政府實行無明文規定的罷免權與選舉權。這個正處於上升時期的政黨的朝氣蓬勃以及它的領導人所擁有的充分自信，由此可見一斑。（《共和》）

恕筆者淺陋，以上所述聞所未聞。請問，當時除老解放區外，新區土改也揭發了大量共幹的貪腐嗎？《暴風驟雨》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兩部土改題材的名著，分別是周立波和丁玲獲得斯大林獎金的作品，何以均未見其中對農村基層幹部的貪腐有所反映？而劉少奇的那個“建議”果真實行了嗎？有無文獻資料證實？中共的官方文件往往是“寫在紙上，貼在牆上，飛在天上”不能落實，何況“無明文規定的罷免權與選舉權”，連官樣文章都不如，能起作用嗎？作者既未列出證據，則讀者如何“可見一斑”？

該文繼稱：盡管土改運動中出現過各種過火行為，甚至有以土改為名實施集體搶劫、濫殺無辜的現象，但總體上說，中共領導的土改是成功的，達到了預想的目的。中共尤其注意利用土改政策對敵方實施分化，比如，1947年10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明文規定：廢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土地統一平均分配。但地主及其家庭，也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家居鄉村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政府官員、國民黨黨員及敵方其他人員，其家庭亦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這顯然意在瓦解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士氣。

據曾任廣東省副省長的楊立所著《古大存沉冤錄》，當時各地農村在土改中往往殺人立威，叫做“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充滿血腥味，這應屬當局“預想的目的”，即長貧雇農的志氣，滅地主的威風也。如金庸、梁羽生之父均無大惡行，但均遭處決，30年後鄧小平當政時給予平反。這是絕無僅有的兩個特例，其他無辜喪命的地主就無此幸運了。一句話，“成功的土改”背後是數以百萬計的冤魂。

至於上文所云對“地主及其家庭”的政策，何謂“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農民分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有些地方中農還分列“富裕中農”，他們分得的 “土地及財產”各不相同，即使土地面積相近，肥瘦、遠近等也不一樣。說地主家庭和國軍官兵、國府官員家庭在土改中會獲得“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簡直是天方夜譚。試問一句，上述政策實際執行情況如何？他們的家人難道沒有成為二等公民？

總結上述“論證”，作者將中共之勝出歸因於“人心向背起了作用”。但又認為“畢竟這個成功並不代表中國現代歷史演進的正確方向，而毋寧是對它的扭曲。我們必須對這種看似矛盾的歷史現象做出更深一層的學理解析”。為此，文章提出了“制度現代化”的概念，其內涵包括：政治結構方面，從前現代的君主專制向現代民主政體的轉變；經濟結構方面，從前現代的自然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社會整合結構方面，從前現代的臣民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變。（《共和》）

筆者認為，基於制度現代化邏輯來“解釋近現代社會轉型和百年中國歷史”，堪稱為新的史觀，饒有意義，富於啟迪。而此種新的史觀與中共秉持的唯物史觀，依循不同的歷史邏輯。

按“共產革命的邏輯，人類的歷史乃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有所謂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具體到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又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即趕走帝國主義勢力，發展民族經濟，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便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共和》）

作者在上文概述中共的“民主革命理念”中，有兩處缺失：一是漏了“反封建”，這可是土改要達到的目的，不能遺忘；二是中共從來沒說過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 共和國。1949年7月1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其餘均屬60多年來中共喋喋不休的說教。

該文斷言：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理念的勝利，因為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為何物。這個勝利要歸結於共產黨高度的務實政策符合、並且滿足了當時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基本要求。（《共和》）

該文還指出，制度現代化邏輯和共產革命邏輯“有著某種事實上的疊置關係”，並稱：“兩個不同邏輯之間疊置程度最高的是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社會整合領域的疊置則要遜色許多，但至少《共同綱領》框架內還安排了一個形式上的政治協商機制，它的名實不符是後來逐漸暴露出來的，當時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特別是那些誠實得可愛的‘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政治上的開明、經濟上的務實都使當時的人們有理由對中國共產黨充滿希望。”（《共和》）

以上所述固然不無根據，但沒有指出中共的許多舉措都包含了“瞞”和“騙”的成分。例如對於“那些誠實得可愛的‘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毛表面上禮賢下士，從善如流，骨子裡卻視為異己。盡管他們中不少人在中共仍處劣勢時，就毅然與之共患難，旗幟鮮明地挺身反蔣，但毛早就打算過橋抽板，卸磨殺驢。

1947 年11月30日毛致電斯大林稱，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只是由於斯大林於1948年4月20日覆電，表示民主黨派應長期存在，上述打算才作罷。但內情一直隱瞞起來。而當時中共承諾將來建政後“實行民主”，並極力攻訐國民黨 “一黨專政”和“獨裁”，這些都純屬欺騙性的宣傳。用毛1949年夏天會見著名民主人士時說的話，他們是“上了賊船”，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文章還認為：“中共的理念（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力量）、組織效能（列寧式“先鋒隊組織”的結構優勢）、長期艱苦環境和在野甚或非法身份的磨礪(獨特的革命經歷)”等，都增加了其勝算。此屬言之有理，不過最好逐一加以深層次的分析。

不言而喻，在一個大多數國民沒有宗教信仰的貧窮落後國家，百姓特別容易受“共產邪說”的蠱惑，並以游民/流氓無產者為骨幹鋌而走險。反之，在印度、印尼等國，由於印度教、伊斯蘭教的強大影響，民眾的造反傾向較弱，更不容易建立起什麼“革命根據地”。論“組織效能”，中共可與希特勒的法西斯黨相媲美，甚至尤有過之。講到“獨特的革命經歷”，斯大林嘗云：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為除抗日時期外，中共根本沒有合法身份。此一“中國特色”孕育出毛所稱的“三大法寶”之二---共黨與共軍，都是舉世無雙的。國民黨和國軍根本不可能與之匹敵。

其實，“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力量”，主要影響在於知識分子。對芸芸眾生未必有那麼大的作用。必須看到：基於文化積澱的中國民眾素質之普遍低下，迷信“真命天子”/救世主的心理，或用毛的話叫做“民眾的不覺悟”---看不透中共的反民主本質，這是中共得逞的更深層次的內因，可惜該文完全沒有觸及宗教、文化層面。

該文概述國共兩黨之表現後寫道：一個本來擁有正確理念的政黨反而在當政21年後被當時的歷史所淘汰；一個就其理念而言更具烏托邦性質的政黨卻因為它的現實政策的高度務實和長期在野甚至非法身份磨礪出來的組織能力、組織技巧，而受到歷史的青睞，獲得了成功。這就是中國現代史蘊含的深層悖謬。它的確留給後人太多的沉思、遐想和慨嘆。（《共和》）

此一結語雖發人深省，卻沒有觸及人心向背之根本。人民向往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政治、耕者有其田。中共成功地騙取了人民的信任，但60年來，其承諾不是沒有兌現，就是出爾反爾；前者主要在政治和社會方面，後者在農村經濟方面。八億農民中之絕望者，豈無“何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心聲？

總的來說，該文不少地方言人之所未言，且不論能否成立，把問題提出來就十分可嘉。愛因斯坦嘗云，在科學研究方面，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大意）。此應適用於人文科學領域。特別是“共和”60年這樣的大課題，其中值得探討的問題不知凡幾，所以，作者的宏文極具價值，值得珍視。

不過，文中下面一段使筆者“詫異不止”：前不久和一些青年朋友聚會，也談及49年共產黨為何勝利這個話題，有人把它簡單地歸結為共產黨的“欺騙”和“恐怖”，這令我沉吟不已。筆者深感今天我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批評共產黨專制，卻往往不願意、甚至不屑於去了解過去的歷史，了解歷史演變的基本脈絡，了解歷史背後隱藏的邏輯糾葛和深層悖謬，僅憑想當然得出一些看起來正義在胸、實則不知所云、甚至謬之千裡的判斷或結論。這並不是什麼好現像，說明我們的反對派朋友遠沒有達到理智和知識見解上的成熟。我們還需要努力、補課。（《共和》）

中共的“欺騙”和“恐怖”難道不是事實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九.一八”事變後不足兩個月成立，不是分裂祖國嗎？“長征”完全是逃跑，卻標榜什麼“北上抗日”，不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嗎？八年抗戰，中共的主力打了什麼大仗？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不是開了整人的先例嗎？王實昧之死不是以言入罪濫殺無辜嗎？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奸婦女，胡作非為，中共為何蓄意隱瞞？國共內戰後期長春被圍，城中60萬市民慘成餓殍，據龍應台新書稱去年她訪問當地，已無人知道此一亙古罕有的悲劇，這是為什麼？如此等等，還可以提出很多。

誠然，“今天我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的確沒有做到“了解過去的歷史，了解歷史演變的基本脈絡，了解歷史背後隱藏的邏輯糾葛和深層悖謬”，但未必是“不願意、甚至不屑於”這樣做。對於那些“僅憑想當然得出一些看起來正義在胸、實則不知所云、甚至謬之千裡的判斷或結論”的現像，也應給予必要的批評。但筆者更欣賞 “擺事實，講道理”這句話，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20年代之初列寧有篇短文，談對付論敵的辦法，道是“請看事實”。這確實有效。後來斯大林和毛掌權實行輿論一律，目的都是掩蓋事實，愚弄民眾。這也從反面證明“擺事實”之功效。

筆者是在1957年反右時首次聽到“擺事實，講道理”這句話的。可是當時只讓整人者“擺”官方認可的所謂“事實”，根本不讓被整者“擺”出真正的“事實”以自辯，更不用說完全沒有什麼“講道理”了。盡管這樣，比起後來文革的“坐噴氣式”、“觸及皮肉”以至武鬥，還算是文明一些。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能“達到理智和知識見解上的成熟”，談何容易？本人年屆七十，自問離此境界尚差十萬八千里，因此亟需“努力和補課”。很可能有生之年亦無法達到，但求盡力弄清一些基本的史實，也深感安慰了。

以上僅供作者參考。

《共和》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毛的。且待另文再議。（09-10-17）晚

“必須吃人的道理”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感言

剛去世不久的語言學大師季羨林，在其《牛棚雜憶》中描述文革時期的狀況道：每個人，不管他是哪一個山頭，哪一個派別，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異化為非人。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為牠餓，牠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我這裡所謂“非人”，決不是指畜生，只稱他為“非人”而已。

季先生寫的“牛棚”，指當時各機關學校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而“牛鬼蛇神”者，包括“走資派”、學術權威和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牛棚”多為空置的辦公室、教室或貯藏室之類，並非真的是牛居住的棚舍。其命名便意味著不把人當人。

顯然，“異化為非人”的，“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也在內，並且由他率先垂範。其所作所為一言以蔽之：不講人道。而這種異化，又非自文革始。中共建政之初的土地改革，以及隨後的對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都一樣違反人道。舉凡殘酷鬥爭地主，無情剝奪工商業者，毫無例外地“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

例如土改，“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財產。”（《中國土地法大綱》）道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殊不知地主及富農中，雖有為富不仁者，但不少是祖輩胼手胝足勤勞致富的莊稼漢。不分青紅皂白，一刀切地劫富濟貧，固然可以滿足佔人口多數的貧雇農之土地要求，但手段極不公正。而將佔人口百分之十（《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1281 頁）的地富人家打入另冊，又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至少延續半世紀。

又如1956年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正如論者所指出的，此舉完全違反1949年《共同綱領》，該憲章相當於臨時憲法，上面白紙黑字寫著“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李肅《背信棄義工商業改造》，《縱覽中國》2009年8月23日）但“7年之後，中國800萬人的私人財產被剝奪了”。所有工商業者原有的工廠企業商店全部“公私合營”，其本人除領取菲薄的工資外，當局還“根據企業主的股份每年發放相當於股價5%的‘定息’”。而股價均無例外地被大大壓低了。

工商業改造不僅違法---違背《共同綱領》，也背棄了毛登基前的多次承諾。在1949年9月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黨外人士詢問何時向社會主義過渡。毛答稱：“大概二、三十年吧。”但1953年6月，毛提出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否定了10年後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既定決策，表示“要在10年到 15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一化（工業化）三改造（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宣傳提綱講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

然而實際上1956年初便完成了“三改造”：用了不到3年時間，比原訂計劃提前7-12年！

在基本實現“共產”後，毛加速進行“洗腦”，首先是令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收聲”（住嘴）。1957年6月8日揭幕的“反右鬥爭”，便是繼1956年“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後，緊接著發動的“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從當年4月底開始的整風轉到之後的反右，這中間明明是“陰謀”，毛卻大言不慚地稱之為“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37頁）這無異於“說謊，耍刁”，“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

結果是萬馬齊喑，全民噤聲。大陸五億國民的思想窒息了，“心之官則思”，思考功能障礙，進而人“異化為非人”。其後無論大躍進或者文革，都緣自“反右”。

但毛及其御用文人，總能炮制出各種各樣似是而非蠱惑人心的革命理論，讓舉國上下“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乖乖地“聽毛主席的話”，跟著他不停“造反”，不斷折騰，吃人和被吃。直至搞到“國將不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

1976年毛駕崩帶來了轉機。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突飛猛進，成就驕人。然而國人的精神面貌並未“與時俱進”。貪污腐敗觸目驚心，社會不公變本加厲。“必須吃人的道理”仍時有所聞，“非人”一族依然橫行無忌。神州大地何日復歸人的世界？

嗚呼！（09-8-24）

“寧左毋右”是中共路線的本質特征

—與李怡先生商榷

日前拜讀李怡先生大作《蘋論：北京現階段沒有讓步的能力》，深感其題旨言之成理。確如所述，“掌政者只有在內部掌握了充分權力，才有可能在對外關系上作出符合實際的讓步”。

但文中寫道：中共建政60年，實行較右的也是較為務實路線時，多是一人掌絕對權力之時；實行左的、教條的、意識形態化路線時，多是權爭激烈，誰也掌握不到絕對權力之時。最左是文革，那是毛澤東向劉少奇奪權的運動。（《蘋論》）這段話與事實大有出入。

毋庸置疑，毛時代（1949.10-1976.9）都是“偉大領袖”一人“掌絕對權力”，包括1959年10月至1966年8月他“退居二線”期間，重大決策最後關頭無不由其乾綱獨斷。此乃根據1943年中央政治局決定。

但自50年代中期起，直到其嗚呼哀哉，20余年裡毛一直堅持“實行左的、教條的、意識形態化路線”，即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此前那個“一化三改造”為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也帶著濃厚的“左的”冒進色彩。

如果說中共建政之初，即1953年以前的幾年中，實行的是“較右的也是較為務實路線”，那是基於當時恢復國民經濟的環境與需要。而並非因為好大喜功的毛認識到“左的、教條的、意識形態化路線”與國於民極為有害。

事實上，該文所講的“權爭激烈，誰也掌握不到絕對權力之時”，從來就沒有在毛王朝出現過。毛南面而坐君臨天下的局面始終不變。為便於掌權，厭惡行政事務的他在60年代初說過：“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這裡面前兩個分句也適用於中共中央，中央的“大權”只能由毛一手操控，不容任何其他人染指。

所以，文革也並非“毛澤東向劉少奇奪權的運動”，而只是實行極左路線的毛把一度“分散”給劉、鄧等人的“小權”全部收回。在毛眼中，排名第一的黨中央副主席也好，國家主席也好，無一不屬其臣僕，“只要動一下小手指頭”就可將之打倒。

“工農兵學商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權既由毛一人獨攬，軍權也不例外。毛規定，野戰部隊調動一個團以上兵力，均須經身兼軍委主席的他批准。因此，也不能說他71年“壓倒林彪奪得軍權”。盡管當時中共黨章和《憲法》都明文規定林彪是毛的“接班人”，實質上“林副統帥”虛有其名，他連直接下令指揮一個團都辦不到。

該文分析稱：毛澤東在1971年突破中美關係，邀請美總統尼克遜訪華。那是因為他在文革中鬥倒了劉少奇，71年又壓倒林彪奪得軍權。時在文革期間，誰敢與“美帝”勾結？只有掌絕對權力的人才敢於面對現實。（《蘋論》）

上面最後一句說得不錯。不過毛當時聯美是為了制蘇，此舉誠然可稱務實，即“兩害相權取其輕”。“美帝”畢竟遠隔大洋，“蘇修”卻是陸地相連，有幾千公里的共同邊境線。“修”既是“右”，則聯美反修自然是“左”，而不能說成“右”。故毛立於不敗之地，永遠“正確”。

基於此，71年毛邀尼克松訪華乃順理成章，與劉少奇被“鬥倒”、林彪被“壓倒”（此一用語不確切，林彪在軍中的地位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壓倒”毛）無關。

該文續稱：1976年鄧小平復出，起始他說只會在教育與科學領域發揮餘熱，但當華國鋒與文革勢力被他打退，他掌了絕對權力，於是就在79年提出“改革開放”。倘若權力未固，他豈敢違背毛的“繼續革命”理論全力發展經濟？（《蘋論》）

這段頭一句不確。鄧復出是在1977年7月，而非1976年。後面所說“他掌了絕對權力”也不完全屬實，實際是與陳雲及其他幾位中共元老“共掌”最高權力，其中鄧、陳二人大體上旗鼓相當，不過陳雲較低調，所以後來鄧可以向江澤民自詡“我在，我說了算”。

至於“改革開放”，其實是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共領導集體的決策，包括華國鋒、葉劍英、陳雲在內，都主張“全力發展經濟”，不能只歸因於鄧小平個人。

該文還寫道：1989年六四後，江澤民與李鵬推行極左路線，對內要消滅個體戶，對外就視全世界國家為敵人。鄧小平以絕對權力，92年南巡表示“誰不支持改革開放誰就下台”，又提出對外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動”，還說要“夾著尾巴做人”。（《蘋論》）

陳雲去世於1995年4月10日（鄧是1997年2月19日）。只要陳雲尚在生，鄧雖掌大權，仍不無掣肘，故“絕對權力”的提法有失偏頗，不用為宜。

此外，文中稱“（朱毛）井岡山會師是1927年的事”，時間有誤。應為1928年4月，地點在井岡山地區的寧岡礱市。

縱觀中共自成立以來，包括其建政60年的政治取向，一直是“寧左毋右”。在領導層的傳統思維中，“右”是立場問題，關係到敵我劃分；“左”是認識問題，仍屬己方陣營。這種慣性思維保持不變，一人獨掌大權時如此，權爭激烈時也如此。何況真正權爭不已致群龍無首的情況，在黨史上極為罕見，延續時間也很短，不足以影響到整個路線。

以上各點，僅供作者參考，歡迎討論指正。（09-11-21）

“偉光正”把人變成蟲

—田華亮相的聯想

中共建政的甲子慶典中，觀禮台上一位身穿軍便服、滿頭銀發笑容可掬的嘉賓，在無線新聞的現場轉播中多次出現。相信年逾古稀的觀眾都能記起，這位風韻猶存的女士就是電影《白毛女》主角的扮演者田華。

《白毛女》是50年代初紅極一時的影片，它由同名歌劇改編而成。片中地主黃世仁於除夕夜登門逼債，害死貧農楊白勞，繼而強搶其女喜兒抵債並將之強奸，喜兒在被賣入妓寨前逃入深山，因不見天日而成白毛女。此一杜撰的故事極大地煽起貧苦農民的階級仇恨，其主旨所宣示的“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當時深入人心，婦孺皆知。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大陸地主資本家已卷土重來，不少鄉鎮官員及其爪牙欺壓農民，比當年的黃世仁更厲害。如嚴曉玲被輪奸致死即屬一例。老百姓不禁哀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

由此想到，“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之後，下一句是什麼呢？答曰：“‘偉光正’把人變成蟲”！此乃毛王朝建立後的赫赫功業。

如所周知，毛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為維護其極權統治，無論在黨內或黨外，他都實行“輿論一律”，不允許任何異議存在。他要用“毛思想”統一全體黨員及廣大群眾的思想。

毋庸細說，在其親密戰友及下屬各級黨組織的全力配合下，毛對國人的洗腦達到其預期的效果。億萬人民不會用自己的腦袋思考，不同程度上或成了應聲蟲，或成了害人蟲。後者如康生、江青、張春橋之流，前者包括上至“開國元勛”，下至平民百姓。其共同特點是：盲目緊跟領袖，喪失獨立的思想和自己的人格，在某種意義上與動物無異，類乎蟲豸。這是個極大的悲劇。

當然，對上述二者應加區別。毛的鷹犬康生和江青（她坦言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主席叫我咬誰就咬誰”）為首的“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嘍囉走卒，是喪心病狂，壞事做盡的一伙。這幫“害人蟲”受毛的指使與庇護，胡作非為，害人無數。影響所及，“文革”之初的北京101中宋彬彬（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當年 “八.一八”由毛御賜“要武”之名）為首的紅衛兵，以及以私設公堂殘酷拷打“黑五類”與“走資派”知名的“西糾”（據說薄熙來亦為其中一員），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其無法無天，毫無人性令人髮指。

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及鄧小平等，作為毛的親密戰友，是造神運動的主要推手。他們自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即屈服於毛的淫威，唯命是從，在“主席”面前不敢說半個不字，連毛的姓氏也加以避諱。彼此之間的君臣關系，與共產黨人口口聲聲的同志關係格格不入。套用奧威爾《動物農莊》的話，就叫做：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動物就更加平等。

既然是曾在一個大鍋裡吃飯的伙伴，他們和毛之間的關係，理應比其他干部與下級和毛的關係 “更加平等”，不過說到底，毛是主，劉周等都是僕，這是不容含糊的。毛一呼則劉周百諾，十多年如此。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別出心裁，謂大飢荒乃“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成績與錯誤不是“九個手指頭和一個手指頭的比”，公然與毛唱反調，這就種下了他四年後被打倒的禍根。應聲蟲一旦不再當下去，便會被壓成齏粉。

連“共和國主席”都弄到死無葬身之地，則升斗小民，芸芸眾生，更可想而知。除了依照法定的林副統帥所言：“一切服從毛主席”，“聞風而動，雷厲風行”，誰敢稍有拂逆或遲疑？應聲蟲的角色，不想當也得當，別無選擇。

斗轉星移，撥亂反正。毛的絕對權威固然已成過去，但時至今日，“偉光正”依然實行嚴格的思想管制。所謂“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就意味著祖師爺的金科玉律繼續生效。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仍然限制多多。胸中並無多少墨水、不屬知識分子的影星成龍一語道破：“中國人是要管的”。看來，望子成龍乃非分之想，望子成人也不行。只有成蟲之一途。

聯想到此次“大閱兵”，《蘋果日報》李怡撰文稱：“人們……最大的驚嘆是‘整齊劃一’。這整齊劃一，尤其是女兵和女民兵們，所構成的美感，是賞心悅目的。然而，…整齊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個人所組成，而他們本來都是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是自由行動的人，只不過為了取悅掌權者才經地獄式訓練而變成個人的消失，變成集體之一員，變成方陣中的一角。”婀娜多姿英姿颯爽的美眉，隨著統一的號令舉步，實際都變成了應聲蟲一族，悲乎哉！

嗚呼，何日得見億萬神州同胞再度蛻變，恢復而為頂天立地、特立獨行的中國“人”？（09-10-7）修訂

青史憑誰定是非

百年回首辨忠奸

－在“百年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

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對“百年中國”的反思。剛才李劼暢談了他的觀點。他的新作《梟雄與士林》屬於學術性論著，可是其《代序》開頭講的是聽到一個黑人叫他 CHINA的感想。我也學他的辦法，評論歷史人物時把自己擺進去，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和感受，包括其中幾位與本人及至親長輩的某種淵源。

講題所說“辨忠奸”，來自小時候看電影的習慣：問這個人是“忠”還是“奸”的。那當然是個模糊概念，不過“老百姓心裡有桿秤”，公道自在人心。

1．“回首百年”，自然想起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我現在還能背《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我想全球華人大概絕大多數對孫中山都很敬重。但李劼書中認為“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將其歸入“流氓比賽”之列。作為學術探討，不妨有一家之言。但我無法苟同。

誠然，孫的“三大政策”令人搖頭：扶助農工流於空談，聯俄是引狼入室，聯共是養癰遺患。但這是時代和歷史的局限性，不能苛責。

順便說北伐。小時候唱“打倒列強、除軍閥”，至今我仍覺得不應否定。李劼認為當時可以走“聯省自治”的路，不必起兵北伐，對此法之可行性我實在懷疑。

2．蔣介石。我小學六年級之前都稱他“蔣委員長”。他領導北伐和抗日有功，尤其抗戰之功不容抹殺。他專制，卻並未堵死通向民主憲政之路。這點有目共睹。

3．杜月笙。流氓大亨。煙賭起家。發跡後廣收門客，樂善好施。抗戰時有過貢獻。光復後逐漸失勢，因其賴以起家的法租界已被國民政府收回。杜51年死於本港堅尼地台。作為中國黑社會的龍頭大哥，“高尚”的桂冠恐怕難以戴在他頭上。死於其手上的冤魂不可勝數，李劼書中說他“行事留餘地”、“懂得互利雙贏”，這即使偶有例證，也是以偏概全。而設想由他代替蔣介石當元首，中國會是另一番光景，那更是不可思議。

老實說，李劼如此揚杜抑蔣，我簡直懷疑是否其家中受到過這位浦東高橋老鄉之某種恩惠？

4．春申君黃歇。在戰國四公子中，黃歇“人氣”遠遜於信陵君無忌和孟嘗君田文。李書中稱頌其“為人不設防”大可商榷。司馬遷引用俗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概嘆黃之死，彷如應了其門客朱英事前警告的“無妄成災”。但李劼以為司馬遷的“史識”只是“二三流”。見仁見智，不必在此深議。

5．毛澤東。應做分析。1927年秋收起義上山做山大王之前，尤其在孫中山手下擔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時，不能說沒做過好事。但其後打天下、坐天下，為禍蒼生，心狠手辣。大饑荒餓殍三千多萬。劉少奇死時一身赤裸，頭髮一尺長。本人一家父、母、大哥、大姐家破人亡，我以右派之身發配新疆22年，一度瀕於餓死凍死。類似慘劇非我一人獨有。故香港傳媒有“避秦”之說。毛就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6．周恩來。有“人民的好總理”之稱，他逝世我曾哭過。但近十餘年來陸續揭露的大量事實表明，其“逢君之惡”是無法洗脫的。這是悲劇。我曾有幸得見其丰采，相距約兩米，那是1959年金日成訪問廣州，夾道歡迎之際。

7．鄧小平。號稱“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其實改革開放的決策，緣自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大陸最高當局華國鋒、葉劍英、陳雲加上胡耀邦的集體智慧。鄧獨得美譽，名實不副。對本人而言，獲得“改正”全靠胡耀邦。因“改正”始於1978年8月，比十一屆三中全會早4個月。但鄧小平沒有阻撓給右派“改正”也是事實。至於“六四”，其罪魁禍首就絕對非鄧莫屬。

8．陳獨秀。我六七歲就聽說過他的名字，因為家父在北大讀書（1918-1924）時期陳擔任過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他早年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晚年回歸自由主義和民主的理念，中共也不得不肯定其作用。他強調無產階級民主除了也必須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外，“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可謂抓住要害。

9．胡適。他也是家父肄業北大時的老師。胡適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固然光芒萬丈，將自由主義理念身體力行，尤其有口皆碑。他的照片總是笑容可掬的模樣，使人如沐春風。

10．王國維。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弟子，其中之一的容庚是我的姨夫。我小時候雖也聽過王國維的大名，但姨夫沒有向我這樣的小孩講過《人間詞話》。我失掉了一個極好的學習機會。

11．陳寅恪。我在廣州上中學時，就聽說毗鄰的嶺南大學（1952年撤銷，校址被中山大學佔據），有位被尊為“國寶”的教授。可惜從1951秋至1956年夏天，儘管每個週末都去那裡看電影，卻從未碰到過“國寶”，失之交臂。但82年至90年代末，我倒是多次到過其“故居”，因為那裡成了我姨夫容庚教授的住宅。看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陳對研究生講課所在，便是樓上的走廊兼飯廳。處身其中，不禁油然而生心嚮往之的感覺。

12．魯迅。曾經是我最崇拜的文學大師。但近10餘年來我跟李慎之先生一樣，覺得胡適更具親和力。而且對魯迅不無腹誹。包括其盲目吹捧蘇聯，為人刻薄等等。

13．周作人。且不說其散文和其他文學上的建樹，僅就兄弟失和這件事，可見他的克制，反襯出魯迅對弟媳羽太信子有虧。留日期間兄弟二人和信子關係密切，但魯迅卻始終不敢表白自己的愛意。結果釀成手足之間不愉快的一幕。

14．楊蔭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中國第一個女大學校長。她是魯迅話語暴力的慘重受害者。最後壯烈犧牲於日寇刺刀下，以一個弱質女性敢於闖入日本憲兵司令部，直斥日軍強姦婦女的罪行，彰顯出其人格的力量。用李劼的話說，這種力量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蘊。

15．徐志摩。一首《偶然》：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港人耳熟能詳，餘音繞樑。而他不僅是傑出的詩人，對蘇聯的洞察超越胡適，難能可貴。

16．邵洵美。和楊蔭榆一樣是魯迅話語暴力的慘重受害者。魯迅在《拿來主義》中寫道：“某些人……因為祖上的陰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

這是影射邵洵美因娶了闊小姐佔了大便宜。其實邵妻盛佩玉固然出身顯赫，其祖父盛宣懷是我們上海交大首任校長---督辦（1896-1905）；邵家也是名門望族，祖父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撫、台灣巡撫。故魯迅所言不合事實。但白紙黑字使邵洵美蒙污，導致他在中共建政後備受迫害，最終慘死於文革。值得慶幸的是，其詩作和出版業績沒有泯滅。剛推出的新月派詩選便可見一斑。

17．顧準。作為經濟學家和思想家，他的悲劇證明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他超出同時代人太多了。

18．林昭。當之無愧的“聖女”。從1957年起勇敢挑戰個人迷信，絕無僅有。在這點上，可以說“八萬萬人齊屈膝，神州民眾堪自慚。”文革時期八億國人都跪倒在毛一人下面（包括本人在內），林昭卻巍然站立。無疑也是緣自其文化底蘊的力量。

在55萬當年的右派中，顧準和林昭的形象聳入雲霄，其思想境界是我這樣的“小蘿蔔頭”望塵莫及的。但我會勉力效法他們的光輝榜樣，傳播其精神瑰寶，使之發揚光大。

最後一位，是李劼書中所無的，或可補入其“下篇—第六章（存目）”內。

19．朱厚澤。他和胡耀邦都是中共內部鳳毛麟角般的“大好人”，他的民主思想超越了胡耀邦。胡生前最後的講話中說過：“我辭職對於自己沒有什麼，主要是對不起兩個人－朱厚澤、白紀年。因為朱厚澤是可以當總書記的一個人。”朱不僅思想睿智，而且辦事幹練，屬不可多得的英才。

去年年底我托憲政學者張博樹贈書給“朱部長“，曾跟他通過電話。可以說有幸親聆謦欬。

歸根結底，“發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在。反思歷史，臧否人物，旨在辨明是非，振奮精神，同心同德，完成孫中山未竟之大業，實現中國之自由平等，徹底結束從反胡風反右大饑荒到文革浩劫，直至今天的富士康等大小悲劇，讓公正和煦的陽光普照神州大地。

（附記）

以上原文於5月30日上午11：44完稿；5月31日下午依照當時發言增訂。現場曾同步配合播映20張投影片，包括上述論及的19位知名人物之肖像及其語錄。

臨末補充一點，那就是家父與毛的一點淵源：他當年在北大就讀政治系，曾在圖書館見過毛。據家父的回憶：“他（指毛---張註）負責拿報紙給人看。”

此外，毛後來的岳父楊昌濟（楊開慧之父，字懷中）當時在北大任倫理學教授，家父選過他的課，對其評價不高，跟我說過：“他的講義不怎麼樣。”（2010-5-31）

標新立異見仁見智

－評《梟雄與士林》

李劼新著《梟雄與士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演變和文化滄桑》（晨鐘書局，2010年4月出版），洋洋30萬言。內中不少一家之言，引人注目，兼富爭議。

開篇的代序《本鄉本土上海本地人》，便作驚人之語：“若要將高尚與上海本地人聯到一起，首先想到的就是杜月笙。”“杜氏手中的權柄固然不及蔣氏，然其政治智慧，卻遠在蔣氏之上。倘若當年是杜氏而不是蔣氏執掌天下，那麼中國後來的歷史，有可能截然不同。從境界上說，蔣杜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此類驚世駭俗的斷語，在全書中，幾乎比比皆是。

一針見血痛快淋漓

總體而論，作者以明快的語言，概述近百年神州大地上演的政治活劇，可讀性極強。而“上篇”的一大特色，是聯繫政治與經濟環境，從文化的角度切入，著重於話語權力及權力話語的構建。其中，對斯大林、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分析頗有新意。

作者指出作為“新沙皇”的斯大林是個國家主義者，只注重為其治下的蘇聯帝國謀利益。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無非都是幌子罷了。而毛澤東則注重個人權位，他不僅繼承秦始皇等封建帝王的衣缽，還借助於將歷代幫會傳統發揚光大，流氓習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心狠手辣口蜜腹劍，青幫出身的蔣氏望塵莫及。毛尤其善于佔據話語高地，諸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之類，富於煽動性而又易懂好记，與傳統文化水乳交融，紮根民間，深得人心。至於鄧小平，作者為之畫像也相當傳神。鄧、毛之間的相反相成，固然有別於毛、周的君臣定位；也迥異於鄧、胡、趙的三角關係。

但作者標新立異，顛覆傳統定論，固然勇氣可嘉，卻往往失之論證欠周，有武斷之嫌。尤其對孫中山、蔣介石和杜月笙之為毀為譽，似難令人信服。孙蔣功績不容抹殺。

書中謂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指的是20年代“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戰爭。作者將當時存在的“軍閥割據”稱之為“地方自治”，並頌揚之曰：“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於李鴻章時代的東南自保，具有鮮明的拒絕中央集權專制、走向現代民主政治傾向。”

以上的立論貌似有理，但由於“聯省自治”實際從未出現，故以此否定孫中山發動的北伐，進而對之橫加指責，理據不足。不管孫氏本人的民主思想素養如何欠缺，其 “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如何存在弊病，整體上民國朝著民主憲政的方向前進，卻是不爭的事實。作者從根本上全盤否定孫的功績，大肆抨擊其個人品格，視之為政治流氓，顯然流於偏激。說到蔣介石，其完成北伐有利於國家建設，堅持抗日直到勝利均功不可沒，堪稱民族英雄。杜月笙雖具民族大義，毀家紓難以助抗戰，但其地位作用根本無法與蔣同日而語。僅以品格而論，貶蔣而揚杜亦不可思議。

春申杜氏豈足為訓

眾所周知，杜作為浦東一介目不識丁的窮家小子，自投靠上海法租界青幫頭子黃金榮始，以販賣鴉片起家。1927年“四•一二”蔣發動“清黨”，杜誘殺中共工運領袖，血洗上海灘。至40年代中的重慶時期高踞全國黑幫之首。其發跡史能和“高尚”沾邊嗎？書中卻對之讚揚備至，甚至將毛拉出來與之作對比道：“要說到《東方紅》和杜月笙的區別，應該在於，一者是獨霸天下，一者是協商分享。……杜月笙的脫穎而出，不在於比別人更流氓，而在於給對手留餘地。在一部晚近中國歷史上，杜月笙是極少數懂得互利雙贏的政治家之一。”

筆者魯鈍，實在無法將黑幫老大與政治家相疊影，更無法想像杜氏可以成為當時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眾望所歸的元首。至於書中引述章太炎、楊度、章士釗等學界泰斗或政界名人對杜氏的褒揚，那僅屬一面之詞。二章一楊均曾受惠於杜，甚至寄食於其門下，思恩圖報，人之常情，何足為據？

與此相映成趣，書中大贊楚國貴族春申君黃歇，將其樹為“不設防”及臨危不懼處變不驚之楷模。而據在下閱讀《史記》的印象，四公子中春申君的“人氣”遠低於孟嘗君與信陵君，死得尤其窩囊。《春申君列傳》末段云：“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黃歇行前不聽賓客朱英警告的“無妄成災”以致遇害，這恐怕只能表明其迂腐或者自視過高，而並不能歸之於坦蕩高尚，更非什麼臨“危”不懼的樣板。

旗幟鮮明標舉自由

該書“下篇”題為：“人文圖景精神光譜”，內分五章，其中第五章又分12節，分別論及章太炎、梁啟超、梁濟、辜鴻銘、林琴南、熊十力、梁漱溟、錢穆、新月派諸子、錢鐘書、施蟄存、林昭、顧准、高爾泰、朱光潛和李澤厚。

貫串於“下篇”各章的，是陳寅恪畢生治學所秉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稱陳獨秀、胡適二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樹陳寅恪、王國維二位為頂級學術大師，對四人贊譽有加。此外，一大特點是對周氏兄弟的全人作認真的解剖。作者寫道：“魯迅小說和魯迅文章，是白話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魯迅小說提供了一種文學景深，魯迅的思想展示出批判者的大家風采。魯迅的貢獻，與陳獨秀的思想開拓，胡適之的學問成就，周作人的文學評論和文藝理論，構成新文化運動四大最具實質性的棟梁架構。”但他也尖銳地指出： “魯迅的後期雜文，大都經不起推敲。倘若說，魯迅的前期雜文聚焦於人際紛爭，那麼其後期主旨是黨同伐異。有了黨爭的立場，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覺所籠罩，感覺在代表大眾發言。……就像毛澤東動不動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現。實質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別一種說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魯迅和毛澤東，則扮演大眾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樣的君臨天下。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魯迅失態氣量狹窄

有關魯迅的為人，書中多所論列，限於篇幅，謹錄其三。

一是兄弟失和，作者認為：“《阿Q正傳》裡的種種醜陋，既是民族的，也是魯迅自己的。阿Q尚且敢向吳媽求愛，魯迅連直面自己愛情的勇氣都沒有。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在於魯迅在愛情面前的失態，在婚姻面前的進退失據。假如當初魯迅敢抗母命，跟自己所喜歡的日本房東女兒結婚，那麼就不會有後來的是非。……好在周作人是祥和的，慈悲的，雖然表示斷絕來往，卻不與兄長計較。”周作人那封斷交信是這樣寫的：“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兩相對比，品格高下立判。

二是女師大倒楊蔭榆事件。書中寫道：“魯迅在女師大風潮中的幫架文字，……是魯迅幫愛慕他的女學生大造中國第一位女校長楊蔭榆女士之反的文字。這場造反的結果：楊校長被逐，魯迅丟失教育部的僉事職務，又意外引出一場文壇上的‘閑話’風波；似乎作為某種補償，魯迅到手一場婚外情，不久便與鬧事女生同居。”作者指出：“楊蔭榆女士乃民國時代先留日後留美、人品端莊、持重敬業的優秀教育家，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抗戰之初，楊“在老家蘇州向日軍抗議奸淫掠殺暴行，被日本士兵騙到橋上殘暴槍殺，漂屍河面。”

三是托派陳其昌致函魯迅，遭其痛斥謂：“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這位陳其昌後來“從事抗日活動而被日軍抓獲，嚴刑拷打，堅強不屈，最後被裝入麻袋亂刀刺死，扔進大海。”

作者就此評論稱：“（陳其昌）因為投身共產主義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國民黨追殺，又受到共產國際打壓，處境極為悲慘。沒有經濟來源，全靠大家節衣縮食，在狹小的過街樓中辦報刊。這與魯迅拿著國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著紅色的山大王，燒著斯大林蘇聯的高香，罵著看不順眼的同行，無疑是不可等量齊觀。也許魯迅對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陳其昌後來反駁他的回信公之於眾，而是悄悄壓入箱底。再聯繫到當時的國際局勢，聯繫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從而把日本軍隊拖進中國戰場任其肆虐的險惡，深刻的魯迅，頓時變得膚淺透頂，並且不免有助蘇為虐之嫌。而天真的陳其昌，卻無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圖的障礙。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人家不想查證住在日租界裡的魯迅跟內山完造、日本軍醫須藤的關係到底是怎麼回事，魯迅反倒誣陷起了別人拿日本人的錢。要說漢奸，得有實據。然而要說親日，周氏兩兄弟全都當仁不讓。”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大文豪魯迅也一樣。顯然作者無意“唱衰”魯迅，只是按照魯迅自己提倡的文學批評的辦法：“好處說好，壞處說壞”；而且顧及被評者的“全部作品”之餘，也顧及其“全人”。說歸齊，該書很值得一看，無論讀者同意其觀點與否。（2010-5-14修訂，首發於《開放》雜誌5月號，題目改作：《備受爭議的佳作---評《梟雄與士林》》）

王光美的回憶與孫興盛的解讀

－再評《采訪王光美：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惡化來龍去脈》

孫興盛何許人也？《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采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一文作者是也。該文發表於《百年潮》今年第7期後，據說“引起較大社會反響”，但 “仍有一些重要內容沒有寫進去”，遂應該刊之請再寫續編，題為《採訪王光美：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惡化來龍去脈》（下簡稱《採訪》）。其中不乏為毛洗刷罪行之處。筆者已撰文揭批，然意猶未盡，故以點評方式再加針砭。

下面依原文次序逐一分析：

1）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識，後來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白區工作，有很長一段時間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識、傑出才干和卓越功績，贏得了毛主席和全黨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調整領導機構，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時同志三人組成書記處，毛主席第一次正式當選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擔任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親密助手，兩位偉人同時成為全黨全軍的第一和第二把手，從此更加親密地合作。（《采訪》）

此段應出自王光美的回憶，內容大體屬實。值得注意的是末句：“兩位偉人同時成為全黨全軍的第一和第二把手，從此更加親密地合作。”當時延安整風已進行了一年多，以審幹和肅反為目的之“搶救運動”，在毛直接領導和康生具體負責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劉少奇就在此際坐上第二把交椅，足以說明毛對其歷史問題，包括在湖南（1925）、武漢（1927）和東北（1929）先後三次被捕的表現一清二楚，絕無懷疑。否則豈能“從此更加親密地合作”？這一點，也和該文後面稱毛在文革中“覺得自己‘不知道劉的歷史情況’，不得不在（1967年）3月21日同意‘調查’少奇同志的‘歷史問題’”相矛盾。

2）八大閉幕不久，毛主席認為決議中有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還不夠完善，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是陳伯達在八大閉幕式前提出，經毛主席同意臨時加上的。毛主席此時並沒有否定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後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的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毛主席改變八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事）。（《採訪》）

以上的話倘出自王光美的回憶，則並非有關此問題的第一手資料，而只是她的轉述。實情是：八大（1956年9月15日--27日）剛閉幕，毛就在當年10月1 日於天安門城樓上明確表示：“八大”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妥，而非僅僅“表示懷疑”。如果該提法確屬陳伯達於會議閉幕前提出，而又經毛同意“臨時加上的”，則說明毛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此乃田家英早就指出過的毛之一大弊病。

至於括號內的話，看來是孫興盛做的補充，合乎事實。非但如此，有論者指出：毛1957年發動反右，便是旨在推翻八大路線，其中核心部分即對階級鬥爭的分析和主要矛盾的論述。（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皇福圖書出版公司）可見，實際上毛當時已“否定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此一“否定之否定”則是30年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功勞。改革開放由此而來。但王光美畢竟在文革中多年被關在秦城監獄，對此事的原委及其重大意義並不清楚。那可不是普通的“一句話”那麼簡單！

3）在總結三年困難原因、尋找克服困難的辦法問題上，兩位偉人之間才開始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意見分歧。（《采訪》）此句中的“兩位偉人”，估計不是王光美的原話。按照中共最高層圈中的話語習慣，通常稱毛為“主席”，稱劉少奇為“少奇同志”。由於王份屬劉之配偶，可能省略“同志”二字，只稱“少奇”。

又文中“真正意義上的意見分歧”值得玩味。其意應指公開的爭論，即劉少奇當面向毛表示不同意見。這說明，從1943年3月劉坐上第二把交椅起，到1962年 1月七千人大會之前，將近20年裡劉對毛總是唯唯諾諾，絕對不敢有半點異議，以免觸犯逆鱗，釀成大禍。這既反映出劉之“修養”功夫確實到家，更表明毛之帝王思想根深蒂固。包括黨內第二把手在內，無人敢在其面前道個“不”字。這是什麼“偉人”？是十足一言堂的霸王！而劉這個“偉人”則未免太窩囊了。

4）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試驗包產到戶。少奇同志內心是贊成在農村搞包產到戶的，但為慎重起見，沒有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態度。 1962年初，田家英從湖南農村調查回京向少奇同志彙報工作，提出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少奇同志表示贊同，並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彙報。在此期間，陳雲、鄧小平等也在不同場合表示了贊同包產到戶的意見。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盡管田家英彙報說是個人意見，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談話時，仍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采訪》）

以上可能出自王光美的回憶，但同樣不是第一手資料。因為無論毛同意曾希聖實驗包產到戶，或田家英向劉少奇彙報工作，王光美都不可能在場。還有陳雲、鄧小平贊同包產到戶的意見，以及毛、劉談話的內容，相信一向嚴守紀律的劉少奇都不會向王光美談起。故毛劉二人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分歧內幕，王光美的回憶並無提供有價值的東西。不過，僅就毛翻雲覆雨的行徑：先是同意曾希聖試驗，繼則批評奉命就此到湖南農村調查後“提出意見”的田家英，再指責劉少奇“沒有頂住”，便可看到毛反覆無常兼諉過於人的惡劣品格之一斑。

5）（1966年5月間）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與康生、陳伯達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採訪》）

此段話是王光美的口氣。其中提到劉、鄧與康、陳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實際乃毛導演的結果。毛讓趕去求救的劉吃“閉門羹”，劉還毫無覺察，實在可悲。而王光美20年後回憶到此也不敢對毛發出半句微言，更加可悲。作者對毛此一惡行不置一詞，令人齒冷。

6）（文革之初）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麼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採訪》）

8 月4日這個小會上的情況，可能是劉少奇親口告訴王光美的。因為他這時已經決心“破罐子破摔”了。正所謂“佛都有火”，毛實在欺人太甚。劉的兩句反駁在理而又有節，毛無可挑剔。遺憾的是，劉想得未免太天真了。毛哪裡會讓他“下台”了事？真要以劉下台告終倒好，不過作主的就不會是毛這個惡魔了。

末尾那句不合事實。毛早在1963年初便決心“搬掉”劉少奇，那是他後來在天安門城樓上親口告訴斯諾的。盡管當時王光美已在坐牢，但她復出後不可能沒看到這個資料。

7）只可惜，毛主席始終沒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後連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極左運動害得很慘。（《採訪》）此應屬王光美的原話。“只可惜”乃其違心之言。毛怎麼會不理解劉少奇絕無取己而代之的用心？正因為他太了解劉少奇只會百依百順，所以才步步緊逼，無所不用其極。下面兩人訣別這一幕，毛之居高臨下穩操勝券尤其表演得淋漓盡致。

8） 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後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採訪》）

有論者稱毛此次召見劉少奇，猶如貓玩弄已在掌中的老鼠。開頭問起其家人，是十足的假仁假義。劉提出辭職以便盡早結束文革，大概出乎毛的意料，竟致其一時語塞，無以作答。後面建議劉讀書，以及那句臨別“囑咐”，充分暴露其偽君子的醜惡面目。“卻把書名說錯了”這個細節，可能是劉告訴王光美的。它反映出毛的惺惺作態和炫耀博學，但在不經意間露出狐狸尾巴—他除了對中國帝王之術滾瓜爛熟外，許多重要書籍尤其外國經典作品均茫無所知。

劉少奇固然是政治家，卻書生氣十足。他對毛狡詐凶殘的本性幾乎毫無認識。什麼叫做“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事實是，毛對他的迫害根本沒有限度。然而毛做得天衣無縫---他自始至終不出場，卻讓“發動起來了”的“群眾”去對付自己的這個老戰友，他的手沒有半點血污，但他的內心滿是毒汁！在整人這點上，毛真的如其自詡的那樣，“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9）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選舉後，少奇同志表態，願承擔所有責任，並請求辭去常委、國家主席等所有職務。這時，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當即站起來主動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採訪》）這段話有個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常委後，排名擢升第二的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他對劉辭去“常委、國家主席等所有職務”叫好，並“當即站起來主動要和少奇同志握手”，未必包藏什麼“野心”。劉之升降，歸根結底出自毛的“乾綱獨斷”，林本人之上下亦然。

10）不過，我還是特別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們是不是特別恨毛主席。人們都以為，少奇同志的悲劇，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會搞成那樣，造成那麼大的災難。他們能不恨毛主席嗎？！但在整個采訪過程中，我感到他們每次講到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當平和、實事求是的。說他們一點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後來有怨無恨，早已跳出個人及家庭悲劇的拘囿，更為客觀、公正、理智、豁達。（《採訪》上面這段末句純屬作者本人的解讀。為此，文中列舉劉、毛兩家近年的交往為證，包括“林彪女兒豆豆當年在河南病了，誰也不敢在報告上簽字，也是源源簽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文中的“源源”即劉源，是劉少奇和王光美結婚生的兒子，時任河南省長，現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今年7月已晉升為上將。

11）源源跟我講，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相逢一笑”時還是很講原則是非的，從來不回避那段歷史悲劇。雖然結局各不相同，每個人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也不同，但這場悲劇是共有的，是刻骨銘心的，常常成為我們共有的話題。但是，作為後來人，包括我的母親，都不願意總是生活在歷史的噩夢中，去記恨歷史、記恨已逝的人，更不會將仇恨傳到後輩人身上，而是應該用科學歷史觀實事求是地去重新審視那段歷史，真正了解和理解發生那場悲劇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和歷史原因，多多理解偉人們的真實心跡，多多寬容偉人們的歷史局限和過失，多想想老一輩們親密團結、同心同德、共同創建我們黨和國家勝利輝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於向前看朝前走的歷史經驗。這場歷史悲劇給我們最大的精神遺產，就是使我們懂得，只有團結和諧，才有幸福美滿、繁榮富強；如果分裂內鬥“窮折騰”，必然是災難重重、悲劇無窮。（《採訪》）以上一大段話也許出自劉源的原話。尤其所稱“不願意總是生活在歷史的噩夢中，去記恨歷史、記恨已逝的人，更不會將仇恨傳到後輩人身上，”可以理解。但別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語句就未必是由衷之言。

總起來說，王光美對於毛、劉分歧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極為有限，其子女就更等而下之了。該文的記述可供參考，但必須對所涉及的史實加以分析辯證。凡是篡改事實，為毛塗脂抹粉的地方，均應無情揭露，予以痛斥。否則謬種流傳，遺禍無窮。（09-11-12）

關於改革開放的幾點思考

2008年被認為是“改革開放”30周年。此應源自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般認為那是改革開放的肇始。其實，這裡面有點“名不正言不順”。

就在這次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講過對於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那是針對有些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十分完滿。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對此，于光遠認為，“後來有人誤解或者故意利用這句話，以為我們不因該細致地去研究歷史問題。研究歷史就應該力求還事物的本來面目，不應該粗枝大葉，作漫畫式的描繪，更不能掩蓋歷史，使後人不知道歷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個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尤其對‘文革’的歷史是這樣，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也不能這麼做。世界上沒有‘宜粗不宜細’的歷史研究。”（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以下簡稱《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211-212頁）本著這個精神，擬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一，“改革開放”的提法始於何時？

據有關資料記載：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戰略決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個決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令中國大陸向世界開放，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國際上的形像，使中國大陸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維基百科”）

然而，據鮑彤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大會”是一個神話，它“既沒有改革開放的議題，又沒有討論改革開放的問題，”（見《十一屆三中全會誰是英雄》，香港《開放》雜志2008年4月號，37頁）鮑又稱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不恰當。

關於這點，潘耀明在《明報月刊》十月號卷首語中寫道：改革開放是由鄧小平於1979年4月開始提出來的，據田紀雲回憶道：“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當時擔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的習仲勛、楊尚昆同志向中央彙報工作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特區的設想：‘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這裡潘耀明有點混淆。田紀雲的文章題為《對外開放是怎樣搞起來的---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而作》，載於《炎黃春秋》2008 年第二期。從正題看，他講的是“開放”，沒說“改革”，後者只出現於副題中的一個詞組裡。

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3日，鄧有一篇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130-143 頁）。題解中寫道：“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准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但講話全文並無“改革開放”這個詞語，只在第一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首段，有一句“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裡面出現了“改革”的字樣。第四節《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裡，則提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還有“國家機關的改革，相當一部份工作人員要轉做別的工作”。但都沒有展開深入闡述。

此後直到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這篇講話中，鄧講了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不過並沒有點出“改革開放”。其中談到“在經濟方面，三年中也有不小的成績。”是對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回顧。裡面有一句“經過兩年多的工作以後，我們對國民經濟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但並無明確地將“改革”作為戰略決策。過了半年多，即同年8月18日，鄧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才第一次突出“改革”。

至於“開放”，除上述鄧口頭所講之外，其文字表達首見於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其中稱“在特區內，在維護我國主權、執行我國法律、法令等原則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吸引僑商、外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合辦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發展對外貿易。”不過，這裡講的開放當時只適用於特區，且限於經濟領域。鄧本人首次用“開放”的字樣，是1980年8月23日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訪問。其原話是：“歸根到底，我們的建設方針還是毛主席過去制定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不管怎樣開放，不管外資進來多少，它佔的份額還是很小的”。

當年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發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其中談到：“要繼續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執行一系列已定的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並總結經驗，加以改進。”

由此可見，鄧明確提出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最早是1980年8月。不過其後兩年中再無談及政改。1982年9月1日他在十二大致開幕詞，重申八十年代三大任務提到：“今後一個長時期，至少是到本世紀末的近二十年內，我們要抓緊的四件工作”，“進行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居於首位，但說法已經有別於 1980年了。也是在這個開幕詞中，鄧首次談到“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綜上所述，把“改革開放”連在一起，作為戰略決策或戰略方針，則至少在1982年年底之前，無論鄧的講話或中共文件均未見。

二，改革開放實際何時起步？

這裡需要明確一下“改革開放”的含義。所謂“改革”，主要指國內。用鄧的話來說，就是“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開放”指對外開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它與毛時代的“閉關鎖國”完全相反。據此，改革最早始於經濟領域的農業方面，即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以1980年9月中共中央75號文件為標志。開放比改革早，倘從決定設置經濟特區起算，應在1979年7月中旬。

三，改革開放歸功於誰？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都沒有討論“改革開放”，但畢竟為其奠定了基礎。故一般以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定性起點。”（鮑彤語）形像的說法叫做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這兩個會議中，從11月10日至12月15日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更為重要，影響更大”。其後12月18日至 22日的三中全會，通過必要的程序確認了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

如果就這兩個會議搞一個功臣排行榜，那麼，依次應列出華國鋒、陳雲、胡耀邦、葉劍英和鄧小平。華、陳、胡、葉四位並列首功，各有貢獻；鄧則屬後來居上。

華國鋒是會議主持者，其功在於真正發揚民主，讓大家暢所欲言，並且作了自我批評，檢討自己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確保了會議的成功。鮑彤說“只有這一個 ‘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鄧小平的發明。”也值得商榷，因為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就提出了“工作重點轉移”。陳雲功在首先發難，“提出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扭轉了會議方向”（朱佳木《陳雲與十一屆三中全會》，見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39頁）“作為資深政治家，沉默了十四年的陳雲一鳴衝天，他在東北組的‘五點’發言，第一次突破大會的原定議題，觸及‘雷區’，使會議討論更加深入”。（于光遠《轉折》）一石激起千層浪，與會者紛紛大膽地針對毛定了的案說“不”。胡耀邦功在會前發起真理標准的討論，使高層衝破毛的思想束縛，同時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大批老干部，其中不少人得以參加會議。“作為西北組的召集人，胡耀邦的四次發言都切中要害，對中央專案組問題，他極言‘黨內有黨，法外有法’。作為中組部的部長，他承擔了與各組之間的聯絡工作，以及常委的聯絡工作，他是會議最忙碌的人。小平的主題報告起草，他也是極少幾位參加者之一。”（《轉折》）

葉劍英“功不可沒”，（于光遠語）“由於李先念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很成功，葉劍英提議中央也開一個會，‘索性擺開講，免得背後講’。”他“一直參加常委會的集體領導活動”，“並在會上經常發表意見，支持常委集體提出的對會議加以引導和指導的意見”，“他批評有些人前怕狼後怕虎，就是不怕中國貧窮落後，就是不怕二千多年的手工生產方式繼續保存，就是不怕中國人民不答應這樣的現狀。當時胡耀邦在理論上逐漸成熟，葉劍英又適時地提出注意培養接班人，與會者都能明白他的深意。”“他關於民主與法制的許多精辟論斷，即使今天也很有價值”。（《轉折》，229-230頁）

鄧小平出訪回來後才參加會議，他審時度勢，順水推舟，鞏固了會議的成果。他自己也摘了桃子，戴上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桂冠。

四，華國鋒是改革開放的大功臣。

按以往中共官方的宣傳口徑，華國鋒被列作改革開放的主要對立面。這是完全違背事實的。前不久新華社發布的《華國鋒同志生平》（以下簡稱《生平》），充分肯定華的功績，反映出現領導能直面歷史，不失為一個可喜的進步。

回顧改革開放的整個進程，華國鋒的功績有目共睹。

首先，人所共知，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文革，開啟了歷史新的一頁。改革開放建基於此。而粉碎“四人幫”首功應歸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三位缺一不可。但自華81年下台後，大陸文獻對此往往只突出葉帥，那是不公允的。此次《生平》稱華“在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還他一個公道。

對此，熊向暉的女兒熊蕾的文章中，引用葉侄子葉選基的話稱：“葉帥認為，這個事情只有華國鋒能這麼幹。周總理如果在世，幹不出來，小平也幹不出來。葉帥也沒有想到有這麼一下，也不敢想。”（《華國鋒葉劍英的“結盟”》，載《前哨》2008年10月號）

其次，他在上述兩個重要會議發揮的作用是無人可以代替的。囿於本身的局限，他自然不可能一下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但好在其為人厚道，過而能改，總的來說比較識大體、顧大局。這在中共最高領導人中既是史無前例，又屬有口皆碑。

有關這點，胡耀邦長子、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胡德平前不久撰文稱：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胡德平認為：華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前哨》，2008年10月號，17頁）

于光遠回憶稱“會議開法充分民主。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有充分的發言自由，不限發言時間，不限發言次數，不限發言內容，做到暢所欲言。為此，會期從原來說的二十天延長到三十六天。”（《轉折》，143頁）

會議以分組會為主，“一共只開過四次大會”，即11月10日開幕，13日紀登奎作關於兩個農業文件的說明，以及25日及12月13日閉幕大會。閉幕後又開了兩天分組會。其中，開幕和25日的大會“都由華國鋒一個人講話”。

在開幕會上，華宣布了三個議題，那是會前鄧與之商定的。包括討論農業，79和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和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在此之前先討論 “從明年一月起，把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華“這次講話不長，講稿不到五千字。。。三次離開稿講話，也有近兩千多字。”（《轉折》，26頁）

于光遠對此的評論是：應該承認華國鋒在（建設）這方面的確是很熱心的。在同他接觸中，我認為他是一個務實的人，華在會議開幕那天的講話中就離開稿子講了許多有關建設的話”。（同上，27頁）他還講過，“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同上，101頁）都是針對經濟建設的。可是，會議參加者在陳雲帶領下突破了華、鄧預定的建設方面的議題。華並未加以阻攔。

11月25日大會上，華的講話首先“表示前十多天的會議他感到滿意，贊揚了這次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肯定‘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他說這些話對於大家發言是種鼓勵。在以後大家發言就更加敞開了。”（105頁）

“他這次講話中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回避，態度誠懇。”（同上）前面七個問題都作了平反，依次是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楊尚昆問題，尤其是第一個問題，“他代表黨中央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正式而莊嚴的平反”。第八個問題是康生、謝富治，第九是地方性重大事件。“總之，凡是討論中提出的重大問題他都作了令人滿意的答覆。”（同上）

于光遠認為，華這次講話“是一個中央集體討論的結果，華國鋒的態度也值得肯定。我參加過不少會議，但幾乎沒有見到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這樣聽取大家的意見，問題解決得如此徹底明確。他的講話也很實在，不講事實上做不到的事，也講了一些應該注意的事情。。。。總之這次講話是很好的，這次大會過後，討論就更加深入地展開了。”（107頁）

閉幕會上華是繼葉劍英、鄧小平之後最後講話的。他“在大會上做檢討，承認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並強調少宣傳個人、中央是集體領導等，受到大家的普遍歡迎。”（235頁）

他首先“對這個會議給以高度的評價。。。認為開得很成功。”關於“兩個凡是”，“他作了這樣一個說明，他說：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復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面的經驗出發，專門講了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我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需要特別注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的問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講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像的言行，都必須制止’。。。。當時的意圖是，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揭批‘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偉大形像。這是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思想上一直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後來發現，第一句話，說的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弄清楚。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接著他講：在這之前，二月七日中央兩報一刊還發表過一篇《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文章的主題，是要動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幫’。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導下，這篇社論講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認為‘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他說，以上兩處關於兩個‘凡是’的提法雖不盡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238-239頁）

于光遠回憶道：當時到會大多數人對他這麼講基本滿意。當然，不需要怎麼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這篇講話中，他沒有講出當時提出兩個“凡是”的真實情況，也沒有將他的真實思想和盤托出，其中包括不少為自己辯護的言辭，而且對事實和思想的敘述也有許多不合邏輯甚至違反時間進程的地方，如前面發生的事情受後面思想的指導。並且一句不提阻礙鄧小平等一大批人出來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認為要他不說為自己辯護的話，把原先自己的真實思想活動都講出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一個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能夠在一個大會上說到這樣的程度，承認“兩個凡是”提法不妥，應該做自我批評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錯了。（239頁）

以上之所以大段引述于光遠的記述，是因為堅持“兩個凡是”曾被認為是華的主要錯誤，而三中全會的一大成就是在這點上戰勝了華。這顯然並非事實，《生平》對此只字不提便是明證。華在行動上從來沒有“堅持”百分之百按毛的指示辦事，否則他就不會帶頭“一舉粉碎‘四人幫’”。反之，鄧小平維護毛的旗幟比華更為堅決，堪稱為最大的“凡是”派。即“凡是毛說過的對鄧有利的話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歸根結底，在於一個“利”字而已。華的兩個“凡是”也可濃縮為一個，此乃人之常情，豈能獨獨苛責於華一人？

關於真理標准問題，“他也講了一個過程。他說：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篇文章，由於我當時剛訪問朝鮮回來，有許多事情急待處理，沒有顧上看。他說，六七月間中央常委先後給他自己談過他們聽到的有關方面的情況，他才知道對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後來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多了，國內外反映也多了，葉帥考慮國務院務虛會開得很好，提議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開個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中央常委都贊成這樣辦。他說，由於他想中央常委都在家時開會解決這個問題，因小平同志出訪，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之前這個會來不及開。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大會的講話之後，中央常委接見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聽取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的反應和北京市街頭大字報的情況，聯系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對一些具體問題，要實事求是地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個原則去解決。現在報上討論真理的標准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但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後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報紙要十分慎重。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他在轉述自己講過的話後說“這是中央常委的意見”。（240頁）

對此，于光遠認為，“這一段話沒有講‘兩個凡是’那麼乾脆。”華“在思想上並沒有通，問題不能算徹底解決。”（同上）

最後，華希望今後各地區各單位的請示報告，“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希望多創作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的文藝作品，不要宣傳他個人。”（242頁）他的話受到出席者的歡迎。

于光遠還補充了幾點觀感。他說華“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對天安門事件、“兩個凡是”、真理標准等問題“是有思想准備的”，“整個來說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采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250頁）因此，于光遠、王惠德和楊西光三人在閉幕後的分組會上，作了聯合發言，“肯定華國鋒在‘兩個凡是’和真理標准問題上承擔責任，為大家實事求是地進行自我批評樹立了榜樣。我們黨的主席勇於自我批評，意義十分重大。這對恢復黨的優良轉桶，發揚黨內民主，對解放思想，開動機器都將產生很好的影響。應當說這也是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一個標志”。（146頁）

此外，華掌權期間的表現，有兩點是過去被忽略的：一是1978年率先走出國門，先後到東西歐考察，這在大陸最高領導人屬首次，其意義不可低估。二是與胡耀邦合作良好，無論真理標准討論或平反冤假錯案，華均放手讓胡積極工作，從而促成了胡的一系列巨大建樹。這都在事實上為改革開放的順利開展作出了貢獻。

先講華的出訪。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華率團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三國，外長黃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等陪同，主要目的在於開展對東歐、西亞的統戰外交，抗衡蘇聯。但他在南斯拉夫訪問了“貝卡貝”農工商聯合企業，回國後大力推介。這不僅對國營農場的多種經營有所促進，對後來鄉鎮企業的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

1979 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華出訪法國、西德、英國和意大利等西歐四國。陪同人員包括副總理余秋里，外長黃華、副外長章文晉，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和外貿部副部長崔群等。著名記者朱啟平受香港《大公報》派遣，全程作了詳細的報導。在題為《華總理訪問四國的成就》這篇專電裡他寫道：華總理到西歐，在中國對外關系史上是空前的，華國鋒是以總理的身份出訪的，然而到處都受到國家元首的接待，因為他是黨中央主席，因為他代表中國人民。

在《各國會談收獲豐》的小標題下這樣寫道：在四國訪問中，華總理都和各該國的首腦進行了既廣泛又深入的會談。在巴黎，商談都是和德斯坦總統單獨進行的，氣氛友好熱烈。在西德，原定談兩小時，結果兩國總理先後談了十小時，建立了難得的私人友誼。在英國，彼此對國際事務的觀點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女首相的真知灼見，使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丘吉爾。在意大利，時間雖然短些，華總理和科西加總理進行了誠摯的會談。和四國首腦的會談是融洽的，建設性的，富有成果的。通過會談，簽訂了關於經濟，文化，教育，航空等方面合作的協定。中國和西歐四國的關系，由於這次訪問加強了，彼此互助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

在《民眾爭相表示歡迎》這一段裡寫道：除了在巴黎，波恩，倫敦和羅馬之外，華總理在四國的其他地方，也和各地的市民和各界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作為記者，跟著總理走了二十多天，耳聞目睹，深感喜悅。華總理每到一國，日程的安排，十分緊湊，談不到充分的休息，有的時候睡眠只有兩三小時；然而，他在各種場合，始終精神良好。這說明他的身體是很硬朗的。他在參觀中，對科學技術方面的設備，看得細，問得多，是在認真地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國家領導人對現代化這三個字，有了感性的認識，這對我國實現四化，肯定是大有好處的。不僅在科技方面，他對各國情況，也有了進一步的概括了解，這對於怎樣把人家的一些優點，吸收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來，是會起促進作用的。他有自己的風格，謙遜，樸實，誠懇，真像一陣清快的涼風，吹進競爭激烈，五光十色的西歐社會。

從朱啟平的報導裡，可以看到，華並不像鄧後來逼他下台時說的那樣“水平低”。外電反映“人們普遍認為他穩重、大方、誠懇、謙虛。他們感到，同這個人打交道是可以信得過的。”

華在離開最後一站羅馬時發表書面談話說，“我們這次對西歐四國的訪問，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我們是懷著滿意的心情回國的。”而美聯社羅馬六日電訊中稱：“這位57歲的總理對意大利官員說，他到西方的旅行---中國政府首腦的第一次---‘比我所預期的更有成效和有意義’。”

以下若干場景與細節值得回味。

“自從華國鋒總理抵達法國以來，法國政府一直以最隆重的元首之禮相待。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在講話中稱他為主席先生。兩國之間主要的會談，都是由德斯坦總統和華總理進行。”（朱啟平巴黎16日專電，香港《大公報》1979年10月17日）《車隊經巴黎名勝/法總統親為指點》：“在從（巴黎軍事）學院駛出的車隊中，吉斯卡爾。德斯坦把巴黎的一些名勝指給華國鋒看。”（美聯社巴黎十五日電，1979年10月16日《大公報》）10月22日中德總理首次會談。“華總理車到，施密特總理迎上前去熱烈握手，站在我旁邊的一位記者說，‘這是歷史性時刻。’”（朱啟平波恩22日專電，《大公報》1979年10月23日，第一版）同日“波恩市長在市府大廳中發表長篇演說，熱烈歡迎華總理。華總理坐在一張舒適的軟墊椅子上，聽了議員翻譯頻頻點頭。華主席致答詞，提到波恩是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的故鄉，風景秀麗，有古老文化，也有近代建築，空氣清新，生氣勃勃。他在貴賓簿上題詞，寫的是：‘中德友誼萬歲。’”（法新社波恩22日電）

“馬克思出生地特里爾人民今天中午傾城出動，歡迎華總理，這一西德最小城市之一歡迎來自人口最多的國家的貴賓，感到特別興奮。全市男女老少，包括搖籃裡面的嬰兒，幾乎都出來了。。。。華總理受到在馬路兩側等候了好幾個鐘頭的人民的極其熱烈的歡迎，最多處人群厚達十幾層。。。華總理分身乏術，不知道怎樣才能親握從四面八方伸來的手。一位老太太不知從那裡來的力量，居然突出重圍，和華總理極其激動的握手。”（朱啟平23日專電，《大公報》10月24日）

“中德兩國總理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個人關系，對國際上許多問題的看法達到高度的一致性。兩國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既有了令人滿意的新的開展，更具有極其廣泛的前景。”“華總理參觀了世界上最大露天煤礦和泰森鋼鐵廠。泰森鋼鐵廠是位於魯爾重工業區，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我們乘坐直升飛機往返數百裡的行程中，看不到煙囪林立，濃煙滾滾的情景，煙囪是有的，但冒的是白煙，從空中俯瞰，工廠、市區、住宅區、田園、森林、道路、河流、池塘，布置得井然有序，說明西德已十分妥善解決了工業化所引起環境污染問題，印像在這次參觀中就更深了。到處企業整齊，空氣清新，連噪音也聽不到。”“前天傍晚，華總理一行乘坐的德國軍機來到漢堡，這一西德第一大港的市長設盛宴招待，一上來就用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中國老話。”在同施密特共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當他被問到為什麼不去西柏林時，他答道：‘我們尊重主人的安排。’這一答話贏得了西德記者的嘖嘖贊聲。”（朱啟平25日專電，《大公報》1979年10月26日）

10月26日，華國鋒到了希特勒當年發跡的地方所在慕尼黑，參觀了西門子公司和全市最大的百貨公司。“在西門子參觀時華總理戴上工作帽身穿白衣，進入各種尖端設備的部門。記者不能跟隨，但從電視熒光屏上可以看到。”（朱啟平26日專電，《大公報》10月27日）

“在一家大百貨公司的樓上一角，布置了一個小客廳與廚房，裡面坐著一對年輕夫婦，還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客廳陳設並不十分講究，廚房設備一般，按西德的生活水平是屬於中等的，然而從中國人的眼光看，已經十分富足了。該邦經濟交通部長在百貨公司現場歡迎華主席時講了話，介紹一個四口之家的生活水平，這個客廳、廚房，是他講話的插圖說明。”四口之家只有丈夫工作，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如想買一台彩電，需要三個工作周；買一輛汽車，要二十個工作周。（朱啟平撰《西德三十年》，《大公報》1980年4月3-4日）

“西德總理施密特今天打電報給中國領導人華國鋒，形容中國總理對西德的第一次訪問是極為成功的。”（路透社波恩28日電）標題還稱“華總理已於德國留下深刻恆久印象”。

“華國鋒總理今天以極大的興趣參觀了在德比的英國鐵路技術中心和勞斯萊斯公司。。。該中心又展示了一種磁力懸掛技術，是用磁力來支撐和引導車輛，不用車輪，車輛行駛沒有噪音，並可減輕維修費用。當該車樣品在鐵軌上進行示範行駛時，華總理看了好幾分鐘。”（（朱啟平專電，《大公報》11月1日）

“華總理今天參觀倫敦塔，當離開時，用英語對義勇警衛喬。戴維說：‘Nice to see you’（高興見到你）。當時嚴肅列隊的警衛，身著漂亮的灰色冬季制服，正挺立致敬。”（法新社倫敦29日電）

11月1日中英簽民航、文化兩協定，後者“鼓勵作家教授等互訪交流經驗，高等院校直接合作，為留學生、研究生、學者提供獎學金，鼓勵和促進自費留學生、研究者和學者為了學習和研究的問題進行訪問”，有效期間五年。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中英兩國政府的教育、文化和合作協定。

“華國鋒總理星期五來到牛津附近一個居住了五百人的寧靜小村莊麥克尼。農場主人邁克爾。達特左東道主，華國鋒參觀了他的農場（占地1650英畝）和房舍，顯然感到很愉快。達特、其妻子凱思林以及三個孩子（二十歲的莎拉克十七歲的安格林和十四歲的海倫），未天亮便起床，為他們的顯貴客人作七星期准備工作的最後修飾。麥柯尼村和鄰近布賴特韋爾--古姆--蘇特韋爾都全村出動，站在華國鋒要驅車經過的林蔭小路的兩旁。華國鋒笑容可掬，向拿著攝影機拍照的村民揮手致意。。。他和飼養員馬森（31歲）夫婦在他們裝有彩色電視機和其他現代化設備的房屋前交談。馬森後來說，華主席問他，該房子是不是‘一所典型的農民住屋 ’。他告訴華主席，他除了該房子外，每年得到約四千英鎊的工資時，讓華主席聽了感到意外。華主席觀看了現代化農業機械的展出和‘貝爾’四七型直升機的噴灑操作。華主席說，該直升機是‘一非常好的工具。’華主席微笑接受作為禮物的一頭良種格洛威公牛。”（美聯社英格蘭。牛津二日電）

《華總理邀英女王來中國進行訪問/英首相昨指出華總理此行十分成功》（路透社倫敦三日電）內文提到“她（撒切爾夫人）將成為第一位在職英國首相往訪中國”。

“馬哥孛羅的故鄉威尼斯，今天輕歌采舟，萬人空巷，熱烈歡迎不遠萬裡前來參觀訪問的中國貴賓。全城氣氛有如歡度節日，從而成為華國鋒總理訪問西歐四國以來受到的最絢麗、最別致的地方群眾歡迎場面，掃盡旅途的征塵。。。當華總理一行的汽艇進入了這水道時，著名的‘岡都拉’十八艘列於水面，鼓號齊鳴，歡聲四起。。。。兩岸的碼頭、街頭、橋頭及鄰近水面的樓宇中的市民，向華總理一行頻頻揮手，熱烈鼓掌。他們高呼：‘華！華！華！’”（朱啟平威尼斯四日專電，《大公報》11月5日）

上面不厭其詳地引述29年前的報導，是由於華此行實際上邁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大步。而他和四國領導人的會談，以及答記者問等雖然事前必然作了充分准備，隨行專家幫他做了許多工作，但臨場應對還是靠其本人。在中國內地成長的“土八路”出身的華，即使其機敏才幹不及曾在法國留學的周恩來、鄧小平，但此次出訪西歐最低限度並沒丟中國人的臉。對此，我們必須給予公正的評價。

關於他和胡耀邦的合作，今年6月10日《財經》雜志上發表的胡德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些信息。在這篇題為《耀邦同志在“真理標准”大討論的前前後後》的宏文裡，有一段冠以《黨內一隅民主空間》的小標題，其中寫道：為何《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能參加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期中央黨校學習班？為何楊西光能把胡福明“《實》文”的初稿送吳江、孫長江等同志進行修改？為何“《實》文”能夠公開發表？為何全國報紙能予刊載？為何各地黨、政、軍領導同志能各自表明態度？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盡管這時黨內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

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但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實》文”，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組織、引領、推動這一討論而停止他的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結束以後，黨內還是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

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了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在黨的十五大上，當華國鋒同志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但願華國鋒同志也記得這一剎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胡德平的文章還回憶道：在當年（指1978年—張注）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 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文章接著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理論工作務虛會之前，“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中積累如山的種種黨內問題、社會問題，集中爆發出來。1979年元旦前後，西雙版納農場7萬知青罷工，要求返城，數千人下跪請願，群體臥軌。邊疆出事，震驚了中南海。全國知青又何嘗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難平。在1979年1月3日召開的中宣部例會上，耀邦同志。。。明確指出：現在形勢很好，不要對某些地方、環節發生誤解、錯覺、偏差。

他接著傳達了華國鋒同志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現1957年那種反復，千萬防止‘翻燒餅’。”

從胡德平提到的這個例子，可見華、胡對當時形勢心有靈犀，都持“放”而不是“收”的態度。底下胡德平講了個耐人尋味的故事：耀邦同志和華國鋒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機會。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開展“四清”運動，兩人工作長達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幫”後，他們初次見面，華國鋒同志問耀邦同志：我們在湘潭“四清”，毛主席來長沙，要聽我們的彙報，你怎麼沒有來？父親回答：當時我在鄉下，又感冒，怕傳染主席；再者，有些問題，我也沒想清楚，擔心主席提問，我回答不出來。華主席說：應該來，我感冒也要來。

父親給我講過這個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誰對誰錯，來也對，不來也不能說不對。兩人對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偉大事業，都是忠誠不渝的。其實，這個故事也反映出，胡、華兩人都對毛“忠誠不渝”。這是他們合作良好的思想基礎。胡耀邦於1977年3月第二次復出後，先後擔任了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共中央主席。最後這個職務正式就任於1982年6月29日，即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此前的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已決定讓其取代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因此，胡名義上在華領導下工作了三年零九個月。他最為人稱道的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大批老幹部，以及組織“幹部路線”、“真理標准”、“生產目的”等大討論，推動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都是在華擔任黨政軍最高職務時進行的。老幹部復出，起碼經華劃了圈批准。盡管某些理論問題華沒有相通，但他仍然放手讓胡耀邦施展才幹。某種意義上堪稱珠聯璧合。

寫到這裡想起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其中對蜀漢後主劉禪（阿鬥）的評價曰：他“雖然無能，卻很信任諸葛亮，一切政事都委決於他。”諸葛亮輔助後主凡12 年，蜀中稱治，死前建議由蔣琬、費祎相繼接班，阿斗遵囑而行，蜀國得以守成，前後達40年之久。1949年起毛成了新王朝的先主，華當了一段後主。論才干，他比阿鬥高明得多了。如果不是遇上鄧小平這個厲害的角色，由他繼續當一把手，而由葉保駕護航，胡趙實際操作，最低限度不會有“六。四”事件。那樣的話，今天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呢？發展程度應不低於目前的水平吧？某些方面也許可以接近29年前華出訪時西德的水平？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但無論如何，華國鋒將以改革開放的大功臣載入史冊。（08-11-29）

正視歷史分寸得宜

－評《華國鋒同志生平》

中共官方發布的《華國鋒同志生平》（以下簡稱《生平》），大體上能夠正視歷史，評價掌握的分寸尚稱得宜，應予肯定。

縱觀華的一生，三件大事：一是抓捕“四人幫”；二是主持1978年末的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三是八十年代初辭職下台，都反映得比較確切。

關於頭一件，32年前的說法是“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如今回顧並非溢美之詞。連葉劍英也由衷稱贊華幹得漂亮，說周恩來、鄧小平都幹不出來，他自己更是連想也不敢想。（見《熊向暉女兒揭密：華國鋒和葉劍英是怎麼‘結盟’的》）

對華此一稀世奇勛，《生平》這樣寫道：在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逝世後，華國鋒同志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並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事業，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

上述文句有兩個關鍵詞用得很好：“提出”和“斷然措施”。它意味著：“除‘四害’”出於華的主動，把江青等一網打盡也是其創意。下面的兩個“挽救”，堪與 1935年遵義會議相媲美，後者官方稱之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後面的“決定性作用”和“重要貢獻”符合事實。如果說“巨大貢獻”會更恰當。

至於第二件，以往幾乎緘口不談。鄧小平則被捧上天，成了三中全會的英雄。其實陳雲、葉劍英才是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扭轉乾坤的主力，胡耀邦於會前就充當了解放思想及平反冤假錯案的先鋒。但這一切都離不開華的首肯與接受。試想，如非他“與時俱進”，一點一點地突破茅思想的框框，偏離“照（毛的）既定方針辦”的 “最高指示”，工作重點轉移哪有這麼順當？

對此，《生平》有如下的表述：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擔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等職務。在此期間，他先後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他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志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說“他在老一輩。。。支持下，撥亂反正”，華成了主體，而不是鄧為首的“改革派”的對立面。末句直言其“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搞四化建設，這無疑屬實事求是的說法。略嫌不足的用“作出了很大努力”的字樣，未免分量不足，應改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關於他的下台，《生平》未作具體記述。這就回避了諸如“兩個凡是”、搞新的“個人崇拜”和“洋躍進”等筆墨官司，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處理辦法。

事實上，從本質上講，鄧並無與毛思想決裂，“四項基本原則”等於變相延續“黨的基本路線”，無非改頭換面，作了若干新包裝而已。從這個意義上，鄧與“凡是派”乃一丘之貉，概而言之，可稱為“凡是有利於鞏固既得利益集團權位的舉措都要堅持，凡是體現自由民主人權的思想主張及行為都要取締“。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所以，《生平》連“凡是”這兩個字都隱去了，是明智的。這也表明，現任領導人和20多年前的歷史瓜葛本不相干，無需為此得失當日尖銳對立的任何一派。何況，早在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已就“兩個凡是”作了公開檢討，陳年舊帳不翻也罷。

說到新的“個人崇拜”，1980年華於鄧居於上風時即曾主動提出廢除。而此前是由葉劍英提出“英明領袖”一說的，華本人從未有過任何授意，故胡耀邦就此當面指責他是冤枉他了。至於所謂“洋躍進”的計劃，日前已有資料稱其實出自李先念的主張。華代人受過，可謂無辜。

《生平》末段結尾稱：“他的品格和風範，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贊譽。”是有根據的。諸如：“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風正派”；“作風民主，善於傾聽不同意見，集思廣益，注意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為人寬厚，平易近人”；“生活儉樸，平易近人”，等等，均有過報導，應屬可信。其中，“作風民主”這一點，在上述中央工作會議上尤其有目共睹。

這裡不妨重提一件往事：1978年恢復高考，華的女兒未達分數線而不獲錄取。相反，當時尚未平反的胡風之子卻考取了大學。此亦可見華為人之一斑。

總之，《生平》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局開始能正視歷史。不足之處是，開頭的“謚號”檔次較黃菊為低，按華的任職與貢獻，其名之前加上“卓越領導人”的字樣是毫不為過的。鄧穎超、李先念、彭真和王震均獲此名銜，華難道不配嗎？

（08-9-1）

“偉光正”的內債

－從華國鋒說起

中南海波詭雲譎，變幻莫測。常有外人意想不到的舉措。日前華國鋒的遺體告別儀式就是一例。以胡錦濤為首的全體政治局常委，還有江澤民、朱镕基等前最高層人士幾乎傾巢出動，向這位覆蓋著中共黨旗的前“英明領袖”行禮如儀。

更出乎意料的是，中央電視台播音員字正腔圓的《生平》簡介中，對華32年前的貢獻，使用了“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的字樣，這個並非溢美之詞的評價，對被打入冷宮28年，剛過奈何橋的死者而言，可算是出了一口鳥氣。

何況蓋棺論定，“兩個凡是”也不提了，總體上說，當局對華之舊賬還清，再無虧欠。然而，其他整筆欠賬有待償還的尚多。外債內債都有。

毛時代曾誇耀大陸中國“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那是計劃經濟兼閉關自鎖的反映，茲不議。倘從政治及社會層面分析，則幾十年來執政黨外既負於黎民百姓，內則負於其幹部黨員。堪稱欠債累累。前者首推1989年的“六.四”事件。明年即其20周年。還有57年反右、三年大飢荒和更早的鎮反、土改等。後者包括各個時期，黨內從上到下遭整肅者不可勝數。當中尤以三位前總書記為最。

由近及遠上推，首先應提出趙紫陽（1919-2005）的冤案。曾獲“要吃糧，找紫陽”口碑的這位務實派開明領導人，被非法軟禁長達16年。去世3年半，至今仍未獲得一個“說法”。

另一位胡耀邦（1915-1989），是黨內最具民主思想的領導人，深受民眾愛戴。他曾與趙一起，被鄧倚為膀臂者之一。卻由鄧親手“斷臂”，以非法手段將之廢黜，致其郁郁而終，引起國人極大同情，並釀成“八九”民主運動。“風波”過後，當局蓄意將之從黨史中抹去，直到2005年才略有轉機。當年11月胡90 冥壽，北京舉行紀念會。雖然原定出席的胡錦濤“出國訪問”去了，會議規模也大大縮小，但欠胡耀邦的帳多少算是還了一點，尚余大筆“尾數”沒有結清。

欠債最久的是對於其創始人陳獨秀（1879-1942）。無論陳作為中共最主要的締造者，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至今尚未得到應有的評價。而扣於其頭上的幾頂帽子，包括“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托洛茨基派頭子”等，都沒有正式摘掉。陳兩個兒子都曾位居中央委員以上的黨內要職，並被追認為烈士。但陳本人卻未獲公正的對待。令人想起“數典忘祖”這句成語。

除此之外，還欠了無數黨內各級幹部及知識分子的帳。例如，從1930年江西“富田事變”起的蘇區肅反，到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及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無辜而赴枉死城的黨員幹部，總數當不下10萬。這些帳能一筆勾銷嗎？

魯迅說過：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全集》第3卷，《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263頁）以上所舉，有血債，有人情債，公理債。但都是要還的欠賬。

奉勸以“偉、光、正”自命的執政黨，勇敢面對歷史，以此次為華國鋒治喪為起點，認真清償黨內外的欠帳，切勿再拖！所謂還賬，並不意味著必須以血還血，冤冤相報。只要認賬，認錯或認罪，適當做出補償，便有望了結冤業，逐步達致和諧。否則，為數眾多的受害人，及其親友後代意氣難平，黨國均無寧日。

160 年前，你們的老祖宗在《共產黨學言》結尾宣稱：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得到的將是全世界！事實證明這豪言壯語純屬大話空話，但不妨套用其句式曰：今天你們如能徹底還賬，失去的只是身上的包袱，得到的將是神州大地十三億國人的民心，以及長治久安的中國！（08-9-11）中午修訂

淺議胡耀邦與華國鋒

中國俗話有云：蓋棺論定。其實未必，特別是由於大陸當局檔案不公開，許多領袖人物的言行“鎖在煙霧中”，致使難以定是非。

但就先後擔任過黨內最高職務的華國鋒和胡耀邦而言，大體上已有定評。尤其胡耀邦，譽多毀少，有目共睹。不過，隔三差五有人對逝世近20年的胡耀邦說幾句壞話。這並不奇怪。胡生前最大功勞是平反冤假錯案，受惠者包括不少文革中遭殃的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還有幾十萬右派。作為對立面的文革紅人，反右幹將，自然對他不高興。

新近有人撰文提出：胡不是老實人，因為他講過一段指責華國鋒的話。從這個角度立論，倒是別出心裁，值得一議。

文中首先針對胡指華“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王莽，謙恭在外奸詐在心”的評價，反駁稱“華國鋒怎會是‘王莽’？他是名正言順的‘主席’，他的地位並非篡奪而來！”

筆者同意後面兩句話，但要提醒作者，他沒抓住胡原話的重點。那裡面有個典故，出自唐詩中一副名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胡講的是華的“謙恭”只是假象，而並非指其篡位。究竟華“奸詐”與否，底下另議，暫且不論。

該文下面接著說：“胡耀邦先反華國鋒，再反鄧小平，在自己當了黨魁之後，遂即贊成鄧小平辭去軍權。他自己又是不是‘王莽’、‘一個轉面就把良心喪的家伙’？”如此反詰，貌似氣壯如牛，實質真真假假，顛倒黑白。

誠然，胡反對華國鋒搞“兩個凡是”，極力將之從最高層的位置拉下來。但這都是陽謀，符合黨心民心，也是鄧的意願。他主張改革開放比鄧更徹底，兩人政見不同，但他從未“反鄧小平”。為了結束老人政治，他贊成鄧全退，不料鄧提出辭去軍委主席只是試探，結果導致遭鄧疑忌，終於被迫下台。整個過程早已人所共知，怎談得到是胡“一個轉面就把良心喪”呢？難道不是鄧“一個轉面就把”胡這根“臂膀”砍掉嗎？

該文為華抱不平，說什麼：華國鋒在當了“國家主席”、“黨主席”以後，也無非是被稱為“英明領袖”而已，就招來胡耀邦如此嚴厲的指責。

這裡首先應當指出，華從來沒當過“國家主席”。而所謂胡耀邦的嚴厲指責，其原話是：“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他說：‘你老華的膽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我們黨內還有那麼多的開國元勛健在，還有那麼多比你功勞大幾千倍、幾萬倍的英雄活著，你就敢自命為英明領袖，心安理得地和毛主席相提並論。你太沒有半點自知之明了。’”

這裡胡耀邦說的無疑是心裡話，也代表了那些元老的心聲。華“英明”與否茲不論，只是其中有一點胡說的與事實有所不符。華並沒有“自命為英明領袖”，是葉劍英提出這樣宣傳的。葉則完全出於穩定大局的需要，即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鄧當然屬眾望所歸，但一打倒“四人幫”，他就馬上復出時機尚未成熟。有關情況在熊向暉女兒最近的文章中有所介紹，應屬可信。

文章繼稱：反過來想，如果華國鋒不是“英明領袖”，又為何能當“國家主席”、“黨主席”？

作者此一反問，除了講華當“國家主席”這點不合事實外，倒也不無一點道理。上述熊的女兒文章裡提到，葉劍英盛贊華把“四人幫”抓起來這一手。“葉帥認為，這個事情只有華國鋒能這麼幹。周總理如果在世，幹不出來，小平也幹不出來。葉帥也沒有想到有這麼一下，也不敢想。”“黨內和社會輿論對這次除‘四害’之舉，高度一致：果斷、乾淨、利落、漂亮”。從這個意義上，華不失為“英明”。

但該文接著提出的反問就不堪一擊了。作者稱：既然“有那麼多比你功勞大幾千倍、幾萬倍的英雄活著”，又為何被“四人幫”搞出一個“十年浩劫”，最後還要靠這個“一個轉面就把良心喪的家伙”來救你出生天？

要回答上面的“為何”，三個字就夠了：“因為毛”。毛是“四人幫”禍國殃民的總後台，也是“十年浩劫”的罪魁禍首。中共黨內所有的“英雄”在毛面前都不得不低頭。而華在毛死後能夠扭轉乾坤，也全仗著“先帝”授以權柄。這眾所周知的事實還有什麼可問的呢？

作者又寫道：面對胡耀邦的當面斥罵，華國鋒表示“要虛心接受批評”，難道這樣“不老實”？“虛心接受批評”是“面皮厚”，那該怎麼樣才“面皮不厚”？

該文這兩問應作具體分析。華表示“要虛心接受批評”，可視為老實的表現。日前甚至有論者直言華“是老實人”，應屬有所據而云焉。不過，他也可以就胡的批評做些解釋，比如說明“英明領袖”乃葉帥提的。那可以消除誤解，減少隔閡。可惜華沒有這樣做。

文中還質問道：他才將鄧小平解放出來，你們就不讓他“留下政治上的活口”，反倒是他“一個轉面就把良心喪”？

這個問題問得不好。因為鄧小平是1977年初復出的。華國鋒是1981年6月才正式離開政治舞台的。其間經歷了4年多，此後27年間華的政治與生活待遇也並不太差，和後來下台的趙紫陽簡直判若天淵。所以，不能指責胡或鄧“一個轉面就把良心喪”，苛待華國鋒。

該文最後說：八九年的學運期間，學生們以“民族魂”來稱贊胡耀邦，看來是過譽了！胡耀邦無才、無德、無識、無遠見，鄧小平用他，無非是“武大郎開店”而已！

這段話流於情緒化，對胡耀邦不公平，而且也貶低了鄧，不經一駁。此處僅舉一例，1992年9月，胡的胞兄瀏陽農民胡耀福去世。鄉間農民送上一幅挽聯，道是：“國中有典型，兩袖清風作赤子。天下無先例，一代‘皇兄’是農民。”

它講的是胡耀邦不徇私，其兄及侄子一直在家鄉務農。光憑這一點，就不能說胡無德了。才識等等，更不必論。位居中共一把手7年之久，“人才難得”的鄧倚之為膀臂，豈等閑人物？

但胡耀邦政治上確實欠缺遠見，沒想到鄧會這樣拋棄他。他太老實了，胸無城府，即如上述批評華國鋒的話，直抒胸臆，有的地方考慮不周。此乃其不足。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無論對胡，對華，都不應苛求才是。（08-8-29）

胡耀邦與對聯

在中共領導人中，胡耀邦所受的正規教育不算多，他只上過半年初中。但其後60餘年間，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他都孜孜不倦地抓緊讀書學習，尤其對中國傳統文化更是情有獨鐘。下面是幾則他引用或巧改對聯的趣事。

“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哪堪憂患余生，萍水姻緣成一夢；十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這是當年小鳳仙挽蔡鍔聯，不管是否出自他人代筆，都堪稱文情並茂的佳作。而胡耀邦亦對之十分欣賞。他在80年代擔任中共總書記時，一次談到電影《知音》，贊賞這部反映蔡鍔與袁世凱復辟帝制作鬥爭的影片，並即時背誦了該名聯，還說應將其作為主題曲。

其實早在1958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身份首次視察南陽市，就有另一故事。當他游覽當地臥龍崗上的武侯祠時，見到顧嘉衡的一副對聯，聯曰：心在朝廷原勿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事緣清朝咸豐年間，襄陽籍的進士顧嘉衡出任當地知府。他剛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判斷諸葛亮《前出師表》中提到的“躬耕南陽”之所在，到底是位於湖北襄陽城西的隆中，還是河南南陽城西的山崗上。這場筆墨官司驚動了皇上，御批翰林院處理。後者又轉交南陽知府。顧嘉衡身處兩難，細想之後遂撰上述一聯以表心聲。

據說，“胡耀邦對顧嘉衡的這副名聯早已心嚮往之。他興奮不已，時而輕聲細讀，時而大聲朗誦，悉心體會，精心揣摩，七步之內，脫口而出：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胡耀邦的這副對聯樸實無華，立意高遠，感情真摯，擲地有聲，受到隨行人員的一致稱贊。傳開以後，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得到廣泛傳誦，成為臥龍崗上的一段佳話。”

言為心聲。縱觀胡耀邦的一生，的確實踐了他自撰的此聯。

1981 年5月20日，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在北京閉幕。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邀請全體學部委員（後來改稱院士---張注）到中南海做客。在與他們座談時，他說：這次學部委員大會是把全國最優秀、最有威望的科學泰斗組織、結合了起來，…意味著中國科學院的天空升起了一個巨大光芒的星團，將更好地照亮中國科學事業的前進道路。…科學技術是灌溉人類幸福之花的真正的聖水。…希望（科學界）用主人翁姿態工作。…最近我看到一副對聯說，“風聲雨聲不吱聲了此一生；國事大事不問事平安無事”。我主張把它改一改，改成：“風聲雷聲悲哀聲枉此一生；險事難事天下事爭當勇士”。為人一生要對中國四個現代化有所貢獻，要對中華民族有所貢獻，要對全世界人類的事業有所貢獻。……我希望你們把這個歷史責任擔當起來。

他的肺腑之言令在座的科學家無不為之動容。

此前的1980年3月14日，他在全國省市自治區文化局長會議上講話，結尾說道：今天我贈給大家的是一副對聯，上聯是：“狠鑽新本領”，下聯是：“甘當小學生”，橫批是：“合格幹部”。可謂語重心長，發人深省。

1982 年1月24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春節團拜會。致辭時他說：今天同去年春節茶話會一樣，擺在同志們面前的還是清茶一杯。座上清茶依舊，不同的是，我們的國家整個的形勢在繼續好轉，興旺發達，國家景象常新。兩句話合起來，就是：座上清茶依舊，國家景象常新。…

生動風趣，溫暖感人。

此外，1976年10月10日，即打倒“四人幫”後第四天，他同葉劍英派來問計的次子葉選寧談話，提出“中興三策”：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後被中共最高層采納。堪稱言簡意賅，通俗好記，前兩句形式也有點類似對聯。

1981年他向電影界提出：堅持兩分法，更上一層樓。這兩句話不僅思想雋永，耐人尋味，而且對仗工整，深入淺出。無以詞害意，又不乏文采，誠屬難能可貴也。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僅以此文略作紀念。（09-12-2）

胡耀邦妙解詩詞

在中共打天下的一代裡，1915年生的胡耀邦算是“紅小鬼”。但他雖然只在湖南瀏陽縣初級中學讀了一年，卻終生保持了學而不厭孜孜不倦的良好習慣，尤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鐘。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命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後，他在一些講話中引用古典詩詞，妙語如珠，興味盎然，傳為佳話。

1979 年9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出席一個茶話會，與會者是在京的農業科學家、教育家以及早期從港、台和國外歸來的從事農業科學或農業教育的知識分子代表。胡耀邦向他們介紹當年農業形勢時，吟誦了歐陽修詞《浪淘沙》的下半闕，但改了幾個字：聚散苦匆匆，此際難逢。今年花勝去年紅。料得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其中，“此際難逢”，原作是“此恨無窮”。他這一改就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借以形像地描述當時農業邁出改革步伐的喜人景象。

胡耀邦說：今年農業這朵花紅勝過了去年，我們應有信心使這朵花明年比今年還要好。希望大家努力奮鬥，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相聚。話畢，全場氣氛更加活躍。

此前的同年9月6日，他在中宣部召開的關於《歌德與“缺德”》一文的座談會上發表談話，末尾說道：我們打倒“四人幫”三年了，有些幹部，還是那麼畏畏縮縮，氣不壯。借用駱賓王一句詩來說：“昔時人已歿，今日水猶寒。”當然他的原意不是這樣的。我們一定要把這種精神狀態改變過來。

胡耀邦引的這首駱賓王詩題為《於易水送人一絕》，全詩是：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歿，今日水猶寒。首兩句講的是荊軻入秦前與燕太子丹訣別的情景，這位勇士引吭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成為氣壯山河的千古絕唱。而頌揚其反抗暴政的大無畏氣概，乃駱賓王原詩意旨所在。胡耀邦“古為今用”，表達的意思顯然不同。

1980年2月9日，他在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舉辦的迎春茶話會上發表講話，由於有人請他講形勢，而鄧小平已經就此有過講話，所以他就借解讀辛棄疾詞《漢宮春》，一開頭談對於形勢的看法。

此前同月5日，《人民日報》在其特約評論員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末尾，已經對這首蘇詞做了介紹。但胡耀邦覺得不完全，於是“又重新編了一下”道：頭一句叫，“春已歸來”，春天回來啦！第二句是，“東風從此，染柳熏梅”，春天回來以後，東風吹得柳樹綠油油的，吹得梅花開放起來，香香地撲鼻。他原來的詞叫“熏梅染柳”，為著念起來順口，我把它調換了一下，叫“染柳熏梅”。如果引用到我們這裡來，就是，東風從此，把我們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第三句是，“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春天到來以前，料想那個經過風風雨雨的燕子，在立春這天晚上，連做夢都夢到百花盛開的園林裡去了。我們在座的同志，也是經過多少風雨的燕子啊，我們這些同人民、同黨共命運同患難的時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夢也夢到我們國家的“四化”建設，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境界裡面去了。

我把上面的幾句重複一下，就是“春已歸來，東風從此，染柳熏梅。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這不知可不可以算上闕。辛幼安的詞裡還有幾句話，也是好的。第一句叫“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引到我們的形勢上面來說，就是現在還有消極因素干擾著我們，這也是一種無端風雨，一種干擾破壞的因素。“未肯收盡餘寒”，即還有“四人幫”的餘毒，…餘毒也是一種餘寒嘛。辛幼安是愛國詩人，因為有餘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發出感嘆說：“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 “解連環”，是戰國末期的一個典故，秦國的秦昭王派人送一串玉連環給齊國說，聽說你們齊國人很聰明，送給你們一串玉連環，請你們解一解。當時襄王恐怕不在了，襄王老婆叫君王后，是個很有見解、做事很有魄力的人。她把臣子召集起來，看誰能解得開。結果，誰都不知怎麼解。君王后很生氣，說：你們全都是傻瓜、笨蛋，她拿起錘子，一下子就把連環砸開了。……君王后已經學會解連環，就是把它砸開嘛！辛幼安為什麼還要問，何人會解連環呢？所以，特約評論員的這兩句話不大好，最好改一改。因為同我們比較，我們絕大多數同志，沒有什麼“清愁不斷”，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對國家的形勢，有沒有清愁不斷、憂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國可能有一點、也不會太多。所以特約評論員同志的這兩句話最好改一改，改為“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把憂慮解除了，解放掉了。

下面重新說一下：“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我們解連環的辦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學習的，但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辦法，要因事而異，實事求是。

胡耀邦隨後把“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當時的“西單牆”都比喻為連環，建議用不同方法去解：把“四大”從憲法上取消，堅決砸掉它；西單牆搬到月壇去。他說後者“是我們總結了古代人的經驗”，即效法鄭國相國子產不毀鄉校。並解釋道：“鄉校，大概是古代大辯論的場所、發牢騷的地方，叫‘眾口囂囂 ’嘛。唐朝的韓愈認為此事辦得好，寫了篇《子產不毀鄉校頌》。”

在這篇講話最後，他說“出版界二十萬大軍，人手很多啊！”然後仿效毛詞，以“二十萬軍同心幹，書刊滾滾來天半，萬人看”作結。其風趣雋永，令與會者經久難忘。

他在1987年1月被鄧小平等老人幫逼迫下台後，陸續寫過一些詩詞。其中，1988年9月5日在山東煙台賓館的信紙上寫詞一首：戲贈于光遠同志，調寄漁家傲科學真理真難求，你添醋來我加油，論戰也帶核彈頭。核彈頭，你算科學第幾流？是非面前爭自由，你騎馬來我牽牛，酸甜苦澀任去留。任去留，濁酒一杯信天游。末尾署“胡耀邦/九月五日草”。

這首詞應如何解讀呢？讀者諸君不妨自行一試。（09-12-3）

胡耀邦的詩

郭沫若在魯迅詩稿手跡出版時，曾於《序言》中稱“魯迅先生無心做詩人，偶有所作，每臻絕唱”。這話未必出自真心，但卻屬事實。仿此，我們可以說：“胡耀邦無心做詩人，晚歲所作，俱見衷心。”

1988年8、9月間，已被迫下台逾一年半的胡耀邦，讀了李銳的《龍膽紫集》，作古風一首，題為《贈李銳同志》：延水創傷甚，廬山復夢羞。強勁終不悔，雕蟲度春秋。狂歌妖霧掃，撥亂竟同儔。胸中浪潮湧，筆下蛟龍游。瀟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1917年4月出生的李銳，是只比胡耀邦小兩歲的老干部。其詩集反映自1942年延安整風至80年代後期其個人曲折的遭遇，發人深省。

老紅軍賀晉年曾任炮兵司令員，晚年棄武從文，習畫為樂。胡耀邦為其夫婦賦七絕一首：伏櫪年華黯卻纓，拼將鐵骨賦丹青。丹青灑處生梅竹，賺得清香滿玉庭。

1988 年8月，胡耀邦書贈一首古風，答謝楚辭專家文懷沙贈予的對聯：民望藏飢渴，公行胡滯留。該聯乃集陸游五言詩兩句而成。胡耀邦全詩是：騷作開心面，久仰先生名。去歲揆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雲。明知楚水闊，苦尋屈子魂。不諳燕塞險，卓立傲蒼冥。閉戶驚葉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極翻作艷陽春。艷陽之下種桃李，桃李芬芳春復春。哲人曉暢滄桑變，一番變化以翻新。如今桃李千千萬，春蕾一綻更精神。

文懷沙對此詩評價甚高，視之為胡耀邦的自我展示，並贊曰：“名垂青史的胡耀邦，即以這首必傳之作，也定將名垂史詩！”文此人乃有爭議的人物，其上述解讀可作參考。

1988 年8月7日，曾任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林萍，前往煙台看望正在當地休養的胡耀邦。胡耀邦向其贈詩一首：歷下名士原無分，梁山好漢又同宗。年華意氣輸肝膽，美味佳肴數大蔥。內戰難逃鬼蛇罪，蘋梢能辨東西風。此身只合蓬萊老，青松明月照蒼穹。末尾署名：胡耀邦戊辰立秋後

過了一個星期，他致老將軍蕭克詩一首：寂寞沙場百戰身，青史盛留李廣名。夜讀將軍羅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署名後的日期是“八月十四日”。事緣蕭克上將所著《浴血羅霄》一書，於當年8月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蕭克將書贈給胡耀邦，胡讀後撰此詩致意。

半個月後他同陳維仁談話，贈詩一首，並共進晚餐。這首《題贈陳維仁同志》的內容如下：碧海秋昊又相逢，忽聞退作長壽翁。十載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署名後日期為“九月一日”。

幾天後，他在煙台賓館的信紙上寫詞一首：戲贈于光遠同志，調寄漁家傲科學真理真難求，你添醋來我加油，論戰也帶核彈頭。核彈頭，你算科學第幾流？是非面前爭自由，你騎馬來我牽牛，酸甜苦澀任去留。任去留，濁酒一杯信天游。署名後是“九月五日草”。該詞幽默含蓄，耐人尋味。

僅僅過了5天，他在山東改完一首詩，題為《戲題養馬島---擬贈胡績偉同志》：輦從秦皇下倉蓬，雷鳴電掣轆腸空。寶島覓得幽憩處，豈料伯樂踵相蹤。伯樂愛馬不愛人，牧人一夜變衰翁。末尾寫“九月十日改就”。他還為之加了注：九月八日曾到養馬島一游，人們傳說養馬島是秦始皇東巡詩養馬之處。八月，績偉和秦川在此住了多天，故此戲作，並送績偉同志。

兩天後，登泰山，賦詩一首：重登泰山重來仰止竟不同，車如流水馬如龍。曾睹蹭梯叩玉闕，又添繩索捉飄風。倒提湍泉迎上客，裁剪翠色送歸鴻。聞說天涯比鄰友，明晨相聚觀日峰。署名後是“戊辰.秋”。

五天後在濟南寫贈譚啟龍詩，前有題記：回京路過濟南，擬訪老戰友譚啟龍同志，始悉因病去滬治療，悵然若失，書此相寄：年逾古稀能幾逢？逆交難忘六十春。冤蒙 AB雙脫險，戰處南北俱幸存。牛棚寒暑相憶苦，開脫歲月倍感親。遙祝康復更添壽，壽到雛聲勝老聲。署名後寫道：“九月十七日寫於濟南九月二十六日書於北京”。

1988年9月25日，作詩三首答蘭州軍區女作家姜安：

一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濃妝理素琴。窗前嘎然一聲響，料是孤鴻落寒汀。

二世事匆匆各浮沉，風雲叱吒多女嬰。死神面前猶奮筆，君是巾幗罕見人。

三滄桑變化尋常事，人間悲歡最牽魂。誰能偷得蟠桃果，憐取卿卿錦繡文。

對於這幾首詩的寫作背景，沈寶祥教授根據姜安提供的資料，作了如下介紹：戰爭年代，因戰事緊張而將剛出生的兒子送給劉世昌夫婦撫養，取名劉湖。中共建政後，世昌將劉湖送回北京耀邦家中。自此劉胡兩家時相往還，親如一家。姜安偶然得知此事，深受其中的美麗人情震撼。她在動過大手術脫離生命危險後不久，以病弱之身奮筆撰寫紀實文學作品《兩個父親》，發表於1986年的《報告文學》和《人民文學》海外版，反響強烈。1988年春，姜安將自己這一佳作寄給胡耀邦，並征求意見。胡遂作詩為答。當天恰值農歷戊辰年8月15日，即中秋佳節。（以上詩詞及本事均引自《胡耀邦年譜長編》，世界科學教育出版社，2005年， 1850--1853頁）

龔定庵說得好：“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書湯海秋詩集後》）胡耀邦的詩詞不論工拙，均屬其為人的寫照，也是時代的片鱗隻爪之反映。值得我們細心領會。（09-12-19）

懷耀邦，念紫陽

昨日是趙紫陽去世十週年，今天的新聞報導稱全日600餘人到北京富強胡同趙府祭奠，內中不少人行跪拜禮，其中包括93歲的杜導正。99歲的李銳也到場致意。總的來說對趙舊居的監視略為放鬆，但鮑彤仍被禁止前往。據稱家屬所提趙夫婦骨灰入土為安的要求尚受阻撓。相比之下，今年胡耀邦百歲冥壽已在籌辦，似乎當局有意借此得分。無論屆時習近平是否出席，到底算是一項進步。趙胡二位立德昭著，民眾內心欽敬，已築起“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紀念碑”。求仁得仁，夫復何求！（2015/01/17 发表）

如何評價林彪父子

－點評章海陵先生兩篇大作（之一）

“九一三“事件四十週年前夕，北京舉行了一個研討會。本港《亞洲周刊》發表了章海陵先生兩篇力作：《林彪事件摧毁文革神权政治》（以下簡作《林》）和《從五七一到民主憲政》（以下簡作《從》），對事件詳加論述。其中不少可圈可點之處，亦有似可商榷之點。茲作點評就教於作者與識者。

“林彪出逃事件對一代人是晴天霹靂，也打破了文革神權政治，為日後終結文革、改革開放，作出最寶貴鋪墊。而「軍神」林彪以謊言換來政治崛起，卻在猜忌的疑惑中而亡，是強人政治時代的悲劇。”（《林》文的前言）

上段首句符合事實。但指林之崛起乃以謊言換來，似未必屬其初衷。蓋該員於50年代中共建政後近10年中，一直因病休養，彼於政治並不熱心，似亦無“崛起”之念。至於其後“折戟沉沙”（姑且採信文革期間北京官方的說法），則純因毛欲“換馬”起用張春橋，而非什麼“猜忌的疑惑”所導致！

“中國命運的轉向，往往是一夕驚變。每一個中國大陸中年以上的民眾都不會忘記，四十年前的九月十三日，林彪與毛澤東決裂，妻兒、同僚駕機出逃，於蒙古溫都爾罕機毀人亡。半個月後，消息傳遍神州。這種石破天驚﹑神話般奇事，當時竟毫無懸念地發生在十億軍民的面前。民眾沒有思想準備，在瞠目結舌的注視中，毛澤東與林彪聯手打造的文革神權政治的巍峨大壩，不僅出現裂紋縫隙和轟然倒塌，也瞬間灰飛煙滅了！”（同上）

據稱林是在毛“南巡”后得知被拋棄，最初計劃南下廣州，並無“出逃”打算。後因周下令全國機場關閉，不得已只好飛蒙古。

但另一跡近“陰謀論”的說法是：9月12日晚毛在北京西山宴請林夫婦，嗣後於其歸途中用火焰噴射器燒毀二人之座駕，執行任務的小組隨後亦悉遭滅口。由於林“機毀人亡”並無目擊者，故至今疑點重重。

上文謂“半個月後，消息傳遍神州”，不確。筆者時在新疆，記得當年“國慶”《解放軍畫報》還刊登林學毛著的彩照，似為江青所拍，署名大海/峻嶺（？）。而首次傳達有關副統帥“叛逃”的《中共中央文件》，已是十月上旬之後。

“當然，這一天不可能被定為新中國的紀念日，但在許多人心目中，哪怕有再多的紀念日相加，恐怕也難以超越其重要性。它所引爆的精神震撼、所啟示的政治教訓、所闡發的思想意義，至今都沒有消失，並極大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美國有“九一一”，大陸有“九一三”。其分別於兩國民眾的震撼可謂不相伯仲。儘管“九一三”不可能成為法定的紀念日，現時恐怕更非“每一個中國大陸中年以上的民眾”都銘記於心，而是多數人已經淡忘。不過它的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林彪之死是中國歷史繞不開的篇章。他是超級傳奇人物，戰功卓著，曾為新中國成立作出偉大貢獻；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又是絕不可少的關鍵人物；他在文革中由國防部長升為黨和國家第二號領導人；一九六九年更作為毛澤東接班人正式寫入黨章；但十七個月後，卻沉沙折戟，淪為孤魂野鬼，令人扼腕、困惑不已。”（同上）

說林“曾為新中國成立作出偉大貢獻”，這是站在北京官方的立場。從“大歷史”的角度，“新中國成立”只是新王朝誕生的又一次改朝換代，與民主憲政背道而馳。林之戰功越彪炳，越不應該稱頌。加上文革前及文革中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壞事做盡，此“軍神”最終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不論是在西山或外蒙），堪稱報應！

“其實，林彪的崛起遠非「成也文革，敗也文革」那樣簡單。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推行「三面紅旗」，浮誇風大行其道，三年後造成三千多萬人被餓死。這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塌天大禍，而且發生在沒有戰亂的和平年代，人心受到極大震撼。無論如何，決策者應負有責任，須受到追究。即使封建年代，犯有罪錯的皇帝也須發布「罪己詔」。

這也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最大危機。當時，中共高層幾近集體性地要與毛澤東切割，因為這場災禍的來龍去脈太清楚，特別是彭德懷元帥的警告言猶在耳，他還為此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毛澤東的權威受到嚴重挑戰。一九六一年由全國生產領域主管幹部組成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藉轉述農民的話，批評「三面紅旗」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彭真要求毛澤東檢討，並說，「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黨留下惡劣影響」。

陳伯達為毛澤東辯護，「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而林彪捍衛毛澤東的手法「高明」好多倍，就像打仗出奇兵那樣，他不是袒護毛澤東，而是倒打一耙及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稱「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此言一出，情勢頓時變為「罪不在毛，而人皆有錯」。語驚四座，滿場錯愕。

林彪的邏輯是，推行「三面紅旗」時，你們個個爭先恐後，現在最好閉嘴；這個世界是強權的天下，哪裏容得你們這些嘍囉置喙？果然，劉少奇、彭真及周恩來都聽出林彪的弦外之音，再不敢發聲。於是，毛澤東躲過一劫。至於三千多萬中國冤魂，就讓它們隨著曠野之風去呼號吧。毛澤東激賞林彪的講話，確信林彪是難得人才，從此念念不忘提，至文革終達目的。”（同上）

上面幾段講的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林別出心裁力排眾議，使毛化險為夷，得保權位。但此前的1959年廬山會議（八屆八中全會），毛特地招林上山保駕，借重其在軍中的影響力對付德高望重的“彭大將軍”。而林不負厚望，在會上向彭大潑污水，起了劉周這兩位僅次於毛的黨內核心人物所不能起的關鍵作用。這是不可省略的。

“強人政治終究是強人政治，其不變的核心原則就是「沒有原則」、隨心所欲、我行我素、我說了算。林彪登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副統帥之位後，毛澤東懷疑副手的舊病發作了，這是毛澤東根深柢固的政治惡習，一如喜新厭舊的歡場浪子。回顧過去，他對劉少奇是這樣，日後對待王洪文、鄧小平、甚至張春橋都是這樣。” （同上）

所謂毛“懷疑副手的舊病發作”，似乎缺乏證據。劉遭其整肅直至慘不忍睹地赤身裸體死去，並非出自毛的“喜新厭舊”，而是違逆他那“孤家寡人”的意旨之故。對其一手提拔坐直升機上來的王洪文，毛似並無懷疑，最多是“恨鐵不成鋼”罷了。對張春橋，更是始終視為股肱，寄予厚望。只有對復出後的鄧小平，因其拒絕肯定文革.堅不就範，毛不得不下令“批鄧”。可是依然手下留情，甚至直到1976年4月5日，所謂“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打人砸汽車燒小樓）發生，毛仍乾綱獨斷地將保留其“黨籍”。由此可見，作者所稱毛“懷疑副手”的“根深柢固的政治惡習”並不存在，更不能以此作為其拋棄林彪的因由。（未完待續）（9- 12）23：42

如何評價林彪父子

－點評章海陵先生兩篇大作（之二）

作者繼續寫道：“問題是，林彪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墨跡未乾，毛澤東就動了用張春橋取而代之的念頭。毛澤東曾帶著張春橋親自到訪林彪住所，問他「小張怎樣」？林彪一向看不起江青等文革派，對於他們中間的靈魂人物張春橋更是厭惡之極。厭惡是人類情感中最複雜的一種，能受到理性的抑制，但爆發力卻因而格外巨大。林彪對毛澤東的推薦不置可否，也播下了日後毛林反目成仇的種籽。”

上段謂毛帶張春橋往訪林彪，此事簡直不可思議！不知作者何所據而云焉？以筆者所知，毛入主新朝後即以萬歲爺自居，御駕從未光臨臣下寓所。不僅同住中南海的劉周朱之住處絕無踏足，即使在自己居所迎送客人包括其所謂親密戰友，也決不跨出大門一步！遑論邁出中南海駕臨毛家灣林宅？此其一；二是毛對王張江姚一直以姓名相稱，有時加上“同志”，而以“小張”稱呼其所特別青睞的筆桿子，實屬聞所未聞。此其二；何況毛耳目眾多，深知林看不起文革派，尤以陰險狡詐的張春橋為甚，豈會主動帶彼上門，公然向已經白紙黑字載明於黨章的“副統帥”推介其將被廢黜後之取代者？此舉無異於當面羞辱個性極強的林，稍有頭腦者都不會這樣做，難以想像熟讀中國史書精於權謀的毛有此舉措。

如何評價林彪父子

－點評章海陵先生兩篇大作（之三）

（9-14）12：57“「五七一工程紀要」（武裝起義的諧音）所展示的冷血，不過是黨內鐵血鬥爭的又一例。中共歷史要告別「歷史由勝者撰寫」，需要確立憲政與民主。”（《從五七一到民主憲政》）這段話言簡意賅，引人深思。

“恰好就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四十年的前夕，北京召開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十週年座談會（見本刊上期報道），呼籲繼續否定文革。與會者從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到法律界元老江平，從資深媒體人盧躍剛到經濟學者張維迎，近百位黨內改革派人士罕見地公開論辯改革與倒退等問題，其中最重大、最重要的是憲政與民主，其實也是涉及中共生死存亡的問題。”（《從》）

胡德平繼承乃父遺志，此舉有理有利有節，甚有意義。而當局並未施鐵腕封殺，則因時移勢易，改革派雖仍處下風，但到底具相當的民意支持，不能小覷。此屬時代的進步，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也。

“回望四十年前的文革情勢，特別是當時官方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裝起義的諧音），人們今天仍覺得毛骨悚然。當時，誰都想不到，策劃謀害毛主席及文革勢力的武裝政變，竟然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毛主席接班人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率領的「小艦隊」。”（《從》）

用“毛骨悚然”形容“人們今天”對《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感覺，實在不妥之至。毋庸諱言，四十年前十億國人普遍仍將毛當作“大救星”，甚至“九一三”之後五年毛駕崩之際，神州大地“人們”還是如喪考妣。可是21世紀10年過去，此刻有多少同胞還會為毛的嗚呼哀哉痛哭流涕？如果當時“五七一”得以實現，難道作者不是跟大多數人一樣，為毛王朝提前五年被埋葬而額手稱慶？莫非作者仍以“弒君”看待此事，而不是像孟子所云稱之為“聞誅一夫紂矣”？

“「紀要」稱毛澤東與文革派「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紀要」批判毛澤東與文革派「把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等。”（同上）以上《紀要》所言皆大實話，入木三分，切中腠裡。

“如何對待毛澤東與文革派呢？「紀要」稱，要用逼宮的辦法，包括「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造成既成事實」；「逼迫B-52（毛澤東）就範」；「先聯後斬，上面串聯好，然後奇襲」；「奇襲一旦開始，就堅持到底」；「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至於張春橋，「紀要」稱，一定要把他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同上）

如此策劃，完全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概，與林往昔作為百萬大軍統帥的思維方式截然不同，可見《紀要》與林無關。

“「紀要」全然不顧毛澤東當時是全黨領袖，文革派也只是黨內不同派別；林彪與他們的矛盾與衝突再激烈，也仍屬口舌之爭。但是，為了保衛首長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林立果「小艦隊」大動殺機，準備「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火焰噴射器、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等。他們的法西斯主義思維，受到許多正義人士的蔑視與唾棄。”（同上）

上段文字似乎跟“烏有之鄉”網站如出一轍！可以說毛“當時是全黨領袖”，但更準確的應稱之為君臨天下的萬歲爺！文革派則絕不“只是黨內不同派別”，其目標在於實現“黨內無派”的清一色局面。倘將彼與林或周的“矛盾與衝突”視之為“口舌之爭”，就未免書生氣十足了！尤其與林之間是你死我活的生死搏鬥！

事實上，此前江青早就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使武鬥具有合法性外衣。其殘酷冷血令人髮指，在全國多少地方造成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林立果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謂順理成章。作者使用“法西斯主義思維”一詞，是毛派狼奶遺毒的表現。“受到許多正義人士的蔑視與唾棄”，更與當年官方紅頭文件與現時毛派辯護士口吻無異！今天的《亞洲周刊》持此立場，會否“受到許多正義人士的蔑視與唾棄”？

“不過，深入一想，林立果「小艦隊」的冷血似乎也顯示了幾許「合法性」。因為按列寧主義創建的各國政黨，歷來用鐵血手段展開黨內鬥爭。「歷史由勝者撰寫」、「勝者不受懲罰」等斯大林主義信條屹立不搖。即使是中共，數十年整肅反對派的歷史哪一頁不是浸透失敗者深重屈辱的血淚？那些卑劣酷刑與恐怖虐殺，是籠罩在所有共產黨人心頭最黑暗的陰影。為了捍衛個人尊嚴和家人安全，哪個共產黨人胸間沒升起過「抗暴」的正義衝動？”（同上）

這段話似乎有自打嘴巴之嫌。中共（蘇共亦如是）比法西斯還法西斯的行徑罄竹難書。其內部自相殘殺，狗咬狗的事例不勝枚舉。希魔望塵莫及！既然如此，為何不將法西斯的大帽子回贈毛派，而硬要扣在26歲的林彪兒子頭上呢？

“可嘆的是，對於黨內冤案，最高當局又向來傾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宜粗不宜細」、「朝前看，不朝後看」的運作，將踐踏人權視為輕微過失，甚至暗中作為「對敵鬥爭立場堅定」的優點予以肯定。所以，一些黨內鬥爭的變態之徒越是惡名昭彰，越容易得到重用和提升。康生就是一例。”（同上）

康生之於毛，恰如貝利亞之於斯大林。不過該員幸運，得享“生榮死哀”。十一屆三中全會即使將彼鞭屍，也不足以告慰延安整風以來成千上萬身受其害者。

“「紀要」針對文革政治展開的批判是全面的，可謂淋漓盡致、膽大妄為、毫無顧忌，在當年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知識人中間，普遍引發「自嘆不如」或「深得我心」的震撼與激賞，繼而是政治觀、價值觀及人生觀的大顛覆。”（同上）“膽大妄為”屬貶義詞，在此使用不當。

“從政治駕馭術看，從黨受慘重傷害的效果看，「紀要」的公開是徹徹底底的「負分」。所以，直到今天，許多文革過來人仍不理解，毛澤東為何決定將「五七一工程紀要」向全黨全國公開，並宣傳到每一個人？文件稱毛這「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濫用中國人民對其的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同上）

毛是孤注一擲，拿自己幾十年來對全黨以至國人洗腦所造成的效果押寶，看是否還能保得住其在十億人心目中的“光輝形象”。看來萬歲爺依然自信十足，即自稱的 “虎氣”尚存。這顯然有別於五年後臨終前對華國鋒等的遺言：“（反蔣和文革）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毛澤東受到如此「放肆」的貶辱，竟毫不忌諱，心甘情願﹑甚至唾面自乾地充當「反面教員」與「反派角色」，完全違背他的梟雄性格。或許，雨果評說拿破崙可作參考？「實現至高無上、至當不移公理的時刻已經來到」；「熱氣騰騰的血、公墓中人滿之患、痛哭流涕的慈母，這些都是有力的控訴」；「這是宇宙面貌的更新」。就是說，毛澤東當時很可能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卻無形之中成就了一宗居功厥偉的歷史業績，呼喚了中國的民主與憲政。”（同上，原載《亚洲周刊》2011 第37期）

毛老奸巨猾，十足梟雄，豈會不知“自己在幹什麼”？即使四十年過去，不是還有如作者這樣富有學識與閱歷的本港文化人，仍將林立果視作法西斯分子頭目嗎？

筆者從內心說一句：如果《紀要》圓滿實施，毛在1971年就“去見馬克思”，那多好啊！最低限度張志新不會慘死，而“六四”大概也不會發生了。

可是，歷史又怎會有“如果”呢？（9-14）13：23

林彪就是個大壞蛋

近讀柳棟《對林彪新神話的六點質疑》，不禁拍案叫絕！

隨著中南海領導核心更迭，官方似乎允許為林彪說點好話。但這位“戰神”的粉絲得寸進尺，千方百計炮製新神話，而且欺騙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眾”。柳文旗幟鮮明地予以拆穿，鞭辟入理。六點質疑“以事實為準繩”，抓住要害，淋漓盡致！

林在為毛打天下的過程中戰功赫赫，無非是殘忍殺害自己的同胞，長春圍城餓死數十萬市民，豈非罪大惡極？

1959年廬山會議全力支持毛打到彭德懷，1962年七千人大會力排眾議為毛吹喇叭抬轎子，1966年“5-18”殺氣騰騰大談政變經，這三次充當毛的最得力幫兇，舍林其誰？

盛傳林1971年五一節天安門上當面給毛顏色看，其實根本子虛烏有！林確未終席，但此前與毛共聚不下3小時。

總之，毛林於文革中有分歧，但在維護中共專制權力方面毫無二致。

一句話，對於大陸老百姓林彪是如假包換的凶神，十足十的大壞蛋。（2015/08/26）

揚魯抑胡貌似公允

《魯迅和胡適精神世界的同異》點評(之一)

拜讀劉少勤上述大作（原載《書屋》2011年第9期，“縱覽中國”網站刊於10月17日；以下簡作《同異》），不禁想起魯迅雜文中一段話：”叭兒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卻稱為西洋狗了，但是，聽說倒是中國的特產，在萬國賽狗會裡常常得到金獎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咱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但是，狗和貓不是仇敵麼？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 “中庸之道”似的臉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筆者何以有此聯想呢？請看《同異》首段：”在學界和坊間，一些人士愛在魯迅與胡適之間制造對立，或揚魯抑胡，或揚胡抑魯，好像要看到他們捉對兒廝殺，心裡才樂。魯迅與胡適之間是有過分歧，有過不快，但並沒有引發尖銳的衝突。查閱兩個人的文稿，胡適談到魯迅，基本是褒揚，偶有不滿，也只是旁敲側擊。魯迅說到胡適，雖有譏諷之語，但相關文字不多，點到為止，極有分寸，遠沒有一些人想像的那樣充滿火藥味。兩個人有相知相重的一面，也有相背相離的一面。”

誠然，揚魯抑胡或揚胡抑魯者大有人在，可謂所從來久遠矣，也許時移勢易，於今為烈吧！但似乎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不分青紅皂白斥之為”愛•••制造對立”。唯物論稱存在決定意識。魯胡二位在政治立場上針鋒相對，有目共睹。作為中共魁首的毛，早於延安窯洞時期即旗幟鮮明地揚魯貶胡（用”抑”字遠遠不夠），登上中南海金鑾殿後更下令舉國討胡，聲勢之大，範圍之廣，“史無前例”。但毛太祖貴為萬歲爺，顯然不能與“學界和坊間”的“一些人士”相提並論，故當不屬“制造對立”“心裡才樂”的屑小之輩。

作者斷言魯胡“並沒有引發尖銳的衝突”，或者不無事實根據。但其原因只是一個巴掌拍不響，曾被許多人親切地稱為“我的朋友”的適之先生，雖然沒有如劉曉波那樣宣稱“我沒有敵人”，但其包容大度、溫和豁達有口皆碑。故簡直無法設想他會跟任何人包括魯迅發生“尖銳的衝突”。

與此相類，該文所述胡談魯“基本是褒揚”，的確如此。可是魯說胡就絕非什麼“點到為止，極有分寸”！謂予不信，請看事實：說1933年2月間，胡曾參觀過當時北平的幾個監獄，其後向外國記者發表談話。此事本屬平常，不料魯勃然發難，撰文攻訐，題為《光明所到》。為方便讀者辨析，茲將魯文及有關附注轉錄如下：

中國監獄裡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裡，民權保障同盟〔２〕曾經提起了這問題。

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揭載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詳述胡適博士曾經親自看過幾個監獄，“很親愛的”告訴這位記者，說“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最輕微的證據，……他們很容易和犯人談話，有一次胡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的情形，他（胡適博士——干注）說，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雖然他們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訴說待遇的惡劣侮辱，然而關於嚴刑拷打，他們卻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慎重調查”的光榮，但在十年以前，是參觀過北京的模範監獄的。雖是模範監獄，而訪問犯人，談話卻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約三尺，旁邊站一獄卒，時間既有限制，談話也不准用暗號，更何況外國話。

而這回胡適博士卻“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真是特別之極了。莫非中國的監獄竟已經改良到這地步，“自由”到這地步；還是獄卒給“英國話”嚇倒了，以為胡適博士是李頓爵士的同鄉，很有來歷的緣故呢？

幸而我這回看見了《招商局三大案》〔３〕上的胡適博士的題辭：“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無新式標點，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於是大徹大悟。監獄裡是不准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 “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向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但不知這位“光明”回府以後，監獄裡可從此也永遠允許別人用“英國話”和犯人會談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來”了也。而這位“光明”又因為大學和庚款委員會〔４〕的事務忙，不能常跑到“黑暗”裡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調查” 監獄之前，犯人們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說“英國話”的幸福了罷。嗚呼，光明只跟著“光明”走，監獄裡的光明世界真是暫時得很！

但是，這是怨不了誰的，他們千不該萬不該是自己犯了“法”。“好人”〔５〕就決不至於犯“法”。倘有不信，看這“光明”！

三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民權保障同盟全稱“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銓等發起組織的進步團體；總會設上海，繼又在上海、北平成立分會。該組織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積極援助政治犯，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它曾對國民黨監獄中的黑暗實況進行調查並向社會揭露，因此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忌恨和迫害。

〔３〕《招商局三大案》李孤帆著，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李孤帆曾任招商局監督處秘書、總管理處赴外稽核；一九二八年參加稽查天津、漢口招商局分局舞弊案，一九三○年參加調查招商局附設的積余公司獨立案，後將三案內容編成此書。招商局，即輪船招商局，舊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十一月由李鴻章創辦的名為官督商辦的企業。一九三二年後成為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產業。

〔４〕庚款委員會一九○○年（庚）八國聯軍侵入中國，強迫清政府於次年訂立《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給各國“償款”海關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釐，通稱“庚子賠款”。後來，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先後將部分賠款“退還”，用以“資助”中國教育事業等，並分別成立了管理這項款務的機構。胡適曾任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委員及管理美國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兼秘書，握有該會實權。

〔５〕 “好人”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適曾在他主持的《努力周報》第二期上提出“好政府”的主張，宣傳由幾個“好人”、“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組成“好政府”，中國就可得救。所謂“好人”、“優秀分子”，實際是胡適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自我標榜。一九三○年前後，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又在《新月》月刊上重彈老調，目的在於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

上面的附注（5），謂胡適想”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此乃《魯迅全集》編者看法，茲不議。

僅就魯文之尖酸刻薄而言，顯然”遠”較”一些人想像的那樣充滿火藥味”！

還不止此。該文之最不足為訓之處在於罔顧事實：當日確有犯人以英語與胡交談。此人名劉尊祺，中共黨員，1949年9月作為新聞界代表之一，出席首屆全國政協。魯迅未作任何調查即輕率為文，對胡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但胡不置一辭，淡然處之。而魯不僅並未到此為止，反變本加厲，繼續撰文，誣指胡外出演講收費高昂。胡則保持緘默如故。

以上兩例，窺斑見豹。作者是否於此毫無所知？語云：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不知其屬前者抑後者？

最後，對該文之命題略加小議：只談魯胡之精神世界，莫非其中一位之處世行事不宜細說？再者，“同”在”異”前，匠心獨具。1958年廬山會議彭上萬言書，秘書謄抄誤作“大躍進有失有得”，毛閱後斷言彭刻意挑戰，蓋其以”失”為先。此實冤枉了彭大將軍！相比之下，作者卻是字斟句酌，絕不含糊之細心人也。

（未完待續）2011-10-20，1：12pm,Orlando

親疏有別以胡襯魯

－《魯迅和胡適精神世界的同異》點評（之二）

《同異》一文對所謂魯胡二者“相知相重的一面”不吝筆墨，大肆鋪陳。但誠如胡適所言：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作者用心良苦地渲染魯胡之“同”，但字裡行間又處處抬魯踹胡，真是機關算盡！

請看《曾經攜手》的小標題下之首段：“魯迅與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抨擊傳統文化，呼喊思想革命；改造古漢語，建設白話文；疏離貴族文學，倡導平民文學等等。在這些方面，他們完全一致。”

果真“完全一致”嗎？暫且存疑，茲不細議。但有必要提出一點：當時魯迅任職於北京政府教育部，屬中級官員。其地位與處境迥異於擔任北大教授的胡適。加上兩人出身經歷、留學地點與時間俱區別甚大，故二者之“精神世界”不可能相近或相似。

“他們同屬《新青年》陣營，兩個人都希望刊物的風格偏重學術、思想和文藝。當陳獨秀不斷加重《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把刊物推向'赤裸的宣傳'時，胡適很擔憂，致信魯迅，邀魯迅一塊勸阻陳獨秀，並提出要在雜志上登'不談政治'的宣言。魯迅在回信中說：……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 '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此後只要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我所知道的幾個讀者，極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很明顯，魯迅的看法與胡適基本一致，只不過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比較豁達、大度，沒有胡適那麼謹小慎微。”

請看，末句說的是“基本一致”，此無疑較符合事實。但作者原意在以之作為兩人“完全一致”之論據，於是首段之結語便成了憑空臆斷，不足采信了。

“對胡適的才幹，魯迅一向不掩飾自己的欽佩。他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他佩服陳、胡（陳獨秀、胡適），卻親近半農（劉半農）。”

這一段的引述，無形中也使人增加了對魯胡即使是在特定方面“完全一致”的質疑。

“在學術研究中，魯迅與胡適相知相重的一面，表現得更為突出。

《中國小說史略》是魯迅的學術代表作，凝聚了魯迅很多心血。這部書上卷一出版，魯迅就給胡適寄了一冊。胡適讀完，寫信給魯迅，肯定了論著的功績，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其不足是'論斷太少'。魯迅虛心接受了胡適的意見。在回信中，魯迅說：'適之先生，今日到大學去，收到手教。《小說史略》（頗有誤字，擬於下卷時再訂正）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於明清小說，則論斷似乎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於陽歷二月印成。'

魯迅並不像某些文士所說那樣，心眼小，容不得批評。對於誠懇的意見，他不但不介懷，還很感激，從書信的語氣中可以感受得到。彼此都坦坦蕩蕩，沒有那麼多的雞腸鼠肚。”

這末尾一段重點是”挺魯”。可惜論據乏力。因為胡適信中先向對方“肯定了論著的功績”，後面寥寥四個字的批評應說是相當“客氣”而絕非“毫不客氣”，所以魯迅欣然笑納。何況其當時的知心摯友錢玄同“說亦如此”？豈能以此例證明魯具接受批評之雅量？

“魯迅一向很看重胡適的學術研究。胡適寫完論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寄給魯迅一份，征求意見。魯迅回信，推崇備至：'大稿已經讀訖，精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

本段開頭說的是“一向”，論據卻只有一個，不嫌單薄麼？胡提倡“小心求證”，反對只有一分證據卻說十分的話。作者恰恰犯了胡博士最不以為然的毛病！

“魯迅治學嚴謹，求實求真，一絲不苟，有清儒所擅長的那一套考據功夫，不輕易相信同時代其他學人的觀點。但對胡適，他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信任。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引證胡適的觀點，不僅次數多，而且每次引證，對胡適的觀點照單全收，沒有半點懷疑。舉例來說，論著第十五篇談到《水滸傳》一百一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同異，以及金聖嘆為何把《水滸傳》攔腰截斷，只留了七十回，魯迅完全採信胡適的觀點。在論著後面的篇章中，論及《西游記》作者的性情、《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身世、《鏡花緣》的主題思想等問題，他都引了胡適相關的見解，作為立論的依據。”

這一段開頭就將魯迅捧上天。但不管怎樣，魯迅治學中信任胡適，對之惺惺相惜，到底顯示出其眼光。只是作者沒有交代魯迅何以“完全採信胡適的觀點”，那不正緣於胡同樣治學嚴謹，而且堅持有一分證據只說一分話嗎？

“胡適對魯迅的學術研究也是欣賞有加。在《白話文學史》一書的序言裡，胡適不吝其辭稱贊魯迅的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在小說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析別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當胡適的好友陳西瀅誣蔑《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時，胡適毫不猶豫站出來，替魯迅辯護。鹽谷溫的著作後來在中國出版，一對照，真相大白，陳西瀅的謊言不攻自破，自己也覺得沒趣。

胡適在為亞東圖書館版本《三國演義》所作的序言中說：'作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於此。'在為亞東圖書館版本《海上花列傳》所做序言中，胡適照例引用了魯迅的觀點：'魯迅先生稱贊《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這是文學史上很不容易做到的境界。'後來張愛玲論《海上花列傳》，把'平淡而近自然'的觀點說成出自胡適，顯然是她讀序言時疏忽，張冠李戴了。”

這兩段尚屬征而有信，也表現了胡適為人的包容謙厚，學風的淳樸正派。但實質是繼續千方百計為魯迅吹喇叭、抬轎子。表面肯定胡適，內裡大樹特樹的是魯迅。

“除了學術觀點互相激賞，魯迅與胡適還分享彼此珍藏的典籍資料。胡適手頭擁有許多孤本秘籍，別說借，平常即使好友也難得一見。獨對魯迅，他網開一面，借給魯迅《夢花瑣記》等數種古籍，為魯迅的小說研究提供了方便。魯迅也沒有虧待胡適。胡適研究《西游記》，需要收集作者吳承恩的生平資料，魯迅博覽群書，對相關資料了如指掌。他借給胡適《西游補》一書，還把幾種平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淮安府志》、《山陽縣志》、《茶余客話》、《山陽志遺》等史籍中有關吳承恩的資料摘錄下來，寄給了胡適。這不僅提供了珍貴資料，還免去了對方檢索的辛勞。胡適寫考證《西游記》的論文，用了這些資料。魯迅還向胡適介紹了其他一些與《西游記》相關的資料，如《太平廣記》第四六七卷中講述的猴精的故事，《納書楹曲譜》中所收《西游》曲譜等。胡適對《水滸傳》的版本很感興趣，魯迅牽線，幫他從自己的好友齊壽山哪裡買到了一百二十回的版本。以上這些事跡在胡適和魯迅的通信以及胡適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

這一段沿用之前的手法，對魯胡二人慷慨地為對方提供研究資料予以贊揚，但側重點一目了然。縷述魯迅如何樂助胡適的學術研究，巨細無遺，其篇幅為介紹胡適同類舉措之兩倍。作者真是親疏有別，旗幟鮮明！

不過，上述小標題下做的到底仍是正面文章，”老鼠拉木锨---大頭在後邊”。狐狸尾巴到底下才逐步顯露無遺。且聽下回分解。（未完再續）（2011-10-21）

巧言令色文過飾非

－《魯迅和胡適精神世界的同異》點評（之三）

《同異》一文在第二個小標題《漸行漸遠》下面這樣寫道：“魯迅與胡適後來有了分歧，彼此漸行漸遠，其中的緣由很複雜。兩個人性情不同，氣質有異，體貌有別，生命的類型迥異。魯迅是詩人性情，狂躁，易怒，不假掩飾，不顧情面，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胡適是學者氣質，溫文爾雅，長袖善舞，遇事多溫柔的堅持，在淡定的微笑中蘊含著原則和力量。”

說魯胡“漸行漸遠”固然系事實，但不夠准確，應續以“終至分道揚鏢”。個中緣由自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是魯迅的左傾，而這一點，又離不開中共別有用心的吹捧。魯雖不至於被“捧殺”，但形像遭扭曲乃至嚴重受損，其晚年無論為人抑或為文均不乏為人詬病之處。

關於後者，著名魯研專家朱正和詩人邵燕祥已有合著問世，其中對魯迅作品之不實或失誤臚列頗詳，容後再議。

值得注意的是該文稱“魯迅是詩人性情”，以“詩人”的桂冠為之文過飾非，殊屬巧言令色，用心良苦。如此措辭，令人想起京夫子所撰＜北京宰相＞內，有一段關於毛50年初訪蘇返京後意欲納孫維世而休江青的故事。

話說江依周之計將此家事提交最高層。五大書記中任病重缺席，劉不置可否，朱謂毛可“打游擊”（不斷更換女伴），周附和稱“主席是詩人氣質”，意為濫交無妨，但暗示不宜休江。結果毛只好屈從多數而作罷。

以上雖屬“小說家言”，但“詩人氣質”一語可圈可點。羅蘭夫人嘗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似乎可仿此曰：詩人，詩人，幾許錯失假汝之名以藏！寥寥四字，作者將魯之“狂躁，易怒”置於奪目冠冕之下，似乎一下變得可以接受。而“不顧情面”與“不假掩飾”相連，加上後面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全都具有褒義。如此行文，使人不得不擊節嘆曰：高！

“魯迅身材矮小，身高不到一米六。他從小又得了肺病，身體消瘦，臉色鐵青。照好友郁達夫的描述，走近了看，魯迅活像鴉片鬼。不過，他的眼睛很有神采，臉部輪廓分明，黑白照片上似乎容貌還不錯。很多人忽略了魯迅其實很在意自己的體貌，一向自卑。蕭伯納來中國，魯迅、宋慶齡等人與他合過影。魯迅曾嘀咕照片中他本人的形象不夠好。魯迅與創造社的人筆杖，幾個創造社成員都玩起了人身攻擊的把戲。郭沫若寫過一篇文章，含沙射影，把魯迅比作愛斯基摩人。葉靈鳳則罵魯迅的臉是陰陽臉。世人常說魯迅刻毒，殊不知真正刻毒的不是魯迅，而是另外一些人。只是他們的文章不好，少有人閱讀，反倒成全了他們，讓人誤以為他們仁厚了。加上肺病在當時是不治之症，魯迅的自卑又添了一重。他曾經給自己取名“俟堂”，意思是“等死的人”。他一向對周作人特別關照，希望弟弟有所作為。他覺得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周家的前景恐怕要寄托在弟弟身上了。魯迅一度自我封閉，深居簡出，抄古碑，抄佛經，也與身體的疾病有關。自卑的人時時感受到蔑視，也會蔑視別人；時時覺得受到攻擊，也會攻擊別人。胡適身材勻稱，儒雅俊美，舉止灑落，風度翩翩。他一直是交際場上的寵兒，同性歡迎，異性青睞。有好的體貌，他的心態會更自信，更平和。”

上面大段文字真難為作者巧舌如簧，用辭得體。他毫不隱瞞魯迅體貌上的缺陷，直言其“身高不到一米六”，甚至連郁達夫對魯之描述“走近了看，魯迅活像鴉片鬼” 也照轉不誤，好大的勇氣。雖然緊接著來了個“不過”，盛贊其“眼睛很有神采”，照片上“似乎容貌還不錯”，但這無異於走鋼絲，很容易招致魯之粉絲攻訐。

但事實上，魯迅自己在談訪港經歷的文章中也不諱言，他入境遭被港英警察“破壞”式的搜查，即緣自“太瘦”，像吸鴉片者！所以，作者大可自辯並非刻意醜化魯也。

此段指魯迅有肺病，自卑，末尾稱“自卑的人時候感受到蔑視，也會蔑視別人；時時覺得受到攻擊，也會攻擊別人。”這倒不失為大實話！但顯然不能以此為魯迅護短。

下面寫魯迅交友如何“重感情，講義氣，有平等心”云云，卻是以偏概全，與事實頗多不合。下回再議。（10-22，10：33pm）

“我們不再受騙了”？

對於魯迅所撰《我們不再受騙了》，現年七十或以上的國人應不陌生，蓋此文曾收入大陸高中語文課本。文中魯迅先反駁“蘇聯知識階級挨餓”說，繼為“民眾排長隊購食物”巧辯，再舉“實業黨首領獲輕判”彰顯當局施仁政。八十年後的今天，重讀此一1932年5月6日發表的針對“帝國主義”之檄文，令人感慨萬分。簡言之，“我們”受騙了，魯迅也受騙了。

魯研專家朱正針對該文，搜集有關資料加以披露，證明上世紀30年代蘇聯不少知識人挨餓，乃鐵的事實；“實業黨”係斯大林親手炮制之大冤案，首領拉姆仁（今譯列•康•拉姆津）為熱工學院院長、熱工學和鍋爐制造問題專家，當局一直用其所長，宣判四年後拉姆仁榮獲列寧勛章。

有關文中所提“（魯迅）新近看見一本小冊子，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於從前’。”朱正寫道：魯迅的辯辭，要比這高明得多。首先，他承認，蘇聯確實存在排隊購物的現像，他也承認，這排隊購物是物資匱乏的表現。至於匱乏的原因，魯迅的解釋是這樣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這同蘇聯官方歷來的解釋是一致的：國外是帝國主義包圍和戰爭威脅，國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對於未來幸福生活的投資，想起日後建設成功的種種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種幸福感了。

魯迅是一位文章高手，他不滿足於重複蘇聯官方的這個宣傳公式，別出心裁地舉出另外排著的兩個長串，來和蘇聯商店門前排著的購物者的長串作對比。這篇文章說：但我們也聽到別國的失業者，排著長串向飢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網之下，排著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這進向飢寒、進向死亡的兩個長串，難道不是比排隊購買食物的那一長串更令人悲憫麼？對比起來，這排隊購買食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還是值得艷羨的生活了。

這當然是極其雄辯的文章，詞強足以奪理。可是慢著，排在蘇聯商店門前購買食物的長隊，是觸目可見的現實，而魯迅拿來作對比的那進向飢寒進向死亡的長隊，卻只是一種比喻和像征的說法。人不但會在內戰外侮水災榨取這些禍祟中進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豐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過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麼？在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人從母腹來到世間，他就排入了進向死亡的長串之中。這情形，魯迅自己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九》中早就說過了：“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用這樣一個反映大自然中新陳代謝規律的想像中的排隊，來作現實中購物排隊的對比，多少總有些不倫吧。

蘇聯物資匱乏的原因，魯迅的這篇文章說了內外兩個方面。多年以來，在魯迅以前和以後，許多出版物都是這樣解釋，這樣宣傳的。實際情況是不是真是這樣呢？不是的。在蘇聯解體之後，人們從解密的檔案中可以看出那些被長期掩蓋的真相，反思了這一段歷史，認識到了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不能適應人類社會，集體農莊制度對農業和畜牧業造成了大破壞，這才是物資匱乏的真正原因。

此外，還應該提到一個附加的原因，就是對外貿易的影響。在這篇文章裡，魯迅贊揚說：蘇聯“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麼？”他半個月以前寫的《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中，也是用這兩者的出口來為蘇聯的國力作證的：

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

魯迅注意到了蘇聯的小麥出口，大約他沒有去想一想，這些本來應該供應居民的口糧，拿去換取硬通貨了，對於國內食品供應的緊張，更是雪上加霜。

朱正文章末尾稱：“魯迅生前，無法看到蘇聯的秘密檔案，無法獲知現今人們多少知道了的蘇聯真相。這樣倒也好，他臨終之際就不必為《我們不再受騙了》這篇文章感到不安了。這大約也是做夢比夢醒了要幸運一些的意思吧。”（朱正：《重讀魯迅》）

或者可以說，基於歷史的局限，明察秋毫的大師魯迅上當受騙了。至於“我們”受誰人之騙，為尊者諱，似不宜指名道姓。也許把賬記在“偉光正”頭上比較容易為各方接受。

這樣做不算硬栽罪名給大陸當局。更遠的不說，中共建政以來，名不副實，誆騙國人的事還少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何在？改稱“中共黨國”不是最貼切嗎？

“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自1949年9月通過的《共同綱領》，至1954年以來歷次《憲法》，白紙黑字都是這麼寫的。然而，毛王朝不是毛說了算？之後是鄧說了算，現在九常委說了算。“人民”算個屁！

“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括號裡才是真的，工人階級頂著“領導階級”之虛名，從來就不是什麼“國家主人”，近期更成了“弱勢群體”，與為數不下五億的農民和農民工一起，位列新“黑五類”，屬“維穩”矛頭所向的對像。

“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虛虛實實，虛實參半。“人民民主”不存在，“無產階級”不知是誰。但“專政”則毫不含糊，如假包換，比珍珠還真。軍隊、武警、公安真槍實彈之余，治保會、居委會乃至戴紅袖章的小腳老太太，星羅棋布，無遠弗屆。

“公有制”看不見摸不著。近二十年的“國有資產”算一目了然的。不過只由一小撮權貴牢牢控制。十三億芸芸眾生靠邊站，乾瞪眼。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神州大地亟需正名，循名責實，名實相符，中華民族方能復興。

最後借用“偉大領袖”對胡風一案的批語：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文革期間廣被征引的這個“最高指示”，值得記取，不宜因人廢言。

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假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並無其事。說它搞“資本主義”也是假的，實行“毛鄧主義”才是真的。

要中南海決策者不再騙人，大概辦不到。但我們自己努力明察是非，辨別真偽，應該還有可能。未知有意推動大陸民主憲政的諸君以為然否？（2012/08/16）

也談魯迅與姚文元

“又到了三月。因與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那是六十八年前，三月的最後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帶著他剛滿一歲的兒子去拜訪魯迅。魯迅關心青年，又特別喜歡小孩，——又圓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雖然忙，還是興致很高地接待了他們，並應請題贈小詩一首：‘驀地飛仙降碧空，雲車雙輛挈靈童。可憐蓬子非天子，逃來逃去吸北風。’對現代文學史有一點了解的人知道，這位青年作家，就是詩中提到的（姚）蓬子，中共黨員，時年26歲。他的兒子，即魯迅誇獎的‘靈童’，日後名震中國政壇，以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序幕的姚文元。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資聰穎，當左翼作家、書店老板的父親的言傳身教，從小與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稱道的當然是一歲時就被帶到文學大師家‘摸頂’，小小年紀便展露才華。”

以上是趙無眠《魯迅與姚文元》一文的開頭兩段。乍一看，一般讀者大概會感到津津有味。

可惜，“對現代文學史有一點了解的人知道”，起首的故事乃作者基於對魯迅該詩之錯誤解讀所作的臆測。而姚文元被魯迅“摸頂”一節，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焉。

文中引述的魯迅詩題為《贈蓬子》，收入《魯迅全集》卷7，第433頁，下有注釋：（１）《魯迅日記》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為蓬子書一幅雲：‘驀地飛仙降碧空，……。’”本詩為魯迅應姚蓬子請求寫字時的即興記事。詩中所說是一二八上海戰爭時，穆木天的妻子攜帶兒子乘人力車去姚蓬子家尋穆木天的事。蓬子，姚蓬子（１９０５—１９６９），浙江諸暨人，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三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次年五月發表《脫離共產黨宣言》，叛變革命。（２）天子即穆天子，我國古代有《穆天子傳》，記周穆王駕八駿西游的故事。這裡用作對穆木天的戲稱。

除此之外，知情者樓適夷1988年2月29日曾對訪問者談及該詩的解釋稱：1932年4月間，在上海無處安身的他，來到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樓適夷步入姚家，見到牆上掛著魯迅題詩，還沒有來得及裱呢。樓適夷看罷詩，問及魯迅的詩的意思，姚蓬子仰天大笑起來，說起了故事：“‘一．二八’ 的時候，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聽說，穆當時另有所愛，談戀愛去了）。穆的妻子帶著孩子，坐著兩輛黃包車，來到極司非而路我的家裡。我幫她找穆木天，找來找去找不著……3月裡，我去看望魯迅，跟魯迅說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魯迅一邊聽，一邊笑。後來，我請魯迅題詩，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寫進了詩裡，笑我‘可憐蓬子非天子’！”

樓適夷當面聽姚蓬子所講的故事，跟許廣平在抗戰時期對這首詩所作的解釋是一致的。從《魯迅日記》可見，他是“為蓬子書一幅”；詩中的“靈童”則是戲稱穆木天的孩子，而非時年1歲的姚文元。試想，1歲的孩子豈能離開父母單獨坐一輛黃包車？上面這些在網上查對只是舉手之勞，遺憾的是作者不此之圖，卻在文中繼續其天方夜譚道：“我們已經知道，他實曾是被‘摸過頂’的。”試問，作者從何得知此事？又如何可以肯定他之外的別人也“已經知道”此事？

其實連姚文元本人也並未以此自詡，而僅僅自稱1歲時見過魯迅罷了。因此，該文下面這段話實在匪夷所思：“許多人以為，姚文元從小便是個惡棍無賴，不學無術。才不是那麼回事。他無疑是很聰明的，要不怎麼被魯迅稱作‘靈童’？翻遍《魯迅全集》，一歲就當靈童的孩子，也就一個姚文元了。魯迅可不是那種見了人家孩子就亂誇的俗人，君不見他還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諷刺這種人。”

更妙的是，作者乘勢對長大成人漸露頭角的姚文元稱頌一番謂：“姚好學不倦，不修邊幅，一心只會看書、寫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時住張春橋、姚文元一棟樓（解放日報編委樓），說張、姚二人的個人生活都是非常嚴謹、樸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與同事在小攤上吃油條，還自帶一小紙包糖，這樣買豆漿可以省下三分錢。”

非但如此，對於其後已經位列“四人幫”而臭名昭著的“金棍子”，仍贊口不絕，甚至將之與焦裕祿相媲美：“姚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一直到死都極為節儉，孩子看戲都不能沾公家的光，這點做得跟焦裕祿一樣。”

大概作者也覺得所言出格，於是接著寫道：“人是很複雜的。一個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個才學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為禍國殃民的大渾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這段話首句說得不錯，後面卻屬信口雌黃。作者拿什麼證明姚文元是“生活中的正人君子”？就憑所謂他“極為節儉，孩子看戲都不能沾公家的光”？姚 “才學超群”嗎？何以見得？

至於稱之為“文章高手”，固然不能說毫無根據，但不如說是聖眷甚隆的“御用文人”更合適。作者繼稱：“可惜，魯迅沒有看到靈童長大成人的這一天。”這句話應改作：可幸，魯迅沒有活到他並無封為靈童的姚某揮舞棍子的這一天。因為，“偉大領袖”1957年夏天在上海坦言，如果魯迅活著，那麼他要麼不作聲，要麼坐板房！而不論屬於哪一種，他都肯定逃不脫被“今上”青睞的姚某敲打一番。須知當年的“右派”中，鳴放時一句話也沒說過卻照樣入另冊者大有人在。

該文的主體是將魯迅與姚文元相比較，這樣做當然不無意義。問題在於對魯迅的評價不夠客觀。謹逐一提出商榷：

“首先，魯迅是一個文化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魯迅的小說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傳》，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亦算精品。他還寫詩和散文，尤以散文為佳?C他後期大量的雜文，文學價值也相當高，見解之獨到，語言之精練，比喻之絕妙，往往令人不忍釋卷。在文藝研究、史論方面，亦有值得稱道的貢獻。”這段話頭一句就未必確切。

魯迅在文化上更多的是以批判家的身份出現，他作為“破壞者”恐怕令讀者印像更深刻。其小說“非常棒的”並不多。講到《阿Q正傳》，早有論者指出，其題旨在中外文學史上不算獨創。晚期他的雜文成就很高，但也有失之偏頗甚至不合事實的篇什，如《我們不再受騙了》之類盲目捧蘇的作品。

“其次，魯迅罵人講規矩，一般是批判某種社會現像，或諷刺當局、權貴，很少看見他主動攻擊具體的某個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槍、匕首基本是還手、回擊性質的。不像姚文元，常常主動攻擊他人，被攻擊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或個人。……魯迅雖然‘一個都不寬恕’，但一旦發現被他罵錯，立即道歉。姚文元則絕不認錯，……。魯迅不忌諱解剖自己；姚文元只會解剖別人，……。魯迅含蓄，點到即止，妙語妙喻，棉裡藏針；姚文元輕薄直露，……。”

上面這段談魯迅的地方許多不合事實。被魯迅罵過的人，如錢玄同、林語堂，曾是其好友，後來莫名其妙地遭到他“主動攻擊”，終至形同陌路；“一旦發現被他罵錯，立即道歉”，筆者所知似乎只有一個自稱“楊樹達”的青年學生楊鄂生。“魯迅含蓄”不假，但若干雜文尖酸刻薄也是公認的。

“再次，魯迅絕不會在政治上置人於死地，被他批過的人在文革中的厄運，實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沒有一個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對手迫害，在北京丟了飯碗。”這段話前一句形同廢話，以魯迅當時的身份地位，他怎麼可能“在政治上置人於死地”呢？但其偏激卻確實給一大批文化人種下禍根。周揚等“四條漢子”文革中受難，固然“實為他始料未及”，但能說魯迅的為人毫無可議之處嗎？文革後被視為自由知識分子旗手的李慎之就曾自稱，早年百分之百服膺魯迅，晚年則更推崇胡適的厚道寬容。這不是有代表性的現像而且耐人尋味嗎？

“魯迅和姚文元都有正義感。魯迅的正義感是個人的，自我的，獨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義感則來自於某種強大的勢力和意識形態，……；若討論歷史，一定自命為愛國主義，滿嘴的民族大義，不像魯迅那樣實事求是地將元朝歸為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政權；”上面頭一句令人無法苟同。姚文元談何“正義感”？即使魯迅，其晚年的 “遵命文學”對蘇聯一味吹捧，“正義感”也大打折扣。

“魯迅是一位獨立作家，也就是所謂‘自由知識份子’，不屈從或趨附於強權，不迎合任何政治機構與勢力，即使跟他關系友好的共產黨，他也堅持己見絕不苟且，不惜與領導左聯的黨員作家們公開論爭，甚至翻臉。……‘魯迅’與‘姚文元’的區別還有許多，而這無疑是最重要的一條。”這一段談到魯迅與中共的關系，也不盡確切。事實上“遵奉前驅者的將令”，就意味著魯迅並不完全獨立。他也不至於和“領導左聯的黨員作家們……翻臉”。限於篇幅，茲不贅。

總之，該文多處經不起推敲，主要是有違史實，行文粗疏。特提出淺見供作者參考。（2010-3-19）

錢學森確實欠一聲道歉

錢學森走了，大陸舉國哀悼，應在意中。但有一位國防大學原副校長王文榮題詞稱：“人們應當學習錢學森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精神。”卻不無可議之處。

作為蜚聲國際的中國“三錢”之一，錢學森跟其他兩位與之並列的錢三強·錢偉長一樣，都是大師級的學貫中西的自然科學家，其出類拔萃的卓越成就當然離不開實事求的精神。然而，現年65歲以上的大陸同胞，恐怕難以消除一個記憶：51年前的“大躍進”時期，正是這位1956年大陸首屆自然科學一等獎獲得者，連篇累牘地在《人民日報》和《知識就是力量》雜志上撰文，言之鑿鑿地宣稱：糧食畝產幾萬斤是完全可能的。

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錢文發表的背景。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報》以《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為題，報道位於河南省遂平縣的該社實現小麥畝產3821斤。而“放衛星”這個高產專用詞也隨之不脛而走。

半個世紀後的2009年3月間，發出這篇報道的新華社記者方徨接受媒體的采訪，她回憶稱：當時在基層應該說沒有人會相信這個數字，但是絕大多數人選擇了保持沉默。當時亦在場的《遂平報》記者劉偉說：“來掛職的縣委副書記，實際還是信陽地委秘書長的趙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麥子打出來了，又過了兩遍秤，領導和記者都在場，這後面都出不了什麼問題。”

然而畢竟這顆小麥高產衛星實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雖可捂住，民眾心中的疑團卻無法排解。正當此時，錢學森出場了。

就在嵖岈山衛星社放出“衛星”後的第四天，時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論證： “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30%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這並不是空談。”

鑒於以上的說法還有點語焉不詳，錢學森緊接著又撰寫了《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一文，刊於當時發行量逾百萬冊的《知識就是力量》雜志上。其中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麼單位面積干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面積乾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谷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麼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的折扣，那麼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錢氏真不愧為全球頂級科學家之一，上述計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無懈可擊。

不過，套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20多年前對方勵之教授鼓吹民主的評論：“他是科學家而非政治家，我只相信他就天體物理科學講的話。”（大意），與此相仿，我們只能相信錢氏就火箭導彈技術的發言。因為他到底不是政治家，他被政治忽悠了。他“不明真相”。

“事情的真相是什麼呢？曾任婦女隊長的趙長玉說：‘那時候他們幾個積極分子用車連著拉了好幾天！崗西邊的地、韓樓後面一大片地的麥子都拉過去了，算那一塊地的收成。誰也不知道有多少畝。村裡人都知道，誰敢說啊！說了就是右派，批鬥你！’當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趙長玉說的面積，當時被拉走麥子的可能有上百畝地。”（據《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第6期，作者羅雪輝·楊涵舒）

不言而喻，錢學森的論文反響強烈，有了如此詳盡而科學的“論證”，各地的農作物衛星相繼上天，水稻最高畝產達11萬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於糧短缺，1959年起廣大鄉村爆發大面積飢荒，至1961年三年間餓殍載道，死者不下3700萬人。其間甚至出現了“人相食”，令劉少奇為之憂心忡忡。

1959 年廬山會議期間，毛與周小舟、李銳等人於7月11日夜談時說，“敢想敢干，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亂想起來。”筆者認為此乃毛推諉卸膊的遁詞。讓錢學森承擔大躍進或“放衛星”的歷史責任顯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離了實事求是，理應道歉。

有論者稱，錢氏“度過了一個壯麗而偉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許只剩下這一個道歉。”誠哉斯言！（09-11-1）

丟人現眼，可以休矣

—評冼岩《用“錢學森問題”解讀錢學森》

錢學森去世，網上熱議其功過。“過”者，主要是發表遭人詬病的三論，即“畝產萬斤論”、“特異功能論”和“‘平暴’有理論”。大概是懾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盡管中共九常委連同“江核心”傾巢出動與之“告別”，可謂備極哀榮，但對錢氏為1958年糧食“放衛星”背書，當局則緘口不談，實行回避。

不料，有署名“冼岩”者公然拋出奇文，氣壯如虎，巧舌如簧，為錢氏護短，聲言“從‘錢學森問題’的角度審視，小醜們眼中的‘污點’，其實正是錢老身上光彩動人之處。”堪稱頗得“偉大領袖”所授“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之精妙，大有“反潮流勇士”之概。

殊不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論該員如何使盡渾身解數，總難以自圓其說，令人信服。試問，錢氏當年力排眾議，論證“畝產萬斤糧是可能的”，此舉只是以科學家身份，“站在學術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嗎？否。“就事論事”“確有不妥之處”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認的。蓋茲事體大，牽涉到為“吹牛皮”者撐腰。誠然，俗語雲：“吹牛皮不犯死罪”，但吹牛皮導致“地哄肚皮”，餓殍遍野，便應屬十惡不赦的罪孽。

該文斷言：“錢老犯錯誤的原因也簡單，善良、被騙而已”。真是這麼簡單？毫無逢迎討好毛的想法？當時大陸幾乎所有的農業專家以及其他知名科學家，為什麼沒有“被騙”？在“反右”之後無人敢說真話的情況下，他們對糧食高產謊言選擇了沉默，難道就是不“善良”？

作者還詭辯稱，“對自然科學來說，允許發表不同意見哪怕是錯誤意見，是保持科學進步活力的基本要求，是科學研究所必須的空氣”。問題是錢學森當年發言之際，正處於文中所描述的“言論環境：只允許一種聲音呈現，發出不同聲音的人，需要承擔嚴重後果。”值此“萬馬齊喑”之政治氣候，輕率發表錯誤意見，只會使謬種流傳，貽害蒼生。其慘痛後果不是有目共睹嗎？作者再怎麼舌燦蓮花，能把近四千萬人餓死的事實說成並無其事嗎？

更匪夷所思的是，作者視人命如草芥，竟以極其輕佻的口吻，說什麼：“歷史開了個玩笑：外行的毛澤東由於迷信科學，內行的錢學森由於不迷信科學，兩人接受了相同結論。”在這裡，作者完全無視謊報高產的罪惡後果，且與一般人正常的思維背道而馳，竟將毛的偏聽偏信裝扮為“迷信科學”，又把“內行的錢學森”推波助瀾的劣行美化為“不迷信科學”，如此泯滅天良，信口雌黃，喪心病狂，顛倒黑白，簡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

這裡要正告該作者：人命關天，不容褻瀆，絕不可拿幾千萬亡魂的哀痛“開個玩笑”！否則會遭天譴的。借用魯迅的話，你“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如此恣意妄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非但如此，該文語無倫次，邏輯混亂，自相矛盾之處顯而易見。上述“迷信科學”即為一例。人所共知，科學與迷信勢同水火，豈能共存？科學就是科學，迷信便是反科學。毛自稱相信錢學森文章所言，但普通農民都能辨別其文中那些什麼“計算”只是空談，何來“科學”？至於把錢氏故弄玄虛的推理說成“不迷信科學”，這樣荒謬的吹捧也只有作者想得出來。試問何謂“不迷信科學”？莫非背棄基本的科學原理，政治上見風使舵跟著毛說大話便是樣板？

再如作者剛剛講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錯？對此，熱愛錢老的人不必為長者諱。”但緊接著就稱許錢氏“一直試圖超越現有結論局限”，“雖然不在他的專業範圍內，他仍欣然撰文，從一般意義上闡明了畝產萬斤的可能性，並指出‘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對此連篇大話，作者贊之曰：“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正是科學精神的真諦”。如斯滔滔雄辯，嘆為觀止。只是讀者不禁要問，既然如此，則“畝產萬斤論”份屬“賽先生”一族，又何錯之有？作者豈非自打嘴巴？

不過，對於一個習慣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自打嘴巴他是不會在乎的。因為他既無羞恥之心，更不管什麼邏輯，就像毛一再自稱的那樣，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哪怕滿嘴噴糞，胡言亂語，全都在所不計。例如該文為錢氏“特異功能論”辯護時，居然將之與“畝產萬斤論”並列，謂“這正是錢老之所以成為錢老的過人地方：當事實與理論發生衝突時，他永遠站在事實一邊。”

畝產萬斤早已被證明並非事實，與錢氏的高超“理論”形同冰炭，怎能說“他永遠站在事實一邊”呢？同樣，耳朵認字，超遠距離發功等等，十幾年來已消聲匿近，錢學森還在洋洋灑灑撰寫所謂“人體科學”專著，為特異功能招魂吶喊，這又怎麼證明“他永遠站在事實一邊”呢？須知他並非以科幻作家知名，而是大陸首屆國家科學獎一等獎獲得者，是從事應用科學的“權威”啊！

於“六. 四”事件，錢氏最早公開表態支持“平暴”，遠在大陸各路諸侯之前。作者重彈當局的老調，說什麼“中國近20年來的穩定和發展，似已印證錢老當年判斷的正確”，這種御用文人的眾口一詞，就無需費筆墨去批駁了。只是其否認錢氏此舉為“拍馬屁”，謂“以錢老的身份、成就，何須拍這種馬屁？他又能得到什麼？”卻是乏力的反詰。人們很容易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老”為例，證明寵幸正隆者未必就不須繼續拍馬屁也。

平心而論，該文亦非一無是處。最後一句道：“他絕不會犯的一種錯誤是：循規蹈矩，庸庸碌碌，泯然眾人矣。”倒不失為錢氏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作者的夫子自道。

蓋“冼岩”者，“現眼”也。丟人現眼，可以休矣！（09-11-16）修訂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有感於錢偉長逝世

7月30日，名列“三錢”之一的錢偉長以98歲高齡辭世，大陸當局已宣布將隆重其事，由最高當局主持，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規格為之治喪。

不言而喻，錢氏所獲哀榮順理成章。在網上隨便搜索一下，就有這麼幾條資訊： “錢偉長（1912.10.9-）江蘇無錫人，中國著名力學家、應用數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近代力學、應用數學的奠基人之一；兼長應用數學、物理學、中文信息學，著述甚豐；特別在彈性力學、變分原理、攝動方法等領域有重要成就；歷任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大學校長，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名譽校長，耀華中學名譽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七屆、八屆和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譽主席。”（百度百科）“他是國學大師錢穆的侄子，被尊稱為矮個子的科學巨人。”

“他幼時家境清寒，身體很瘦弱。18歲那年考入清華大學時，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清華歷史上首位身高不達標的學生’，在就讀的第二學年，竟一鳴驚人地入選清華越野代表隊，兩年後更以13秒04的成績奪得全國大學生對抗賽跨欄季軍。曾代表國家隊參加遠東運動會，跨欄、越野跑樣樣拿手，還是清華足球隊的球星呢。看著他那種自得的樣子，就像童心未泯、喜歡和年輕人拉家常的老爺爺。”

根據學術成就和社會地位，稱錢氏為人中龍鳳，應非過譽。但聯想起一個星期之前，章詒和在香港書展談“臥底文化”的講座，不能不提出24年前的一件往事：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三人倡議，於1987年2月間舉行“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結果胎死腹中，皆因錢氏向鄧小平告密！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1957年毛的“陽謀”中，錢和許、劉均中箭落馬。方是內控使用。錢名列“六六六”（6月6日6教授黑會中人），舉國皆聞，比劉、許更廣為人知。儘管本港報章所云之錢被送勞改並無其事，但“批倒批臭”使其聲名狼藉，精神創傷之巨之深堪稱無以復加。文革中錢雖屬“死老虎”，卻再被揪鬥，下放工廠當工人。一次又一次將之“打翻在地”，並通報全國。對一位科學技術名家如此凌辱人格，在大陸幾乎是絕無僅有。

不料錢氏完全不念舊惡，70年代中復出後一心向中南海效忠輸誠，將方勵之起草、許良英修改後散發的上述討論會邀請書密呈“今上”，並附函稱：“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華里沙；我的問題雖沒完全解決，但與他們不同。”後一句暗示乞求官復原職---清華大學副校長。

這裡面最惡劣的是妄圖踩著方勵之以求加官進爵，即類乎清代高官用人血染紅自己頂戴上的那顆飾物。而其如意算盤竟然打響，鄧大人龍顏大悅，在下令扼殺反右討論會之餘，金口玉言謂錢氏“表現很好”，要對之重用以示獎賞。

於是錢氏一步登天，坐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交椅。雖然在二三十名“同僚”中居於後排，距離前十位還有好大一截，但已算官居一品，比起30年前未反右時那個大學副校長名銜，遠不止連升三級了。

非但如此。兩年後的那場“風波”裡，錢氏跟“六六六”同仁之一的費孝通一樣，“同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旗幟鮮明地支持鄧大人“平暴”的血腥決策。並以黨外民主人士身份向青年學生“做思想工作”，起了“偉光正”成員所不能起的作用。

正是“板蕩識忠臣”，錢氏此舉再次榮獲犒賞。在90年代初的一次全國政協全體會議上，他登上大會講壇作年度工作報告。按慣例這報告是由具有中共身份的政協常務副主席（類似當時的葉選平）負責宣讀的。起碼也是排名前列（五位之內）者才有資格。但這次竟然破例讓一位“中後排副主席”兼非黨人士的錢氏亮相，堪稱聖眷隆矣，在政協會議史上似乎屬空前絕後。

對於此事，筆者印象至深。因為就在該次會議前夕，我有幸在本港啟德機場面聆“錢副主席---錢校長”的教誨，此情此景，沒齒難忘。

上面引號內的“錢校長”，是指其時錢兼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他那次蒞港純因應邀為該校公務而來。事畢東道主照例派員送行。我則出於久仰大名的心理隨至機場一睹其伉儷風采。

以下抄錄舊作：“當日我趕到候機大廳時，錢夫婦已先抵達。面對一位心儀已久的大科學家，我自然畢恭畢敬。而他的態度也很隨和，給我平易近人的感覺。得知我同屬57另冊中人，其話語更顯得親切。他說我能回到香港工作，算是運氣較好的一個；他的學生至今還有留在北大荒的，那處境就差得遠了。我肅然聆聽，似乎沒有問他的學生有無向他求助，或他是否能伸出援手拉他們一把。接著，不知怎的，他忽然主動提到，海外有人批評他無所作為，認為他在推動大陸民主事業方面，不能向當局大膽建言，據理力爭，有負民望。對此，他頗為激動地辯解稱：有些話是此刻說不得的，這是現實，必須正視。如果按照外面那些論者所言那樣做，則自己勢必無法留在目前的位置。那樣的話，以後將會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或者說，可能再也別無他人可以（在建制內）說話了。講到這裡，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姓楊的副秘書長來了。差不多同時，霍英東的兩位公子也聯袂而至。他們都恭謹地向錢氏伉儷致候。錢隨口向楊說了句：你也今天動身去開（全國政協的）會？楊答稱：我是例行公事，坐在底下聽錢老在主席台上作報告。錢又轉向霍公子問道：‘你們二位陪令尊到北京？’霍回話道：‘父親年紀大了，由我們陪他去好一點。’ 這時，霍英東掛全國政協常委銜，楊是委員。一個乃香港頂級富豪，一個貴為中共駐港高層人員，但政治地位均在錢之下。所以，如同眾星拱月般，霍公子與楊無不對錢尊敬有加。

…… 由上述錢自明心跡的話，聯想起魯迅有過類似的說法。那是‘左聯五烈士’30年代犧牲後，魯悲憤之餘奮筆寫下一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與前驅者的血》，請史沫特黎轉發海外。史稱這樣做對魯可能構成危險，魯答稱：中國總得有人說話！可見，魯迅為了替國人說話，置自己的生命安全於度外。而錢則大異其趣。他首先顧全的是自己的官位，為此絕對不說觸犯當局的話。”（《左轉無非求名利》，見博訊網，08-2-17）

關於“錢校長”的任命，也屬不同凡響。據網上資料稱：“1983年鄧小平親自下調令，調任他至上海工業大學任校長一職，並寫明此任命不受年齡限制。”

結果，錢在任上歷時27年之久，絕對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項前所未有的紀錄。而且上海工業大學1994年與上海科大等院校合併，成為上海大學。規模之大，可與上海交大等老牌名校並駕齊驅。對於該校，錢氏說得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還要補充一點，錢就任時，上海工大在滬上僅屬二流大學。但在其擘劃下聲名漸起。尤應提到，工大一位常務副校長徐匡迪也非等閒人物，後來擢升市長，到歐美公幹大獲好評。最後調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再升全國政協副主席。想來錢氏與之惺惺相惜，合作愉快也。

隨著錢偉長仙去，“三錢”均已作古。此三位吳王錢鏐的後人都晉身大陸科學技術大師行列，真是祖宗有靈。不過，除曾被定為“中右分子”的錢三強外，留學美加的錢學森和錢偉長，都在極權制度下改變了價值觀。錢學森為大躍進時期畝產萬斤糧食做“科學論證”，錢偉長出賣追求民主自由的學者同行，二位均留下污名，為人詬病。不免令人慨嘆：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嗚呼尚響。（7-31）18：38

巴金的“一顆淚珠”

－讀《清園文存》有感

“（1993年）三月二十八日雨止轉多雲。校閱抄寫稿。午後訪巴金。談及中曉事，見他眼中噙一顆淚珠，由頰邊徐徐滾落下來。”（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66頁）

對於前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筆者以往雖聞其名，卻從未讀過他的著作。直到最近偶然看到三卷本的《清園文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才知道自己實在孤陋寡聞。

查閱網上資料，對王元化有如下的介紹：“著名文學理論家、評論家、現代作家、著名學者、《文心雕龍》研究學者。……2001年，法國的大師級哲學家德裡達來中國講學時，王元化作為大師級學者，受邀與德裡達進行了精彩的哲學對話。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術館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書法作品。……錢鐘書與王元化兩位學界泰鬥素有‘北錢南王’的稱號。…”（百度百科）

將錢、王並稱，大概主要源於其博學，其實二人之生平際遇頗相徑庭。錢（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較王年長十歲，而且世故得多。中共建政後小心翼翼，處事圓滑，明哲保身，從不觸犯逆鱗，遂得保無虞。王卻生性耿直，1955年即在胡風案中栽了大跟鬥，直到1979年11月9日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方得平反，歷時24載。

但同案不少人未能熬過這將近四分一世紀的漫長歲月，例如罹禍時年僅25歲的張中曉（1930—1966/1967），即文首所引王氏日記中提到的“中曉”，此際便早已長眠地下了。而且，張氏之獲昭雪乃1980年9月的事，晚了將近一年。

說起來，在胡風案中受清查的2100余人裡，張中曉並非最年輕的一個（據報道有16歲的中學生）；但在被“正式認定為‘胡風分子’”的78人中，卻屬於小字輩。而在列入“骨干”的23人名單上，他更屬至為矚目者。因為，“今上”在御筆親撰的“按語”裡一再點了張的名。

日理萬機的“偉大領袖”明察秋毫，對張寫給胡的一封私人書信，他老人家不吝筆墨洋洋灑灑地批道：“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較之我們革命隊伍裡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在內，階級覺悟的高低，政治嗅覺的靈鈍，是大相懸殊的。在這個對比上，我們的好些人，比起胡風集團裡的人來，是大大不如的。我們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如果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什麼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１６７頁）

張中曉何許人也？據“百度百科”介紹：“張中曉(1930～1966/1967)，男，浙江紹興昌安門外恂興北人。……小時家貧不能入學，隨父紹賢學習《古文觀止》、《左氏春秋》等書。１２歲讀了一學期小學；十三四歲讀了一年初中，後得英語教師之助，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書刊，並自學英語，掙錢買書，同時開始習作新詩與散文。16歲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詩作。１９４６年，考入重慶相輝學院農藝系，翌年，轉學重慶大學中文系。1949年初，因肺病急性發作而輟學，返浙就醫，自學依然不斷。讀書時受到魯迅、胡風等人影響。1950年他經人介紹與胡風通信。1９５１年５月，在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編輯的《文學界》周刊上發表《略論我們的文藝批評》，引人矚目。１９５３年７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紀念馬雅科夫斯基誕辰６０周年而寫的《巨大的激情》，旋為蘇聯《文學報》轉載介紹。……”

這位魯迅的小同鄉生性愛好文學，卻在中共建政後因與魯迅關系密切的胡風通信種下了禍根。而他和王元化的結緣，是由於其在文壇嶄露頭角。王時任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兼副社長，愛才如命，遂於1952年將之調入麾下任編輯。不料3年後同遭厄運。

對此，《清園文存》中所收《談張中曉和他的著作兩篇》這樣寫道：“一九五五年，中曉因胡風案受審，舊疾復發，咯血不止，於一九五六年被允准保外就醫，回到紹興鄉下。收入沒有了，甚至連購買戶口米的糧票也沒有了，只得依靠在當地郵局做小職員的父親苦撐度日。……”（453頁）

不料毛1958年搞“大躍進”導致大飢荒，1959至1961年大陸餓殍遍野，死者不下3700萬人（2009年水稻專家袁隆平語）。張中曉自然處於餓死邊緣。萬般無奈中他寫信給昔日的上司、老黨員高干王元化求援：“他不知道我也被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過。信中說：‘你的情況大概還好，我很困難，活不下去了。但我還想活……’他希望我給予援手等等。讀了他的來信，我心中慘然。中曉進新文藝出版社，我有引薦之責。當時他剛剛二十出頭，至今我還記得他那雙閃閃發亮似乎永遠在追尋生活奧秘的大眼睛，是那樣澄澈、坦然。……”（同上，453-454頁）

然而王元化當時正處於困厄，自身難保，“我拿著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禍事。在作為定案准則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中曉被說成是最反動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辭，被解釋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這種說法經過大肆渲染，‘張中曉’已成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我和中曉的交往曾成為我在審查中的一個問題。一九五七年初，我在隔離時期，兩位和我共過事的老作家來找我談話。我為中曉申辯，說他是一個淳樸的青年，當即受到其中一位的嚴厲呵斥。後來我被指為對抗組織審查，這也是證據之一。由於這些事記憶猶新，現在手裡拿著中曉的這封信，真不知怎麼辦才好。…我把信擱了下來。”

可是，資訊閉塞而又瀕臨絕境的張別無求生之門，遂再次來信望施援手。“…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我通過羅蓀把中曉的信轉給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過，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難，也包括其他受處分的人，哪怕關在牢裡的也是一樣。….多虧在那可怕的歲月裡有這樣一些人，中曉總算有了一線生機。可是他沒有活多久就逝世了。”（454-455頁）

王元化在文中坦承此過程中“自己的懦弱”和“經過劇烈的心靈交戰”，這種磊落的襟懷難能可貴。而他將張信轉達石西民竟獲意外收獲。石西民（1912- 1987）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資深黨員，1955年至上海，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等職，思想較為開明。此前他與王元化素不相識，能主動向正受審查的王作上述表示，可謂天良未泯。

不過，張當時沒有餓死卻未必值得慶幸。

該文緊接著寫道：“現在已沒有人說得出中曉離開世間的確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時日，偏偏還要經歷‘文革’的浩劫。這究竟是命運的播弄？還是天地不仁，必須使他遍歷人世的磨難？那時他蟄居上海，在新華書店做寄發書刊的雜活，勉強糊口。‘文革’一來，苦難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據估計，他死於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享年三十六、七歲。當中曉能夠苦撐著生存下去的時候，他相信未來，相信知識的力量。他決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這本《無夢樓隨筆》就是一個見證。書中生動地表明他是怎樣在困厄逆境中掙扎，怎樣處於絕地還在內心深處懷著一團不滅的火焰，用它來照明周圍的陰霾和苦難。當時他的貧困是難以想像的。我們從他的札記裡時常可以讀到：‘寒衣賣盡’‘早餐闕如’‘寫於咯血後’之類的記載。據說他曾把破爛外衣補補縫縫改為內褲。他就是在這種極端艱難困苦中，一筆一筆寫下他那血淚凝成的思想結晶。”（455頁）

該文對張中曉有這樣的評價：“如果命運不是那樣殘酷地把多種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會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做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敵的貢獻的。可是他在荊棘叢生的思想征程上起步不久，才三十多歲，還可以工作許多年，就夭折了。”（400頁）

另有論者把張中曉和魯迅、顧准相提並論稱：“文革時代中國人對於自身命運的思考，現在我們所能夠看到的，我認為最出色的就是顧准的文字和張中曉的文字。” “最讓我感動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達到的堅強和高貴。”“我覺得張中曉就是耶穌，他就是像耶穌一樣承受苦難，擔當苦難。”（摩羅《面對黑暗的幾種方式—— 從魯迅到張中曉》）

此外，有人把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比作尼采的《蘇魯支語錄》，指出：“尼采留下了‘上帝死了’的名言，而張中曉的言論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人間的上帝死了’。”（陳堅《人間的上帝死了--“偉大領袖”為何痛恨張中曉？》該論者分析“偉大領袖”對張中曉格外垂注的因由，為此引述其友人、研究胡風問題的專家胡鑄的話稱：“他把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比作是‘圖騰’，毛澤東當然對他恨了。”也就是說，張氏“觸犯了‘偉大領袖’絕對權威的神經，以致‘龍顏大怒’”。由此可見張中曉“還真不簡單，他比赫魯曉夫還要早了將近一年就看出了‘個人迷信’這個妖孽，盡管還只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具體的小冊子而言的。”（同上）

不過，上述論者的概括未免失之粗疏。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並非以批“個人迷信”為重點。該書約十餘萬字，是語錄體，共有300條。其中〈文史雜抄〉１９９條，〈拾荒集〉１０１條。它“是作者於一九五六年因咯血被允許保外就醫至一九六三年間所寫下的札記”，其第一部分“文史雜抄”小序自云：“他將這些札記彙編成集，曾‘五易寒暑，三經修訂’”，足見煞費苦心。小序又云：“因雜觀群書，遂抄摘斯篇。掇拾貫穿，無所不記……”“似乎作者全是摘抄他人著作，而未參入己見”。其實編者所編選的這一部分，“絕大多數都是作者自己撰寫的文字……其中有一些直接針砭時弊的文字，這是容易辨認的。”（457-458頁）

王元化特別舉出以下幾節：“流氓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如果沒有道義的標准，兩者實際上是無區別的……”（第二十二節）“中國人的所謂心術，是一整套沒有心肝的統治手段，殘酷地進行欺詐和暴力行為……心術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讓心術和人性共存，那麼，他將是一個偉大的悲劇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關鍵時刻，毀滅自己。……”（第七十三節）“……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的本心的話。”（第八十節）“當世俗的權利在精神的王國中揮舞著屠刀，企圖以外在的強加來統治內在的世界。於是就產生誅心之論，產生法外之意。”（第一百一十一節）“一切美好的東西必須體現在個人身上。一個美好的社會不是對於國家的尊重，而是來自個人的自由發展。……”（第一百一十二節）“是像人一樣地生活、感覺和思想，還是像僵屍一樣地不思想？獸一樣衝動？百靈鳥一樣地學舌？”（第一百一十六節）

王元化在文中指出：張中曉“是十分重視這些札記的”，根據為《無夢樓隨筆》編後記，其中“記述了作者於一九六六年離家時，垂淚向父母和弟弟說道：‘我牽連害苦了你們，心裡很難過。今年我三十六歲，光身一條，只有兩箱的書和十年中所寫的幾本札記。這一去吉凶不知，這些札記也許以後有點用，求你們給我保存好。 ’”（457頁）

張中曉所言不虛，他的札記確實有用。或者可以將之比喻為幾粒優質的燧石，“石在，火種是不滅的。”王元化文中形容張中曉當時的心態，指其“處於絕地還在內心深處懷著一團不滅的火焰，用它來照明周圍的陰霾和苦難”。這團不滅的火焰正跟這幾粒優質燧石密切攸關。

王元化《談張中曉和他的著作兩篇》，前者題為《〈無夢樓隨筆〉序》，寫於1992年除夕。他跟巴金“談及中曉事”是在此文完稿後不久。巴金對張中曉並不陌生，他的“一顆淚珠”耐人尋味。後者為該書的台灣版序，寫於1997年6月1日。也就是香港回歸之前一個月。正如不久前論者所稱，“張中曉是誰？現在的年輕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年老的參加過1955年反胡風和肅反運動的人才會知道。”（陳堅《在迷惘中探索的張中曉——讀《無夢樓隨筆》和王元化先生為它作的序》）時下港人恐怕更沒幾個知情的了。“座中眼淚誰為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巴金、王元化均已仙逝，還有人為張中曉灑淚嗎？（2010-3-22）修訂

大師之路及其他

－從《清園文存》說開去

三卷本百萬字的《清園文存》尚未讀完，一條消息引起我的感概。

三月下旬結束的第四屆“世界因你而美麗——影響世界華人盛典”，增設了“終身成就特別致敬”環節，表彰09年以來去世的“季羨林、任繼愈、楊憲益、梁羽生、王世襄、丁聰、張仃這七位大師”。王元化走得早了半年多。否則，他理所當然會列名其中，享有“代表了中國人文精神”之美譽。

其實比這早九年，王元化已經獲得“大師”的桂冠了。“百度百科”對其生平的介紹裡便有如下一句：“2001年，法國的大師級哲學家德裡達來中國講學時，王元化作為大師級學者，受邀與德裡達進行了精彩的哲學對話。”

當時的王元化已屆耋耄之年，他出生於1920年11月，滿80歲了。跟榜上那七位相比，除梁羽生（1924--）外，還算是“後生”。因為七人中居長的季羨林1911年生，以下依次是王世襄（1914--），楊憲益（1915--），任繼愈、丁聰（1916--），張仃（1917--），都是上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來到世間的。

概而言之，包括王元化在內的這八位大師，有七人在抗戰爆發之前完成了基礎教育。那正當我們這個“亞洲第一共和”的國家思想最自由、學術最多采的黃金年代。其中王元化更加得天獨厚，即家學淵源異乎常人。這無疑是大師之路彌足珍視的出發點。

八十年代之後與錢鐘書並稱為“南王北錢”的王元化，其父王芳荃（1880-1975）也是大學教授。而且不同於錢父基博（1887－1957）之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後以小學教員逐步晉升至清華大學國文教授；汪芳荃作為上海聖約翰大學首屆畢業生，曾先後留學日、美，獲芝加哥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其間1911年他進清華留美學堂教英語。自美歸國後1915年繼續任教於清華。

因此，王元化未滿周歲即隨父母定居於清華園南院，與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國學大師住宅相鄰。其兒時玩伴不乏名教授子女。

對此，70多年後王元化的研究生胡曉明，曾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先生（指王元化---張注）近年來多談及小時候的故事。如何與趙如蘭等小朋友嬉戲於清華南園；如何與熊秉明穿越一座大林子，到成志小學去上學，那林子裡只有蟋蟀的聲音叫破了寂靜；熊秉明又如何跌入淺水池塘，哭著回家，而他一副嚇壞了的樣子跟在後面……如何在父親的呵斥下出逃，又如何在母親的彈詞吟詠中恬然入睡。”（轉引自《清園文存》第三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459頁）

上述熊秉明乃數學大師熊慶來之子，後為美術家，居於巴黎。

王本人在接受李輝訪談時就此回憶道：“我那時雖然比他（熊秉明）大兩歲，但也只有七八歲。…不過，我在清華園經常在一起玩的童年友伴倒不是他，而是住在南園時的一些小朋友，他們是李廣誠先生家的增德、華妹，馬約翰先生家的啟偉、佩倫，趙元任先生家的如蘭、新那，梅貽琦先生家的祖彬、祖彤，虞振鏞先生家的佩曹、佩蘭，楊光弼先生家的大田、二田等。”（同上，第二卷，267頁）

他的書齋起名為“清園”，也與此有關：“我的童年是在清華園度過的，自然那裡常會引起我的懷念。清華留給我的印像是整潔有序，是潛心攻讀的好地方。”

不言而喻，兒時的居住環境陶冶了他“潛心攻讀”的志向。傳說中的“孟母三遷”，不是對孟軻成為“亞聖”密切攸關嗎？

不過，其母桂月華（1887-1986）的文化素養，就比孟母高得多了。她曾師從一位北歐傳教士學醫，後在上海聖瑪麗女校攻讀，通英語，諳詩詞，甚至“二十年代在清華時，常幫助丈夫潤色中文函牘”。（同上，458頁）而夫婦二人又都篤信基督教。

所以，王元化學貫中西，崇信自由，顯然帶著父母的遺傳因子。

非但如此。就人文精神而論，王元化耳濡目染，所受的熏陶極為深厚。1990年6月12日他在日記中記述老一輩數學大師鄭桐蓀：“另外有一位鄭桐蓀（之藩），也是一樣。鄭先生為父執輩，他住清華園西院。那時鄭桐蓀和熊慶來是清華大學著名的數學教授。華羅庚年青時因學歷資歷不足，無法在大學任教，經熊、鄭二先生力薦，才被破格提拔到大學教書，當時在學界有影響的前輩，幾乎無不愛才若渴，常常無私地提攜後進，獎勵人才。今天這種品格不大見得到了。鄭先生是科學家，聽父親說，他在業余的時候研究清史，造詣甚深，常常有一些史學界人士親往問學。這和今天一些科學家只知埋頭自己的專業，很少過問文史哲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同上，107頁）

這就像劉禹錫《陋室銘》所云，王的父輩“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王克紹箕裘，文革後復出已年近花甲，仍能堅持每天手不釋卷，其“潛心攻讀”豈屬偶然？

反之，對於新一代科學家知識結構的嚴重缺陷，王元化感概萬分：“一位在北方名牌大學任教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裡雖然已經恢復了文學院，可是那位學理工出身的校長（還是什麼院士），對於人文科學一竅不通。人文學科的性質、特點、功能，會對社會發生什麼影響和作用……他全都茫然不曉。他不明白學文史哲有什麼用。據說，他曾說學文學的也許還可以做做宣傳或者文秘工作，但學歷史哲學有什麼用呢？這番話曾在大學校園內傳為笑柄。今天像鄭桐蓀那樣文理兼通的科學家愈來愈少了。因此許多只懂自己專業的科學家來掌校，大學文科多辦得奄奄無生息。這並不是偶然現像，同類情況一多，其後果可知。人文精神的失落，文化水平下降，終將導致人民素質愈來愈低。須知人民素質很差，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這是很淺顯的道理，無需文理兼通如前輩科學家者也應該明白。關於人的素質問題，許多人只著眼於政治層面，而很少從人文精神的失落去考慮問題。……”（同上，107-108頁）

上述鄭桐蓀的長女鄭士元，後為陳省身夫人。她是王元化兩位姐姐的玩伴。而陳省身跟岳父一樣兼通文理，並在美國成為當代世界級的數學大師。

而對於前輩科學家，王元化實在感佩不已。2002年6月10日，他在訪談中說：“我在最近刊印的日記裡，曾對老一代科學家表示了懷念。他們精通自己的專業，但不是偏狹的科學主義者。他們熱愛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發生了休戚與共、血肉相連的感情。比如，我在日記中提到的我的四姨父聞亦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在協和醫科大學教授胚胎學，但對中國文化造詣很深，不僅懂得古代的，對新文學也有興趣。他的堂弟聞一多，小時就在這方面受過他的熏陶。…”（見《王元化先生未刊文稿輯錄》，2008年8月22日刊發）

像聞一多這樣傑出的詩人學者，幼時在新文學方面得益於以醫學教授為業的堂叔，是否有點匪夷所思？

1997 年5月8日，王元化日記中記述參加杭州大學百年校慶：“…杭大自原校長沈善洪退下後，改由一位理科教授繼任。從此風氣一變，官氣日盛。梅貽琦在清華主校政時，曾說大學者大師之謂也（與今日將大學作為官場迥異）。又說自己在清華只是個唱王瑁的老生，在戲台上名為皇帝，實為配角。梅校長是學自然科學的，不僅懂教育，而且對中學西學，文科理科都能了解。今日大學校長已多半是由學自然科學者出任，則無此等胸襟、此等識見。與過去相比，今日大學已成官場，大學不再以學者為榮，舉行校慶時，競以官階相炫。……回程經過郭莊，見園內湖邊亭中有杭大數學系教授王興華等圍坐品名，客人中有從北方來參加校慶的楊樂（曾任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所長---張注）。事後王興華告訴我說：楊樂曾問他：‘校慶會上為什麼將王元化稱為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而不稱其為思想家？’他對大學的官氣似乎也有意見。”（同上，175-176頁）

楊樂不愧為華羅庚的得意門生，頗具乃師的脫俗思維。華羅庚本人不僅以其數學研究成果享譽國際，所撰古詩詞也為人稱道，整體學養與見識出類拔萃，不負鄭、熊二位前輩伯樂之提挈。故他栽培的楊樂仍存學者正氣。

以上不厭其煩當文抄公。因為《清園文存》似乎並不為一般香港讀者所知。它的三卷本2001年12月出版，在本港多間公共圖書館均被束之高閣，須向館員提出並填表後方能借閱。我所借的一套還是簇新的，此前尚無人問津。

回到“大師之路“的話題。上述各位的成長歷程固然各具特色，卻有一點共同之處——都是“從舊學校出來的知識分子”（毛的用語），並非“新中國”培養出來的。事實上，其所代表的是“舊中國”的“人文精神”。

末了還要略談一下梁羽生。在七人中他其實是個例外---從嶺南大學畢業後他就到香港去了，從沒在“新社會“生活過。否則他也不可能與金庸並列，成為新派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之一。

而在家學淵源上，梁與王元化不無相似。其父為廣西蒙山縣大戶人家，在家鄉行醫濟世，廣有交游。故抗戰時期得拜著名太平天國史家簡又文（1896-1978）為師，並就教於同在當地避難的學者饒宗頤（1917--）。因此他雖是教會大學嶺南的經濟系畢業生，英文了得之余，其中國文化根底亦極為深厚。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20年代出生的王元化和梁羽生，大概是中國最後的“人文大師”了。明年的“影響世界華人盛典”，即使保留“終身成就特別致敬”環節，還不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嗎？

果如此，則還不如寧缺勿濫，干脆將此環節取消。正如日前訪港的德國漢學家顧彬回答筆者詢問時稱，他的看法維持不變，即：（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當代中國文學是垃圾。他又說，這話其實出自中國人自己。他的中國朋友就勸他：不要白白浪費精力去翻譯大陸中國的文學作品。文學如此，整個人文科學又有何例外？試問在此情況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又何來大師？（2010-4-10）晚

一代大師的悲劇收場

－看陽光衛視《張伯苓》專輯有感

《一個偉大的心靈一個悲劇的時代》---這是剛去世不久的香港筆會會長喻舲居對電視劇集《張伯苓》的觀後感題目。日前偶觀陽光衛視制作的“大師”特輯，其主人公正是張伯苓，不由得浮想聯翩，感慨不已。

“張伯苓（1876—1951），現代教育家，原名壽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緒二年三月十一）出生於天津一個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師學堂習駕駛，1897年畢業後服務於海軍，不久離職回天津執教於家館。”以上是百度百科對張氏的生平介紹開頭幾句。從中可見其為書香門第出身，文武雙全，有志於教育。家學淵源顯然影響其一生，俗語所云“三歲定終身”誠非虛言。

而在大陸所拍上述20集的電視劇中，首集反映的是：甲午海戰中九死一生的北洋水師學堂高材生、見習軍官張伯苓，含恨離開海軍，另覓救國之路。張伯苓來到天津名儒沈華庭的滄瀾書院，欲教新學，遭沈華庭白眼。與路遇的嚴修，攜手改良私塾，創立新學。八國聯軍攻陷津京，張伯苓同嚴修談起應盡快揭開日本迅速富強之奧秘，二人一起赴日本考察，決心將日本強國之法學到手。

嚴修（1860－4－12－1929－3－15），字範孫，號夢扶。乃天津名宿，他比張伯苓年長16歲，但兩人志同道合，成為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堪稱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陽光衛視的特輯中說到，張氏1917年秋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時年41歲。而57歲的嚴修竟於同期亦在該處考察，張氏刻苦攻讀之余，每晚還將所受學業向不懂英文的嚴修轉述。洵屬佳話。

一年後張氏學成，哥大激賞之，欲留其繼續深造讀博士。但為急於回國效力以振興教育的張氏婉拒。遂以“海歸”身份返津，在嚴修鼎力支持下著手籌辦南開大學。 1919年秋，終得如願，張即出任此一全國首創之私立大學校長，歷時30余年之久。期間南開女中及實驗小學陸續開辦，形成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完整體系，為國內所僅見。

1937 年抗戰爆發，張氏心血澆灌的南開校園遭日寇破壞而成廢墟。但其教育救國的理念毫不動搖。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合組西南聯大，張氏為該校三常委之一，與蔣夢麟、梅貽琦齊心合力，將聯大辦得有聲有色，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乏蜚聲國際的大師級學者與教授，如楊振寧、李政道便是。這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了奇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極為罕見。

此期間，張氏於1938年7月出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直到日本投降，為堅持抗戰作出了貢獻。

遺憾的是，張氏身處“一個悲劇的時代”，國共兩黨之爭使本來無意從政的他扮演了十分尷尬的角色。

1948年6月，由於原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因病去職，總統蔣介石電邀張氏出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考試院院長，張本欲推辭，但因經不起杜建時、陳布雷等人再三勸說，而接下此一職務，但當年冬天即辭職。

1949年秋蔣政權敗走台灣，他拒絕跟隨，而是選擇留在重慶南開津南村，跡近歸隱。中共建政，張曾致電一向受其看重的學生周恩來表示祝賀。1950年5月，他自渝抵京，受到周的歡迎，未幾獲安排至天津居住。1951年2月23日於該處病逝，享年75歲。

桃李滿天下的一代大教育家兼體育家張伯苓，在新政權治下只生活了16個月，非但門庭冷落，郁郁不得志，而且臨終前的7個月痛苦不堪。天意弄人，竟至於此，奈何！

對此，前引喻舲居文中有一段寫道：劇中主人公張伯苓是怎樣去世的？怎麼忽然不見、人間蒸發了？眾所周知，……在10月17校慶日當天，（張氏）整束衣冠，到南開中學看看。卻被校方派人攔阻於校門口。老校長心裡受到很大刺激，回去坐在椅上一言不發，那原已頹老的身心再難支持，不久即飲恨而終。據說當時天津南中校長，正是伯苓公一直提攜的老南開學生！不論是“大義滅師”或“識時務者為俊傑”事關張公悲歌的蒼涼尾聲，為何隱諱？為誰隱諱？（載其所著《故人故事》，富達出版，2006年，46-47頁）

其實，那位“大義滅師”的南開中學校長，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須知張氏因曾位居蔣政權的考試院院長，名列中共“戰犯”之列。盡管或許是周恩來出了力，新朝並無追究張氏之“前科”，也無對其以“反革命”論處，但據說南開“校友”中頗不乏對老校長迭有微詞者。時當“鎮反”運動高潮，該名中學校長豈敢顧私情而逆時世？此亦不可苛求之也。

另據網上資料，張氏“臨終遺囑敦囑南開師生‘擁護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誓死抵制專制極權。’”如屬實，則更加證明其與毛王朝格格不入。以此觀之，張於 1951年初駕鶴歸西，或者也避開了許多災禍是非，就如梅蘭芳在文革前仙逝，逃脫了1966年被揪鬥的命運，否則紅衛兵、造反派免不了對之拳腳交加，既觸及皮肉，又觸及靈魂，便很可能死無葬身之地呢！

張氏以75之齡辭世，算得上“壽終正寢”。何況半世紀之後的2004年4月10日，在其桑梓地天津的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公園建立了張伯苓紀念園，不乏後人瞻仰。或可視為多少總是上蒼對這位一代大師的某種補償吧！

最後，聯想起著名的“錢學森問題”---為什麼“新中國”沒有培養出大師？其實從張氏的悲劇收場不就可以得到啟發嗎？

類似的問題還有：為什麼“新中國”至今無人得諾貝爾獎？這裡不妨舉出束星北（1907-1983）的例子。

束星北，被業內人士稱為“中國的愛因斯坦”的國際級科學大師、“天下第一才子”，是上世紀與王淦昌齊名的世界級物理學家，中國最早的雷達就是他設計制造的。他與愛因斯坦有直接交往，並深得英國物理學家玻爾、著名學者李約瑟等人的贊譽。束星北僅花了一年多時間，就分獲英國愛丁堡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碩士學位。束星北回中國後，在浙江大學和山東大學執教，他是一位曾經培養啟蒙過像李政道、吳健雄、程開甲等著名科學家的天才物理學家。

文革年代，束星北是水庫工地的勞動工、實驗室與廁所的清潔工，但他仍在雪地上演算數學公式。

一九七二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回中國，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總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為解決中國教育人才“斷層”做些工作，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講學。李政道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那時，李政道不知道束星北在哪裡。

一九七九年，航天部實驗的一枚洲際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的接收和打撈最佳時期，錢學森將這一任務交給束星北，由國家撥款一百萬元人民幣，請他准確計算出洲際導彈的運行軌跡，束星北分文未要，僅憑著實驗室的一台計算機、一摞紙就准確無誤地完成了任務。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因長期遠離科學活動，已無法在前沿領域做出重大成就了，八三年因病去世。（江迅《束星北傳奇》，載《亞洲周刊》）

事實上，束星北在中共建政後，於1955年和1957年先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極右分子”，被迫長期從事沉重的體力勞動如抬土或打掃廁所。他的命運比張伯苓更慘。

可見，無論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領域的大師，自1949年毛王朝建立起在大陸均無容身之處。如此一片極權統治的“輿論一律”的土地，就像《紅樓夢》中《飛鳥各投林》唱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其結果只會是“萬花紛謝一時稀”，根本不可能產生魯迅用以比喻“天才”的“佳花和喬木”，這樣哪能誕生新一代的大師或世界級的傑出人才呢？

嗚呼！（10-1-28）修訂

57風浪再思量

談“57反右”宜細不宜粗

---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一）

“宜粗不宜細”，是鄧小平提出的處理歷史問題的方針，這其實很有問題。假如用於研究或僅是談論57反右，就更加大錯特錯。

鄧強調“宜粗不宜細”，時在1978年12月中下旬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認為，有些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十分完滿。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在此之前的12月1日晚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和李先念，“同軍隊和東北、華東、中南部分省、市委負責人談話。參加的人有許世友、李德生、楊易晨、王恩茂、任仲夷、萬里、陳丕顯、段君毅、胡立教。…主要是談‘文革’中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七二零’事件…等等。鄧小平說，這類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追，追就不利。他說，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道理在你們、在群眾，你們是對的。…”（于光遠《我憶鄧小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30頁）

對此，于光遠認為，“後來有人誤解或者故意利用這句話，以為我們不應該細致地去研究歷史問題。研究歷史就應該力求還事物的本來面目，不應該粗枝大葉，作漫畫式的描繪，更不能掩蓋歷史，使後人不知道歷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個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尤其對‘文革’的歷史是這樣，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也不能這麼做。世界上沒有‘宜粗不宜細’的歷史研究。”（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以下簡稱《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211-212頁）

也是在上述那次談話中，鄧小平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正確的，沒有錯，人家要殺共產黨。但後來擴大化了，使人不敢說話。”（于光遠《我憶鄧小平》，231頁）

當時，由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正方興未艾，為“右派”改正的工作剛開始幾個月。後者鄧雖未加阻撓，但他對二十一年前的那場政治運動明確地表示肯定，態度堅決。

歲月如梭，又是二十二年過去，中南海現領導依然秉承鄧的意旨，甚至有所發揮------連探討57反右也成了學術禁忌。當局如此公然違背普世價值，扼殺思想自由，不僅沒有“與時俱進”，反而是逆時代潮流而動，實在令人齒冷！

在此情況下，內地學者進行反右史研究者屈指可數，沈志華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的《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全書831頁，洋洋六十萬言，出版者聲稱其“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儘管並非全屬虛言，到底還是使人失望。而沒有反“宜粗不宜細”之道而行之，乃明顯的缺失之一。

沈之煌煌巨著，可議之處一言難盡，此處先不細表。本文擬就沈教授最近的一次講演提出商榷。

該講演題為《毛澤東與整風反右運動的緣起》，時值11月17日，地點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會者近40人，會議室座無虛席，氣氛熱烈。

沈教授有備而來，不用講稿，侃侃而談，不乏幽默風趣。他縷述毛自1956年九、十月間波匈事件起，至1957年六、七月的主要活動，說明“整風”出自毛整飭黨內不良風氣之意願，“反右”鬥爭並無預謀。他又認為，反右擴大化緣自群眾運動難以控制，基層幹部乘機洩憤。

在答問中，沈否認其著作仍囿於傳統思維，自稱身為歷史學者，既不幫中共說話，也不為右派代言，只求忠實於歷史。

筆者作為反右運動受害群體中的倖存者，衷心感謝一切學者關注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發掘真相，撥開迷霧，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當局的檔案尚未公開，連官方宣布的戴上帽子的552877名右派，其姓名及個人基本資料（年齡、性別、所在單位與職務、劃右原因等），至今都沒有向公眾交代清楚。在此情況下，“倚重檔案”所能起的作用不是大打折扣了嗎？

說到“考訂詳盡”，早有學者指出反右是毛旨在推翻中共八大路線的舉措。（見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事緣毛側重抓階級鬥爭的指導思想，連同其左傾冒進的經濟方針均在會上遭到挫敗，他為此耿耿於懷，伺機反撲。波匈事件正好給他借題發揮的機會，他一心在國內製造“匈牙利事件”，以證明自己正確。所以，談反右不應將八大避而不談。

至於“辨析充分”，又是談何容易？對於整風轉為反右的時間，沈教授不同意李慎之的觀點，即毛所撰《事情正在起變化》（起草日期署5月15日）是標誌性文件。但他依賴林克日記作判斷稱轉折始於5月25日，也缺乏有力的旁證。特別是不能解釋，何以5月18日晚邵荃麟接周揚密電後，向黃秋耘吐露“轉了”一事。

還有“觀點開放”，理應介紹對立的甚至多元的看法。但沈教授否定毛有“引蛇出洞”的既定方針，卻對毛1月間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分別在1月 18日和27日）略而不談。而據李慎之先生的看法，該講話暴露毛暗藏禍心，反右早有陰謀。孰是孰非，固然可以繼續開展爭鳴。但起碼應當兼收並蓄，不同見解大可存而不論。

除此之外，沈教授當天的講演不少細節欠準確，若干重要事件的時間、地點與內容有所混淆，或者缺乏根據。後者例如說“六六六”會議後，史良和章伯鈞分別求見周恩來，表示民盟願協助平息大學風波，周報之“一笑”或“冷笑”。倘謂此類字樣見於檔案，實在不可思議！前者如上述會議開會地點，應是政協俱樂部，沈卻稱在章伯鈞家，顯屬大謬不然。

真理愈辯愈明。以上問題及有關細節，無疑有必要本著求真的精神，逐一加以探討。否則，將會誤導公眾，尤其是年青一代。積重難返，積非成是，不可掉以輕心也。（未完待續）（11-21）

中共“八大”是解開反右之謎的重要鑰匙

－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二）

沈教授在11月17日回顧57反右的講演，是從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談起的。他的有關專著《思考與選擇》，也基於已公開的蘇聯檔案，詳盡地介紹了上述事件。這樣做固然是言之有據，並且充分發揮了其本人的學術專長。可惜的是，沒有抓住“牛鼻子”，忽略了當年9月15至27日舉行的中共“八大”，對於相距不到8個半月的反右，雖未必是唯一的根源，卻絕對屬攸關之最。

對此，香港學者馮治軍於1998年即在其所著《劉少奇和毛澤東》（皇福圖書，1998年4月）中專章闡述。其後至2007年反右50週年之際，旅居加拿大的吳國光教授和大陸自由撰稿人齊戈，不約而同地在論文裡提出類似觀點。鑑於沈教授的專著完全沒有提及以上作者的重要觀點，故本文分別略述之。

馮著第三章題為《中共“八大”---劉少奇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下的歷史奇蹟》，第一節題作《毛澤東：“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其首段稱：1956 年12月，毛向劉、周、陳等中常委說了上面的話（轉引自《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共黨史出版社，頁436，黃象品、熊呂茂《建國後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國內主要矛盾問題上的離合》。見《劉少奇與毛澤東》）

馮對毛的話解讀為：一，毛不滿“八大”通過的路線、方針；二，毛與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在大政方針方面存在分歧。

第二節題作《毛澤東：“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傾》，語出於1955年10月七屆六中全會。但毛所掀起的“反右傾”強颱風雖曾奏效---三大社會主義改造於 1956年元旦剛過即高奏凱歌，較原計劃大大超前。但毛所訂下的工農業生產發展高速度，卻因完全脫離實際而遭黨內高層一致抵制。

該章第五節題作《毛“冒進”受壓抑》，著重提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該文乃基於劉少奇率領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議，由劉指示中宣部起草，旨在支持周恩來率先提出的“反冒進”。而“反冒進”既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周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與毛“對著幹”；同時也是繼1950年韓戰之初出現的最高層分歧之後（當時毛堅主出兵，劉、朱等均持異議，周模棱兩可），毛與“大家”最嚴重的歧見。而孤家寡人的毛不得不暫時緘口---他在社論送審件上寫了“不看了”三字。

緊接著的第六節《劉少奇佔上風：“八大路線”》，概述了“在十分特殊的國內外的歷史環境下”，毛失意於“八大”。“‘反冒進’及中共‘八大’對他的‘左’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滿意的。對‘八大’在主要的內容上沒有體現他的‘左’ 傾路線是耿耿於懷的。”

在此有必要扼要回顧一下“八大”通過的決議，它確認﹕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因此黨的工作重點要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劉的政治報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前進(周的發言)﹐和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的方針(鄧的報告)。這都不合毛的胃口。

該章第七節《墨汁未乾毛澤東推翻“八大”路線》，記述毛“最先是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修改‘八大’的決議。‘八大’閉幕後一個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腦子中潛伏的階級鬥爭之魂就又伺機而動了。”（291頁）

當年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是這樣分析的﹕“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毛說這些話時，“八大”落幕不過一個半月光景﹐從中可見﹕他企圖借波﹑匈事件推翻“將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八大路線。

事實上，“八大”決議墨跡未乾﹐他就在10月1日天安門國慶節慶典上說﹐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的提法不妥。

正如該書所述：“毛澤東是個人意志十分倔強、固執的人，他從不認輸，也從不服輸。……毛澤東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會有任何的讓步和妥協。毛澤東所要做的，僅是找尋適合的時機。……毛澤東的的計劃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而1957年夏天發生的‘反右運動’，便是毛澤東一手製造出來的中國‘匈牙利事件’。”（294頁）

隨後的第八節《“反右運動”：毛澤東製造“中國的匈牙利事件”》，引述了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許全興所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1月）：“毛澤東在1957年1月就認為，社會上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要打退這股逆流。但他並沒有打。他明白，經過解放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鳥，沒有一定的氣候是不輕易鳴放的。……他認為，共產黨整風，就是主動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1957年大量的‘右派’就是這樣主動引出的。”（295-296頁）

“反右”高潮一過，毛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理直氣壯地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75頁）

“在‘反右運動’這個大題目下，毛澤東順理成章地批判‘反冒進’。”他“將‘反冒進’的周恩來等人說成‘距右派只有五十米’。”（《劉少奇與毛澤東》，300頁）

“在否定了‘八大’正確路線後，毛澤東便提出自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取而代之。毛澤東成功地利用了國內外形勢，製造了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既清除了黨外的不同聲音，又順利地實現了他的復辟，一箭雙雕。”（同上）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毛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出籠，大躍進之門敞開，導致四千萬人餓死的曠世悲劇。毛反撲成功，六億人遭殃，茲不贅。

馮治軍的結論是否能成立，或者屬見仁見智。但在重視分析“八大”對反右的影響這點上，吳國光和齊戈與之相仿。他們的有關論文均收入《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丁抒主編，田園書屋，2007年12月。以下簡作《重評》）

該書是“紀念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專集，會議於2007年6月29日至30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

吳國光教授的《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著重“梳理和分析八大一次會議經由反右運動到八大二次會議之間的發展脈絡”。（《重評》，79頁）在中共黨史上，只有 “八大”舉行過兩次會議，後者於1958年5月開鑼，即在前者閉幕的20個月之後，正當“反右”運動最終完全結束的日子。

吳文稱：“詳細研究1956年和1957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分析毛澤東怎樣從他自己所說的‘心情壓抑‘轉為鬥志高昂，並如何達成以他自己的意志來壓倒黨內另外的意見，從而主導中共路線和中國政治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反右當然是關鍵的一環。不過，這一環與此前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反冒進’、群眾‘鬧事’及所謂整風，是環環相扣的。在這綿密、緊湊、短促而多變的1956年到1957年的政治過程中，我們看到，毛自始至終著眼於掌握中共決策和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發現，禍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只是毛澤東要奪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而展開的一場鬥爭。通過反右，他達成了目的，於是有了與八大一次會議調門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會議。”（同上）

齊戈的《從八大的懸案看整風到反右的“轉向”》，引述了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胡文稱：“黨的八大時發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會通過一個政治決議案。可是過不久，毛主席說不行，是錯誤的，他不能接受。說當時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同上，99頁）對此，齊戈寫道：“（毛）出爾反爾，否定八大政治決議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97頁）

齊戈認為，“從整風到反右根本沒有突然轉向的問題”（104頁），這和吳國光觀點相異。吳、齊兩文將另作詳細介紹。（未完待續）（12-1）15：36

中共並無為57“右派”平反

—澄清一個以訛傳訛的提法

赫赫有名的57“右派”林希翎魂斷巴黎，海內外頗有一些自由知識分子深表哀悼。處於極權高壓下的北京也有近百人於日前舉行追思會，林大姐英靈如若有知，亦當感到安慰。

為此本港一位知名傳媒人特地於某大報撰文，頌揚林的精神與性格，並指出“中共力阻人們追思，也是要打壓這種精神，以便構建他們的謊言世界。”可謂一針見血！

值得注意的是，正由於中共60年來施行“瞞”和“騙”的手法，民眾的知情權被剝奪，因此許多重大史實弄得若明若暗，模糊不清。就57年從整風到“反右”的過程而論，毛何時因何故決定改“放”為“收”，便如雲遮霧罩，惹人揣度，迄無定論。而30多年後宣布為“錯劃”的“右派”進行“改正”，也語焉不詳，以致造成許多誤解。例如有論者稱林希翎為“1957年反右運動中最後一個尚未平反的大右派”，便將“平反”與“改正”相混淆，頗具普遍性。

這裡有必要澄清一點：中共從未宣布為“右派”平反！為清晰起見，謹按時間先後列出1978年為“右派”“改正”的來龍去脈：當年4月4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聯合向“華主席、黨中央”呈交《關於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其中“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做法”項下第（八）款，即最後一款原文為：遵照中央1962年的規定，對於右派分子一般不甑別平反，只是對其中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上述請示報告次日即獲批准，文號為：中發【1978】11號，題作《中共中央批復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關於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的通知》，該通知末尾所署日期為1978年4月7日，其中並無出現“改正”字樣，只將統戰部和公安部的《請示報告》作為附件列於後面。

同年8月25日，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呈報《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的實施方案》，9月17日中共中央發文，即中發【1978】55號，題為《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門《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的實施方案》》。文件除將《實施方案》作為附件一並發出外，末尾一段首次正式提出“做好改正工作”。原文為：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我黨的一貫方針。已經發現劃錯了的，盡管事隔多年，也應予以改正。改正的標准，就是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准”的通知》中的有關規定。希各級黨委認真負責，切實做好這項工作。

上述55號文件早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將近四個月，主要出於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之大力推動。將其歸功於鄧小平並不恰當。

應當看到，“平反”與“改正”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含義均大不相同。被“平反”者通常均可官復原職，且獲補發工資或工資差額；而獲“改正”的“右派”就無此幸運。正因為此，才有不少幸存的“改正右派”一直要求賠償，但中共當局至今不予理會。

有論者稱：“1980年5月中共宣告全部改正，只留下極少數的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此句明顯有語病。前面“宣布全部改正”，後面“只留下…不予改正”，有自相矛盾之嫌。

再者上述“1980年5月中共宣告”云云，其說法亦不確切。事實是：當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呈交《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於6月11日予以“批轉”。在此之前並無“宣告全部改正”一事。而且中共中央在批轉該“請示報告”的《通知》中，亦無“全部改正”的字句，僅於《通知》的第三點中列出“屬於改正的人大體上有三種情況”，即：出於善意、其批評意見利於改進工作的；所提意見涉及中共領導與社會主義但劃錯了的；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但程度和情節與右派不同的。後面有一句：“改正的面是很大的”。

經查核，無論中央統戰部的請示報告或中共中央的批復，連“全部”這個詞都沒有出現！

此外，不少有關文章提及“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全國共55萬人”，這種說法也並不准確。據有關學者如丁抒教授研究的成果，在反右運動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極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等各類‘帽子’的，共約一百二十萬人”。（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2006年，開放雜志社，20頁）

以上所述並非吹毛求疵，咬文嚼字。對於百萬右派及其親屬，“平反”和“改正”的區別意味著切身利益，或者其間甘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從行文治學的基本要求而言，提出不要將二者混淆，恐怕並不過分吧。（09-10-22）

眾說紛紜話“改正”

（之一）

引言

“改正”者，特指中共為1957-58年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右派者“予以改正”之舉措。據官方資料，依照1978年中發55號文件精神獲得“改正”的人數為 552781人，佔全部右派的99.9826%，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共96名，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以及林希翎。也就是說，當局坦承沒有錯劃的僅佔0.0001736%，即萬分之1.736。

不過，維持上述九十餘人“不予改正”，純屬為給鄧小平所稱“反右沒有錯，錯在擴大化”的說法提供佐證。其“擴大”云云，程度幾何？5760倍！

因此，一般公認，由毛親自策劃和指揮、鄧具體操作的這場運動，“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也是一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另有論者指“要了解和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反右運動是關鍵”。（《五十年後重評“反右”》，田園書屋，2007年，封底）

但由於毛登基至今六十餘年一直封鎖資訊，大陸民眾知情權被剝奪，反右史實一直謎團重重。且不說毛為何發動反右人言人殊，即以有關“改正”的內情、來龍去脈等主要資料而言，許多學者也若明若暗。

筆者一位同屬“賤民”的友人、畢業於北大歷史系的暨南大學退休教授陳君，最近撰寫其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三次偷渡失敗的經歷，三、四十年前的場景繪聲繪影。不料憶述“改正”的文字卻完全失實，其中稱： “一九七九年秋，有傳聞說，中共中央擬對右派份子作甄別平反，對此類消息，我一向不敢相信。但正在此時接同班學友李培浩來信，說他正奉命為我作右派問題甄別，並透露胡耀邦總書記決定為右派平反之事。”

“一九七九年年底中共中央作了‘石破天驚’的決定，右派的確是‘改正’了。”正如上述，“改正”依據的是1978年中發55號文件，所署日期乃當年9月17日。當時中共中央主席為華國鋒，無總書記。胡耀邦任中組部長。

陳君是1980年春節前夕接獲北大的改正通知的，其時仍在廣州市內街道工廠工作，未獲暨大接納恢復教職，故“1979年秋”才聽到“對右派分子作甑別平反”的“傳聞”。實際上“改正”迥異於“甑別平反”，茲不議。

由此可見，直到今天，連當事人兼學者對於“改正”種種也“蒙查查”，遑論局外的研究者？更不要說普通讀者了。

有鑑於此，筆者不厭其煩，將其中幾個容易混淆的問題加以臚列，逐一澄清。儘管此前已經多次撰文指出，但既然以訛傳訛非止一日，未免積重難返。重複真話雖然可能像祥林嫂回憶阿毛的故事一樣遭人厭倦，但到底可以遏止“謊言重複一千次變成真理”的結果，將不失為一件具某種學術意義的事。

胡耀邦主持“改正”

人所共知，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期間主持了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右派”問題屬於錯案，卻不叫“平反”，其中說來話長。先看胡耀邦是怎麼做的。據網上資料：“1978年4月5日，根據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願望，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6月，胡耀邦對代表中央組織部去煙台參加五部委關於妥善處理右派遺留問題會議的副部長楊士傑說：右派問題不只是一個摘帽問題，而是成千上萬個被錯劃的人的複查平反問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不過反右派鬥爭是毛主席發動的，如今到處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要堅決維護’，會上可能會有不同意見，你們要有思想准備啊！

9 月17日，中共中央批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並指出，對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堅持有錯必糾的原則，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對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結束，改正的佔原劃“右派分子總數的97％以上（應為99.99%以上---張註）”。

對於平反冤假錯案問題，曾有人問胡耀邦，為什麼右派平反要搞‘一風吹’？胡耀邦回答說：‘這個問題必須這麼做。右派五十多萬，再加上被株連的人，二百多萬，其中大多數都是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如果要一個一個地甄別，得有一批人去幹。幹部思想水平參差不齊，如果不一風吹地平反，估計十年都平反不完。權衡利弊，只好一風吹了。’”

“在這一過程中，胡耀邦抓住典型，解剖‘麻雀’，以點帶面，推動全局。

胡耀邦親自指示辦理了為原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的‘右派’平反問題。……溫濟澤（1914-2007）早年參加革命，1932年被捕入獄，抗日戰爭爆發後於1938年出獄，到延安從事黨的新聞宣傳工作，1958年在中央廣播事業局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197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溫濟澤是中央機關、單位‘右派分子’中第一個向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要求平反的人。這一年的4月，溫濟澤詢問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我的黨籍怎樣才能解決呢？’胡喬木十分理解溫濟澤的迫切心情，說：‘你寫個報告吧！我再寫一封信，一起交給院政治部轉給中央組織部。’於是，溫濟澤寫了一份要求為自己右派問題平反的報告，交給了胡喬木。

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一位處長找溫濟澤談話：‘喬木已經把你的報告交給我們了，他自己也寫了一封信，要我們一起送到中央組織部；據我們所知，你是中央機關第一個要求甄別平反的幹部。你能再找幾個人證明把你劃成右派是冤假錯案嗎？我們想，多幾個人證明也許更容易解決。’溫濟澤說了廖承志、熊復、吳冷西三位知情人的名字，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很快請他們寫了信。然後將溫濟澤的報告和胡喬木、廖承志、熊復、吳冷西寫的四封信送到中共中央組織部。

1978 年5月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收到溫濟澤的報告和所附的四封信後，立即找到中央組織部的一位局級調研員唐佩榮，要他查一查過去毛主席批示過的黨的文件中，有沒有關於搞錯了的右派分子甄別平反的批件，唐佩榮查到有一件中央文件中提到，個別確實搞錯了的右派分子可以‘糾正’。胡耀邦說：‘'糾正'就糾正。’並且要唐佩榮打電話告訴中央廣播局黨組，溫濟澤寫的報告和胡喬木等四位同志的信，中央組織部正准備批准，征求一下中央廣播局的意見，要求中央廣播局當天就答覆。中央廣播局黨組答覆同意。

1978 年5月7日，即胡耀邦收到關於溫濟澤有關材料的第三天，就在中共中央組織部請示上作了以下批示：‘請審幹局（指中央組織部幹部審查局--筆者注）辦理。我意不用‘平反’兩字，但應予以糾正，恢復組織生活。請考慮用中組部名義予以答覆。”中央組織部很快就批覆了下來。5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召集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一位同志傳達《中共中央組織部（78）幹審字63號文件》。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組織部辦理溫濟澤這個案子，從受理到結案，不到一個月時間。其辦事效率之高，為人們稱贊不已。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台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的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

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台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確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全國幾十萬右派的複查、平反、改正工作，是一件任務很重的工作。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文件精神，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主持下，這項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楊士傑、幹部審查局局長何載主辦。”

此處要補充說明一下溫濟澤的特殊情況。作為全國第一個獲得改正的“右派”，他在55號文件下發將近四個月前沉冤得雪，離不開胡喬木對他的知遇之恩。1978 年1月，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格外青睞，讓才華出眾的溫擔任該院新成立的科研組織局副局長，隨後又讓他出任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為此溫迫切要求恢復黨籍。正是在胡喬木及廖承志等資深高幹關照下，溫的右派問題迅速迎刃而解，實際上得到徹底平反。

但其他右派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上面提到的煙台會議的爭論，可見光是提出“為‘所有被劃錯了的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當時就尚未有共識。後來基本上“一風吹”，如果不是胡耀邦主持也不可能辦到。

至於平反與“改正”之間的區別，一言難盡，且待另文再述。（未完待續）（5-24）

旋轉全憑華、葉功

－《眾說紛紜話“改正”》（之二）

題目仿照葉劍英七律《遠望》末句。“廖”指陳雲，因他原名廖陳雲。《遠望》寫於1964年秋，原詩如下：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飄緲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

據說毛激賞此詩，曾默寫書贈其子毛岸青，後者又轉贈予葉。倘不談其中的“反修”傾向，就詩論詩，應不無可取。蘇聯的“旋轉”發生於1991年，“景升父子” 即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均已長眠地下。中國大陸的“旋轉”似乎比“老大哥”早一步，是1978年的事。其時毛駕崩兩年多一點。當然，這兩個“旋轉”性質有所區別，茲不細說。

不管怎樣，今年總是所謂改革開放的三十周年。以往，人們都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實行改革的起點，但日前鮑彤撰文指出，全會只是決定轉移“黨的工作重點”，並無確定改革開放方針，而把“總設計師”桂冠授予鄧小平也不合適。此皆言之有據。竊以為，僅就放棄“階級鬥爭為綱”，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關鍵性的轉變而言，葉劍英和陳雲功不可沒。這一點，過去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輕視，現在是恰如其分地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先說明一點，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只開了五天，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會期為36天，是全會的7倍，用會議參加者於光遠的說法，“中央工作會議已為三中全會做好充分的准備，由三中全會根據黨章作出中央工作會議無權作出的正式決議。”其中包括：“增補若干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並把陳雲增補為黨中央副主席。”（于光遠《我眼中的他們》，世代國際，2005年，7頁）所以，這兩個會議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而葉劍英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揮無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首先，他“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的集體領導”。葉時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央主席華國鋒，在鄧、李（先念）和汪之前。何況他在76年10 月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行動中立了大功，聲望正隆。會議之初，陳雲衝破華國鋒和鄧小平會前定的框框，提出平反包括76年天安門事件在內的幾個大冤案。盡管葉存有接受毛臨終前的“托孤”，竭力輔助“幼主”華國鋒的心態，但他還是順應了黨內外的強烈呼聲，從善如流，支持了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意願。而鄧小平因出訪新、泰、緬三國，並沒有出席前五天的會議。等到他出訪回來，已經無法扭轉會議平反毛所定的歷史錯案的方向。

再就是葉在會議的閉幕會上，發表了一篇極好的講話。他講了三個問題。

一是領導班子問題。葉身為年高德劭的第一代領導人（比周恩來還大一歲），他對於黨內普遍存在的一個迫切希望，即讓鄧小平（比葉小七歲）出來主持中央工作表示支持，同時對於胡耀邦作為接班人的輿論也持正面態度。他提出“要十分注意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實際就包含了這兩層意思。與會者對此心有靈犀。二是“關於發揚民主和加強法制”。事實上，在引言部份，“在對會議作高度評價時他就講：這次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充分討論，開展了批評，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評，這是我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他講，這次會議的民主精神是我們黨很多年來沒有過的，在這次會議上實行這樣充分的民主，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帶了頭。我們一定要永久堅持、發揚下去，一定要推廣到全黨、全國去。”（同上，9-10頁）隨後，在“發揚民主，加強法制”那一部份裡，“他一口氣講了三個‘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最後引用列寧的話作結：‘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同上，10頁）

他還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制造的一種錯覺，“似乎實行民主就等於復辟資本主義”，強調“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並且說“領導干部要發揚民主，就必須具有虛心聽取群眾意見、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

葉“還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充分發揚的黨內民主和在會外體現的充分發揚的社會上的民主並列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後來在發下的定稿中刪去了，但這幾句話也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像。”他講話後分組座談時，王惠德、於光遠和楊西光等三位與會者的聯合發言，“和以西北組全組名義寫的綜合簡報上，都特別對這幾句話表示擁護。”（同上，11頁）

“他講的第三個問題是‘勤奮學習，解放思想’。他認為勤奮學習、解放思想是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學習越好，知識越豐富，就愈有利於解放思想。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而且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有些同志還是前怕狼後怕虎，墨守成規，因循守舊，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邁出一步。怕什麼？是不是怕人家說自己‘復辟資本主義’，怕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丟烏紗帽？他說，如果講怕，他們為什麼不怕兩千多年遺留下來的手工業生產方式繼續保持下去，不怕中國貧窮落後，不怕中國人民不答應這樣的現狀？”（同上）

以上所引，是于光遠“親自聽到，並且手上還有文字材料”。而這篇講話之所以未被收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彙編》，很明顯的是由於上述《彙編》由胡喬木主持編就，時在1982年。盡管鄧在78年12月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舍棄了胡喬木起草的原稿，而請胡耀邦找于光遠根據鄧自己口授的提綱 “另起爐灶”，但事過情遷，四年後胡又重獲鄧的信任。鄧與胡喬木在發揚民主、解放思想等方面，跟78年相比，實際上大大倒退了，不少地方重拾了毛的衣缽。鄧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便是明證。所以，他們不會容忍葉劍英上述講話的流布，甚至完全“漠視葉在這兩個會議上的功勛”。

好在公道自在人心。于光遠和別的一些知情人直到前兩年依然健在。歷史的真相可以大白於天下。

就上述兩個歷史性的會議而言，陳雲也應青史留名。正如鮑彤文中所介紹的那樣，衝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大膽提出薄一波等61人的叛徒問題、所謂“自首分子”的問題、陶鑄、王鶴壽問題、彭德懷問題、康生問題和76年天安門事件，其意義不僅在於有關受害者的昭雪，和對康生這個“四人幫”顧問的清算，而在於把對毛的迷信與盲從給予粉碎性的一擊，因為以上五個大案都是毛欽定了的。

陳雲此舉無疑屬於石破天驚的突破。如無此突破，什麼改革開放全都談不到。而除了陳雲這位名列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黨內元老（他曾長期主管情報和中央組織部的工作，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地位高於比他年輕的鄧小平，例如1935年1月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正式出席遵義會議，鄧只是列席會議而已），別無他人能夠在會上如此發難。盡管歸根結底他是出於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的目的，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論，其所為合乎民心。

近30年來，對於中共高層的評價，海內外傳媒普遍呈現“揚鄧抑陳”的傾向。不少論者認為鄧是“改革派”，而把陳作為“保守派”的代表，這是極大的誤解。鄧、陳二人政治傾向無本質分歧，對經濟工作的方針雖有所不同，但並非完全針鋒相對。此處不擬深談。

總之，改革開放30年有得有失，成就有目共睹，鄧不無貢獻。但葉、陳之功也絕不應漠視。一句話，我們應當正視歷史，尊重事實。（08-3-7）

平反阻力在鄧、李

---《眾說紛紜話“改正”》（之三）

鄧大人一錘定音？

身為57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始終堅持當年那場運動是必要的。因此，他絕對不可能同意給“右派分子”平反。1962年否定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建議，16年後，其頑固態度一如既往。

有資料稱，1978年政治局常委（依序為：華、葉、鄧、李、汪）討論解決反右運動遺留問題時，汪東興以該運動出自毛決策為由，反對任何“平反”建議。鄧則辯稱絕非為“右派”平反，只是給個別錯劃者實行“改正”。汪語塞。此議遂在無反對下獲得通過云。

上述資料之可靠性存疑。該會議舉行時間含糊。如在9月17日中發55號文件下發前，則5月7日胡耀邦對溫濟澤案批語中即已明言：不用“平反”兩字。結果中組部為溫昭雪的文件中，參照196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的有關《覆示》，沿用“改正”字樣。此應與鄧無關。倘在貫徹55號文件過程中開會，則此前常委既已圈閱，汪突然於會上發難以求推翻既定政策之可能性極少。

故上述資料無非出於杜撰，旨在為鄧塗脂抹粉，似乎全靠其巧妙破除“兩個凡是”阻撓，才使數十萬“右派分子”得以一吐受屈20載之烏氣，從而令其忘卻鄧總書記昔日一手操持反右之惡形惡相，轉過來視之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對彼感恩戴德，頂禮膜拜。

小個子黨性超強

其實，鄧之“黨性”可謂貫徹始終：為維護中共極權不遺餘力。除了在文革期間一度向毛折腰“認錯”以求東山再起，他對其他任何人均寸步不讓，包括對氣焰囂張的“娘娘”江青。所以，倘相信他會發善心替“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申冤，那是書生氣十足的癡人做夢！

即使在55號文件下發，99.99%以上的右派獲“改正”之後，他也保持其極左本色，一再重申當年反右之絕對必要及正確。這裡不妨引述1980年1月16日他的一篇著名講話，題為《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當時全國範圍內的“改正”工作已基本結束。在談到平反冤假錯案的成果時，他特地講了這麼一段話：“我們還改正了1957年一大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案件。這裡我要順便說一說，1957年的反右時必要的，沒有錯。……這個時候出來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所以，給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對其中大多數人的處理，並給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 1957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207-208 頁）

過了兩個月，他跟“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重申類似的話：“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同上，258頁）

1981 年3月27日，他再次談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我多次講過，那個時候確實有人殺氣騰騰，但是我們處理得過多了。擴大化了。當然，不能把當時所有被批評的人都說成什麼問題、什麼錯誤都沒有。我看對反右派鬥爭，還是兩句話：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擴大化了。”（同上，335頁）

同年7月17日，他舊話重提：“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1957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同上，345頁）

以上所謂“殺氣騰騰”純屬誇大其辭，“反擊”之說乃倒打一耙，茲暫且不議。僅就“思潮”云云，難道有理由藉此大動干戈整肅上百萬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有 “問題”甚至有“錯誤”者便該挨整，以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麼？如此肆無忌憚違憲違法冒天下之大不韙，怎能信口雌黃地振振有辭以之為天經地義？

此無他，話語權在握，鎮壓權在手，人莫予毒之故而已！

李木匠不是東西

斯大林有云：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特殊”也者，人性泯滅之謂也。對於在解決反右遺留問題上的態度，華、葉開明，汪則相反，鄧和李沆瀣一氣，貌似未加阻撓，實質並不公正。

大力促成右派改正的胡耀邦，雖然避免使用“平反”的字眼，但一直主張在經濟上給予補償。1980年2月胡升任中共總書記，1981年6月更取代華國鋒出任中央主席。此期間時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並主管財政的李先念，堅拒為改正右派補發20多年工資/工資差額。據說宋慶齡曾表示，如果國家拿不出這筆錢，她可向海外僑胞和華人募捐。但因李不認可只好作罷。另有一說稱胡耀邦找李談此事，李蠻橫地答曰：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意思是死也不開綠燈。

近年國內倖存的改正右派一再上書全國人大，提出索償。儘管現時大陸財大氣粗，經濟能力綽綽有餘。但中南海領導人迥異於胡耀邦，而跟李先念一脈相承。

看來，鄧、李後繼有人，無論右派平反，或者只是補發工資，都是奢望。

不管怎樣，有關史實應當如實記錄下來，以供後人鑑別思考，避免1957反右悲劇重演。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作為當年的受害者，這樣的企盼也許不算過分吧！（5-28）

為57右派“改正”的歷史背景

拜讀《怎樣理解57右派“改正”》（以下簡作《怎樣》），感到作者的分析不無道理。不過，具體到當年實施“改正”的前後史實，文章的提法有些地方似乎值得商榷。

該文稱：右派成為賤民，本無翻身希望，為什麼鄧小平突然要去解放這些反革命呢？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把中國大陸引至絕境，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爆發迫在眉睫。鄧小平為了扭轉大局，決定把經濟建設的任務擺在首位，由此發現建設人才奇缺，把右派手腳放開是補救的策略考慮，“改正”就是使右派出力的交換條件。（《怎樣》）

上面頭一句便與事實有出入。因為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復”統戰部和公安部的《請示報告》時，鄧小平尚未完全掌握實權。負責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是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胡之上有華國鋒和葉劍英。華是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屬於有職有權的第一把手。二號人物、德高望重的軍中元老葉劍英全力挺華，支持他的工作。

因此，提出“為什麼鄧小平突然要去解放這些反革命呢？”，這個設問只能是虛擬的。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為57右派“改正”的想法，應始於胡耀邦，並獲得思想開明的葉帥和為人忠厚的華國鋒首肯，而絕非鄧“心血來潮”地“突然要去解放這些反革命”！

78 年4月4日上述統戰部和公安部的《請示報告》末尾有這樣一段：為了解決摘帽以後的許多具體問題，建議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召開一次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參加的專業會議、商定具體措施方案，以便統一貫徹執行。（見中發【1978】11號文附件）

此建議獲中共中央批准，其後上述五部牽頭召開“青島會議”，與各省、市和自治區黨委有關領導一起，專門“商定具體措施方案”，會後於8月25日將“實施方案”上報中央。該方案分四個部分，其中第三部分題為《關於改正問題》，是直接與57右派“改正”相關的。

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該《實施方案》，將其列為《中發【1978】55號》文之附件下發，要求各地貫徹執行。

值得注意的是，《實施方案》由中組部領銜請示。該部副部長楊士誠秉承胡耀邦意旨，出力最多。

不言而喻，55號文按慣例必須經過當時的五名中央常委圈閱。他們是：華、葉、鄧、李（先念）和汪（東興）。也就是說，此乃常委的共同決定，而非鄧一人獨具慧眼。非但如此，所謂“鄧小平為了扭轉大局，決定把經濟建設的任務擺在首位，由此發現建設人才奇缺，把右派手腳放開是補救的策略考慮”，也與事實不符。

如所周知，中共決定轉移工作重點到經濟建設方面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更准確地說是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期間。當時55 號文下發已50余天。何況，無論中央工作會議或三中全會，起決定作用的主要是中央常委集體，包括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以及全會增選的常委陳雲，還有全會增設的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尤其以華、葉兩人為關鍵性人物。

該文過高估計了鄧在1978年許多重大決策中起的作用，那是受了80年代特別是華下台後當局宣傳的影響。不過，說鄧“手裡拿著‘右派是反革命’的詔書，盯著改正右派為他拼命”，這倒是實話。

總之，談57右派的“改正”，不可脫離1978年的歷史背景，否則就會差之毫釐，謬以千里。（09-10-27）

“改正”還需待何時

“中國最後一個大右派林希翎已魂歸故里。她的骨灰近日由兒子攜帶回國，按她生前遺願，一半撒北京，一半葬於浙江溫嶺故鄉。”這是本港《蘋果日報》10月31日一則新聞的導語開頭兩句，其標題為：《最後的大右派林希翎一半骨灰撒北京》。筆者跟林希翎“同是天涯淪落人”，也曾相識，讀到這樣的報導自然不無寬慰---因為我們這些57右派還沒完全被人遺忘！

但讀畢此一短短的消息，卻不免十分感慨，事緣時過境遷，若干基本的事實竟已被混淆不清。例如導語繼稱：“林早年在北京求學時被打成右派，文革後全國右派大改正，但她和另外四人被鄧小平御筆親批，不讓改正。”

後面又具體交代道：“鄧小平親點五大右派，包括林希翎、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陳任炳，不許平反，以證當年反右‘並非完全錯誤’。”以上說法至少有幾點不確：1．不獲“改正”的五大右派是：章、羅、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不是陳任炳）；2．林希翎屬於當局未予“改正”的96名右派之一，但不在上述“五大右派”之列；3．所謂“鄧小平親點”似無文件資料根據。

該文就林對自己骨灰的安排寫道：“前右派、北大退休教授錢理群表示，落葉歸根是中國人的傳統，她也不例外。”這裡在錢理群教授的頭銜上冠以“前右派”乃無中生有，根本沒有這回事！

報導又稱：“1957年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她因在校園發表批評時政演說遭清算，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監督勞改。”事實是，1958年毛對林希翎的處理批示為：“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不過，幾個月之後北京市公安局就以“反革命罪”將林逮捕，並判刑十五年。

應當指出，對右派的處理最重的是“一類處分”：開除公職或學籍，勞動教養。那屬於行政處分而非刑事處分，並無“監督勞改”這一說。

該報導續謂：“文革時她又被當作‘反革命’判刑入獄，直至1973年才出獄。”

上面已提到，林被判刑是1958年的事，早於文革前許多年。1972年毛心血來潮想起林，問其下落得知彼正在服刑，尚差半年期滿。毛一句“讓她出來吧”，林被“寬大”提前開釋。

以上種種，都早有報導見於若干書刊及網絡文章。如需查核可謂舉手之勞。遺憾的是，撰寫該文的記者跟別的一些作者相似，並未仔細查對背景資料，匆匆成文，以致短短數百字中就有多處失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1978年夏當局開始為右派“改正”算起，至今不過32年，但海內外的研究文章中，弄錯史實的比比皆是。最常見者為將“改正”誤作“平反”，殊不知這兩者性質完全不同，根本不能劃等號。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反右”是必要的，錯在擴大化。對個別被錯劃者予以“改正”，不是“平反”。所以錯劃期間（一般都在20年以上）扣減的工資一律不予補發。而所謂錯劃的比例則高達99．99%！

該文這樣寫道：“文革結束後，1979年中共對全國右派平反，但…包括林…..不許平反，以證當年反右‘並非完全錯誤’。”

上段除把“改正”的時間錯作1979年外，更大的錯誤是將“改正”誤作“平反”。而且鄧之目的也根本不是“以證當年反右‘並非完全錯誤’”。相反，作為當年反右行動總指揮的鄧，80年代一再肯定那場運動“完全必要”！

自2007年紀念反右50週年以來，筆者不厭其煩地多次撰文，對報刊及網文上出現的類似史實與文字錯誤提出“改正”意見。可是情況迄今未見有何改善。

積非成是。“平反”、“改正”，求實求真，恢復歷史原貌，就這麼難嗎？

嗚呼！（10-31）下午16：33

“快樂人生”與沈元之死

－讀宋詒瑞自選集有感

粵語有云：同人不同命，同遮（傘）不同柄。這是瀏覽香港女作家宋詒瑞自選集《快樂人生》之後，很自然地聯想起的一句俗語。

香港作家宋詒瑞的社會題材小說關注社會生活的坎坷人生和世態炎涼,著重表現了"南來客"的生存困境,並在鞭撻假醜惡的同時,謳歌了真善美。在藝術上也有新的探索。此見於大陸作者趙聯的文學評論《悲天憫人情注人間》。由於我幾乎沒有讀過宋的社會題材小說，所以無法置喙。

說起來，我們相識已屆20年。那是在《新晚報》五十周年的報慶晚宴上。此前蒙該報的《晚會》文藝副刊編輯陳雄邦先生厚愛，我的文藝隨筆得以每周見報。而宋的兒童文學作品也常常刊登於此。但彼此僅是神交。當晚我們同桌才得晤面。

真沒有想到，這次結交給我帶來了難得的機遇，特別是使我度過了後來的困難時期。因為宋詒瑞一再推薦我在大型跨國企業任教，連我的女兒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也是她介紹的。由此可見其助人為樂及人緣之廣，而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她敬業樂業的精神。

關於後者，《快樂人生》中的一篇訪問稿有所反映。該文題為《老人.童心---宋詒瑞》，作者李夏。文中寫道：有一年，（她教的）班裡的人數比學校規定的多了一人，需要找一位同學調班，然而，沒有同學願意離開。於是，宋老師就請班長想想辦法。她對班長說：“如果真的沒人願意離開，就請您委屈委屈，調到另一班吧！”班長真無奈，結果，在差不多下課的時候，班長突然大聲喊道：“宋老師，我愛你！我不想離開這個班！”整個課室頓時鴉雀無聲，人人目瞪口呆，宋老師見他那緊張的樣子，起初也很驚訝，繼而深受感動，覺得這傻孩子傻得倒挺有趣，就向校方請示，最後沒有人需要調班。（《快樂人生》，銀河出版社，2008年， 181頁）

筆者也曾當過教師，上述情景也使我“深受感動”。學生由衷的愛堪稱最高的獎賞，是金錢買不來的。難怪其自選集以《快樂人生》命名。

不過，集子中兩篇和沈元有關的散文：《我為什麼要編撰《難以紀念的紀念》一書？》和《他“出事了”！》，卻令我唏噓不已。

沈元是宋詒瑞初中同班同座的同學；“在北大不同系，是比較相投的朋友”。1955年他“以當年高考文史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同上，70-71頁）這位才華橫溢的優等生在57年反右中被定為“極右”，61年摘帽後由於其自學而取得的歷史研究成果出類拔萃，被破格吸收為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其後迭有佳績。不料文革中被捕，1970年4月因“反革命叛國罪”遭處決。1980年4月獲徹底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發出的《再審判決書》稱：原判認定沈元同志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均系不實之詞，不能成立。……沈元1968年9月1日化裝成黑人，投靠外國駐華使館的事實屬實，是違法行為，但並非出於反革命目的。故原判以反革命罪判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糾正。……（現判決）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同上，72-73頁）

據新近《觀察》上王友琴文章記述，當年北大劃右派716人，至2007年為止得知被判死刑的6人：其中黃宗奇（哲學系學生）因與看押他的學生發生身體衝突在 “反右”期間被處死。其他五人都被殺害於文革中。他們是：中文系學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處死；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一九七○被處死；西語系學生顧文選，一九七○年被處死；歷史系學生沈元，一九七○年被處死；化學系學生張錫錕，一九七六年被處死。（王友琴：《第七個死者》）

2009年發現遭殺害的還有一位37歲的吳思慧，是物理系研究生。也就是說，被處極刑者共7名，“佔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約百分之一”！這無疑屬“非常高的比例”。

人所共知，這些北大“右派”師生均屬“精英”，但未展宏圖即已隕滅，豈非“天妒英才”？其中沈元宛如光芒四射的彗星，卻跟宋詒瑞“同座不同命”，誰為為之，孰令置之？（2010-2-11）

他愛祖國，“祖國”愛他嗎？

－春節感言

送牛迎虎，又到了“一元既始，萬象更新”的日子。不過，除了馮正虎終於趕及回家過年，算是一個喜訊之外，對於渴望民主、人權的海內外“龍的傳人”，這個庚寅年的春節實在乏善足陳。劉曉波上訴二審維持原判，譚作人需鋃鐺入獄5年。北京當局毫無棄舊圖新的跡象。

至於馮正虎，恐怕主要是名字起得好：“逢正虎”，剛好遇上虎年，據傳“今上”發話，要為上海世博抹點好看的色彩，這位55歲的護憲維權網創辦人才得償所願，可以在團年夜去醫院探望耋耄之年的老母。顯然，此乃渴望回國者絕無僅有的一例。

就在佳節來臨前夕，最新一期的《亞洲周刊》以《不能回家過年的中國人》為題，報道了郭羅基教授的故事。其題解寫道：“由於北京當局的某種考慮，而且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眾多海外學人被拒國門之外，回家過年的權利被剝奪。學者郭羅基持中國護照赴美訪學卻不能回國，已有十八年。”

文中講了郭教授到紐約領事館申請護照延期的遭遇。他被要求“寫個東西”、“寫寫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否則不予受理。無奈之下郭只好照辦。

“首先，他扼要說明如此‘寫個東西’的要求不合理，沒有法律依據。而後說到‘對政治問題的認識’，他寫了三條：第一，他堅持愛國主義，曾到華盛頓作證，反對取消美國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第二，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大學的課堂上，講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唯他一人。第三，他堅持民主原則，批評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就是從愛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主原則出發的。領事館領事說，他寫的東西不符合‘要求’。郭問：‘能不能說說你們的要求？我可以根據你們的要求來提高認識。’（《亞洲周刊》）

‘領事館的人就是不說，只讓人意會’，郭羅基二月七日接受亞洲周刊采訪時說，‘實際上他們的“要求”是寫個“悔過書”、“認罪書”之類’。郭羅基母親從病危到去世，他曾兩次向領事館申請，一次是申請回國探親，一次是申請回國奔喪。領事館也總是給他那句話：‘你要寫個東西。’

現居波士頓的郭羅基說：‘我寧可忍受與高堂老母生離死別的哀痛，不願辱沒做人的尊嚴，堅持不寫他們所要求的“東西”。當年，我的母親是開明婦女。在我少年時代，她把兒子獻給了共產黨；在她臨死前，共產黨竟不讓她的兒子回家見她一面。’”（《亞洲周刊》）

每逢佳節倍思親。郭教授的子、媳和孫女均居於北京，四兄弟一個已去世。久別親人，思念不已。他說：“西漢時期蘇武牧羊，十九年才回到漢朝，我被‘放洋’十八年。蘇武十九年回到故園，我十九年能不能回到祖國呢？我不知道。對此，我特別感慨。”

知名政治學者郭羅基是江蘇無錫人，1932年生。虎年前夕在其於香港出版的《新啟蒙》一書的扉頁上，他以准確、鮮明、生動的文字自我介紹：“少年時代奮勇參加中國共產黨；青年時代竭誠忠於中國共產黨；中年時代盡力挽救中國共産黨；老年時代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懷抱自由、民主的理想，參加革命，追隨共產黨奪取政權。中共取得政權後，他卻飽受當局施以的不自由、不民主之苦。歷次政治運動中，戴過各色各樣的帽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宣告運動不搞了，帽子照樣戴。為實行自由民主而抗爭，反而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資産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被鄧小平點名貶謫京師，發配南京。……1989 年初評上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六四”槍聲一響，被取消資格。……1992年，應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持中國護照赴美。次年，被中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不准入境。一生兩上黑名單：16歲的時候上了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黑名單，60歲的時候又上了共産黨政府放逐的黑名單。在美國，先後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哈佛大學法學院的資深研究員。流亡海外，有國難歸，已是第18 個年頭。”

他的新作《新啟蒙——歷史的見證與省思》，被論者譽為“孤懸海外而暮年老境之力作”。該書“考察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兩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考察上半世紀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的省思是，中國以往的啟蒙是不徹底的，故需要重新啟蒙。考察下半世紀以真理標准討論為主題的思想解放運動的省思是，破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的蒙昧之後，鄧小平又代之以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蒙昧，針對新的蒙昧，需要新的啟蒙。重新啟蒙和新的啟蒙統一為同一過程，這就是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出路的新啟蒙。”（《新啟蒙》，香港晨鐘書局，2010年2月）

對此，記者稱之為“以文字帶出情感，表達自己對祖國的建言與思考”，文末謂“虎年春節前夕，無法走上歸鄉之路的郭羅基，以他的新書親近祖國、回報祖國。”（《亞洲周刊》）

無獨有偶，另一位知名學者高爾泰也在虎年前夕推出新作。書名《尋找家園》，台灣印刻文學社出版。479頁，與2004年5月花城出版社284頁的同名作品相比，不僅增加了第三卷《天蒼地茫》，而且前兩卷也補上了被刪去的文字，極具分量，格外引人注目。

該書扉頁的作者介紹寫道：“高爾泰，1935年生，江蘇師範學院畢業，57年被打成右派，押送勞改教養。62年解除勞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66年再次被打成右派，到五七幹校勞動。78年‘平反’，先後到蘭州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出版《論美》。83年《論美》被禁售毀版。84年到四川師大，86年出版《美是自由的像征》，登上暢銷書榜，國家科學委員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88-89年與王元化、王若水編輯出版《新啟蒙》創刊，至第四期被禁，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南京大寫教授任上被捕。出獄後流亡海外至今。2004年，《尋找家園》前兩卷審查刪節本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上暢銷書榜。2007年，獲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當代漢語貢獻獎’。”

封底有三行內容提要：“夢裡家山從孩子的眼睛，看一段角落裡的歷史。流沙墜簡勞改的戈壁灘上，一個個知識分子無言的命運。天蒼地茫坦克當前，鐵窗斷後，一切又回到零度。”

出版者稱之為“美學名家高爾泰生死歌哭之作/當代散文最美的收獲之一”，並評論曰：“這是一本在流亡中寫作的書。/抗日時期無憂的童年批鬥下放的人性試煉， /平反復又遭難的物事蒼茫。/回望前塵，血腥污泥深處，浸潤著薔薇色的天空，/燒焦了一半的樹上留下了若干細果。/而除了活著，還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義的追尋。/高爾泰的文字清麗，飽滿而沉重，/書中有控訴、有寬容，/也有對現實的詰問與超越歷史的思考，/使人看見潔白底下的黑暗，/以及黑暗底下真正的潔白。”（同上）

和郭羅基早年的政治身份不同，高爾泰從少年時期開始，一家都是中共政權歷次政治運動的嚴重受害者。其父1900年生，曾任家鄉小學校長，土改被劃為地主， 57年更入了另冊，58年大躍進中從磚窯跳板上跌下慘死；其二姐因撫父屍痛哭被劃右派。高的第一任妻子文革時下放甘肅窮鄉僻壤，病死當地。高的大女兒因親人迭遭迫害，得了精神分裂症，在高逃亡香港之初自四川的精神病院出走身亡。

但縱使家世如此多災多難，高爾泰一直不放棄學術研究，被稱為“是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異化現像的第一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卷，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452頁）又是與李澤厚齊名的頂尖級美學家。他流亡美國20年，仍心系鄉土。這有他的書和畫作證。

可是，跟郭羅基一樣，他愛祖國，“祖國”愛他嗎？（2010-2-14）春節下午

血淚凝結的一株奇葩

--評新版《尋找家園》

“中國作家、畫家和學者高爾泰的隨筆集《尋找家園》，日前由哈潑柯林斯旗下的Ecco書局在美國出版了英譯本《In Search of My Homeland》。12月21日，《紐約時報》刊出巴里•戈文（Barry Gewen）的書評，大為感懷。《尋找家園》中的多篇文章，先在《讀書》雜誌陸續發表，後結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于2004年。《紐約時報》的評論很長，……末了說：若以樂觀態度投入閱讀，自然很有誘惑力，可做人類精神力量與達觀心境的佐證，更何況本書還有幸福的結局，出版商亦借此宣揚‘希望的力量 ’。戈文……亦引用莎翁：‘This is the worst’。查中文版《李爾王》，此話出自葛羅斯特的正室兒子：‘當我們能夠說“這是最不幸的事”的時候，那還不是最不幸的。’”（中華讀書報）

以上引自去年12月下旬的報刊，屬於將近半年前的“舊聞”了。無獨有偶，在上述《紐約時報》書評見報兩周後，2010年1月3日《洛杉磯時報》也發表了羅伯特•費根（Robert Faggen）的文章，題為《禁錮身心—一個前毛勞改營囚犯訴說其可怕的經歷》。標題下方是觸目的大陸五角星圖案：一大星四小星都由帶刺鐵絲構成。相對於《紐約時報》特地配發了高爾泰的肖像照片，該報之版面編排可謂別具匠心。

對於港人來說，高爾泰的名字並不陌生。這位1935年出生於故鄉江蘇高淳的“當代中國一個難得的奇人”（劉賓雁語），“六四”後偕同夫人浦小雨循秘密通道流亡抵港，後在大會堂舉辦《中國夢》畫展，劉在接受《中國時報周刊》越洋訪問時對其作出上述評價，並謂：“無論就人格、才華和貢獻而言，他都應該被列在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的前三名。”（《中國時報周刊》1993年4月5日版）

如果有人懷疑劉賓雁對高爾泰的讚譽有溢美之嫌，那麼，相隔17年之後的2010年，又有一位蜚聲海內外的學者兼作家，對高推崇備至，那就是李劼。李不僅在其新著《梟雄與士林》中，撰寫《美學審視下的高爾泰、朱光潛與李澤厚》專節，更於上月假坐大會堂舉行的講演裡極力褒揚高百折不撓之節操。而《尋找家園》的問世，無疑使這位“當代奇人”兼“江南才子”（李劼語）的“全人”，清晰地呈現出其歷盡坎坷九死毋悔的獨特形象。

新的中文版《尋找家園》，於2009年11月由台灣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內文479頁，比2004年“花城”版多了195頁。兩者相比，新版除增加了《自序》和卷三（共14章）外，卷一還補充了《湖山還是故鄉好》一章（79-87頁）。如與發於《今天》的電子版比對，卷三也增加了《王元化先生》等四五章。粵諺云：“食嘢食味道，睇戲睇全套”。這“全套”完整的版本，作為“美學名家高爾泰生死歌哭之作”、“當代散文最美的收穫之一”（封底語），更加感人肺腑，令讀者心潮澎湃，倍受震撼。

例如，上面提到的《湖山還是故鄉好》，概述作者之父高竹園先生---一位多才多藝、克勤克儉的鄉鎮小學校長，經十餘年的奮鬥，1949年初蓋起一棟三間“人見人愛的房子”，不料竟因此在中共建政後迭招橫禍：始則於土改結束後被改劃地主，繼於57年加戴“右”冠，終在58年大躍進期間跌死於磚窯，時年58歲。作者之二姐因撫屍痛哭也入了另冊，開除教職。家破人亡就源自那三間房子！至70年代末開始落實政策，奔走求告十餘載也一直無法物歸原主，90年代拆遷更蕩然滅跡。如此絕非高氏一家之劫，大陸民眾房產被掠現時仍方興未艾，以致作者喟然嘆曰：“那一場花樣繁多的人肉盛宴，拖的時間也實在是太長了。”（87頁）

新增的卷三題作《天蒼地茫》，首章《天空地白》回顧第一次婚姻始末，其髮妻李茨林---敦煌醫院院長千金、一個美麗善良的少婦，在“十年浩劫”中因一次普通感冒變肺炎，懷著8個月的身孕於下放的荒村孑然喪生，一屍兩命。作者再次家破人亡。茨林遺下的孤女高林好不容易長大成人，考取南開大學後竟因高被指“自由化”而遭取消名額，從而罹患精神病，最後在高滯留本港期間，於成都病發自殺，年僅25歲。就這樣，高一家三代---老父、髮妻（連同腹中胎兒）、長女，從五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初，先後死於非命！此種慘劇，戳破了中共當局一再自詡之“民眾獲生存權”的謊言。

其餘13章所述時間跨度，覆蓋了文革結束至新世紀近年的30度春秋。內中《誰令騎馬客京華》，寫的是自1978年底始作者旅京的三年。“騎馬”為隱語，指 “打著馬克思的旗號”，“誰”乃李澤厚，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美學室副主任，他將高從蘭州大學“借調”到旗下《中國美學史》寫作班子，結果不歡而散。之後“清除精神污染”中高的《論美》被禁售毀版，不得不輾轉於四川、南京等地高校任教。柳暗花明，86年所著《美是自由的象徵》暢銷，旋獲授“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乃拜胡耀邦在位所賜。但“六四”屠城後，迅即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南京大學教授任上身陷囹圄，經“鐵窗百日”出獄，茫茫神州再無其容身之處，幸得港人協助逃離故國，避難花旗以迄於今。

縱觀作者半世紀厄運，緣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7年身為蘭州十中美術教師的高爾泰，因一篇離經叛道之《論美》而遭全國性批判。以致雖在當年的整風鳴放中緘口不言，仍在劫難逃，於任職的學校率先被揪鬥，年方22歲。但其人生傳奇也始於此：發配夾邊溝農場勞教，在餓死邊緣被抽調畫畫得保性命；解除教養後蒙美術大師常書鴻先生青睞，入敦煌研究所“面壁”治學；文革狂飆再次受難，其後雖以畫技轉運倖存，畢竟在數十年間多次瀕於死亡線上。

本書《代跋：餘生偶記》，寫了六個“後怕”，前面三個是性好冒險，自稱“險愈甚，我樂愈大”的頑童高爾泰，跑橋欄，玩潛水，攀危塔失手，幸虧“菩薩保佑，撿得一條性命”（476頁）。後面三個，依次是：57年春甘肅文聯安排他到甘南草原“體驗生活”，適逢藏人“叛亂”，“殺死了那裡包括縣委書記在內的所有漢人。那時間，正好是我離開後的第二天。”（477頁）至文革時，他“作為‘牛鬼蛇神’，得到‘從寬處理’。“為了讓妻子盡早知道好消息，…步行穿過沙漠戈壁”，到家才知“那一帶時有狼群出沒。我沒碰上，純屬偶然。（477-478頁）其後73年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籌備二十年大慶，請我去畫宣傳畫”，縣委宣傳部長木斯托發陪著他“到牧區轉了一圈”。回來後許多漢族幹部“都說我此行等於玩命。說哈薩克仇恨漢人。”如非木斯托發帶著，他“很可能就回不來了。…我越聽越後怕。”（478-479頁）

結尾作者寫道：“後怕之餘，唯有慶幸。現在流落異國，撲面征塵。世路之崎嶇，人心之詭譎，不異當時。而仍能有幾個真誠的朋友，和一個溫暖的家。並且仍能寫作，我感激命運。”（479頁）

類似的話語，在卷首的《自序》中就有：“（如此人生）現在都過來了，能不感激命運？”“何況除了活著，還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義的追尋，化作了文字。早年冒這個險，是因為心靈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牆上挖一個洞，以透一點兒新鮮空氣。空虛感迫使我盜竊黨產，想偷回一點兒被奪去的自我。…能有些許殘餘，都是命運的恩賜。”“但是，這只是我個人的幸運。許多比我優秀的人們，已經消失在風沙荒漠裡面。屍骨無存，遑論文字？遑論意義？從他們終止的地方開始，才是我對於命運之神的最好答謝。”

“能夠完成這本書，要感謝國際作家議會的幫助，更離不開妻子小雨的支持。…現在能一字不改地在印刻出版三卷足本，我深深感恩。”（10頁）

毫無疑問，《自序》和《跋》是解讀本書最好的鑰匙。沒有這個“幸運”，沒有這份“感恩”，沒有“答謝”之忱，就沒有扣人心弦字字珠璣的《尋找家園》。

如所周知，2007年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將該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授予高爾泰，“以表彰他為我們和我們的後人奉獻出《尋找家園》這樣具有黃金品質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難代價為我們中國稀罕的漢語家族貢獻了新的精神人格。”《頒獎公告》稱：“《尋找家園》台灣全版尚未問世，讀者看到的是網上電子版和 2004年“花城”版。那是追求自由的中國知識人的苦難歷程，也是“當代《紅樓夢》般的漢語”（崔衛平先生語），“他的文字爐火純青，樸實而細膩，融合了畫家的直覺和哲學家的智慧”“把畢生的憤怒鑄成一個個漢字”（北島先生語），用趙毅衡先生的話：“此書將許多¬往事，細細穿插，一一道來。連本是慘絕無言的場景，也深情蘊結，推剛為柔。風度雍雍而令人心折”。徐曉先生則說：高爾泰的文字不是寫出來的，是煉出來的。……關於高先生的漢語成就，已經用不著費辭。我們只想說，如果把他的文字跟老一代散文家汪曾祺、楊絳放在一起，那麼高爾泰的文字傳遞出更多溫暖更多風骨。在噩夢般記憶的灰黑色背景上，矗立著我們民族的苦難和向往。”

高爾泰何以“煉出”如此“絕妙好辭”？請看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草草收場不久，他在蘭州大學一次講演後的答問：“我說沒有治學方法，我是一頭野生動物，多少年沒有書籍沒有朋友沒有信息，談不上治學。腦子裡有什麼，都是從一個被壓在車輪子底下的活東西的生命中生長出來的。往往車輪子才是它生長的契機。”（328頁）

這段話和《頒獎公告》所提的“他以一生的苦難代價為我們漢語家族貢獻了新的精神人格”互相呼應，格外耐人尋味。

魯迅嘗云：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是血。《尋找家園》正是血淚凝成的華夏文學之瑰寶。其“文字清麗，飽滿而沉重，書中有控訴有寬容，也有對現實的詰問與超越歷史的思考，使人看見潔白底下的黑暗，以及黑暗底下真正的潔白。”這封底所言無疑道出讀者的共同心聲。（2010-7月號《開放》雜誌）

台灣版“占士邦”唐柱國虎口脫險

－中華傳記文學“群英會”散記（之一）

7 月22至24日舉行的中華傳記文學（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兩岸三地史無前例的傳記文學群英會。與會者不乏知名度甚高、創作或研究成果累累的作家、學者。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當推來自台灣的唐柱國教授。這位年逾古稀的豐腴長者外表平平無奇，胖胖的圓臉上一對濃眉下的雙眼總是笑眯眯的。令人想起笑口常開的彌勒佛。但人不可以貌相，其從右派學生到特工學者的獨特生涯極不尋常，尤其半世紀前千裡南逃冒險偷渡的一段經歷驚心動魄，引人入勝。

話說此乃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夏天”之後的嚴冬季節。由毛精心策劃、鄧全力實施的“陽謀”早已首戰告捷，具自由主義思想的一眾大陸知識分子精英幾被一網打盡，六億神州寒風凜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的肅殺景像。但當局仍窮追猛打，包括在各地大中小學擴大戰果。

12月26日，即毛生辰當天的下午，北京農業大學黨委突然舉行全校大會，要求全體師生員工一律到會，不得缺席。會上當場揪出一名教師和一名學生，經批鬥後即行帶走，不知所蹤。

此前5個月，即在7月間“反右”剛開始一個月，原名粟明德的唐柱國已被監控，當局派遣8名學生與之同住一房間嚴加看管，以防其逃逸。目睹上述大會的一幕，唐自忖下一個就輪到自己了。

事緣當時年僅19歲的粟明德，乃廣西大戶人家出身。其父粟國寶曾為桂系情報機關首腦，中共建政之初，其手下曾在十萬大山地區繼續抗擊共軍，但終告失敗。粟國寶本人被俘後喪生。由於家庭成分不佳，粟明德雖考入大學，卻一直受壓，故於57年5月中共整風鳴放時期十分活躍。未幾反右開始自然內定為“極右”，前景可想而知。

12 月27日上午，該校再次在禮堂召開大會。粟明德早有准備。他頭天晚上已將所有身份證件，連同暗藏的兩塊錢人民幣一起，偷偷帶在身上。到了會場後，他托詞坐在最前面聽得更清楚，徑自走到前排就座。監視者不以為意，並未隨之前往。過了約一個小時，會議小休息，時值嚴冬，人們紛紛湧向廁所小解。他事前已注意到其前面入口處只一小門。外面根本看不到裡面。於是他乘人多擁擠之機翻窗而出，迅速跳到牆外，急步穿過旁邊的村莊，再鑽進樹林，然後奔向附近的公共汽車站，乘車往市中心火車總站。

抵達之後，粟明德估計當局一定會派人趕到該處找他，便迅即上車離京轉至豐台。其時他身上只剩一塊六毛錢，急需援手，便致電給同學沈野稱：“你弟弟在豐台被車撞傷了，請你趕快弄點錢來送他到醫院。”沈也是國軍將門之後，接電楞了一下，才明白其意問道：“要多少？”他答：“越多越好。”

之後，他跑到鎮外一處茅廁，蹲在那裡假裝解手。待與沈會面，兩人把身上穿的衣服換穿，以免粟易被認出。接著商量決定一起逃跑。他倆在冷颼颼的茅廁一直等到晚上七點鐘，計劃乘坐的南下火車快要進站時才上車。

此期間，兩人又凍又餓，渾身發抖。粟明德發現車站旁有個小攤檔賣烤土豆（香港叫薯仔），便請沈去買。沈買了兩個回來全給他吃了，他腹中仍感空虛，順手在身上一摸，摸到口袋裡竟還有一個土豆。他不解問道：“你不是說只買了兩個嗎？怎麼多出一個來了？”一邊說一邊把它掏出來。沈茫然答稱：“就是兩個呀！”話畢赫然發現他掏出了一隻小白鼠。

原來沈所帶來的錢，是把學校實驗室養的一批小白鼠變賣換來的。買賣匆忙之間，衣袋沒掏乾淨，剩了一隻在裡面。

且說兩人上了火車。一路上車廂裡不停廣播：“粟明德請注意，你的案件你們單位已經決定從輕發落，要是你在車上，請趕快回學校報到。”粟明德自然不為所動。非但如此，當天深夜列車行至邯鄲，他自感不大安穩，便臨時決定兩人下車，換乘另一班。他們在大雪紛飛的車站轉悠到天亮，才再度登車繼續行程。

兩天後，抵達南行列車終點站廣州。當地氣溫比北京高得多。粟明德靈機一動，心想，如將身上的御寒衣帽寄存在車站，留下姓名地址，尾隨追捕者可能產生錯覺，以為他們會回去提取，而在車站設伏等候，守株待兔。這樣他們就可以贏得更多的逃亡時間。他便照此實施了。

粟明德的目的地是香港。但他舍近求遠，先繞道東面的惠州然後南行。為此，他們兩人佯裝惠陽專區交通局的技術員，大模斯樣地直入沿途一些村公所或鎮政府，說要檢查擬建公路的選線或新建公路的進度。那些基層干部根本不知專區機關的底細，也不敢貿然打電話查問核實其身份。結果所到之處都獲得殷勤接待，免費招待食宿。

可是其後來到邊防禁區就沒這麼順攤了。他們假扮漁業公司的人員接近邊境，遇到盤問就訛稱與先頭的同伴失散，前來尋找。如此輾轉過了淡水來到葵衝（與香港新界的葵湧同音），盤查越見嚴密。在一處三岔路口兩人決定分路而行，以爭取至少一人成功越境。

粟明德到了邊界跟前，被值勤的哨兵截停。後者一眼就識穿他編造的假話，嚴令他即時離開禁區，但見其年紀輕輕，也沒有太難為他，只叫他循來路自行返回。他乘對方疏於防範，步離崗亭幾十米，覷准哨兵一個不留神，說時遲那時快，突然改變行進方向，急步撲到分隔中港的鐵絲網下，三下五除二翻將過去。

哨兵發現登時大喊：“停下！”一邊端著衝鋒槍衝了過來。

可是他已連滾帶爬地掉在鐵絲網的另一側地上。港英方面一名武裝警察亦已聞聲趕來。這邊的哨兵見狀不敢開槍，只好眼巴巴地看著他成功越境。

不過，港英轄區也是不容非法亂闖的。那名警察把他逮住，便開始盤問其底細，問他在港認識何人。當聽他答稱何東時，便破口大罵道：“丟那媽，你不如說你認識事頭婆（指英女皇—張注）！”原來粟明德所講的那位何東，即何啟東爵士（1862-1956），是歐亞混血兒。香港著名洋行買辦及企業家，本地望族何啟東家族大家長。在港英時期地位尊崇，堪稱華人圈子裡最顯赫的一位。所以那個警察以為粟明德信口開河，攀附權貴。

當時何東早已去世。但粟明德所言卻非虛妄，因抗戰時期何東曾與他父親相過從，彼此稔熟。孩提時代的粟明德的確見過何東本人，不過此刻已死無對證了。結果他被羈押年餘，終於還是靠何東家族的關系得以出獄。而沈野則從另一途徑游泳偷渡至一荒島，再進入香港市區。後閱報得知他的消息，兩人重逢。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粟明德於1959年赴台，因緣際會，認識葉翔之、鄭介民及蔣經國。他們都是國民黨情報工作的首腦，對粟的機敏甚為賞識，遂安排之進入特工隊伍。而蔣介石更“御賜”姓名“唐國柱”，寓“中國柱石”之意，可見對之寄厚望焉。

蔣氏父子如此器重粟明德，固然基於其獨特素質，諸如記憶力非凡，幾乎過目/過耳不忘；隨機應變能力特強等等。但也和他跟中共的血海深仇分不開。50年代初其家在大陸被“滿門抄斬”，一門80餘人俱遭毒手，從粟的祖父起至侄子四代幾無幸免，除他之外，僅餘其祖母、幼弟及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僥幸得保性命。

而稟賦過人的粟明德也不負蔣政權的期望，在特工戰線成績顯著。後獲留學深造，再返台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與許信良、張俊宏同事。張許二人後成民進黨要員，而他則再次赴美攻讀，獲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台灣新竹交大現代史教授。實際上始終不離情報圈子。連其妻、前立法委員洪冬桂亦被蒙在鼓裡。

他在港從事地下工作期間，中共視之為心腹大患，曾以十萬港元買他的人頭。當時港英司長級官員月薪才一千港元，可見其身價之不菲。

文革初期的1967年7、8月間，粟明德策劃了一起發生在北京的投寄“反動傳單”案，上載“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告全體黨員書”。江青、康生等一伙發現後，乘機泡制“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將朱德、陳毅、李富春分列為馬列黨主席、軍委主席及國務院總理，除林彪、羅榮桓之外的八大元帥，還有二李（含李先念）以及十名大將悉數網羅在內，各方大員共逾百人之眾。這一契合毛多疑心態之反間計，借江青、康生之手得以實施，從而弄得文革亂上加亂。

而粟明德卻是從大陸政治花瓶之首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得到靈感，心想毛既以“民革”對我，我也可以“共革”反制之。最後定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集中打擊其最高層。毛之心腹鷹犬江青、康生竟然中計。故此舉被譽為“敢於在毛頭上拍蒼蠅”。他不無得意地自稱：此計只花了本人一個晚上的時間。

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並宣布對台的“葉九條”後，他毅然勇闖北京，受到中共台辦主任王兆國親切接見。他面詢王會否對之“秋後算賬”，因為此前一位國軍空軍上校李星斌回山東探親，遭逮捕判刑。王笑應曰：李是個別特殊情況。

其實粟本人有恃無恐。因他夫人是立法委員，僑委會副主任，聲名顯赫。此可謂知己知彼。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這兩句詩某種程度上成了現實。這次粟明德/唐柱國在會上宣讀的論文，題目是《遷台早期保密局的內部鬥爭》，內容看似與傳記文學的學術研討風馬牛不相及，但實質提供了豐富生動的有關史料，開拓了與會的大陸及本港作家、學者的視野。而其政治意義更非同一般：是“一國兩制”得到貫徹的有力佐證。

須知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六十載漫長的歲月裡，國民黨特務就成了“魔鬼”的同義詞。近年來鳳凰衛視及若干北京官方出版物，對國軍抗戰的真實歷史逐漸有所反映。其中，戴笠及其手下的軍統（保密局的前身）人員在淪陷區對日偽統治的英勇鬥爭，也得到了應有的肯定。

唐教授會上的發言反應熱烈。他娓娓而談，實際上是講故事，並依本身習慣稱戴笠為“雨農”，“主公”小蔣為“經國先生”，老蔣為“老總統”。這樣的敬稱並未遭到同在講台上或在台下的大陸代表抗議。大家都津津有味地聽他“擺龍門陣”。甚至一位內地某省的作協副主席利用發問的機會，要求主持者將其3分鐘提問時間轉給唐教授，讓他講完先前草草結束的一段特工軼事。這一要求獲在場者熱烈響應。

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談中。如此豈非“和諧社會”題中應有之義？（09-8-6）

劫後餘生話《歸來》

張藝謀新作《歸來》5月16日起在大陸上演，據說票房已突破1億元人民幣。該片同時獲准參加戛納影展，雖不入競爭金棕櫚之列，但好評如潮，李安及斯提芬斯匹堡均贊賞備至。尤其映出現場遍地紙巾，中外觀眾無不潸然淚下。堪稱罕有其匹。

我無緣一睹全豹，只在網上得見飾演男主角陸焉識的陳道明和女主角馮婉瑜的鞏俐之劇照。海報上突出陳鞏對視的畫面。

該片主線為五七右派陸某於西北勞改20餘年，其妻婉瑜於滬上家中苦候，文革期間陸潛逃探妻竟遭女兒告密，卒未得見。70年代陸獲改正返滬，但婉已失憶一再將其從家中逐出，但又每逢5號持陸名牌至車站接夫。上述畫面即片尾鏡頭。一對苦命鴛鴦到底能否相認依然是問號！

作為七五老叟兼當年另冊中人，對於毛的“陽謀”歷時五十七載，因此片引起海內外公眾熱議一事，自感興奮之至。

更何況原著《陸犯焉識》作者嚴歌苓乃舉世知名的美籍女作家，書中主人公原形即其祖父，身世與我不乏交集--大戶人家子弟，57淪為賤民，刺配西陲，劫後余生。不同者我現居“一國兩制”的香港，得享言論自由，遠勝焉識。不過另一半出身背景迥異於婉瑜，相互間實難談到“愛情”二字也。而陳道明接受訪談時所強調的“愈合”二字，我亦無法苟同。

試想，中南海當局至今秉持鄧小平的定調，堅稱“反右”必要，拒絕為“右派”平反，如此冥頑不靈，侈言“愈合”豈非欺人之談？嚴歌苓面對所謂該片”揭發深度不夠“之評議，用“站著說話不腰疼”回應，不無幾分道理也。

無論如何，“老謀子”這回重歸《活著》的路子，可謂迷途知返。《英雄》已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套用龍應台的用語，畢竟他屬於“失敗者的後代”（去台國軍軍官側室之子）。

願九泉之下百萬“同是天涯淪落人”安息，望仍在大陸的五七幸存者溫飽無虞，阿彌陀佛！（2014/05/23）

反思首重求真相

“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

—讀《反思錄》有感

從網上讀了祝世華先生《反思錄—從當代歷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實的毛澤東》，不禁聯想起1975年“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時期一段毛語錄，大意是：“列寧為什麼說要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

如果仿照這段話的句式，將首句前半截改作“毛是個什麼樣的人”，第二句改為“不搞清楚就仍然是極權主義”，整段話變為：“毛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仍然是極權主義。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重點在末句。祝先生新作之意義當在於此。

毛“駕崩”已33年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大陸中國許多地方面目全非。經濟實力今非昔比，環球各國刮目相看。但至少有一樣是六十年不變的，那就是毛的巨幅畫像一直高懸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而廣場南面遙遙相對的毛紀念堂裡其僵屍還是聖物，30多年來每天受到成千上萬國民列隊參拜。盡管毛推行的那套“農業社會主義”早已被當局拋棄，但“毛思想”依然與“馬列主義”並列為必須“堅持”的居於指導地位的“理論基礎”。毛本人對於不少大陸民眾還是極具魅力的“偉大領袖”。

這裡用得著毛在抗戰勝利後與蔣爭天下時的一句話，道是：“反動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人民的不覺悟。”毛的巨大影響力以至“魅力”，也“是因為人民的不覺悟”。或者用中共慣常解釋其治下發生騷亂的說法，叫做群眾“不明真相”。

正如尼克松所言，群眾是沉默的大多數。其所以沉默有兩種可能：一是“不明真相”；二是“不敢說話”。毛時代的神州百姓是二者兼而有之。但主要基於前者，即知情權被剝奪，受蒙騙。對於1958年大躍進期間農作物“放衛星”，水稻畝產13.0434萬斤，小麥畝產3800斤之類彌天大謊，卻是由於怕被打成“右派”而緘口不言，不敢予以戳穿。

本書作者祝世華身為中共老幹部，以耋耄之年辛勤筆耕，多番修訂而成此百萬言巨著，意在拆穿毛之真面目。焦點為“凌駕”二字，即毛畢生致力於爭奪與維護一己之最高權位，用他自己的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實質為“斯大林加秦始皇”。總之就是君臨天下，定於一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回顧1937年“七七”事變後，當日寇大舉侵華，我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之際，蔣委員長領導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抗擊外敵，毛卻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藐視“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社會常規，公然挑戰蔣作為全民抗戰最高統帥的權威，宣稱就是要搞“兩個太陽”，立兩個中心。這是典型的分裂祖國，屬於親者痛，仇者快的民族罪人之所為，暴露出其心目中根本沒有國家民族，只有蓄意奪權掌權，南面稱王之想。

與此同時，他在黨內施展權術，通過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坐穩了中共第一把手的寶座。本書第一章即從此落墨，繼而縷述1957年反右，1958年反“凡冒進”整周恩來，以及緊接著的“大躍進”，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整彭德懷，1962年七千人大會扶植林彪，及同年的八屆十中全會重彈“階級鬥爭論”，直至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1970年整林彪，1975年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一樁樁，一件件，冤案層出不窮，觸目驚心。

本書的特點之一是廣泛征引各種出版物對毛的記述與評論，既有官修史書或高干回憶，又有海外學人的研究心得，兼收並蓄，資料翔實。篇首收錄鄧小平和胡錦濤有關需要在適當時候重新評毛的言論，尤其發人深省。中共一向標榜實事求是，實際上以其最高層一小撮人之利益為依歸。為使一黨專政得以延續，不惜掩蓋歷史真相，在堂堂的中央文件中或正式決議裡假話連篇，其瞞與騙的手法與毛一脈相承，毫無二致。

臭名昭著的希特勒之得力吹鼓手戈培爾嘗云：謊言重復一千次就會成為真理。我們今天要揭穿毛的真實面目，有必要將真話重復一千次，才能廓清中共降生88年，尤其是其建政60年來散播的種種迷霧，使真相大白於天下，並為大陸十幾億國人接受，從而撥開毛“大救星”的畫皮，恢復其“撒向人間都是怨”的醜惡本相。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文革時期流行的這句列寧名言發人深省。我們不應因人廢言。溫故而知新，對毛一生的種種惡行，包括本書未作詳細介紹的1930年富田事變，及打AB團濫殺蘇區無辜干部群眾至十萬之眾的“紅色恐怖”，以及入主中南海後的倒行逆施胡作非為，理應“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否則，毛氏陰魂不散，流毒遺害無窮，終將釀成大患，不可等閑視之。

撥亂反正，除惡務盡，炎黃子孫，人人有責。《反思錄》問世固然好得很，“讓全國人民都知道”方為最好。（09-11-2）

弄清史實當為首務

－與張博樹博士商榷（之三）

張博士的大作中指出：與當局為自己評功擺好針鋒相對，“民間反對派中的極端意見則認為，中共建政60年，幾乎沒干過什麼好事。……這是一段應該徹底否定的歷史。‘蓋張紙，抬走算了’”。

張文又稱：自由派中的不少朋友則習慣於把毛（至少是1949年以後的毛）徹底否定，持這種觀點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黨內的開明派，老同志。

對此，張博士表示：既不贊成當權者的自我吹捧，也不贊成‘蓋張紙，抬走算了’式的簡單的全盤否定。歷史若真的這麼簡單那倒省事了，但對歷史的反思不能如此被省略，否則我們這60年的彎路就白走了。

張博士認為：對廣大公眾、特別是民間反對派的朋友們來說，學會用一種更客觀、更理性的方式觀察歷史，尤其具有重要的啟蒙和自我教育意義。

筆者贊同國人應該“學會用一種更客觀、更理性的方式觀察歷史”，但竊以為，在“觀察歷史”之前，首先應當弄清許多重大的基本史實。如果連基本史實都含糊不清，若明若暗，則用以“觀察歷史”的“更客觀、更理性的方式”，根本無從談起。

毋庸細說，無論打江山或坐江山，中共一貫施展“瞞”和“騙”的手法。所以，自“偉光正”誕生以來，黑箱作業即成為其本色。盡管毛宣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其實以之為祖師爺的“黨”最害怕若干真相暴露，損害其根本利益。

例如，所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們從共產國際接受了哪些指令，拿了多少蘇聯盧布和外彙，均屬絕密。非但當時不讓“公眾”知道，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仍未公開。

因此，“公眾”所曉得，或曰“被告知”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隨著馬列主義的傳播，中共應運而生。除了專門研究“黨史” 的少數學者，沒有幾個人知道或注意到：1921年7月建立的這個“非法組織”（它從未正式注冊登記成立），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其“波士”（老板）乃 “紅須綠眼”的俄國人，並非炎黃子孫。莫斯科不在意中國人的禍福死活，只關心蘇聯自身的存亡興衰。斯大林遠在萬裡之外發號施令，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只有聽命的分。

現已公開的檔案資料證明，所謂“大革命”的失敗，主因在於斯大林對蔣介石反擊的誤判，而並非什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導致的結果。（姚金果《陳獨秀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356-357頁）相反，陳獨秀對於斯大林通過鮑羅廷等共產國際代表的瞎指揮，一再進行了抵制，可是胳膊扭不過大腿。而後來中共被蔣鎮壓下去，陳獨秀卻成了替罪羔羊，並載入中共官修的史冊。一個政黨如此誣陷自己的創始人兼領袖，這在當代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再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共極力詆毀蔣奉行“不抵抗”政策，殊不知基於當時中日兩國的力量對比，如在沒有充分准備的情況下立即與入侵的日寇決戰，不足三個月就將彈盡糧絕，財政更無以為繼。正因為當局忍辱負重，從發展經濟、整頓財政、統一稅收、改編軍隊等各方面切實下工夫，到1936年底國家的整體國力有了長足的提升，當年的工農業生產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從而為次年年中的全面抗戰奠定了相當的物質基礎。一提到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人們都想到其貪污腐敗，卻忽略了抗戰前的五六年裡，它也曾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否則何以能夠支持八年抗戰？

與此同時不可遺忘的事實之一，是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時在1931年11月7日，地點在距當時民國首都南京700余公裡的江西瑞金。那是“九. 一八”發生不足兩個月之際。這算不算和東北日本關東軍南北呼應的分裂祖國行為？是不是赤裸裸的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搞“兩個中國”？如此不顧大局，豈非親者痛，仇者快？

還有1934年10月，十萬“中央紅軍”萬里逃竄的“長征”，根本不是什麼為了“北上抗日”，直到次年10月剩下八千人逃到陝南，才知道陝北有劉志丹的根據地。至今74年來一直吹牛撒謊，知道人間有“羞恥”二字否？

又如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明明是“消極抗日”，游而不擊；積極反蔣，竭力擴張。用郝柏村的話是“一分抗日，兩分應付（即搞磨擦），七分發展”。完全沒有以民族大義為重，卻著力於文宣攻勢，自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貪天之功為己功。其實除了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外，國人所知就只有“狼牙山五壯士”和電影中的 “小兵張嘎”之類。他們當然也有功於民族，但戰績畢竟無法與“台兒莊戰役”、“昆侖關戰役”等相提並論。而國軍的22次會戰，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功業都被長期隱瞞或貶低。國軍陣亡將領206人，共軍只犧牲左權和彭雪楓兩名高干。凡此種種，大陸民眾幾乎是茫無所知。

至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實為國共內戰。依“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中國慣例，“失敗者”成了一無是處的狗熊。龍應台最近的新作即針對此來了個“反潮流”，但以一人之筆力，豈能與十三億人的泱泱大國之文宣兵團抗衡？比如書中稱，長春之戰，城中餓死的平民逾60萬之眾，今天當地已無人記得。這樣的事國內同胞有幾個人會關心？

以上只順手列舉從1921至1949的28年若干史實。試問，張博士聲言建立新的“史觀”之前，是否對之一一做過認真的分析？是否考慮過，“自由派中的不少朋友”，以及“一些黨內的開明派，老同志”，之所以對毛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與此息息相關？

同樣，倘要進行嚴肅認真的科學研究，“分析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向極權主義執政黨演變、最終變成如今的權貴黨的‘歷史可理解性’，分析60年來為什麼我們的共和國只有‘共和’之名卻缺乏共和之實，分析為什麼只有憲政改革才是當今中國的根本出路，等等”，以及探討“代表著對共和精神、共和道路的扭曲”之“1949年的共產革命”“如何能夠發生？如何可能發生？”等等“大問題”，也必須以弄清基本史實為基礎。這一步工作“容不得偷懶，更容不得回避。”

誠然，在目前大陸的檔案制度及輿論管制下，對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也無法使之真相大白。以訛傳訛，更造成了不少人的思維定勢。

比如五十年代初的韓戰，當局稱乃南韓發動。雖然蘇聯檔案白紙黑字證明是金日成首先策動的軍事冒險，可是一般中國民眾似乎仍是“先入為主”，相信李承晚為罪魁禍首。

1957年的反右派，毛賊喊捉賊，明明是他蓄意“引蛇出洞”，卻倒打一耙，誣指“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中共予以“反擊”。盡管1978年對絕大多數右派給予“改正”（不是“平反”！），也就是說“搞錯了”；然而人們還是繼續使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說法。

1959 至1961三年大飢荒，至少餓死3700萬人。大陸同胞今天有幾人對此表示義憤？1989年“六.四”，鄧小平下令大開殺戒，喋血京城，死亡的學生和首都市民不下數百人，但20年過去，認同當局做法的海內外炎黃子孫比比皆是，眾口一詞曰：“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絕不能亂。”

何以有此是非顛倒、罔顧正義的現像？重要原因之一是有關史實被當局掩蓋或蓄意混淆，以致群眾“不明真相”。

這裡不妨引用毛在40年代中期談到蔣政權時的一句話，道是：“反動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人民的不覺悟。”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閉幕詞《愚公移山》中又說：“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

64 年過去，民主依然是世界的主流，反民主的中共毫無疑義屬於“反動派”，它“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人民的不覺悟。”這種不覺悟與受到當局的“瞞”和“騙”分不開。因此，無論對1949年之後60年來的歷史進行反思，或是對1921年至今88年的歷史進行梳理，均應以弄清基本史實為首務。為此，需要最大限度地搜集中國的、外國的、官修的、自撰的以至口述的有關歷史資料、文物，然後像毛當年指示宣傳“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時一樣，盡力“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不言而喻，正確的史觀也十分重要。不過，總應以澄清史實為先。“事實勝於雄辯”。無論何種歷史事件，一旦真相大白，是非自有公論。不知張博士以為然否？（09-10-6）

“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

－讀《自由無膚色》感言

2009年即將過去。作為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最後一年，“中國崛起”顯然是本年度國際矚目的焦點之一。其間，北京當局一反以往的低姿態，以咄咄逼人的架勢全方位高調亮相。

正如論者所稱：2009年對中共來說，是一個轉折年。經濟改革從國退民進轉為國進民退，政治發展從肯定普世價值轉為否定普世價值，軍事戰略從韜光養晦轉為軍力威懾，民族政策從以經濟贖買為主轉為政治高壓和軍事鎮壓並重。（未普《2009年是中共全面逆轉年》）

上述“轉折”之中，其在文宣方面的舉措甚為值得注意。中南海現領導一改鄧小平“韜光養晦”及“不爭論”的既定方針，自年初起即“組織幾十名官方學者，以集團衝鋒的戰鬥姿態，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解放軍報》等多家媒體上，每周一期，每期一版，連續多個星期集中發表文章大批普世價值。”最高層頭面人物也一再登台，對民主等普世價值肆意抨擊，予以徹底否定。

然而人們記得，僅僅一年多之前，在2007年人大會議上溫家寶曾宣稱：民主自由人權不是西方特有的，而是舉世共有的。此話言猶在耳，曾幾何時卻轉了個180度，由肯定到否定，變調何其快也。

非但如此，在所謂“60周年大慶”期間，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精心組織名為“六個為什麼？”的政論性節目，強調“中國不搞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因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不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福祉，如果盲目引進，必然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

對此，有論者指出：這“說明中共從金融危機中獲得了詭異的自信，他們無需再偽裝進步，無須再顧忌堅持一黨專制會引發外界的反感。”

不過，坐擁20000億美元外彙儲備的北京當局固然財大氣粗，上世紀末以來GDP的年增長更保持在8%以上，在全球罕有其匹，但那只是表像。有論者指出除了其所面臨的諸多結構性難題，遍及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社會建設各個方面，使這種繁榮能否持續成疑；更嚴重的是表面的繁榮底下，道德基礎極為薄弱，國人精神存在領域的平庸和精神支撐領域的無根，已呈普遍狀態。（張博樹：《“共和”六十年（下）》）

因此，北京當局全力開動宣傳機器的結果，並不能增加其軟實力，使謬誤成為真理。例如，有關“普世價值”存在是否這個命題，陳奎德博士一篇13年前的舊作《自由無膚色》（載《縱覽中國》），便使中南海御用文人新近聲嘶力竭的詭辯，如同當年令人眼花繚亂的“後現代”諸論，“如‘後殖民論’、‘文化霸權論’、‘文化相對主義’到‘亞洲價值論’，‘中國式第三條道路論’，‘制度創新論’”，以及“話語理論”等一樣，顯得不堪一擊。

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些林林總總否定普世價值的高論，盡管極力喬裝打扮，旁征博引，新詞充斥，道貌儼然，歸根到底屬似是而非，經不起推敲。作者高屋建瓴，抓住要害，往往聊聊數語，一擊即中，使之畫皮剝落，無所遁形。

比如下面這幾段：據說，按照“話語理論”，其實世界上根本就無所謂客觀性普遍性。人們所謂的普遍價值實際上都是在某種“話語”所控制所操縱下的產物。

既然如此，人們當然就有理由追問，這種如此高妙的“話語理論”本身有沒有普遍性呢？如果它不具有普遍性，不適用於所有情況，那就說明有些價值並不是在某種 “話語”所控制下的產物而具有普遍性，則該理論破產。如果它享有普遍性，則說明世界上確有普遍性存在，則其理論也破產。所以，是“進亦憂，退亦憂”，這種時髦的話語理論難逃其邏輯上的兩難困境。

當然，如果追問一下該“話語理論”本身是否在某種“話語”控制操縱之下時，他也會陷入同樣的尷尬。（《自由無膚色》）

“話語理論”誠然站不住腳，“話語權”卻不可容視。中共乘“崛起”之勢，不惜動用數百億元人民幣，向國際媒體大舉進軍。可是，俗語說得好：許多事無錢萬萬不能，但錢也不是萬能。前不久的法蘭克福書展，據說北京花了5000萬元，企圖為“新中國”的出版自由做廣告。但百密一疏，由於對戴晴和貝嶺應邀出席的事件處理失當，結果自曝其短：暴露出扼殺言論自由的猙獰面目，從而遭到德國以至歐盟各國民眾的唾棄。表達自由屬於普世價值，不管中南海的“理論家”如何巧言令色，否認“普遍性”的存在；也不管與會的王蒙們如何信口雌黃，說什麼中國文學正處於“最好的時期”，“墨寫的謊言”畢竟掩蓋不了禁書的現實。

作者不僅言簡意賅地在理論上擊中對手的死穴，更從現實生活中拆開其言行不一的假面。例如下面兩段：西方“後學”諸公把“人權自由民主”視為西方主流支配其他民族的“霸權話語”。而令人困惑的是，他們這些高妙的“後學”理論卻只有在“人權自由民主”這種“霸權話語”的社會中，才能生產發表出來，而他們自己是想也沒想過要去那些缺乏上述“霸權話語”的社會中討生活的。至於問到他們向其他未受“污染”的民族推薦何種非“霸權話語”式的生存方式時，對不起，沒有。我想，他們恐怕還不好意思推薦“人權自由民主”的對立面：“極權奴役專制”罷？

事實有時比一千種理論更有力量。其實，關於是否存在普遍性的問題，從前東德到前蘇聯，從香港到北韓到光復後的越南，環顧世界，你只要去觀察一下全球人員逃亡庇護的單向性，就一切大白於天下了。（《自由無膚色》）

首段揭示的現象當然不以那些舞文弄墨者為限，連中南海袞袞諸公之子孫輩亦不例外。一方面極力指責西方民主制度，並竭力鼓吹“中國模式”的完美；另一方面又對歐美國家趨之若鶩，千方百計讓後代成為“霸權話語”社會的一員。如此口是心非，其“理論”豈非不攻自破？

除此之外，該文把作為“最新最前衛的西學”的“後學”，跟曾經“一時瘋魔神州”的馬克思主義作了比較，指出其共同點：均為“最新最先進的‘科學’”；同樣 “批判‘虛偽’的自由主義英美文化”，“滿足了知識者抗拒西方主流文化的民族主義情結”。是不是新的就一定先進呢？民族主義天然合理嗎？

歌德詩云：一切的定理灰色，生活之樹常綠。在柏林牆倒塌了20年的今天，經過無數事實的檢驗，上面這兩個問題早已有了鮮明的答案。

回到“普遍性”這個命題。該文指出：在互相隔離的人類多種文明中，僅僅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形態，而在其他文明中並未獨立自發出現這種形態，這就表明它是個特例。……然而，一旦各種文明有了空間上的交流和接觸，這就提供給了各文明中的人們以比較、選擇和檢驗的可能性，各種制度形態在滿足人們的意願、保障人們生存質量及其延續的競爭能力方面就表現出了差異，其中的優勝者就可能獲得各種文化的青睞，從而取得普遍性。（《自由無膚色》）

此無疑乃不刊之論。可以預期，中共的辯護士們仍將負隅頑抗，對此，不妨奉贈其祖師爺毛1945年6月的一段話：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愚公移山》）

我們不應因人廢言。64年之後這段話並沒有過時。（09-12-19）修訂

池恆的幽靈和民主派的覺醒

－讀辛子陵新作有感

將近34年前，正當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高潮之際，1976年第3期《紅旗》雜志發表了署名“池恆”的一篇文章，題為《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文中提出所謂“老干部”--“民主派”--“走資派”的理論，為“批鄧”升溫。文中宣稱：文革中那麼多“老革命”被打倒絕非偶然，皆因其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派”，哪怕經歷過“爬雪山，過草地”，到底還是成了“走資派”，過不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云云。

池恆”者，“四人幫”手下的寫作組之一，意為學習馬列“持之以恆”。其實，這些寫作組絕大多數成員學養極為有限，較之於當年57頭號“大右派”章伯鈞，或公然向最高當局提出其下屬研究人員將不宗奉馬列的陳寅恪，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章伯鈞是在德國攻讀哲學的，陳則宣稱早在20年代就讀過《資本論》德文原著；而 “池恆”他們恐怕無人具此理論水平，甚至連德文也不會。倘向其請教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麼，結果將是《鏡花緣》中談“反切”的那句妙語：“吳郡（問）大老（道），倚閭（於）滿盈（盲）”—“問道於盲”。

不過，池恆的高論亦非毫無根據。中共老干部中確有“民主派”，他們懷抱救國救民的初衷投身“民主革命”，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故在毛時代得享高位。但基於所受 “舊學校”的教育，他們對於毛所搞的“社會主義革命”從不理解到有抵觸，以致十年浩劫飽受衝擊。改革開放之後，他們中若干幸存者“認真看書學習”，進行深刻反思，雖未必真正“弄通馬克思主義”，卻恍然大悟，“覺今是而昨非”，明白了毛的那一套根本背離馬克思原意。辛子陵先生即此類“民主派”之一員。

而《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社會主義？》（以下簡作《民主》），載於其新作《中共興亡憂思錄—辛子陵政論文集》（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便有力地揭穿了當局以馬列主義者自居，“拉大旗作虎皮”的幌子。

該文開頭首段寫道：“2009年6月初，中宣部理論局推出一本小冊子（《六個為什麼——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這本肩負著統一全國人民思想任務的小冊子不以黨的決議的名義發表，不以黨的領導人的名義發表，不以意識形態領域負責人的名義發表，也不以中央宣傳部或《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沒有作者的真名或筆名，僅說是‘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的。’但編寫組的成員都深藏不露。這種鬼祟畏葸的做法說明：第一，當局對所宣揚的理論並沒有信心，明知是錯誤的，站不住腳的，但要投石問路，看一看這種辦法能不能繼續‘忽悠’中國人民。第二，一旦被揭穿時，各級領導人都留有回旋騰挪的余地。‘沒有看。’‘把關不嚴。’連中宣部理論局都只負‘組織編寫’的責任，他們並沒有審查定稿。如說‘文責自負’，硬是沒有一個人對這本小冊子負責任。讓你論戰都找不到對手。” （《民主》）

此種署名方式，似乎較“四人幫”時期的“池恆”、“初瀾”還要等而下之。因為後者到底署了個筆名。但兩者都閃閃縮縮，不敢以真名示人，毫無國人推崇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負責任的氣概。俗語雲：理直氣壯。作為“池恆”之類御用文人的後輩，中宣部理論局編寫組如此膽怯心虛，確實貽笑大方。辛文義正詞嚴，痛快淋漓，直斥其非，具一針見血之效。

該文此段續稱：“小冊子批判說：‘民主社會主義否定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主張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認為社會主義運動沒有終極目標，不追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而它所代表的政治主張是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堅持共產主義終極目標，確信‘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這表明他們要堅持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續用這種假馬克思主義欺騙人民。小冊子所批判的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政治主張。”（《民主》）

這裡所舉編寫組立論要旨有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堅持共產主義終極目標和確信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而否定這三條，便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辛文提綱挈領，旁征博引，精辟闡發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政治主張，正是民主社會主義，而非早年宣示的共產主義，從而使當局騙人的花招無所遁形。

該文分三部分，各有一個小標題。一是“記住恩格斯說的93個字”；二是“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三是“小冊子能拖著中央開倒車嗎？”。

在第一部分，作者引述了1886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的一段話：“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像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然後分析道：“這93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民主》）

“三大名篇”指的是《共產黨宣言》（1848）、《法蘭西內戰》（1871）和《哥達綱領批判》（1875）。作者指出：“恩格斯的思想轉變是從巴黎公社失敗以後開始的。”他曾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和條件。文中把恩格斯的話概括成幾個要點：“第一，相對於沒有階級差別和貧富差別的野蠻時代，私有制和貧富差別以及與此相連帶的階級差別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是由野蠻進入文明的轉折點。在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那個一定階段，要搞共產主義革命，消滅私有制和貧富差別，就只能使社會回到野蠻時代去。”（《民主》）

後者正是大陸“大躍進和公社化時代”的寫照，當時“有的農民寧可餓死，寧可吃掉自己的孩子，他也沒有積極性去生產，去創造物質財富。”（《民主》）關於此，恩格斯說過：“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私有制是動不得的，是文明社會的永恆原則。”

文中聯系實際指出：“現在的國進民退政策”，“如不扭轉，生產形勢很快會出現停滯和衰落。”顯然，這是不言而喻的。國有企業效率之低下，貪瀆之盛行，早已有目共睹。其原因可用一句粵語來表述：“那是阿爺的！”。“阿爺”在此意為“公有”，與“私有”相對立，跟員工的私人利害無涉，於是大家對本企業盈虧漠不關心。

和上述粵語的說法相似，西諺有云：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可見私心乃人性之表現，私有制正與之相適應。公有制則否。此可視為上段恩格斯所言的注腳。

而毛從合作化到公社化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破壞，便是不可避免的。80年代起鄧之“改革”即針對此而來。以“撥亂反正”稱之可謂恰如其分。

該文續稱：“第二，共產黨人並沒有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先進生產力。在我們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仍然代表先進生產力，是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建設者，不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民主》）

以往中共的宣傳總把資本家說成萬惡的剝削者，而對工人百般美化。但就拿現時民企所創造的就業機會而論，即可見資本家功不可沒。至於工人，由於其文化教養相對低下，整體素質遠遜於資本家。其“大公無私”云云更純屬夢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說，意味著資本家可以“入黨”，而按照中共《黨章》，“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於是，資本家成了“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了！這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不知中宣部的秀才們如何自圓其說？

該文續謂：“第三，恩格斯說的那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或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階段，並沒有量化的指標，沒有GDP的具體指標。……這就把實現科學社會主義革命或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推到了無限遙遠的未來。”“推到了無限遙遠的未來”也者，該“歷史任務”永無實現的一天也。即是說，恩格斯已經意識到，科學社會主義革命或共產主義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國際歌》唱的“英特納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高調而已，當不得真！（《民主》）

文章特別寫道：“到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語言三次明確：共產主義理論可以談論，但絕對不能實踐，誰要是真幹，不僅無益，而且有害。作為理論家，否定自己創立的理論是非常痛苦的。恩格斯沒有說共產主義理論錯了，而是否定了它的實踐性，否定了它的可行性。他要把這一理論作為無害的理想，留在人間。他好像預見到後代共產黨人可能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口號下干出蠢事，諄諄教導後人，共產主義理論是不能實踐的，小規模實踐犯小錯誤，大規模實踐犯大錯誤。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堅持要把共產主義理論作為改造世界的理論，作為行動的指南，這是中蘇兩黨長期犯‘左’的錯誤不能自拔的歷史根源。”（《民主》）

恩格斯雖然沒有直接承認“共產主義理論錯了”，但他已經“諄諄教導後人，共產主義理論是不能實踐的，小規模實踐犯小錯誤，大規模實踐犯大錯誤”，這就不失其為馬克思理論大師的風範。

的確，將“共產主義理論”作為一種“無害的理想，留在人間”，又有何不可？古往今來，多少哲學家、思想家、理論家，目睹世間種種不平，出於善良的願望，開出了無數療救的藥方，旨在構建一個美好的社會。他和馬克思只是其中的兩位。

時移世易，經過實踐的檢驗，一旦發現自己所開的藥方“不僅無益，而且有害”，便斷然加以否定。這樣的勇氣豈不值得稱贊？中共當局不應該認真效法嗎？

至於中宣部理論局的秀才們，這裡借用魯迅《藤野先生》中的一句引語奉贈，那就是：“你改悔吧！”回頭是岸，別再滿口雌黃了。附在你們身上的池恆幽靈，就讓它追隨其主子“四人幫”，到另一個世界好了。（2010-1-10）修訂

“還我人來！”

－讀郭羅基《新啟蒙－歷史的見證與省思》有感

虎年前夕，現居波士頓、年屆78歲的郭羅基教授在香港推出上述新著，讀之深受啟迪，可用“茅塞頓開”一語概括。

以人為本

這裡不妨先引用2010年2月21日台灣《中國時報》“開卷中國”對該書的如下介紹：“知名流亡知識分子郭羅基在異國他鄉伏案寫就的新作，滿懷感情的文字筆墨，飽蘸對祖國的思念和熱愛，呼喚啟蒙和復興。郭羅基的言與行，對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政治改革停滯的畸形現實，形成有力的批判和警醒。

《新啟蒙》凝聚了郭羅基流亡美國期間長期研究、觀察與思考的心血。他深入審視20世紀中國的兩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指出‘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倡導的啟蒙是不徹底的，故需要進行重新啟蒙。而下半世紀以‘真理標准討論’為主題的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的蒙昧之後，遭鄧小平又代之以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蒙昧，針對新的蒙昧，故需要進行新的啟蒙。重新啟蒙加上新的啟蒙，這就是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出路的新啟蒙。

在中國社會危機四伏、民潮暗湧的當下，郭羅基大聲呼喚社會的悟覺，完成新的啟蒙，完成憲政民主轉型，也引起知識界、思想界的積極回響。”

上面首段稱郭“飽蘸對祖國的思念和熱愛，呼喚啟蒙和復興”，當然不假。但若更准確地說，前一分句應改作“飽蘸對同胞的思念和熱愛”，因為故土上十三億同胞是其最關注的對像；後一分句則可概括為“呼喚人的覺醒：把人當人！”啟蒙者，“啟”的是國人之“蒙”，而復興乃民族之復興，只有每個人都覺醒了，不但把自己當作獨立的不依附於任何別人、任何政黨、任何政府的大寫的“人”，同時也把他人視為與自己平等的獨立的個人，才能談得到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作為人類歷史上碩果僅存的“四大文明”發祥地之一---古老中華的振興。

毫無疑問，郭羅基熱愛祖國。然而，他大聲疾呼要進行“新啟蒙”，目的不僅在於“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出路”，其終極關懷是“人的解放”，著眼於全人類。

他的新作末句寫道：“總而言之，中國所需要的新啟蒙運動是‘以人為本’的自由化運動，是以思想自由解放人的運動。”

卒章顯其志。堪稱擲地作金石聲！

思想先行

該書包括三個部分，即《緒論論新啟蒙》，《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新啟蒙----五四運動以來七十年的啟示》（以下簡作《啟示》）和《一場偉大而又短暫的思想解放運動----紀念真理標准討論三十周年》（以下簡作《紀念》）。寫作時間前後經歷跨世紀的20余年。

《緒論》文末一行小字謂“2009年9月於哈佛大學”；《啟示》文末注明“1989年3月於南京大學”；《紀念》則是“2008年寫作，2009年修改於哈佛大學”。三部分各有側重而又互相關聯，以“新啟蒙”這條主線貫徹始終。

對於新啟蒙運動的必要性，書中《啟示》一文以“理順思想解放、政治民主、經濟發展的關系”為題，作了精辟的論述。作者指出：“中國的根本出路是改革經濟、發展經濟。但解決經濟問題必須具備政治前提。…

政治民主必須以思想解放為前提，政治改革必須以啟蒙運動為前提。論問題的重要性，經濟改革具有決定意義，經濟發展是第一位的。論解決問題的程序，總是思想先行，促進政治改革，建設民主政治，然後保證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推動經濟發展的迅速起飛。‘五四’以來七十年的啟示：中國需要開展一場廣泛、持久、深入、徹底的新啟蒙運動，為社會主義的改革事業和中國的現代化確立真正的變革起點。”（《新啟蒙》，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47-48頁）

不言而喻，以上推理邏輯嚴密，令人信服。作者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寫道：“社會變革的醞釀、歷史任務的提出是從經濟到政治再到思想，社會變革的實現、歷史任務的解決是從思想到政治再到經濟。”“歷史固有的序列是攪不亂的，一時可以錯位、可以偏離、可以逆行，最終它總是強迫人們走必由之路。”（42頁）

上述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共誕生以來口稱為民卻屢屢禍害民眾的深層次原因。借用批判郭文的文宣官員的話就是：“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中，由於在經濟和政治及思想的相互關系上不斷‘錯位’，其指導思想和路線都是錯誤的”（67頁）。

正因為郭文暴露了從毛到鄧推行假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這就觸動了那些衛道士的神經。他們氣急敗壞地攻擊“錯位”論，說什麼“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所表現的決定作用和反作用作為兩條平行線，並且把經濟、政治和思想按時間先後秩序機械地加以割裂，這並不符合經典作家的本意。”（同上）

其實，這些色厲內荏的御用文人非但跟毛、鄧一樣“不懂馬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竅不通，其連篇累牘的大塊文章“並不符合經典作家的本意”，同時也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尷尬境地---他們跟一向備受其尊崇的領袖人物直接唱了反調。

例如，關於“思想先行”的問題，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對此，毛不但在《實踐論》中加以征引，而且講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而周恩來對於“農業學大寨”的闡釋，第一項便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周秉持毛的意旨，為“學大寨”推波助瀾，固然應予徹底否定，但其如此為毛做“背書”，正好證明“社會變革的實現、歷史任務的解決是從思想到政治再到經濟”。

與此相關，毛、劉、鄧均曾親口承認在領導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思想准備不足，以致造成失誤。其中，《南京大學學報》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認為：“錯位”論所談“不能說不是值得認真反思的歷史事實”，該文“完稿於1990年3月10日”，作者是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員。文章寫道：“劉少奇同志1941年寫的一篇文章就說過：‘中國黨（指中國共產黨----引者注）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准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因此，中國黨過去的屢次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是在指導上的幼稚與錯誤而引起全黨或重要部分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直到現在，缺乏理論這個弱點，仍未完全克服’。即使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正如鄧小平同志在1984、1985年的兩次談話中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楚的’。‘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我們要堅持。……但問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是什麼？這一系列問題提出來要我們解決。’”（100頁）

據此，該文痛斥衛道士“把《新啟蒙》提出的‘錯位’論看作是‘全盤否定黨的路線的正確性’、‘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的讕言，詰問這些眼高手低的辯護士： “如果這個‘批判’可以成立，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上面所引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的精辟論述？如何擺脫目前改革和建設進程中仍然面臨的理論上准備不足、實踐中急於求成的煩惱與困擾？”

毫無疑問，該文引用領導人的講話為論據，等於變相將之當作“真理標准”，此種論證方式殊不可取。但這是60多年來大陸司空見慣的現像，也不妨“以毒攻毒”。以中共頭目之矛，攻中共文宣之盾。

所以，《啟示》在《從革命到改革的一系列錯位》這一節裡，劈頭就引了毛《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開始時期，許多同志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1921年黨的建立直到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應當由革命之前的啟蒙運動來完成的任務，在革命發動起來之後再進行補課，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錯位。由於這種錯位，革命就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免不了要犯各種各樣的錯誤。” （44頁）

“沒有主義”

“‘五四’啟蒙運動批判了舊教條和舊迷信，後來一再出現新教條和新迷信。馬克思主義的引進沒有解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問題，以致二十多年後，在延安還有‘把馬克思主義當宗教教條的人’。”（41頁）

《啟示》第二節以《中國現代化的起點是新啟蒙》為題，上面這兩句話便是從“中國啟蒙運動的不徹底性”破題，闡述“新啟蒙”之必要的。不料後面一句話的前半段被竄改作“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沒有解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問題”，進而被大張撻伐，並上綱上線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高度，可謂嚇人之至。

如所周知，自1945年中共七大之後，“毛澤東思想”就被尊為“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和典範。其實，且不說“馬列主義”這個詞語本身就含混不清，因為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大有區別，不應混為一談；再就毛本人而言，連《資本論》都沒讀過，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這從他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 概括為“一句話：造反有理”，並宣稱“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就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可見其“理論的貧困”。

事實上，他畢生奉“造反有理”為金科玉律，其所獻身的“革命”和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並無本質區別。而建基於一言堂之上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則變成他奪取和鞏固最高權位的手段。他可以朝令夕改，出爾反爾；可以口是心非，口蜜腹劍。1959年退居二線是他提出的，到頭來又說是大權旁落，被人架空。60 年代初他可以手拿《憲法》和《黨章》，向劉、鄧爭話語權；文革中又可以無聲地廢掉國家主席，背地裡罷黜“接班人”，使黨國二號人物死無葬身之地。如此等等，充分證明其自詡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以之命名的“毛澤東思想”，與真正的“理論”不相干。

如果說，作為中共祖師爺的毛無非一名史無前例的“山大王”（魯迅語）；那麼，其繼承人鄧便是篤行實用主義的“大家長”。“鄧理論”比“毛思想”更加浪得虛名。但這兩樣“中國特色”的貨色，卻在“兩個凡是”或“四個堅持”的旗號下，長期禁錮國人的頭腦，阻礙中國現代化。

說起來，無論“兩個凡是”也好，“四個堅持”也好，實質上三十年來中共宣傳的理論，既非原本的馬克思主義，也不全是列寧主義，可以說和任何左的或右的傳統學術理論均不能劃等號，只能稱之為“沒有主義”。但若言今天的大陸社會性質，則公認屬權貴資本主義，政治上是專制主義。

除上述“錯位”論和“沒有結合”論之外，《啟示》受抨擊之處，還有“斷裂”論與“救人、愛人”論。

所謂“斷裂”論，是郭文指出：“‘五四’精神是以資產階級理性為前提的馬克思主義的啟蒙精神、批判精神、開放精神、革命精神。”但中共建政後“五四”精神卻發生了斷裂，其中，“在民主問題上表現得格外突出”（52頁）。“抽去了民主這個前提，只能是回到封建社會主義。”（53頁）

對此，御用文人無中生有地誣稱該文“認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使‘五四’精神‘斷裂’，否認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和所取得的偉大成就。”（73頁）其強詞奪理，不值一駁，茲不贅。

“救人、愛人”論的全稱是“從救國到救人、從愛國到愛人”。郭文指出“‘五四’的啟蒙只是啟‘中國人’之蒙，喚起中國人的覺醒，歸結為‘救國’‘愛國’。當代的新啟蒙要從根本上啟‘人’之蒙，喚起人的覺醒，歸結為‘救人’‘愛人’。”（54頁）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與“六四”事件中當局的血腥舉措勢同冰炭。事實上，大開殺戒所建基的正是中共“不把人當人”的固有思維。故郭文格外招忌。

於是，南京大學若干文宣官員氣勢洶洶地起而討伐，說什麼“《新啟蒙》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前夕發表，不是偶然的。”“它對這場反革命暴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88頁）如此羅織構陷，信口開河，顯然荒唐透頂。對此，連不得不奉命批判郭文的《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也據實反駁稱：郭文“是作者為參加國家教委紀念‘五四’七十周年論文評選而寫作的，3月份寫成，4月中旬送到印刷廠，6月5日出版，6月10日左右跟讀者見面。可以說，在寫作、出版過程中與學潮、動亂特別是與北京的反革命暴亂沒有聯系，在印刷廠裡的稿件怎麼能去‘推波助瀾’呢？”（同上）身為建制內的文化人，在1989年11月的白色恐怖氛圍下能夠仗義執言，替郭辯誣，也足見其天良未泯，公道自在人心也。

轉換命題

縱觀《新啟蒙》全書，《啟示》固然對上半世紀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條分縷析，見解發人深省；《紀念》則對下半世紀真理標准討論的史實作了真切的見證，從而深刻省思此一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緒論》更明確提出：新啟蒙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命題轉換為“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化”。（該書封底）郭此一深思熟慮的力作無疑堪稱震聾發聵，意義重大。

限於篇幅，對《緒論》和《紀念》將另行撰文加以評述。

幾點商榷

也許是囿於當時所處環境，該書所載20多年前發表的《啟示》一文，對若干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價，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肯定，等等，現在看來似值得商榷：

例如指“洋務運動只有引進，沒有抵抗，成了昏聵的投降主義”，（34頁）似失之偏頗。無論李鴻章或袁世凱辦洋務，都大大發展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生產力。被斥為“投降賣國”的李鴻章已被學界為之大體平反，對袁世凱也不再是全盤否定。

作為當局海外媒體的鳳凰衛視，近兩年曾在其專輯及“世紀大講堂”節目中，稱頌李的“四個第一”（即：中國第一批留學生，第一支海軍，第一條鐵路，第一座煤礦，都和李的名字分不開。這四個“第一”是每集片頭都會出現的字樣）；另有講者甚至將袁世凱與孫中山相比較，認為袁辦過好幾件利國利民的實事，反之孫之施政卻並無任何實績可言。而“維基百科”則稱：“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督辦新軍、建立學校、獎設工商等，第一支中國新式警察隊伍亦於天津成立。”

所謂“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同上）此乃中共歷來的說法。但有學者如張博樹指出，辛亥革命後至1949年大陸易幟，憲政民主是在漸進的軌道上。至80年代中期台灣開始步上民主化的道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終於逐步在中國之一隅得到實現。

反之，自命“無產階級先鋒隊”、“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中共，其治下既無自由，更無平等，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淪為弱勢社群，廣大農民處於“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困境，從土改後的“耕者有其田”變為“下無寸土”（其土地所有權從1955年辦高級社起就喪失了）。難道這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要達到的目的？如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開歷史倒車又是什麼？

文中說“五四運動的落伍者往往同中國歷史的進步成反比，後來不少人當上了官僚、政客、漢奸。”（36頁）這個結論未免粗疏。起碼文中所舉胡適、段錫朋、羅家倫和傅斯年都是愛國者，又是對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卓有貢獻的人物，胡適更是文化大師、自由主義思想的旗手。

再就是文中認同周揚的提法，將延安整風運動稱為“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恐怕令人難以苟同。近年何方和高華的著作早有翔實的資料及評述。概而言之，延安整風是毛為登上黨魁寶座而發動的，矛頭針對“國際派”（王明為代表）和“經驗主義派”（周恩來為首）。最後是奠定了“凡是”即“獨尊毛一人”的思想根基。後期發展為恐怖的“搶救運動”乃其必然結果。這算什麼思想解放運動？

文中稱“中國人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愚意以為此一說法純屬當局的宣傳伎倆。這是因為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之為“科學”，尚無實踐的證實，反而由《啟示》發表兩年後發生的“蘇東波”證明其失敗；二，中國人民接受的是毛1945年承諾的“聯合政府”及其一再宣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並非“中國人民”的“選擇”，尤其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即社會主義改造，絕非廣大農民的“選擇”。被譽為“改革第一村”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在1978年初簽下大包干（包產到戶）“生死狀”，便是鐵證。

無論如何，盡管以上幾點可能不無可議，但白璧微瑕，《新啟蒙》一書極具思想價值。其核心是高揚“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馬克思語），由於“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人本身；人是否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滿足，就成為衡量一切活動的最高標准。”（248頁）

《三國演義》第77回《玉泉山關公顯聖》，寫雲長為呂蒙所害後“一魂不散”，大呼“還我頭來”。自毛時代起60餘年，當局厲行洗腦（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觀”），結果是讓國人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俱無獨立思想，人不成人，與動物無異了。毛雖已嗚呼哀哉，但其陰魂不散，“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因此，我們要向北京極權統治者高呼：

“還我人來！”（2010-2-26）中午修訂

神州不亮港台亮揚眉海外耀門庭

－讀龍應台新著有感

訪美歸來，得閱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片斷，極為震撼。聯想到去台國軍之外的另類1949“失敗者”及其後代的命運，夜不能寐。特撰此文以紓胸臆。

八十二年前中共在所謂的“大革命”失敗後，走上了武裝割據嘯聚山林的道路，曾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的毛不愧為宣傳鼓動行家裡手，提出“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鼓舞部眾。奮鬥二十二年，終於坐了龍庭。

作為改朝換代的“失敗者”，自此淪為賤民的，即使以當時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百分之五計算，也有二千二百余萬。其中除留在大陸的國軍官兵及各級政府官員職員外，還包括農村中的地主及其家屬。他們被認為是舊政權的社會基礎，在“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衝擊，處於暗無天日的無邊苦海中。歲月流逝，後代繁衍，其總數漸增；且賤民隊伍日趨壯大，陸續加入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不法資本家和叛徒特務等等，至文革時期更擴展到不少“老革命”出身的 “走資派”及其親屬子女。倘依毛所提打擊面比例為百分之五的慣例，改革開放前夕即達四千萬之多。對於這超過歐美不少國家一國人口的“失敗者”群，每年十月一日毫無喜慶可言。“新中國”不屬於他們。

所幸境外有港澳和台灣，這三個地區跟異國一樣被北京當局稱作“海外”。但准確的說法應稱“自由世界”。於是，上述“失敗者”群總算還有一線光明可以投奔。大陸不亮港台亮，他們尚存出頭的機會。

以下簡略介紹現居大洋彼岸的幾位有關人士之事跡。

頭一位與古籍中的愚公相仿，“年且九十”。雖已不能率子孫“戮力平險”，卻得幸運之神眷顧，自抗戰以來未嘗身處日軍或極權暴政治下。四十年代前期一直在“大後方”上大學至畢業，抗戰勝利後事業與家庭生活均比較平穩順利。49年末大陸易幟前移居香港，夫婦執教於中小學。而子女則俱獲“海外僑生”資助，畢業於台灣的大學。八十年代中葉中英談判伊始，他舉家先後移民。因屬專業人士，故早入小康之列。晚年篤信教會，曾有捐贈房產之舉。現兒孫滿堂，且孫輩亦不乏完成大學學業者，並已有重孫。全家四代樂也融融。其第二代有成名醫，蜚聲國內，光耀門庭。

但其兄弟姐妹與姻親，則多為大陸之“運動員”，49年後屢遭折磨。其中“右派”三人，尤其苦不堪言。近年固有所轉機，若干位之家庭甚至臻於小康，但與之相比，差距實不可以道裡計也。論智力高下教育背景，同胞各人本無大異；現況如此懸殊，全因制度優劣判若天淵之故。

再一位乃第二代。父母出生於民國政府高官之家，於中共建政後一落千丈。其本人偶獲機會移民。現於彼邦懸壺濟世，家境歸入上等，獨子大學畢業。堪稱幸福家庭。但其“美國夢”殊非一帆風順，而是歷經16個春秋頑強打拼。“初到貴境”已過而立之年，英語不通，任職餐館，日間工作逾10小時，疲勞不堪，還要苦學語言以求過關。其後幸而通過專業試，改任住院醫生。三年間面對重重考驗，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終於脫穎而出，回顧奮鬥歷程，獲醫學博士及專業資格者十中無一。

奧巴馬嘗云：“yes,we can.”其實並非人人皆可列入we內也。當然，即使百無一能，基本生活要求仍有保障，且其衣食住行水平遠超中國大陸。

還有一對父子與筆者邂逅於飛機上。兩人原在西北某省省會遠郊農村生活，經祖輩親屬關系移居海外，至今6年。父某甲操藍領工作，頗為辛苦。但其人雖不諳英語，作風踏實，獲老板青睞。且因工會勢力甚大，故飯碗牢靠，待遇不錯，已購房一處，可謂安居樂業。子某乙剛從當地社區學院畢業，已覓得一份工。

說來其家世相當獨特。某甲之父本屬貧農，卻於50年代初一次為朋友傳書遞簡，被卷入特務案入獄八年；其母為工人，來自東南沿海某大城市，後被勞教兩年。某甲為家中么子，生於大飢荒之後，卻體格健壯，應是上蒼可憐之而眷顧吧。

某乙居美數年，英語已甚流利。出國前有一中學時期女友，兩情相悅。此次特於機上購買精美飾物以作“見面禮”。看來有情人終成眷屬，指日可期也。交談間，某甲對故國當局頗有微詞，亦自言幸運。

龍應台書中稱：我向失敗者致敬，我的父輩他們分別是飽嘗中國內戰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者，但我以身為失敗者第二代為榮。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六十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我以他們為榮，感謝他們失敗，我講這些話，希望還在慶祝勝利的北京當局聽到。這本書如果有機會在大陸發行，副標可以定為“你所不了解的台灣”，我是要顛覆失敗和勝利，不能以軍事史來了解自己。

這段話肯定是中南海現領導不愛聽的。可以預期，她的新書不會有機會在大陸發行。但本文上面所提到的那幾位“失敗者”的後代，卻必然對之產生強烈的共鳴。

最後，要引用程曉農博士的精彩概括： ···中國這場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帶來了什麼？結論其實也很簡單，它只是把原來的統治階級推翻了，把原來這些流離在社會底層的一些個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說的好聽點是造反者，說的難聽點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謂革命的隊伍中，成為革命的骨干，最後這批人掌了權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統治階級。

現在是他們的子孫輩在中國統治著，在中國成為億萬富翁。所以，革命不過就是換一批人發財而已，這批新發財的人更糟糕！過去歷史上的士紳階級還有點所謂知書達禮，還有一點倫理。今天中國的統治階級——共產黨的精英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文化層次比歷史上歷代的官僚還要差。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官僚隊伍如此的吃喝嫖賭到現在這種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麼今天中國共產黨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如果硬要講只有中國模式，那麼就是說中國模式一個重要特點是，他造就了一批紅色貴族，一批腐化的登峰造極的紅色貴族，這就是中國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會很欣賞這樣一個東西，會認為這套模式應該在世界各國推廣。

程博士所言當屬不刊之論。但現任最高領導卻另有說法。他在本屆聯合國大會上放言高論“和諧世界”，表明其絕不滿足於在960萬平方公裡內構建“和諧社會”，而是立足華夏，放眼世界。真是志存高遠，“自信心”爆棚！令人刮目相看。

“青史憑誰定是非”？讓事實作出回答吧！（09-9-25）晨曦初露完稿

大膽的陳述可貴的反思

－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一）

徐友漁的演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歷程的回顧與反思》，（以下簡作《反思》）堪稱為目前為止大陸學者最放言無忌的國史評論，其求真求實精神難能可貴。美中不足的是，也許由於資訊的局限，也許出自思維的慣性，有的論點不無值得商榷之處。個別言辭邏輯上似欠嚴謹。謹以評點的方式略陳己見，期望引起海內外學界注意，並展開討論。

作者開宗明義聲言：“我之所以想講這個題目是兩個原因，第一個，去年10月份的時候，《建國大業》之類的大片熱鬧得一塌糊塗，我對這種東西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符合真實的歷史。這個片子我看了覺得問題挺大的，無論是誰演的，如果不真實，那就是一個問題。”

這段話反映出作為一個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作者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可謂實至名歸。身處體制內仍能堅持自己的理念，令人敬佩。

作者繼稱其講題所從來的第二個原因，乃楊奎松的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接著表示：“我覺得想要客觀、真實地去探索歷史是怎麼一回事，就要不帶任何偏見，不要說任何一個黨派的好話或者壞話，我覺得只有帶著這種科學、客觀的態度去研究，才有可能搞清楚歷史。”

“不帶任何偏見，不要說任何一個黨派的好話或者壞話”，在今天的神州大陸談何容易？且看作者如何展開其論述。他舉了一個例子：“我覺得大家都是不經意而說的，就是‘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站起來了’必須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問題，它不是一個政治宣傳的東西。”

上面那段“大家都是不經意而說”的話，包含以訛傳訛的成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並非當日毛所言。毛從未說過這樣的話。

此前的9月21日，毛在中共首屆“全國政協”上的開幕詞中稱：“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頁）

細加分析，可知兩者意思有所不同。傳說的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事實上毛講的是“中國人”，即不在其所謂“人民”範圍內的“敵人”也“站起來了”。顯然，那是針對國際關係說的。

正因為此，作者續謂：“我剛才舉的這種例子，我們從國際法的角度分析中國人民從什麼時候站起來的，就是說不平等條約是什麼時候廢除的，治外法權是什麼時候廢除的，主權什麼時候收回的，顯然不是在1949年10月1號，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事實。”（《反思》）

“擺事實，講道理”，曾經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當局宣稱採取的批斗方式，實際上根本剝奪了被批鬥者的話語權。半個多世紀過去，現在時代不同了。作者可以接過此一口號，先“擺事實”，繼之以“講道理”：“所謂站起來了，我覺得最基本的事實跟標志就是跟國外簽訂的不平等應該廢除了，國外的治外法權應該廢除了，外國人的租界在中國應該逐漸撤消了，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條件。我沒有別的標准，不能說一個政黨宣稱我把中國人民解放了，就是解放了。”（《反思》）

末尾這句話無疑極具“顛覆性”，隱含否定當局60年來一直自詡的講法：中共及其武裝“把中國人民解放了”。

作者進一步闡述稱：“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那時候是國際地位很高的。我講的這些最重要的標志，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了，站起來了，或者跟外國是平等的，都是發生在國民政府時候的事情。那請問為什麼要把1949年10月1號那天定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呢？這種話大家已經非常習慣了，張口就出來了。我自己因為對歷史比較了解，所以這句話聽起來覺得非常的刺耳。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對頭的事情。”（《反思》）

真是震聾發聵，擲地有金屬聲。其論據充分，論證嚴謹，無懈可擊。

作者繼而談及，二戰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曾經跟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接著寫道：“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過了半年，毛澤東到莫斯科去，實際上也簽定了一個同樣的條約，那又怎麼說呢？我這麼說，其實我對這兩個條約，不論是毛澤東跟蘇聯簽訂的，還是蔣介石跟蘇聯簽訂的，我都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態度。中國實際上還是一個弱國，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東西，基本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以後的一些小尾巴問題。但是兩個政權同樣有這種問題，為什麼把一個政權說成是賣國，喪權辱國的，另外一個政權就是使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很說不過去的。我不知道你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聽到這句話，是不是覺得就是這麼回事，我自己聽到反正覺得是有問題的，這是第一個事情。”（《反思》）

這裡面顯示出對國共兩個政權外交舉措的雙重標準，後面隱藏著中國人“成王敗寇“的傳統思維。如就新政權而言，便帶著類乎“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味道。

隨後作者講的第二個事情，是近期某省一位幹部遭口誅筆伐，事緣該員“在博客裡面寫他到韓戰紀念館參觀過，他就提到他參觀過韓戰紀念館，網民全部在聲討這件事：你怎麼能說韓戰呢，這明明是抗美援朝戰爭嘛。”

對此，作者宣稱：“照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這個幹部的稱呼是對的。什麼叫“韓戰”？什麼叫做“抗美援朝”？韓戰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中立的詞彙，就是發生在朝鮮的戰爭，沒有說這場戰爭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誰是有道理的，誰是沒有道理的，我覺得是一個中立的詞。我之所以覺得這個詞很好，像我過去的稱呼就是朝鮮戰爭，因為它不代表任何的傾向，就是發生在那裡的。抗美援朝是什麼意思？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我已經懂事了，那時候的說法就是，美國實際上是想利用朝鮮作為跳板侵略中國。問題是朝鮮戰爭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發生的呢？如果說是侵略的話，誰先開的槍？誰先越過邊境向對方進攻的？明擺著是北朝鮮，是金日成啊，為什麼我們長久以來還要有這樣一個稱呼呢？”（《反思》）

文中回顧韓戰之初的戰況，金日成得勢：“跨過了三八線，最後幾乎把整個南方吞了下來。只是到了最後，美國取得聯合國授權，組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叫做聯合國部隊，就跟後來的伊拉克部隊是一樣的。那他們的做法，我覺得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或者我們從尊重聯合國的角度看，他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當時聯合國通過了一個很明確的決定，譴責北方的入侵，並且組織聯合國軍隊來阻止這場侵略，…”（《反思》）

作者認為那個幹部的說法事出有因：“我覺得中國人對他憤怒的聲討，就是說他用錯了“韓戰”一個詞，這一點就說明我們中國人多麼需要了解真實情況，多麼需要正確使用詞彙了。這種需要是太多了。為什麼是抗美援朝？為什麼說那場戰爭是美國的侵略？他知不知道到底是誰打的第一槍？金日成和斯大林怎麼策劃向南方進攻，用武力來統一朝鮮的？他知不知道幾十個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譴責這種侵略行徑？最後是通過聯合國的決議，組織聯合國軍來制止這場侵略。他腦袋裡可能裝的是別的東西，可能是黃繼光這類的故事。當然這種具體故事我不否認，但是我們對基本事實應該有個基本的認識。我現在想問這些譴責干部說韓戰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人，我頭腦裡清不清楚朝鮮戰爭到底是哪一方侵略了哪一方，哪一方開的第一槍，哪一方越過了國際規定的界限，對另外一方大力進攻？我覺得我們必須搞清楚這種基本的事實。”（《反思》）

毫無疑問，作者以上對於“韓戰”的闡述也是顛覆性的，與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以及當局至今的說辭大相徑庭。

不過，雖然按照作者的說法，“韓戰”和“朝鮮戰爭”都是“中立的詞”，“它不代表任何的傾向”；但從文章的內容和陳述方式看，“這場戰爭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誰是有道理的，誰是沒有道理的”，已經昭然若揭。從這個意義上，作者並不中立，似乎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

也許，這是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在北京，能發表這樣的講話已經是在踩鋼絲了，搞點保護色完全可以理解。（未完待續）（8-7）23：27

大膽的陳述可貴的反思

－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二）

徐友漁回憶1986年他到牛津大學留學，在該校中國學生會辦公室看到一本藍皮書，是北京當局編的。起因是：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了一套不真實的東西。那本書就是專門提供給中國的精英分子、在外人員你必須知道的最低限度的歷史真相，當你知道這些以後才不會振振有辭地跟台灣人在那裡辯論什麼問題，你辯論的話會受到嘲笑的。”（《反思》）

這件事簡直匪夷所思！標榜“偉光正”的中共對治下百姓肆意瞞與騙，這本藍皮書披露的才是若干實情。內外有別，口徑不一。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愚民手腕無可抵賴。

對此，作者不禁喟然慨嘆：“每一個中國人如果真想了解自己的歷史，所謂的共和國經歷的歷史，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了。因為我們成天侵（浸）染在不真實的故事裡面，可能我們連自己非常可笑都不知道。”（《反思》）

作者續稱：“當我在回顧跟反思這段歷史的時候，比方我看楊奎松這種書的時候，受到了很多的啟發。第一點啟發，我馬上就想到了鄧小平在他的文集裡說過的一句話，鄧小平是這麼說的：‘對左的思想錯誤不能忽略，它的根子是很深的’。當我在看各種各樣的歷史資料的時候，來回顧建國這段歷史，要總結出一些經驗的時候，我覺得鄧小平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內涵的，確實是他的經驗之談。”（《反思》）

這就是說，左根之深，連鄧小平也不能不承認。而左毒之劇，鄧卻隻字不提。不過，事實俱在，有目共睹。

“如果我們看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這本書就能夠發現，實際上這段歷史充滿了左傾思潮、左傾路線、左傾政策，而且這種政策是長期的，幾乎貫穿始終的一個東西，而且是反覆地出現。還有一個特點，其實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人提出正確的心平氣和的、比較合理、理性的想法，每一次都有，真的。但是就有這麼一個特點，在我們的歷史上，比較實事求是的做法跟左的做法發生爭論的時候，從來都是左的東西占上風，然後就是左的東西大肆泛濫，最後事情搞不下去以後，比方殺的人太多了，工作做不下去了，引起眾怒了或者事情做不好了，比如說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糧食也沒有，什麼都搞不下去了，然後又開始恢復一點，但是等日子稍微好過一點，就又開始‘左’起來了。”（《反思》）

作者對中共建政60年歷史的概括，徹底地拆穿了當局製造的一甲子“輝煌”的神話。“長期的、幾乎貫徹始終的、反覆的”折騰，包括殺人如麻、餓殍遍野、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等等史無前例的慘劇，短短30年間接連不斷先後在神州大地上演。難怪1980年鄧小平憂心忡忡地向美籍華裔電腦專家朱傳榘說：“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來嘛……”（《開放》2010年8月號）

然而，曾幾何時，正是這個深知中共左禍罪孽深重的“鄧公”，在他“說了算”期間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大開殺戒，出動20萬大軍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首都市民。這是連一貫以無法無天自詡的毛也沒有做過的事。跟開山祖師爺相比，鄧在左的方面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來居上。

其實，以左為圭臬乃中共與生俱來之傳統做法。舉凡超越時代、不顧客觀環境條件許可與否的所有過激甚至荒謬的舉措，均被視為立場堅定、革命徹底的表現。此種思維方式經過毛王朝27年的極力灌輸，早已深入人心。由於作者“回顧與反思”的是中共“建國史”，而其所推崇的楊奎松有關著作“實際上是從抗日戰爭之後算起的”，所以並未追溯到更早的“土地革命”時期及之前。

因此，該文首先回顧的就是土改：“大概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1946年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面臨了農民要求實行土地改革的問題，實際上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就是在解放區這些農民已經開始把地主的土地佔為己有了，這時中國共產黨就面臨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你領導的地方，你怎麼看這件事？你是反對、組織還是支持？這些問題都出現了。從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來看，他當然應該支持農民，但是這種支持又是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慮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是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即將爆發的前夕，他正面臨爭取人心的問題。現在我們當然很好理解了，但是當我還年輕的時候很難理解這個問題，當時就覺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實際上我們現在有了私有財產權概念以後，我們有了物權法之後就會想：土地明明是地主的，你要把它搶過來——等於說這其實還是一個有問題的事情。”（《反思》）

這裡提到的物權法，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它由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於2007年3月16日通過”並公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其第二條稱：“本法所稱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其第四條為：“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裡面雖然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烙印，即將“國家、集體”置於“私人”之前，但畢竟是“新中國”五十八年來破天荒第一次承認：“私人的物權”也“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明文規定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可以算是“接軌”了。

不過，當局也明確宣布，這物權法字2007年10月1日起方才生效，且不具追溯力。在此六十年之前的1946年自然不能適用。但作者浮想聯翩，撫今追昔，基於“私有財產權概念”居然生出這樣的念頭：“土地明明是地主的，你要把它搶過來——等於說這其實還是一個有問題的事情。”此無異於隱晦地質疑當年土改的合理性，甚至連井岡山“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也在否定之列。實在不無大逆不道之嫌。

須知毛打江山的主力軍是貧苦農民，他在1927年3月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宣稱：“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並稱之為“革命先鋒”。（《毛澤東選集》，21--22頁）後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更離不開農民。試想，如果不剝奪地主的土地，用以分給貧農及僱農，中共如何得到他們的支持，使其為之賣命？

由此可見，作者上面的念頭極具顛覆性，較之聲言“中國人民站起來”始於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管治時期，而非半個多世紀以來已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自1949年10 月1日起（此乃當局進行“思想教育”即厲行洗腦的結果），顯然更加離經叛道。倘若上綱上線，便是對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持異議，比1957年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之思想還要反動！

值得慶幸者，時代潮流滾滾向前。現時大陸的言論與學術研究空間多少有所放寬。故作者的演說雖觸及若干敏感話題，迄今尚未聞惹上麻煩。這在一定程度上標誌著社會的進步，是令人欣慰的。而作者緊接著剖析當年中共有關土改的“五四指示”，切中腠裡，發人深省。說來話長，且待另文再議。（8-8）21：57

從文明到野蠻再到恐怖

－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三）

“我看了楊奎松的書之後才知道，其實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間，在這種關鍵時刻，中國並不是只有一種唯一的選擇，並不是像我們已經發生過的一樣，只能是支持農民把地主的土地分過來就拉倒。更好的選擇，實際上在歷史上我們是完全考慮過的，甚至實行過的。”（《反思》）

所謂“更好的選擇”，包括50年代蔣介石在台灣的“和平土改”：除規定地租的上限為收成的30%外，更由政府出錢把地主的地買過來分給農民。沒有批鬥，沒有流血。台灣的農業和工業由此步步登高，其後甚至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發展令舉世矚目。

如果認為維護私有制乃蔣氏的國民政府之本色，故可採用文明手段進行土改；而鼓吹公有制的中共卻以挑動階級鬥爭起家，因此不能不對地主實行鎮壓與剝奪。這樣的推論貌似有理，卻並非一定符合事實。

“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陝甘寧邊區跟別的地方實際上也是采取過這些方法（指溫和的做法---張註）的。在‘五四指示’中，當初也是采取過類似的方針，這些詞挺難念的，比方叫做‘佃權交換’，就是租賃土地權利的交換，還有‘清償負債’這一類的說法。實際上類似的說法就是采取和平的方式，用金錢補償的方法，把地主的地買過來，然後分給農民，而且這種分針也實行了。雖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經濟非常有限，但實際上他是有過這種考慮的。像那種很文明的、很靈活的改革做法，實際上並不是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的，我們也采取了一陣。”（《反思》）

也就是說，“和平土改”未必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專利，就像市場經濟，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姓“資”姓“社”都可能。畢竟泱泱中華的文明史已延續三千年以上，中國人作為一個環球首屈一指的龐大群體，出離野蠻時代久遠矣。“講文明”絕非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日胡耀邦大力倡導“五講四美”，乃屬撥亂反正之舉而已。或者說，那是對文革泯滅人性高揚獸性的一種“否定之否定”。

而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大體還因襲了傳統道德，不以粗暴霸道、掠奪強佔及侮辱人格為然。正如龍應台日前在北大演講時所說，“禮義廉恥” 是當時寶島民眾恪遵毋違的社會準則；反之，中共治下雖已將此棄若敝屐，可是當局之洗腦尚無法一下扭轉百姓的慣性思維。不言而喻，這樣的文化氛圍對於 1946年天下還未到手的中共之土地政策，更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因此之故：“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是非常靈活、理性的，對土地的征收是有償的，而對極少數的惡霸地主跟一般的中小地主是有區分的，況且有大量的地主，尤其中小地主，他們非常非常的開明，他們在抗日戰爭，甚至在國共戰爭中間都是支持共產黨的，大量的地主支持你，當初你跟別人許諾也很好，比方說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實行的政治制度就是‘三三’制度。就是說一個政權的建立，共產黨軍隊占1/3，勞苦百姓占1/3，開明紳士，就是這些地主、有錢人、資本家也占1/3，因為別人是全力支持你的啊，別人把自己的財產什麼的都捐獻出來支持你，抗日戰爭也支持你，國共戰爭也支持你，我們把這些人叫做開明紳士。而且他們在邊區政府擔任的職位也很高，比方說什麼參議長、最高法院的院長，這些都有，這些你不能說變臉就變臉啊。所以在‘五四指示’裡面就區分的很清楚，開明紳士，有些地主是支持你，讓他的兒女鬧革命的，他們的兒女現在也當了共產黨的大幹部的，這些共產黨的幹部，他們的家屬，這些開明紳士支持過你，對我們長期戰鬥有利的人，這些人要怎麼照顧？如果農民分土地，你要給他留更多的土地，讓他在面子上過得去，在生活上也過得去，這些都是有一整套的考慮的，是挺周到的想法。‘五四指示’的主要內容就是這樣，幾乎有償的或者不要大破壞的來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同時也照顧到這些人的利益。”（《反思》）

上面記述的“五四指示”是何等“溫良恭儉讓”啊！完全是魯迅描繪過的一幅辛亥革命後“咸與維新”的畫面。地主農民，各得其所；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片和諧社會的喜人圖景。

可惜，這絕對不合毛及其死黨之口味。從1927年秋上井岡山落草為寇開始，就佔山為王覬覦天下的毛，此前在當年3月以身兼國共兩黨中央大員的身份，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宣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激烈的行動。”所以，“五七指示”墨跡未乾，

“事情馬上就起了變化，不但是毛澤東，還有劉少奇，他們覺得這場土地改革應該是一場政治鬥爭，在這場政治鬥爭裡面應該打倒地主。如果我們用一種很平和的方法，免工減讓的辦法，把地主的土地用有償的方式收買過來分給農民，或者因為他們以前對我們革命有功就給他留更多的土地，最後分完土地以後，他的土地是一般農民平均佔有土地量的2-3倍。這些方式都不行，這樣搞的話，就達不到打倒地主的目的。所以中共中央反覆用的詞彙就是‘要在政治上打倒地主階級’，這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詞彙。第二個就是要教育農民，要跟地主撕破臉，不能是好說好商量，把你的土地給我，因為我沒有土地，就是要撕破臉。所謂撕破臉就是要鬥爭。因此後來取得土地的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個方法，采取的是徹底的沒收，開鬥爭會，把這些地主全部定成惡霸地主，然後是逮捕他們、吊打他們，而且很多是採取馬上處決的方式，干脆就槍斃。用這些方法來搞土地改革。這中間不但是大地主，連中小地主，包括富農，甚至包括中農，都受到了吊打、鬥爭、逮捕。所以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間，被消滅的地主、富農，甚至是中農，一共有25萬人。”（《反思》）

1947 年是什麼年代？是國軍節節勝利，中共正處於狼奔豕突的境地。尤其當年3月19日共軍撤出延安，更屬其低潮之最。但也正基於此，必須在土改中迫令農民跟地主 “撕破臉”，使之相互成為不共戴天之敵。借用毛1949年建政前夕對“民主人士”說的話，就是要讓“翻身農民”“上了賊船”，再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為中共打江山賣命。

明乎此，作者以下所言便順理成章、毫不奇怪了：“我念一段楊奎松這本書具體的描述，在晉區邊區，中央發表了關於怎麼劃分成分，因為土改就是要劃分成分，如果一個政黨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你要定一個人為地主，你必須要看他佔有多少土地，看他到底進行了剝削沒有，但是我們左的東西從來就是要擴大，很多完全不是這樣的都劃進去。我們採取的做法，包括後面的很多政治運動，甚至到文化革命的各種做法，都完全不按照馬克思經典定理，就是我確定一個階級成分的時候，我不是根據他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來劃，這是我們從小學就學的，而是要看他的態度和思想表現，用這樣的標准來劃分。如果你思想表現不好，如果你對這場運動有抵觸心理，就可以把你定為地主。這一點我自己經歷過文化革命，經驗也是很多的。給一般人定階級屬性、定成分的時候，實際上是根據態度和思想來定的，不光是根據他跟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來定的。所以在土改裡面，地主、富農的人口是這樣分的，一下子這種比例就占到了25%，然後有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被關起來，他們普遍遭到吊打或者其他肉刑，逼他們交出所謂的被隱瞞的財寶。抗日戰爭其間實行“三三制”時的那些開明紳士，很多都遭到了這種酷刑拷打，被打死以後開膛破腹，屍體被扔到黃河裡，這些人包括支持革命的人士，比如（晉區）邊區的高等法院的院長孫連成，被審判，後來被活活打死。還有一個更著名的開明人士，是邊區的一個議會的副議長，叫劉少白，也被鬥爭，這本書裡面還舉了一些別的例子，這些可能你們都不太熟，但當時都是當初非常著名的，參加到革命政權裡面，擔任高級職位的這種人。甚至有一個地主叫（劉冠英）的，他已經擔任了革命政權的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了，他已經是革命政權的高官了，也說他是地主，也拿來游鬥。他兒子是共產黨的一個干部，共產黨軍隊裡面的人強迫他的兒子用鐵絲串到他父親的鼻子上，像拉牛這樣的，再進行鬥爭。事情都搞到了這種地步。我覺得這種左的東西是反覆出現的，這是第一個例子。”（《反思》）

由此可見，《毛語錄》第一頁第一條後面一句：“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純屬欺人之談。劃分階級不以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為依據，這就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使按照與馬克思主義大有區別的列寧主義原則，也沒有僅憑“態度和思想來定”階級成分的。

對此，毛在《矛盾論》中早有說法，道是：“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12 頁）雖然這句話原意出自列寧，毛加以重申。但這等於講馬克思主義可以隨心所欲，列寧就並沒有篡改馬克思劃分階級的準則，而又“拉大旗作虎皮”訛稱之為馬克思主義。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如何詮釋馬克思學說，而在於把扭曲了的“革命理論”應用於土改的實踐，造成流血成河的人間慘劇。這是草菅人命，殺人立威！

如上所述，1947年土改中死於非命的地主、富農以至中農共達25萬人，此數字意味著什麼呢？

人們記得，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投降兩天後，毛宣稱共軍“解放了過一萬萬的人民”（《毛澤東選集》1143頁）。“過”者只是零頭，就按1億計算。至1947年底，在國軍佔優勢的情況下，“解放區”增加的人口有限。倘以1億為基數，則土改殺人比率為千分之二點五。由於人口遠較農村為稠密的城市不進行土改，故實際的殺人比率至少不低於千分之三。這和五十年代鎮反中毛規定的城市殺人比率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相比，最低限度要高出兩倍！如此大開殺戒，簡直令人髮指！

倘再回顧上述枉死的“開明士紳”之個案，更使人義憤填膺，怒不可遏。死者生前遭嚴刑拷打，死後被開膛破腹，最後投屍黃河，如此慘無人道，真是人間何世？這些人曾於中共艱難之際為其效力，甚至擢升“三三制政權”高位，不料曾幾何時，事過境遷，當局恩將仇報，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可謂滅絕天良，此等暴行與禽獸何異？

在官修的“中國革命史”中，1927年“四.一二”政變被稱為“白色恐怖”。實際上死難的中共黨員和左傾青年總數只幾千人。由於國共兩黨爭天下，你死我活，雙方的成員為此喪生在所難免。但該政變中共方的“烈士”人數，比起1947年土改飲恨黃泉的25萬人，無異小巫見大巫。何況後者大多數安分守己，並無任何死罪？

追根溯源，毛、劉等濫殺無辜，無非製造“紅色恐怖”而已，但他們打出的是“民主革命”的旗號，以“反封建”為名。實際上封建極權在毛登大寶後變本加厲，文革更臻登峰造極，至今未見絲毫消減，只是與資本主義結合而成權貴資本主義而已。“民主”云云，尤其杳無影跡。聯繫1947年土改往事，不免使人慨嘆：“民主革命，多少惡行假汝之名以行！”至於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和其他政治運動，血雨腥風，一言難盡。另文再議。（未完待續）（8-9）

利用韓戰機會定下比例殺人

－讀徐友漁宏文札記（四）

徐文接著談鎮反：“1950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年不到的時間，那時候又發生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一個新政權建立，自然會對前一個政權遺留下來的人采取懲罰性的措施，讓新政權得以鞏固。我覺得這個做法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歷朝歷代大概都會有這麼一個做法。但是我們這種做法是不是比以前的那種做法還要過分一些？”

“過分”也者，表現於明知故犯，改變初衷：“毛澤東在1950年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他實際上有一個非常穩健的看法和估計，他說我們不要四面出擊，不要樹敵太多，也就是說我們鎮壓的數量跟力度不要太大，我們還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廣大知識分子、廣大人民群眾來擁護我們。如果鎮壓反革命大開殺戒，總是一個不好的事情。而且我們主要的任務是醫治戰爭的創傷，剛建立新政權，我們最基本的任務是要在全國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要休養生息，只有這樣一個政權才能夠維持。”（《反思》）

剛登基的毛皇帝腦子還正常，他知道“大開殺戒不好”，百姓“要休養生息”。所以“鎮壓的數量跟力度不要太大”。此前的1949年6月30日，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早已宣布“對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內裡已經暗藏殺機。只是鑑於天下初定，人心未穩，不得不講究策略，避免一下子露出其視人命如草芥的暴君面目。

不料鴨綠江彼岸金日成小朝廷一口吞下南韓的如意算盤，將中南海新朝廷的大算盤打亂了。剛講過“不要四面出擊”的毛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改變“既定方針”，與頭號帝國主義的美國及其十多個盟友為敵，在朝鮮半島與之兵戎相見。從而陷入財政經濟的新困局。

但是，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如作者下面的回顧：“朝鮮戰爭以後，最高領導層的態度就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用毛澤東的話說，朝鮮戰爭一爆發，這是一個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必須大開殺戒。大家不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劉少奇就做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其實在他的心裡他當然也知道殺人太多畢竟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劉少奇是這麼說的，為什麼是朝鮮戰爭跟我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呢？朝鮮戰爭一爆發的話，這種鑼鼓聲就敲的非常響，那意思就是整個輿論轟轟烈烈要抗美援朝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殺人這件事情就被另外一種聲音壓倒了，我們做這件事情就方便了。說這話的意思實際上就把這件事情解釋了。這件事他們其實還是知道，可能會引起大家非議的。但劉少奇解釋的很好，我們這種鎮壓反革命的鑼鼓聲肯定會被抗美援朝的這種巨大的鑼鼓聲掩蓋掉。用劉少奇的話說，鎮壓的鑼鼓聲就不大聽得見了，就好搞了。”（《反思》）

由此可見，在毛、劉等中共頭子心目中，殺人原是無足輕重的小事一樁。他們心安理得，視若等閒。而作為“特殊材料造成的”“偉光正”之魁首，他們也心知肚明：這種心態難以為凡夫俗子認同。正如斯大林所稱的“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如此超脫瀟灑，其思想水平之超凡絕倫是芸芸眾生不可企及的。因此，為了避免“引起大家非議”，還是讓鎮壓反革命的鑼鼓聲被別樣聲音掩蓋為好。“抗美援朝”的喧囂鑼鼓正好起了這種作用。莫非“馬克思在天之靈”庇護這些嗜殺的狂魔？

“為了達到這種放開手腳、大開殺戒的目的，當初的政務院，也就是現在的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就是說哪些人是反革命，是可以懲罰的。在這個條例裡面，根本不分，你只要有這個動機就是了。它甚至都不分你的意圖跟現行，你做沒做是可以不管的，只要你被人告發想做這件事，就是反革命了，根本不管你到底做了這件事沒有。而且當時還用了一些詞，就是那些惡霸要懲罰，而且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我們現在還用這些詞，我們完全沒有法治精神的，說民憤極大，哪一個人民憤極大了，用這個理由就可以把這個人殺掉的。那時候就開始有這種做法了，用一些說不清楚的東西就可以做這種事情。”

這裡應當補充一點，就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些廣被引用的說法，往往流於感性，根本經不起推敲。例如“國人皆曰可殺”。“國人”到底有多少？都是誰？張三？李四？何故“曰（某某）可殺”？其死罪在哪？有無經過正式審判程序？當事人有無上訴？如此等等，一大串問題均屬糊塗賬。如此含混不清，意義極不確定，作為文學語言用作誇張形容、宣洩感情，或無不可。在法律上就是大忌了。蓋人命關天，豈能輕忽兒戲、信口開河？而“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類毛式語言，與此如出一轍。

不幸的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毛，素以“無法無天”自詡。他才不會在意什麼法律。金口玉言，乾綱獨斷乃其一貫作派。因此，就連上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他也嫌其未盡己意。於是：“毛澤東不斷下指示說，鎮壓反革命要做的事情，他特別喜歡用的詞就是‘要大張旗鼓’，‘大逮捕’，一天一個城市抓多少人，大逮捕，大審判——那時候叫公審——在一個體育場或者一個公開場合，就是大審判。五花大綁的，幾十輛車。我自己小時候就經歷過，部隊拿著機關槍，一車一車的這種反革命分子、犯人，壓（押）到刑場上去，一天就槍斃上百人，這種情況就出現了，當時這種做法，對鎮壓真正的反革命當然起到了作用，但是這種擴大化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反思》）

作者用“非常非常厲害”這樣的說法，程度之登峰造極固然表露無遺，值得商榷者是“厲害”一詞很不確切。“厲害”有“難以對付或忍受；劇烈；兇猛”等義，在此顯然意指“劇烈”。但“當時這種做法”，豈止“劇烈”而已？乃不人道至於恐怖！不過作者身處北京，遣詞用字不能不有所考慮，這完全可以理解。事實上，光是翻出舊案，往事重提，已經極具顛覆性，其勇氣或曰公共知識分子的良心十分難能可貴，故對此不宜苛責也。

對於那個“厲害”，其時“在成都生活”、“還是小孩，也不懂事”的作者記憶猶新：“聽到外面的軍車呼嘯而過，大概就興高采烈地跑去看，一路上就是十幾輛、幾十輛的這種車，一輛車是犯人，一輛車是部隊架著機槍，犯人是五花大綁的，頭上還有一個條寫著罪狀，然後就槍斃，第二天報上就會說槍斃了多少人。”

下面一段的細節是作者同學提供的在重慶的情況：“當時都已經槍斃到這種地步，就是很多人都沒有打死。他給我講，我聽著都覺得心驚肉跳，他說被槍斃的人他半夜自己從草草掩埋的土堆裡爬出來，鬼哭狼嚎地叫。比方一天槍斃兩三百人的話，很多人都沒被打死的，晚上總有幾個沒有死的從刑場裡面爬出來亂叫，部隊知道後又去補開槍，那時候就是這種氣氛。”（《反思》）

僅僅這兩段提到的死者，一地便數以千計。用“血流成河”這個成語，一點也不誇張。

“我現在不想評價鎮壓反革命運動本身該不該搞，反正歷朝歷代有這種事情，但是至少這種擴大化，本來有一個比較理性的考慮，就是我鎮壓極少數的不服從新政權的人，但是借朝鮮戰爭這種強大的鑼鼓聲來掩蓋壓制這種殺人的聲音，然後大開殺戒，這種做法對不對？我覺得應該重新考慮的，這也是一件事。”（《反思》）

以作者目前的處境和身份，確實不便評價“鎮壓反革命運動本身該不該搞”，那是牽涉“成王敗寇”的問題。以“反正歷朝歷代有這種事情”輕輕帶過也說得過去，但應該指出毛如此大開殺戒乃屬史無前例。何況其本人還引以為榮，當面反駁不以“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為然的林彪，大言晏晏地聲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毛上面所言“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並非確數，只是隨口道來。據作者稱：“整個鎮反運動總共殺了71.2萬人，達到了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二四。（應來自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張註）。”（《反思》）

後面的這個比例，就大有文章了，且詳細道來。話說毛這個對數學一竅不通的師範畢業生，偏愛百分比。舉凡一切政治運動，他都要給下面事先規定一個指標：要打擊的壞人佔百分之幾。該指標純屬毛主觀臆測而來。而又只許超過，不許達不到。完不成指標者便是右傾，輕則批評，重則罷官，甚至罹禍。

由此作者稱：“我剛才講的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毛澤東也是提出了一個殺人的比例數字，其實我覺得可能就更輕率了一點，畢竟是一個人命關天的事情。但鎮壓運動一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下了一個指示，一般城市裡面要殺人先定指標，要殺的人至少應該佔當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五，敵情嚴重的地方可以達到千分之一。所以他在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裡面都定了應該殺人的具體數字，而且毛澤東還批評當地官員說‘殺人太少，要多殺’。那些地方殺了多少報給他了，他說殺的太少，應該多殺。”（《反思》）

毛何以認為上海、南京“殺人太少”呢？請看以下資料：“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兩萬餘人僅殺兩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兩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百度：歷史的天空《網文精選》）

“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要多殺”，“國民黨的首都”、“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也要多殺。這算什麼邏輯？難怪毛坦承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屬幌子，“秦始皇”才貨真價實，而且“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當時的上海市委由書生出身兼有留學法國背景的陳毅掛帥，連同“小開”（少爺）出身也是白面書生的潘漢年等負責人，自然擋不住韶山土包子兼偏執狂的毛之壓力，於是：“一直顧慮上海的工商業中心地位，擔心震動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檢討了’此前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澤東的建議，上海市委報告中央說：上海決心在已經捕了1068人、處死一百餘人的基礎上，再放手捕一萬人，殺三千人，關四千人，管三千人。毛澤東對此給予了高度肯定。他還特別推薦了北京和天津的做法，要上海領導人注意看3月下旬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參考京津鎮壓反革命的經驗。”（百度：歷史的天空《網文精選》）

京津雷厲風行，滬寧急起直追，其他大城市當然不敢怠慢。中小城市緊隨其後，到處一片血雨腥風。套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形容1927年“四.一二”之後景象的語言：“黃浦灘頭，珠江河畔，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刑場處處，槍聲陣陣，血跡斑斑，淚水漣漣。

“有的地方完不成千分之零點五到千分之一這種數字，就會受到極其嚴重的批評，所以後來搞到最後就根本不管證據，不管他是不是反革命，也不管反革命罪應不應該判死刑，這些都完全不管，就濫捕濫殺，勉強湊數。而且還有個別品質不好的干部，要去貪功，要突破指標。”（《反思》）

正如一句北方的俗語所云：“三條腿的狗不好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大陸中國人命賤如螻蟻，一個鄉鎮多殺十個八個的算得了什麼？當時手握生殺大權的區級共幹，不會考慮2000多個縣城，至少20000多個鄉鎮；如果每個鄉鎮多殺十個，加起來就會平添20餘萬冤魂！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整個鎮反運動總共殺了71.2萬人，達到了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二四，這個數字雖然是千分之幾，但是中國的人口基數那麼大，千分之五跟千分之六那就遠遠不同，那就不知道多了多少萬人人頭落地了。”（《反思》）

這筆歷史舊賬，何時才能正式清算？如何才能合理償還？恐怕還需引頸以待。但作者總算開了個頭，功德無量！

當然，50年代的舊賬遠不止此。土改，三反、五反等等，都不能“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下回分解吧。（未完待續）（8-10）17：33

“老虎”苛政試比高

－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五）

“苛政猛於虎”是孔子的名言。而50年代初大陸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貪污分子被稱為“老虎”，作者回顧當時的情況稱：

“共產黨幹部隊伍裡面貪污的人比較多，更關鍵的是發展勢頭非常地迅猛，就是在兩三年之內百分比一下就上升了很多，甚至上升到幹部中間30%的人都要貪污。在當時的環境裡面，那簡直是非常了不得的數據了，現在我覺得30%也許是一個相當‘可愛’的事情。但是當初那30%，比方開始發現有5%，第二年就10%多，第三年就30%的人貪污，最高領導人是絕對受不了的，所以就要反貪污。”（《反思》）

關於“現在”的貪污，一個相當流行的說法是：“讓全國大小官員排隊，然後對貪官開槍。要是每人都挨一槍，肯定有冤枉的；要是隔一個開一槍，肯定有漏網的。”這等於說中共貪官已佔官員總數的一半以上。所以，作者“覺得30%也許是一個相當‘可愛’的事情”。

不論什麼社會制度下，貪污都是人們深惡痛絕的。正如作者所言：“反貪污這場運動大家擁護的程度比較高，因為畢竟是對執政者內部貪污腐敗分子的處理嘛。但是又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我之前講的左的東西，一開始有一個正確的估計，馬上就變成極左的，沒有限制的東西。”（《反思》）

這就是毛講過的“好事變壞事”了。而其之所以“變”，根子全在毛本人頭腦發熱，無法無天之頑固本性。

“本來在土地改革運動、朝鮮戰爭以後，毛澤東要發動一場三反運動，別人就問毛澤東，我們三反怎麼樣才算完成了任務？才算達到目的了呢？毛澤東的話特別能代表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毛澤東是這麼回答這個問題的，就是要‘發燒發熱，上吐下瀉，不然的話火力不夠’。我們從50年代經歷過的人，就特別熟悉這句話，就是要搞成這樣子。

在此之前的1927年3月，毛就說過“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乃似是而非的詭辯。“真理向前一步就變成謬誤。”對列寧這句話不應因人廢言。

作者接著分析道：“（毛）那種話也更代表他懂得政治思維，我們怎麼判斷有沒有完全任務呢？我們鬥爭的成績怎麼考核？成績就是要交數字，要報數字，要大的。那時候三反，貪污犯那時候就叫老虎，大貪污犯就是大老虎，那時候說法是哪一個地區打了多少只大老虎，打了多少只小老虎，打了多少只中老虎，都是這種稱呼。有一個標准的，比方貪污1000萬就算大老虎之類的。”

當時使用的人民幣是舊幣。網上資料顯示：1955年，中央人民銀行將以前所有舊人民幣收回，改發新人民幣。舊人民幣以一萬兌一比率折換新人民幣。舊幣於兌換開始後三個月終止流通。

新人民幣流通至今。也就是說，三反時貪污金額折合1千元新幣者，便算“大老虎”。而現時貪污動輒數百萬、上千萬，乃至過億元。相比之下，前者小兒科之至，後者則真是“與時俱進”！

“毛主席說成績就是要交數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好，要應有盡有，他在運動時對這些下級說，任何在報告裡面說貪污情況在他那個部門、地區不是特別嚴重，貪污的人數也不是太多，貪污的錢的數額也不是太多的，凡是這種報告都是不真實的。”（《反思》）

後來1957年春毛號召“鳴放”、“幫助共產黨整風”，時任教育部長的民主人士張奚若批評中共“好大喜功”，毛耿耿於懷。其實，他在三反運動時的話便是鐵證。而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毛就一再強調“實事求是”，並為此題詞。事實證明，他自己往往反其道而行之，無異於為“葉公好龍”做註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單位紛紛開始互相攀比，因為毛澤東本身就說數字要大，人數要多，數額也要大，各地就拼命的攀比，打老虎的數字就層層增加，然後採取的方式就是打、罵、捆起凍，就是在三九寒天裡，把你拉到戶外去，讓你站一個晚上，然後搞車輪戰、搞肉刑，只要數字，不管證據，就這麼搞。所以那時候成績搞的非常之大。”（《反思》）

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互相攀比又導致“逼供信”，屈打成招。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以此揪“特務”，後來的事實證明：被揪者無一是真的國民黨特務。三反打老虎卻重演“逼供信”這一幕，儘管毛早就一再口口聲聲“嚴禁逼供信”。可是他只是說說罷了，根本不作數。

到底紙包不住火，假的真不了。於是，“安子文（時為中央組織部長---張註）做總結的時候做了一個報告，說後來發現事情鬧大了，也鬧得不好的，就又開始搞複查跟甄別，看哪些是冤枉的，哪些本身不是貪污犯。安子文的報告裡面說的，在50年代初發生的這種三反運動中間，全國的大貪污犯，就是貪污到1000萬以上的有29萬2千人，但是經過復複查和甄別以後，這個數字減少到原來的65%，就是說一半以上，基本上三分之二搞錯了，我們國家做事情從來就是這樣的。

上面那句“這個數字減少到原來的65%”有語病。從文意看應是“這個數字減少了原來的65%”，即“基本上三分之二搞錯了”。照這樣計算，“大老虎”總數不到10萬人。那是貪污1千元以上的官員總數。現時大陸官員共計7000餘萬人，如以貪污金額1萬元劃線，倘若“出線”的官員不到10萬人，不妨套用作者的話：“也許是一個相當‘可愛’的事情。”但那怎麼可能呢？

毋庸贅述，今天大陸苛政比比皆是，令人乍舌。諸如強迫拆遷，強行徵地之類事件無日無之，市民農民流離失所，生計斷絕。求告無門，上訪被截，甚至慘遭毒打，致殘致死。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及三鹿毒奶粉受害者，只求一個說法而不得，反過來卻鋃鐺入獄，司法不公，一至於此！弱勢群體陷於絕境，導致富士康的十四跳，古之未聞。與此同時，貪腐成風，贓款過億的超級“大老虎”“前赴後繼”，層出不窮。

樁樁件件，概而言之，堪稱苛政與“老虎”試比高。人間何世？天理何在？所有這一切，豈屬偶然？不都是毛種下的惡果嗎？第五代領導人還不改弦易轍，難道讓幾十年前的悲劇一次次重演？那又會是什麼結果呢？（未完待續）（8-11）

罪惡的“百分比”

－讀徐友漁宏文札記（六）

“最有趣的是，中國這些從來沒有間斷過的運動裡面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傳統，就是百分比的傳統。每一次運動一定要規定這次一定要揪出來的壞人，一定要打擊的人，要作為運動對像（對象）加以處理的人，那些領導人要定一個百分比，完不成百分比就是右傾。”（《反思》）

我不知道當日的現場聽眾以及網上的其他讀者對這段話作何感想，筆者只想說（並且也在給作者的電郵中坦言直陳）：實在無法接受“有趣”一詞。因為在毛規定的“百分比”背後，是無數人命、鮮血和眼淚！

我不想使用“站著說話腰不疼”這樣的評語，作者是眾所周知的正直敢言的學人。他的這句話應無任何幸災樂禍的意味。大概是出於一種學術研究中所需的超然態度和避免感情投入的干擾，因而以調侃或幽默的口吻，不經意地使用上述形容詞。倘譯成英文，便是“interesting”。

可是，正如文革期間不少受害者，曾在樣板戲的樂曲或唱段聲中備受嚴刑拷打之類的身心折磨，以致這些倖存者此後一聽到樣板戲的片段旋律甚至個別台詞，也會勾起恐怖的回憶而驚悸莫名，難以自持。同樣，幾十年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整肅的當事人，以及受其株連的子女親屬，都會對“當代秦始皇”金口玉言定下的有關“百分比”，咬牙切齒，深惡痛絕。對此，由於作者畢竟缺乏親身體驗，難免有所忽略。可謂無心之失，不應過分苛責。

但為求加深讀者的認識，有必要將此罪惡的“百分比”詳加剖析。事實上，作者已經旗幟鮮明地予以討伐：“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數字要高，但是有的太高了，影響太壞了，比這個數字高的太多，碰巧最高領導人頭腦又比較清醒的時候，他們就有一個說法，數字高了是左傾，數字低了是右傾，一定要達到一個數字。”

上段所謂“最高領導人”，便是乾綱獨斷的毛，即彼時的“今上”。這位萬歲爺喜怒無常，翻雲覆雨，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使臣僕無所適從。“頭腦比較清醒的時候”？簡直不可捉摸。但其總的傾向，是以“左”為尚，與“從容不迫”、“雅緻”或“溫良恭儉讓”勢同水火。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

“這件事裡面，你們對以前的歷史如果不太熟悉的話，最近若干年，說這方面說的最多的就是反右的時候，中央給各個單位下的百分比是5%。就是你這個單位、地區，揪出來的右派，定性右派分子的人數，一定要達到總人口的5%，如果達不到你就沒完成任務，以致發生了好多特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反思》）

作者提到的“反右的時候，中央給各個單位下的百分比是5%....揪出來的右派，定性右派分子的人數，一定要達到總人口的5%”，有點不夠確切。應是“（該單位）幹部職工總數的5%”。而後面用“令人啼笑皆非”來形容，更是不妥，只能說是“匪夷所思”。因為無論奉命執行者，或是身受其害者，都苦不堪言。尤其是慘成賤民的後者，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何止千、萬？他們怎麼可能笑得出來？

“有些單位的黨委書記拼命把別人打成右派，甚至把平常的戰友、親戚、朋友或者是下屬都打成右派，最後報上去數字還是不夠，他更上一級單位就說不行，你是右傾，你沒有達到5%的比例，那怎麼辦呢？把你添上去。有些人的上級單位就把他添上去，他也覺得沒辦法了，我認為只能打這麼多。甚至極個別的，但絕不只是一例出現這種情況。”（《反思》）

作者末句語焉不詳。這裡不妨舉出實例：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副局長（溫濟澤）主管對國外廣播部。局黨委辦公室稱：按百分之五計算，該部門應打出十幾個右派。溫答曰：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結果他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抗拒‘反右派鬥爭’”。（丁抒：《陽謀》，開放出版社，2006年，243頁）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張不超過百分之二；縣以下單位一律不打右派。於是被指為“阻撓反右派鬥爭“。但將省委一把手打成右派有礙“黨的形象”，遂定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將其助手、省委書記楊鈺和副秘書長王廷棟陪綁。接著在全省層層抓“小潘、楊、王”，一批“反右不力”的幹部入了另冊。（同上）。由此可見，作者用“極個別的”一詞，其中“極”字應刪去。

“所以最挖苦和最可悲的人就是，最後數字不夠，他也不知道當右派到底有多悲慘，後面情況都不知道，他覺得作為黨委書記完成數字是最重要的，完成數字是很光榮的，右傾是很可恥的，我不能當右傾，我不能不完成上級交給我的這麼一個數字。有人為了湊夠5%，把自己也算進去，最後嘗了大苦頭才後悔莫及。他當初以為我湊一個數字不是就完成任務了嘛，我這個支部書記不是當的很好嘛，5%都達到了。結果出現這麼荒謬的事情。有些是自願的，有些不是自願的，運動本身是他整人，結果為了讓數字達標，就把自己算進去了。”

成都一所小學的黨支書便是這種犧牲品。1958年春他被教育局叫去訓話，嚴令他務必在“補課”中劃定一右派，以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標。該校教師20餘名，黨支書細加思忖，均覺下不了手。最後毅然把自己的名字上報。於是被開除黨籍，送農村勞動改造。（《陽謀》）

“這件事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聽老右派回顧的時候知道有這回事，大家會感到湊數字是一個非常荒謬跟不可信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訴你，這實際上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源遠流長的傳統。基本上是我們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的通例。”也就是說，亂定百分比所從來久遠矣。

“我跟大家舉幾個重要的政治運動，我剛才講的第一個事情，就是1949年土地改革的時候，毛澤東下了一個指標，土地改革除了土地以外，實際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劃成分，就是這一個地區到底有多少人是地主，還要做這麼一件事情。毛澤東自己有一個看法，他年輕的時候在農村做了一個調查，他覺得地主應該占農村總人口的8%，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擴大化，是有問題的。”（《反思》）

請注意“他覺得地主應該占農村總人口的8%”，這個“應該”完全是毛主觀臆測，毫無其所倡導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氣味，一點也不實事求是。何以這麼說呢？

“因為在像楊奎松這種歷史學家的研究中，毛澤東在江西農村做調查的時候，發現農村的地主普遍占總人口的4%-6%之間，只有一個地方毛澤東調查的時候是8%，但毛澤東可能喜歡左一點吧，革命對像要多一點。他就有一個固定的概念，農村地主應該占總人口的8%.他就取了一個上限，上限比是下限高了一倍，絕大多數是 4%-6%，他就有一個斷言，說地主占總人口的8%。然後他就用這個數字來規定，現在我們要土改了，要劃成分的，8%的要定成地主，如果你定多了就是左傾，如果定少了就是右傾。”（《反思》）

登上中南海金鑾殿寶座的萬歲爺一言九鼎，何者為“左”，何者屬“右”，他說了算。劉、周、朱等當朝一品大員都沒有發言權。

“我們當時的傳統對左傾是必須保護的，覺得左傾是革命熱情太過分了，好像問題不大，右傾是站在敵人的一方面。所以有的地方，在那場運動中間還突破了這個數字，有的地方定的地主人數最高已經達到27%了，這種地方可能需要糾正的，就這麼一個說法。問題就出現在這種地方。”（《反思》）

有無例外呢？有，習仲勳便是。辛子陵先生日前在《學習習仲勳》一文中引述資料道：“習仲勛在中南海與友人的一次談話中，坦蕩地捫心自問：‘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見呂雷、趙洪所著長篇紀實文學《國運——南方記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辛文中回顧：“1947年末和1948年初，在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土改的過程中，各解放區普遍發生了左的傾向。作為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最先發現了問題，並以極大的勇氣出來反左，於1948年1月19日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報告：由於義合會議（注：1947年11月 1日，西北局在綏德縣義合鎮召開的土改工作會議）潛伏著一種左的情緒（即不對的一種浪頭），由於晉綏的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動起來的地區，多去強調‘貧雇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葭縣，有幾個村莊連貧中農的東西都一律沒收。干部家屬幸免於鬥者很少。張達志（注：張當時任蒙綏軍區副政治委員）家中也被鬥，弟弟被吊打索銀洋；有的烈士家屬掃地出門。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甕裡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葭縣亂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塗。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壞得精光。在機關學校中也發生左的事件，如邊保的馬夫起來鬥馬夫班長，也叫貧雇農翻身。如綏德幹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長夫婦（老黨員）趕走，整出十幾名都是八九歲的干部子弟為狗腿子。雖則事不普遍，但影響所及，人心不安，鬧得農村極度緊張，死人不敢埋，人病無人醫，弄得大家都有顧慮。”（《學習習仲勛》）

大概基於當時中共在爭天下中尚未穩操勝券，毛權衡利弊，決定調整策略。於是對此作出了“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

毛嘗云：“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當時反左乃短暫之策略而已。果然，1950年剛剛坐上天下不久，毛便故態復萌，左禍再起：“在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中，毛澤東規定的殺人指標是千分之一。習仲勛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報告中說：西北地區有民族和宗教問題，應該更加寬大，建議在西北把鎮反方針修改為“寬大與必要的鎮壓相結合”，建議將殺人指標減少一半，減為占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毛澤東批准了習仲勛的請示報告。後來，在實際執行中，西北地區的殺人數字在千分之零點四左右。這就是說：西北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了60%的人。”

如果以當時全國農村人口四億人計算，千分之零點一就是4萬人。儘管西北人口密度較低，但習仲勳的請示報告無異於喊出一聲“高抬貴手”，使該地區數萬名“反革命分子”撿回一條蟻命。

俗語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1962年他因小說《劉志丹》冤案被整肅，文革再遭厄運，全家受罪，大兒子習近平也成了下鄉知青，得嘗底層辛酸。苦盡甘來， 70年代末習仲勳終於復出，並對深圳特區的創立卓有貢獻。其子習近平也得登皇儲大位，光耀家門。豈非習氏不整人，不偏左，好人有好報！

可惜，“老一輩共產黨人能做到這兩條的，真如鳳毛麟角。”（《學習習仲勳》）與習相仿，大概最不隨波逐流的便是胡耀邦。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就比較穩重，不以轄下抓出多少“特務”的指標為然。1957年反右初期，他率團訪蘇，返國後對於團中央打除一大批“右派”頻呼“損失慘重”，極力降溫，並設法挽救若干落網者。儘管胳膊扭不過大腿，但其凜然正氣及悲憫情懷，份屬中共的異數，令人稱道不已。

總體來說，徐友漁的宏文言之有據，行文嚴謹，是不可多得的佳構。當然，若干論題有待深化，這只能期之續作。個別用詞或有欠妥，白璧微瑕而已。

從該講演/文章的得以發表，亦可見大陸現領導人對於學術研究似稍有放鬆，連同劉亞洲中將接受《鳳凰周刊》專訪，未嘗不給海內外文化人某種正面的信息。但願當局正視歷史教訓，尤其希望習近平繼承乃父風範，順應時代潮流，避免從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六四”等一系列左禍重演，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全文完）(8-14)18：11

“中國的變局即在眼前”嗎？

－與姜維平先生商榷

“我認為，中國的變局即在眼前，可能有兩種道路，一種是自上而下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先黨內派別合法化，公開化，後隨之解除黨禁與報禁，如果中共出現趙紫陽和胡耀邦似人物，就可能像著名評論家金鐘先生預示的那樣，共產黨一次次地獲得民選的勝利或失敗，但那時的中共在引入競爭機制之後，必將大變，如同百年老店國民黨一樣，其它的大大小小的以各種名分出現的雨後春筍般的黨派，必將與其展開競選，選民用手裡的選票把領導人關在籠子裡為社會，為人民服務，中國將開啟一個嶄新的時代。……”（姜維平：《中國的變局已不可避免》“自由亞洲電台”2010年8月10日）

這段話開頭那句斷語和原文的題目似乎含意不一。筆者對於所謂“變局即在眼前”難以苟同。

首先應明確“眼前”所指為何。據《現代漢語詞典》，有兩種解釋：1）眼睛前面；跟前；2）目前。顯然，大陸中國變局不在“跟前”，亦非在“目前”。作者提出的“兩種道路”，無論是“自上而下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或者“人們…自下而上地開展鬥爭，逼迫中共退出歷史舞台，以憲政民主取代威權專制”，都只是空中樓閣。

而且，作者所言的這兩種“可能”，均屬曠日持久的進程。前一種“可能”：“一次次”的“民選”、“競選”，直到“選民手裡的選票”成功奏效，沒有三五年行嗎？後者則需“把分散的星星之火似的各地維權運動雲集起來”，談何容易？至少也要一年半載吧？何況作者寄予厚望之“富有社會良知的知識精英的領導人”，此刻似乎連影都沒見呢！

在作者看來，“另一條道路”是因中共“鎮壓民主訴求，人們忍無可忍”而起，故此擔心：“一旦變局，貧困的大多數人面對貪得無厭的官員和老板，很難保持理性，尋求社會和解，‘均貧富，等貴賤’，‘殺富濟貧’的傳統理念將使人口眾多的中國血流成河，分崩離析，而窺視九州的世界列強將趁機瓜分中國。”

這種擔心或者不是杞人憂天，可是愚意以為神州大地“血流成河，分崩離析”的機率極小。很難想像若干個省或更大範圍的地區之間，所屬軍警包括武警相互火併。而維權民眾均無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豈能掀起戰事？

末尾這句“列強將趁機瓜分中國”，更是簡直不可思議！試問哪些“世界列強”會參與“瓜分”，最鄰近的美、日、俄嗎？如何“瓜分”？劃地而治嗎？怎麼管治呢？由奧巴馬和普京或梅德韋傑夫分別派出總督嗎？

除此之外，作者以下這一段也值得商榷：“中共是否還想重復（複）1976年10月，華國鋒與葉劍英合作之路，通過黨內高層的爾虞我詐，把過去的罪惡轉嫁到幾個人身上，再次愚弄老百姓，以延續專制政權，阻斷民主航程？18大上能有這種精彩篇章嗎？”

1976 年10月6日，華國鋒與葉劍英合作，“一舉粉碎‘四人幫’”，乃順應時代潮流、符合民心黨心的正義之舉，儘管採取的是政變的方式，但卻是當時情況下唯一可行的舉措，絕對不應苛責。華國鋒為人忠厚，葉劍英思想開明，這是眾所公認的。將其非常之舉說成是“通過黨內高層的爾虞我詐，把過去的罪惡轉嫁到幾個人身上”，很不公允。他們二人哪裡“再次愚弄老百姓”了？不正是在其大力支持下，胡耀邦、趙紫陽得以為改革開放打開局面嗎？怎能稱華、葉“合作之路”，是旨在 “延續專制政權，阻斷民主航程”呢？

尤應指出，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葉的講話暢談民主，極受好評。但被胡喬木等人壓下，未單獨發文。對此，于光遠的有關記述敘之甚詳。

而華國鋒作為這兩個會議的主持者，作風民主，從善如流，勇於自我批評，更是有口皆碑。當時要不是他在位，十一屆三中全會不會成為改革史上的豐碑。這方面的記載如汗牛充棟，資料垂手可得，作者不可能不知道。既然如此，豈能向華、葉這兩位有大功於改革開放的可敬的歷史人物大潑污水呢？

令人費解的是，該文隨後又提出“18大上能有這種精彩篇章嗎？”“精彩篇章”是褒義，前面卻是貶義，豈非自相矛盾？

另外，作者認為“近期國內發生的一切變故頗為類似‘六四’之前的形勢”，這個說法也難以成立。無論“大氣候”、“小氣候”，現在均迥異於21年前。怎麼可能“一切變故頗為類似”？請問有哪些“變故”頗為類似？

再者，稱“劉亞洲之宏論則是重壓下的呻吟，嘆息與呼喊！”不無比喻不倫之處。蓋此君憂黨憂國，“嘆息”容或有之，“呼喊”也清晰可聞。其答問總體充滿自信，何來“呻吟”？以他春風得意的現狀，又怎會“呻吟”？“重壓”又從何而來？

以上僅供作者參考，並望識者指正。（8-10）22：26

書林藝苑探幽微

從《四手聯彈》“讚”汪精衛說起

2010 年香港書展開幕，邀請的嘉賓中有章詒和跟賀衛方。他們合作的新著《四手聯彈》中有一些新疆的照片，可惜文字部分似乎並無涉及我熟悉的生產建設兵團。但不少篇什仍然引起我的興趣或共鳴。例如賀教授記述海德堡，就勾起我15年前的美好印象；而章詒和懷舊的美文，更令我浮想聯翩，以致情不自禁地致函兼致電，“發思古之幽情”。這個“古”，並非唐宋元明清，也不是所謂“剝削階級失去了的天堂”，只是民國時代的文化罷了。而汪精衛，正是這個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讀小學的時候，就知道中國有個大漢奸，叫汪精衛。中日戰爭期間，全國人民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抗戰，唯獨他投靠日本，出賣國家。蔣介石也是假抗戰，真反共。那時的教科書都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宣傳的。回到家中講給父親聽，他哈哈大笑，說：‘課本上寫錯了，老師也講錯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

書中章詒和的《衛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以此開篇。她特別憶述其父章伯鈞對汪精衛的三點看法：漂亮，才情，人品。

毋庸贅述，作為民初四大美男子之一，汪氏的第一點有目共睹。對第三點，章伯鈞這樣說：“政治上從慷慨赴死，到涕淚登場，到客死異國，汪兆銘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說他一輩子無可挑剔。不貪錢財，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賭。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蔣、老毛相比，是個沒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至於汪的才情，章伯鈞讚曰：“汪兆銘詩文可以選入教科書!台上是領袖，提筆是文人。”

說到此，大概不少讀者都會記得汪氏25歲時行刺清朝攝政王不遂，在獄中所作四首《被逮口占》之一：“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而此行之前，汪氏的《致南洋同志書》中慨然道：“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如此壯懷激烈，確實堪與戊戌變法的譚嗣同相比肩。譚之絕命詩云：“我欲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氣沖斗牛。而汪氏遺孀陳璧君後來在獄中賦詩感懷，內有“翰苑才華憐後主，英雄肝膽惜崑崙”，與譚氏詩句不無相似也。

身為南洋富商的千金，陳璧君早年在汪於京城身陷囹圄的瀕死關頭，隻身涉險極力設法營救，並以密函表示願以身相許。汪閱後“萬分感動，遂改清初顧梁汾寄吳兆騫之《金縷曲》‘季子平安否’舊作”以答：“別後平安否？便相逢、凄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偎俄。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對於汪氏的文學天賦與情深款款，連曠世奇才錢鍾書都讚以“掃葉吞花足勝情，巨公難得此才清”。

章詒和文中續寫道：“汪精衛從政一生，詩詞也伴隨了一生。據說，他病重時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詩詞稿。他的詩篇詠山河，哀民生，痛名節，彌漫著悲苦凄涼，縈繞著憂國情思。”

章文繼謂：“學者葉嘉瑩認為，汪詩中蘊涵著一個‘精衛情結’，所謂‘情結’，即指一個人的內心始終存有一個追求和執著的理念。汪精衛的名字緣自《山海經》 ‘精衛填海’的典故。他有‘衛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的詩句。‘衛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衛鳥。一個小鳥，想銜著小石子去填那破敗中國的滄海，填得了嗎?出於‘曲線救國’的政治路線與‘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時刻，汪精衛希望能保全淪陷區一部份民眾和土地，他就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了。為達到這個理想，他跟日本談判。日本人把條件說得很好，一旦邁出腳步，條件馬上變了。加上老蔣的打擊排擠，上了船的汪兆銘無可奈何了，也永難回頭了。葉嘉瑩說，精衛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這種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衛所做，正是這種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於是才有一生的‘衛石成痴絕’，才有一世的‘滄波萬里愁’。縱觀汪詩，從壯懷激烈到一腔愁苦，這個‘精衛情結’貫穿了始終。” 古人云“蓋棺論定”，但對汪氏似乎遠非如此。資料稱：近年來華人史學界對於他的評價漸趨和緩，認為他與日本謀和的努力，也不能一併抹煞。（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07-09-21）

學者林思雲在《真實的汪精衛》一書中甚至提出：在汪統治的日占區，人民生活能較穩定，且認為因汪代表國民政府向日本求和，使日方沒有再大舉進攻重慶和延安，這都是他的貢獻；而且汪站在日本一方，蔣站在美國一方，戰後無論同盟國抑軸心國勝利，中國均為戰勝國，從而可避免戰敗國割地賠款的損失，保存中華文化，起碼中國還能苟延殘喘。

林上述看法爭議甚大，茲不細議。只是聯想起與毛有關的兩件事：一是“毛選”中所提“兩面負擔糧稅的”地區（946頁）；二是陳永貴的“漢奸”問題。

據“毛選”《學習和時局》一文《註釋》（八）：“兩面負擔糧稅的地區，是指根據地的邊緣地區和游擊區，在那些地區因為敵人可以經常來騷擾，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負擔糧稅外，還經常被迫向敵偽政權繳納一些糧稅。”（953頁）

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負責徵集糧稅應付敵偽的當地村政府算什麼性質？辦事人或村中父老，算不算漢奸？高爾泰《尋找家園》中就提到一個名叫方秀的小雜貨店老闆，常被村民找來處理這種“日偽軍.挺進軍（國民黨武裝---張註）.新四軍三方都來要糧”的問題。（花城出版社，11-12頁）相信村民是不會視之為漢奸的，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會不會追究？中共建政後又如何呢？尤其“人民政府”治下方某恐怕就難脫干係了！

再看陳永貴。1942年他被推選為大寨村偽維持會代表，後加入日偽組織‘興亞會’。但文革中山西駐軍負責人謝振華將陳的歷史問題上報，周恩來為此向毛請示，毛表示不必追究。陳永貴遂得保無虞，且節節高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大陸農業。

應當指出，無論其時負責臨時性徵糧的方秀也好，正式任職於維持會的陳永貴也好，總是要有人去做事。沒有方秀，也有圓/袁秀；不是陳永貴，就是李永貴。

愚意以為，此種問題應作具體分析。即使確屬漢奸，晚節不保，但前期表現要區別對待，特別是汪精衛這樣複雜的人物。行文至此，想起陳丹青曾稱許周作人1946 年在南京受審出庭時的文人風度，如此正面評價一個“漢奸”的形象舉止，堪稱膽識不凡。而章詒和借其父之口大“讚”汪精衛詩詞人品，就更難能可貴了。

這難道不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嗎？（7-21）2010年香港書展開幕日凌晨1：48

汪洋恣肆痛快淋漓

－喜讀康正果批汪暉文

《走向民權民德的政治解放——汪暉近作質疑：誰的主權？什麼平等？》，這是留美學者康正果一篇洋洋萬言的宏文，日前在“縱覽中國”網上分三次刊出。

文章開頭寫道：最近汪暉發表了一篇長文，題曰〈中國的崛起及其面臨的挑戰〉（《文化縱橫》2010年第二期）。我現在撰寫這篇文字，就是要針對汪文談一些必需認真澄清的問題。

汪暉何許人也？筆者閉塞，以往只耳聞其名。這次在網上一搜索，來頭可非同小可：“汪暉（1959年－），中國大陸著名學者，被譽爲新左派領袖。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先生，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教授，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維基百科）“這是一個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著名的學人，其實汪暉的影響早已不僅限於思想文化領域了；這是一個可以和世界頂級學者直接對話的學人，其實能做到這一點在國內學界並不多見；這是一個曾經備受圍攻和一直備受爭議的學人，引起過廣泛的社會關注和思想界熱烈的討論。”（豆瓣網，2006-12-17）

不過，這位“可以和世界頂級學者直接對話的學人”今年似乎流年不利，不久前陷入一起醜聞：“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讀書》雜志前主編汪暉寫於20多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被指存在多處抄襲。（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稱，他通過比對發現，汪暉的抄襲對象至少包括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等5部中外專著，抄襲手法則包括‘攪拌式’、‘組裝式’、‘掩耳盜鈴式’、‘老老實實式’等。”（經濟觀察網）

此事掀起軒然大波。挺者貶者兩軍對壘，傳到國外，竟有數十位學者一邊倒地全力為之撐腰。汪氏本人卻不置一詞，渾似無事。

對此，筆者無意加以褒貶，但已從中見識其能量非同一般，且於建制內之地位亦穩如泰山也。因此，汪文挖空心思別出心裁，披著學術之華袞巧言令色，大放厥詞，為毛王朝塗脂抹粉，也就毫不奇怪了。

例如，為了替毛滿清式的閉關鎖國辯護，他玩弄辭藻稱：“無論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曾經犯過多少錯誤，它當年的反帝和後來跟蘇聯的辯論，是完成中國主權性的最基本要素，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

對汪氏的奇談怪論，康正果義憤填膺，鞭辟入里地痛加駁斥道：“按照汪暉 ‘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的提議回顧前三十年，那就是說，大煉鋼鐵的荒謬做法和文革期間很多工礦企業全面停產所造成的破壞全不足掛齒，餓死了三千萬人的人禍也可以懸置括號之內，只要中國對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沒有像日、韓或東歐國家那樣處於依附地位，中國人民就應該滿懷獨立自主的自豪，從而把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倒行逆施消解為不必據以判斷是非的‘個別細節’。這樣一來，汪暉所標舉的‘獨立的主權性格’自然就可以無所依傍地樹立起來，成為肯定前三十年響當當的依據了。”

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康正果還尖銳揭示毛“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反文明本質：“毛澤東成功地動員了落後的農村力量，使正在現代化起步階段的城市文明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就是 ‘農村包圍城市’所取得的勝利。但對城市的占領不能只是持續的軍事占領，從毛澤東離開京郊，搬入城內時所說的——‘進京趕考’——那句話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不知道共產黨在當時對現代化的經濟文化建設還缺乏了解，毫無經驗。”

在此情況下，毛一意孤行，乾綱獨斷，採取“人海戰術”冒進蠻幹，絕非偶然。正如康文的分析：“毛澤東從他自己那種價值序列的低層次出發，一味敵視傳統倫理秩序和西方資產階級先進文化的怨憤情緒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靠人民戰爭獲取的軍事勝利一時衝昏了頭腦，國家已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他依舊采取戰時動員的土方式搞社會主義經濟。汪暉一再強調的‘主體的能動性’，就是軍事動員式的蠻干，是不怕犧牲，在主觀意志指揮下的猛衝硬攻，是用源源不斷的數量——人的數量和物的數量——違反科學，糟踏質量的食肉蟻獵食行動。感性和靈性趨於壅蔽的汪暉只滿足於從文本到文本的征引組合，只熱心拿夾生的洋概念亂貼標簽，他最終將毛澤東反現代化的土辦法拉出歷史脈絡，文本化為成風干的概念標本。這概念標本一經消毒處理，歷史的血腥和罪惡便過濾干淨，僅在紙面上留下了一個讓人失去思考能力的干癟結論。”

汪暉們非但極力美化毛“革命路線”主導下的所謂“前三十年”，而且硬將“後三十年”與之掛鉤，把後者取得的建設成就，歸因於前者。正如康文所概括的，在這幫御用文人筆下：“改革開放的成功於是被說成毛澤東歪打正著的意外遺澤，歷史的鑒別不再有絕對的善惡是非標准，一切都可從眼下值得肯定的後果出發，去逆向推導出歪理，對曾經發生的愚行或罪過追贈一個‘再發現’的褒獎。”

總之，汪暉為首的新左派殫精竭力，為權貴資本主義效勞，而又喬裝打扮，掩蓋本來面目。事實上，不少著名的西方學者已受其迷惑，故亟需揭穿此等“理論家”之畫皮，肅清流毒，以正視聽。從這個意義上，對康文無疑應予高度評價。

白璧微瑕，以下兩處似值得商榷：“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的年代，中共曾一度高喊‘保衛蘇維埃’的抗日口號，其撤出江西北上抗日的打算，在最初就是要長征到蒙古邊界與蘇軍相接應。”

上面所述“（中共）撤出江西北上抗日的打算”並不存在。所謂“中央紅軍”或“紅一方面軍”的“撤出江西”，只是在國軍重重包圍下瀕臨覆滅，不得不狼狽逃竄而已。直到長征到達陝西南部，毛手下偶然撿到報紙才知道陝北有個劉志丹，其所建立的根據地可以落腳。至於“北上”為了“抗日”云云，純屬中共建政後編造的徹頭徹尾的謊言，是美化潰不成軍的紅軍殘餘的神話。

再者，“最初就是要長征到蒙古邊界與蘇軍相接應”的說法，不排除乃離開蘇區之際掌權的“三人團”（博古、周恩來等）的幻想，但要到達蒙古邊界取得蘇軍接應談何容易？故不可能將之確定為全軍的戰略目的。

上段文字還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就“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的年代”伊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足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府粉墨登場，毛登上主席寶座。這是地地道道的分裂祖國的罪惡舉措，是對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之主權的極大破壞。由此可見汪暉頌揚的中共“完成中國主權性”，只是毛一心建立的家天下之“主權”，那個“中國”無非“朕即國家”的姓毛的“國”，與工人農民億萬群眾毫不相干！

康文又寫道：“後來中共與蘇聯鬧分裂，其實是中共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遭到了蘇共的憤怒拋棄。毛澤東執意要搞他的土法煉鋼大躍進，至少在當時不符合蘇維埃加電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因而受到蘇共強烈的批評。這一分歧引發兩黨多年來的積怨，從而導致了後來的九評蘇共大辯論。”

所謂“中共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不知何年於何處正式宣布？鐵托的南共聯盟被斯大林開除出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則是1948年6月確實發生的歷史事實。

說“毛澤東執意要搞他的土法煉鋼大躍進，至少在當時不符合蘇維埃加電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因而受到蘇共強烈的批評。”這與事實不符。自1959年起逐漸公開的中蘇兩黨分歧，和毛1958年搞“土法煉鋼大躍進”無關，蘇共對之並無“強烈批評”。“兩黨多年來的積怨”並非由此引發。所謂“積怨”主要是蘇共以“老子黨”自居，剛愎自用的毛不能忍受。而六十年代初的“九評”，緣自毛將赫魯曉夫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視為“修正主義”（包括揭露斯大林搞“個人崇拜”，提出建立“全民國家”、“全民黨”，對外實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及主張“和平過渡”即“三和兩全”）。

以上史實廣為人知，茲不贅。（8-2）23：58

請正確評述“黑五類”

－與焦國標教授商榷

“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類時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已經結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話語上迄今未被充分記載和言說，在實際中雖然特定的黑五類不存在了，而黑五類性質的政治賤民並未在中國絕跡，因而我們有必要打撈黑五類這個現像（象）和話題。”

這是焦國標教授所撰《由真相而和解出黑暗入光明——《黑五類憶舊》發刊詞》（以下簡作《發刊詞》）的首段。儘管其中提出的“黑五類時代”是個不嚴謹的概念，但除了“八十後”、“九十後”以至今天的少年兒童外，多數大陸讀者會明白它指的是存在“黑五類”的那幾十年，即大體上自中共1949年建政起到八十年代初，當局為仍然在生的“黑五類”全部摘掉帽子為止的歷史時期。

而“黑五類”一詞則出現於文革之初的1966年初夏，似乎是“紅衛兵”發明的對幾種政治賤民的統稱。此前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則一律具體地稱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

毫無疑問，無論是焦教授的文章或者《黑五類憶舊》這份刊物的內容，都應引起重視。這固然基於一個不容抹煞的事實：“官方資料稱，中國曾有2000多萬名四類分子，有50多萬名第五類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測，黑五類的子輩和孫輩是黑五類的5-6倍，因而受黑五類牽連的人數超過1億，占當時總人口的 15%。”（《發刊詞》）

何況“受黑五類牽連的不止是他們的子輩和孫輩，近親也是受牽連者。”（《發刊詞》），也就是說，株連網還要廣闊得多。

非但如此，“黑五類”的帽子四分一世紀前已進了歷史博物館，但其悲慘命運“後繼有人”，若干“黑二代”、“黑三代”，依然在自己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入了另冊，被當局視為異類而受到另眼看待。這屬於不成文的“慣性思維”，跟陳雲在八十年代宣稱：“我們的子弟接班，至少不會反對我們。”遵循同樣的邏輯。

因此，關注“黑五類”的命運絕非僅僅為了“拒絕遺忘”，對於構建“和諧社會” 尤其具有深遠的意義。既出於公平正義，更攸關普世價值，特別是人權和法治。從這個意義上，《黑五類憶舊》及焦教授的《發刊詞》震聾發聵，值得稱道。

應當指出，由於歲月流逝，許多史實已被人們淡忘，以致連焦教授這樣熱心的學者筆下也難免疏漏。例如，《發刊詞》回顧“黑X類”的內涵稱：“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四類，合為黑九類。”

這種說法與事實有出入。當時“涉黑”的共計八類，依次為：“地、富、反、壞、右”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人數較少，尚未上位成一 “類”。而知識分子則緊接“黑八類”之後，被稱為“臭老九”。“文革中後期，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經典性的’政治賤民仍然是黑五類。”

上面講的“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不確。“叛徒、特務”還是如山大帽，凡遭此泰山壓頂者苦不堪言，大抵都飽嚐鐵窗風味。比“經典性的”“黑五類”（多在社會上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可謂尤有過之。

至於“走資派”，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後小部分人略有轉機，獲得“解放”，出離牛棚等待分配工作。此後該類又衍生出“死不改悔”的一族，被列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主要打擊對象。但如何界定卻和“走資派”一樣並無準則，隨意性極大。“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98人未獲改正，以表示反右沒錯，只是擴大化了），政治賤民回復到原先的四類。”（《發刊詞》）

沒有獲得改正的右派是96名，其中最著名者乃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和彭文應五位。章乃器則在“改正”之列。

“1984年，四類分子全部平反。”（《發刊詞》）此一說法不確。

據網上資料：“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他們本人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

可見，文件只是講為當時尚在生的大多數地主、富農分子摘帽，並非為之平反。“摘帽”意指解除政治賤民的標簽。“平反”則不同，是“涉及政權的人物、組織或政府在經歷了一個不名譽階段之後恢復名譽，也有沉冤昭雪之意。”比“摘帽”徹底和深刻得多。

資料顯示：“據統計1977年底全國尚有地主分子279.7萬人，富農分子189.5萬人，合計469.2萬人。”（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步研究》）因此，上述文件下發的1979年1月底，地主、富農分子合計可能還有460萬人。這些人絕大多數獲得“摘帽”。到“1983年最後一批四類分子摘帽”（含反革命分子及壞分子），人數為79504名。包括“搞错了”的982人（即本來不該戴帽者）（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步研究》，2010-5-25）

“絕大部分黑五類實際上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各界的精英。地主富農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識精英，壞分子裡固然有地痞流氓惡棍懶漢，也有許多人是具有特立獨行人格、拒絕溜鬚諂上的人。”（《發刊詞》）

焦教授這段話對黑五類有溢美之嫌。決不能武斷地說這些政治賤民“實際上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各界的精英”。“土地精英”的說法尤其含義不清，充其量可以說在農村他們的文化教育程度較高。“反革命”包括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兩種，涵蓋不同層級、不同出身的林林總總各式人等，其中有的可能根本不知政治為何物。籠統地稱其為“政治精英”，顯然不妥之至。

說到一眾“壞分子”，成千上萬男女老幼形形色色，其中當然不排除“具有特立獨行人格、拒絕溜鬚諂上的人”，但斷言內裡“有許多人是”此種錚錚君子，不知何所據而云焉？至於右派，包括中右分子數以百萬計，真正夠得上“知識精英”者只是少數。大多數糊里糊塗地給戴上“緊箍咒”，其素質未必高於普通人。

“1949 年以後幾十年中國社會之所以全面沉淪墮落，與各界精英的全軍覆沒息息相關。”（《發刊詞》）這句話自然不錯，可是“各界精英”中畢竟大多數並沒有在“十七年”間淪為“黑五類”，“全軍覆沒”是其後史無前例的“文革”最終造成的。“改革開放的啟動和後勁，某種意義上說，也直接來自這批人的反彈和發功。”

所謂“這批人”，應是指“各界精英”，裡面固然有一批毛時代的政治賤民---他們曾經墮入“黑五類”深淵，歷盡劫難得以倖存。如作者文中所列舉的朱鎔基、范敬宜等便是。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反彈和發功”的“各界精英”中，為數很有限；就“黑五類”整體而言，更是極少數。多數早已含冤九泉了。以“右派”為例，現時在生者僅萬人左右，佔另冊中人全體的百分之一！估計“改正”時活著的恐不足半數。

“鄧小平曾說，中國近幾十年發生的許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發生。”（《發刊詞》）這裡所引鄧的話大大走樣。鄧原話是：“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

據筆者所知，類似“中國近幾十年發生的許多荒唐事”這種話，鄧並沒有講過。他也不會這樣說，因為容易授人以柄。

“我們不妨接著假設：黑五類現像（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現嗎？”（《發刊詞》）

黑五類現象在基督教世界未必不可能出現。神權若跟極權結合起來，其殘忍無道也一樣會令人髮指。極權制度下人性泯滅，獸性發作，狼狽為奸，迫害異類的事例屢見不鮮。

《發刊詞》最後稱：“黑五類是全中國的替罪羊，是中華民族長大成人的階段性祭品，他為全體中國人背了十字架。”

的確，其中血淚斑斑，悲歌裊裊。但作者接著說的“感謝你，黑五類！”，卻如丈八金剛，使人摸不著頭腦。充當“替罪羊”只有無奈，作為“祭品”是無謂的犧牲，黑五類什麼地方值得紅五類或其他非同類“感謝”？結尾“黑五類，對不起！”這句話理應由中南海當局來說。借韓寒回應該不該平反“六四”的話，作者說了有用嗎？（8-6）23：22

“觀點開放”談何易？

－簡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計劃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 ），自首批六卷面世至今，已近兩年。其後，第二卷（1953-1955）《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於2009 年推出，作者署名為林蘊暉。尚有第一卷（1949-1952 ）﹑第七卷（1969-1971 ）和第九卷（1976-1978），未知何日付梓。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組織編寫和出版”這套書的金觀濤在《總序》中所言不虛。尤其是香港文化人對此期望甚殷，加上此書用的是本港納稅人的錢，也就格外使人寄予厚望。

“倚重檔案”辨真偽

應當承認，編寫者在一定程度上盡了努力。其中“倚重檔案”，即該書封底所標舉的特點之一是有目共睹的。例如有關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若干記載，就頗為耐人尋味。

該書揭露，斯大林1948年反對毛“過河拆橋”取消民主黨派（第3 卷，261-262頁）；1952年10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在兩次會談中“都堅持應該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制定一部正式的憲法。”（第二卷439 頁）而赫魯曉夫50年代初期和中期力主並實行大力援華（第三卷691-696 頁），後又提出“三和”路線（第3 卷，82頁）。且不論其中免不了有其“小算盤”，即出於蘇聯本身利益的需要，但總體而言，這些都不失為正確的見解或舉措，不僅沒有背離歷史潮流，而且實際上對中國的經濟與國防建設都有莫大好處。這是不應該“因人廢言”的，即不能基於斯大林是大獨裁者，屬負面人物，赫魯曉夫則至今在大陸學術界仍有爭議，而對其一味隱善揚惡，予以全盤否定，以致在史書中有失於客觀公正。

再如1976年9 月毛死後，“四人幫”有無政變計劃？“按既定方針辦”出自其陰謀偽造嗎？江青﹑張春橋真如康生所指是“叛徒”嗎？這些問題北京當局曾經在“紅頭文件”中一再加以肯定，國人也都信以為真。但第八卷（1972-1976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中，引述一系列確鑿的數據，得出否定的結論。

取捨未如人意

但封底所舉其餘三點“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則不盡然。尤其對若干政治運動與重大災害所造成的惡果反映不夠。例如第四卷（1958-1961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飢荒》，卻未收入各地餓死人的檔案記載。令讀者覺得它淡化了餓殍遍野的空前慘劇，有意無意間為中共掩飾。

全書正文十章784 頁，僅於第八章第七節《經濟跌入谷底，農村災情彌漫》中，第3 小節《“信陽事件”東窗事發》和第4 小節《關於非正常死亡的考證》，記述大飢荒的情況。這兩小節共20頁，直接描述“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像”的只有不足3 頁，其中約1 頁半原文照錄“顧准先生在他的' 商城日記' 中留下的記載”，另大半頁引用楊顯惠《夾邊溝記事》，有這樣一段文字：“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泡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發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617 頁）

至於著名的“信陽事件”，即原來“農業經濟發達，物產豐富，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的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書中僅一句具體描述：“（周恩來派出的）幾十人來到信陽，親眼看到許多村子已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的慘狀，僅光山一縣就餓死二十萬人，見者無人不掉淚。”（612 頁）

試問，對於三年間幾千萬國人——當中絕大多數是中共賴以起家的農民，淪為餓殍的亙古未聞的大悲劇，作者如此“惜墨如金”，能說“考訂詳盡”嗎？身為學富五車且久負盛名的大陸歷史學家，連同參與討論定稿的同事如斯處理史料，“這是為什麼？”

再如1957年的反右。這是毛迫害知識分子的一大罪惡行動，更是歷史逆轉的重要關鍵。但在第三卷（1956-1957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中，只占十章中的兩章，773 頁裡的166 頁，不到20% 的篇幅。不僅“右派”的言論未能“充分”反映，幾十萬至上百萬另冊中人及其家屬的悲慘遭遇更無片言涉及。倘說該書以1957年底為下限，則第四卷（1958-1961 ）除“夾邊溝”右派餓死的半頁文字外，亦不見有關記述。林昭沒有見於這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大批知識精英因反右家破人亡也似乎沒有發生。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或者苛責各位作者了，但出現這樣明顯的空白，怎能不讓讀者再次詰問“這是為什麼？”

何故用詞曖昧

第四卷題作（1958-1961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飢荒》，但卷首的《導言》中，6 頁裡面竟然只有兩處出現“大飢荒”和“非正常死亡”字樣，包括作為“涉及的主要問題”之“第六”，和末尾處倒數第二段有句“因大飢荒引起非正常死亡的問題”，連“餓死”一詞都回避了。就這樣，作者居然自稱：“本書的寫作，遵循以事實為依據，進行客觀敘述的原則，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求對這一時段人們關注的問題做出貼近歷史實際的記述。”（4 頁）

明明遠離歷史真相，文過飾非，還要大言晏晏，簡直匪夷所思！

至於“觀點開放”還是因循守舊，此處不妨試舉一例以明之。

眾所周知，對於大飢荒劉少奇已當著毛的面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上述第五卷作者錢庠理的話竟然吞吞吐吐，提出“執政者將如何反思由大災荒所折射的政策缺陷”的話題（48頁）。這裡將“大飢荒”偷換成“大災荒”已令人懷疑難免居心叵測之嫌，後面又來了個含義曖昧的“折射”，而且只說什麼“政策缺陷”，連“決策錯誤”都不敢講。死了幾千萬人焉能用“政策缺陷”一床錦被遮蓋則個？莫非真像斯大林所言：“死一個人是個悲劇，死幾千萬人是個數字”？

再如林蘊暉在第二卷中，對總路線的提出實際違背《共同綱領》為何不置一詞？

該書寫道：“在（1949年9 月首屆）政協會議期間，當有的代表向毛澤東提問要多少時間才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毛澤東回答說：' 大概二三十年吧。' ”（23-24 頁）非但如此，“劉少奇在會上發言也指出，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在中國采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23頁）

真是信誓旦旦，言猶在耳。

“但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起，新民主主義建設僅僅只有短短三年（1949年到1952年），毛澤東在1952年秋就改變了原有主張，提出從現在起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亦即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22頁）

毛視開國憲章的《共同綱領》如敗屐，難道不應該直斥其非嗎？何況1955年11月，宋慶齡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及其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63 頁）但作者照錄原文，不著一詞。

資本家願“共產？

另一方面，該書第三章第五節《社會主義全面加快》中，第四小節《資本家交出企業的心態》，用1 頁半的篇幅引述1956年1 月榮毅仁答新華社記者問，榮在回答“作為一個資本家，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時答稱“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然後說到“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們”對其選擇“特別感到詫異”，甚至“有的懷疑我是不是共產黨員冒充的資本家”，他“坦白地告訴他們，解放前我不但沒有接觸過共產黨，而且當時還有點害怕哩！” （225 頁）

實際情況是：“1948年底，在上海易幟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書記張承宗將榮毅仁和吳耀宗發展為中共特別黨員。”（申淵《天地良心》，新大陸出版社， 2006年7 月第一版，490 頁）因此，榮逝世時，當局謚之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對此，林茫無所知嗎？怎能以榮個人當時的表現說明資本家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呢？

概而言之，有關的“中國歷史學家”沒有通過金觀濤所言的“考驗”。因此，“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未能實現。

毛情結貫串全書

上述“沒有通過此一考驗”，指的是在反映歷史全貌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正如第五卷（1962-1965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作者錢庠理在該書《後記》中寫的：“在無盡忍耐中通讀了本卷的讀者會發現，以所謂現代治史方法寫出的本書，竟然還充斥著舊式史學的影子，那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國家治理者身上，而較少或很少反映歷史的本體——人民大眾。書中太多地講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講到那些可以制定和左右國家政策的' 大人物' ，可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他們改造自身和改造社會的努力，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509 頁）

其實，作者的話說得還不夠。在“太多地講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之後，應加上一句“尤其是毛澤東，更占了最多的篇幅”。這不僅第五卷如此，已出的其他各卷也無不如此，給人以主要由毛“一個人創造歷史”，即“英雄創造歷史”的強烈印象。

事實上，此種崇毛情意結也貫穿各卷。無論林蘊暉講反胡風﹑反潘（漢年）揚帆，沈志華講毛﹑赫（魯曉夫）爭論，錢庠理講大飢荒或反修，總是隱含替毛洗刷甚至為毛張目的意味。

不止一位作者渲染毛的所謂“領袖魅力”，完全無視這個“中國人民大救星”的罪惡罄竹難書。比如毛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信口雌黃，揚言核戰爭“即使是損失一半人也不是那麼的槽糕”（762 頁），令出席會議的各國共產黨領袖目瞪口呆。沈志華卻稱這“恐怕主要是在場的外國聽眾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澤東那種哲人的思維和詩人的語言。”（763 頁）毛算什麼“哲人”﹑“詩人”？地地道道的惡魔和瘋子！

總之，現已出版的七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是擺脫不了“吃狼奶長大”那代人的思想烙印。我們只有寄望於後來者。（2010-7-2）

“包產到戶”導致毛、劉分裂

以反右和文革史研究馳名的丁抒教授，日前在港發表精彩學術講演。這位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的67歲的中國當代史專家稱：文革源自中共高層對“包產到戶”的分歧。

1966 -1976年間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80年代初中共的紅頭文件中被稱為“十年浩劫”，死人無數，冤案無窮，“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可謂天怨人怒。而隨著毛駕崩、“四人幫”覆滅而落幕的此一“偉大創舉”，發明權無可爭議地專屬於毛---官方說法為“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冤有頭，債有主，罪魁禍首不作第二人想。

然而，1949年入主中南海後一言九鼎的毛，何故要把治下的神州大地弄到“天下大亂”、“國將不國”呢？學界對此向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外國專家學者不乏 “理想主義說”，即認為毛乃出於高尚之道德動機，通過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蕩滌污泥濁水”，“興無滅資”，“破私立公”，淨化國人心靈，實現 “君子國”式的理想社會。

聯系毛時代以迄改革開放的30年之現實，不難認清該說之虛妄---盡管大陸學者對之附和者頗有人在。仿照古語中的一個說法，那叫做“以君子之心度魔王之腹”：書生氣十足的這批中外學人大體俱屬品格端方之君子，而自命“馬克思加秦始皇”（實質應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則是空前絕後之混世魔王！

其實，只用五個字就可以說清毛乾綱獨斷搞文革的直接原因：“打倒劉少奇”！這是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張顯揚一篇文章的觀點，它無疑是一批熟悉大陸國情的體制內行家的共識。

那麼，毛何故要打倒劉少奇呢？這便說來話長了。丁抒教授深入淺出的回答是：“包產到戶”導致毛、劉勢成水火。

在一小時的演講中，丁教授引用了150種中外檔案文獻資料，包括中共八屆中央常委毛、劉、周、朱、陳（雲）、林、鄧的講話，多名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和省委第一書記的發言等，回顧了1958年大躍進、大飢荒開始的黨內思想分歧，壁壘分明，脈絡清晰，將半世紀前的歷史面貌再度呈現在聽眾面前。

丁教授稱，包產到戶首創者為安徽第一書記曾希聖，時在1961年3月。這位“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本來奉行極左路線，治下從1958年起至1960年8月“大量餓死人”，於是提出搞“保命田”，即分田給農民“專種口糧，自種自吃”，但此議在省內也“通不過”。後改稱“責任田”（即“包產到戶”），獲毛御准而開始在全省推行，效果良好。由此，劉、鄧、朱、陳等均明白，“農民沒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不行，多少得給農民一點自由”，他們都支持包產到戶。

但只過了9個月，即到1961年12月，毛“認為農民已有口飯吃，餓不死了，‘責任田’即可廢除，回到集體生產上來”。曾答以“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毛未置可否。“但是在一個多月以後的‘七千人大會’上把曾希聖拋出，打倒了。”此乃殺雞儆猴，“目標卻是劉少奇。”

關於1962年1月11日開始的這個會議，官修史書稱其旨在“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實質“按鄧小平的說法，就是‘推動征購’，解決各地‘在執行國家收購農產品任務上不照顧大局，片面地只顧本地或者只顧農民一頭’的問題”。事緣“各省領導人看到，誰大躍進積極交糧食多誰餓死人多，最後誰吃虧，於是都不再唯中央指示是從”。

結果會議主題“遭到各省與會者的抵制”，“很快便偏離原定議題，改成了總結大躍進以來的工作。”而彭真則率先在大會上“挑出產生災難的責任問題”。他說：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

彭真的發言，種下了禍根。毛發動文革便先從他祭旗開刀！

總之，高層凡是支持包產到戶者，無一例外都被毛視為異己無情打擊；七千人大會上敢於逆龍鱗者更死無葬身之地。

盡管劉少奇沒有在會上提毛的名，但他的話犯了大忌： “三年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己詔。可以考慮在每個縣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門口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彭德懷同志可以平反，錯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動，總不能把問題帶到棺材裡去。”

周恩來由於1956年反冒進，57年反右之後被毛狠狠整肅，“差一點就要被逼辭職”。這次“找到了向毛澤東表忠心的機會。他第一個發言，要大家檢討自己，不要追究毛的責任。”並在會議最後一天毛主持的全體大會上，再次發言，“繼續為毛文過飾非，且按著林彪的調子吹捧毛”。

陳伯達則跟隨周首次發言的口徑，聲言“我們還是要根據毛主席的指導思想辦事”。當然他的話遠不及林彪1月29日的大會發言之震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特大的自然災害……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要小得多。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跟著毛主席走永遠不會犯錯誤。”

對此，毛“當場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這是他在整個會議期間唯一的對大會發言者的評論。”所以，文革林擢升為副統帥，陳伯達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就其來有自了。

丁抒教授娓娓而談，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其後有聽眾提出，周恩來助紂為虐，何故至今國內外仍有許多人對之推崇備至。也有人問，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何日方能在大陸開花結果。對於後者丁教授表示悲觀；至於前者，皆因訊息封閉之故，北京當局長期美化周所造成的假象難以清除也。

看來，方勵之教授日前所稱大陸實現民主還需一百年之說，絕非信口開河。正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同志仍需努力”！

所幸者，在“一国两制”的香江尚存资讯自由。尤堪告慰的是，当天的数十名与会者中，竟有“80後”在内。

劉少奇嘗云：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不過，實際情況是，此刻話語權依然在中共手中。但也惟其如此，類似丁教授這樣恢復歷史真相的努力彌足珍貴。（2011-1-27）

角度獨到扣人心弦

－評楊恆均《家國天下》

“在當今中國的網絡作家中，誰的博文在知識界影響最大？”對於這個問題，大概許多人會不假思索地答曰：“韓寒”。然而，世界知識出版社的編輯卻給出另一個名字：楊恆均。

此一國家級的出版社最近推出楊恆均網文選集《家國天下》（2010年12月第一版），扉頁“作者簡介”最後一句寫道：“有粉絲幫助楊恆均博士維護博客，先後在不同的網絡平台，創建了十多個博客，瀏覽量短時間內均逾千萬人次，騰訊博客更達兩千多萬人次，在知識界，其影響力之大，極為罕見。”

毋庸諱言，韓寒的博文有的點擊率上億，雅俗共賞。但“被讀者親切稱為‘民主小販’，擁有極高聲譽”的楊恆均，則“以獨立思考和嚴肅題材寫作著稱”（引自上述 “作者簡介”）。其對國際問題的精闢分析，往往獨具慧眼；為民主憲政搖旗吶喊，更是不遺餘力。與韓寒相比，可謂各有千秋。

1965 年出生的楊恆均，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曾在外交和安全部門工作，後出任駐外機構要職，再於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從事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復於華盛頓和悉尼研究國際問題。可見“天下事”正是其本行。但他這本網上文集處女作，卻把“家”和“國”置於前面，其中寫“家”的雖只6篇，但親情流露，感人至深。

對此，著名雜文家鄢烈山在該書序言中寫道：“成就他（楊恆均）最根本的，除了天賦的悟性，我以為是兩點：一是堅守真誠善良正直的良知，……二是勤勉。” （《家國天下》，7頁。）這“堅守……良知”和“勤勉”，正正來自“家”—母親和父親的教誨與影響。尤其前者，在該書第一輯《家》中明白地宣示緣自“母親的教誨”和《父親的眼淚》。

如果說，作者基於其良知鞭笞假惡醜，其中感性的成分居多；那麼，他對民主的傾力推介與生動闡釋，就更多地出自理性的思考。而這種思考又離不開設身處地的體驗，使他能夠“言人之所未言”。用鄢烈山的話就是：“楊恆均穿行體制內外的經歷，遊走世界各國的閱歷，是大多數寫作者不可能具備的，”（《家國天下》，7 頁。）

的確，當今的網絡作者中，曾到過五大洲50多個國家，廣泛接觸各色人等，上自美國華盛頓政府高層以及其智囊機構的學者、教授、研究人員，下到歐、亞、非、澳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平民百姓，彼此親切交談言笑晏晏如楊恆均者，以筆者所知似無第二人。

正由於作者深入到西方文明社會的各個角落，歷時20餘年，因而深刻地認識到：“民主是一種理念，是一種價值觀，同時是一種制約權力、利益分配機制，更是一種目前在地球上大多地方變得稀鬆平常的生活方式……”（《家國天下》，104頁）

最後面這句話，十分耐人尋味。

我們不妨回顧一段著名的毛“語錄”：“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368頁）毛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又講過：“民主就是讓人講話。”

這兩段語錄曾被中共奉為圭臬，它卻表明毛既不懂馬克思，更以救世主自居。所謂“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服務”一說之謬誤暫且不議，僅就將“民主”詮釋為“讓人講話”而言，便露出其君臨天下之孤家寡人面目。他固然可以恩賜式地“讓人講話”，也可以乾綱獨斷不“讓人講話”，哪怕其“親密戰友”如劉少奇、林彪，亦可能隨時被取消話語權！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毛“炮打司令部”；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批林“設國家主席”之議，便是最好的例證。

反之，楊恆均並不對“民主”作條分縷析的闡釋，也沒有雄辯滔滔的駁論，僅依據其所見所聞，從日常生活小事中挖掘“民主”的真諦，卻使人深受啟迪。

例如，《美國國防部一年用掉多少衛生紙》（212-214頁），從胡錦濤所提公民“知情權”說起，引述美國記者要求公佈“每年用於給士兵擦屁股的衛生紙，一共花費了多少納稅人的錢？是否有收回扣現象？”

又如《給海外華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國富民強》（152-160頁），提到作者在澳所住公寓樓下的溫水游泳池，設有“供殘疾人上下的電動裝置”。技工（其時薪超過150元人民幣）每兩星期來檢測/維修一次，儘管該公寓“從來沒有住過坐輪椅的不方便人士”。但當地法例規定必須安裝此種設備！

再如《揭秘西方國家比間諜更神秘的人》（242-245頁），“他們（多數是女性）就是被政府福利部門培訓後秘密分派到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殘障人士家庭，指引這些‘不方便人士’如何做愛，在必要的時候，還會親自扶著他們、抱著他們，協助他們完成……”（244頁）

是不是有點匪夷所思？

該書鮮黃色的腰封上有一行醒目的紅字，上書“民主離我們還有多遠？”。假如跟上述最後這個例子相比，大概茫茫神州尚遙不可及。輪椅通道的設置也如此，雖然大陸殘疾人達八千萬之眾。此與“國情”（尤其人口太多）攸關。

可是，胡錦濤講的“知情權”，連同他當時一起提到的另外三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管權，不是無需耗費太多資源的嗎？

總而言之，該書值得一讀，讀者宜聽其言，起而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共同奮鬥！

（2011-2-1）

“共產”與民主，冰炭不同器

－致楊恆均的公開信

恆均兄：您好！

5天前恭聽老兄的講座，頗有所感。次日即著手撰文，題為：《民主小販談“中國模式”---楊恆均亮相陽光衛視小記》，並且草草寫了開頭幾段：

“做民主夢的港人有多少？”答案是：“一小撮。”此非筆者信口開河，剛落幕之區議會選舉即可為佐證。倘說這出於推論，那麼下面的答案便是如假包換的事實：“11月18日聽楊恆均談民主的有多少人？”“不足27人。”

當天陽光衛視在其位於香港柴灣某大廈的節目制作中心進行直播，偌大的演播廳疏疏落落。雖只設了5排座位，仍未能坐滿。令幾天前在溫哥華“兜售”同類貨色的“民主小販”老楊頭大出意外。

隨後數日諸事繁冗，無暇為繼，但思潮起伏，亟需一吐為快。反覆考慮，改以書信形式將胸中塊壘傾訴如下：老兄近年風塵僕僕，奔走於海峽兩岸三地，翱翔於歐洲、北美與澳洲，極力鼓吹民主憲政，所作所為有目共睹。大陸粉絲視兄為偶像者不可勝數，故盡管日前現場聽眾不滿30，卻不乏來自千裡之外的“擁躉”---那位雲南青年女子便自稱坐了6小時長途巴士遠道趕來。

竊以為，無論電視觀眾或在場老中青聽眾，無不從兄之“漫談”中有所得益。我之所以用“漫談”字樣，是因為看到你坐在緋紅色的沙發上侃侃而談，左手按著一張折成4折的A4紙，上面寫著大概不足5百字的提綱。就這麼口若懸河，一口氣講了1小時。

如此滔滔雄辯，令我想起10月6日下午，在華盛頓國會大樓的HVC—215室舉行的《辛亥革命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上，魏京生作為首位演講者也是這麼瀟灑。他沒有講稿，講了半小時。堪稱口才了得，可是邏輯性及說服力遠遜於兄，茲不贅。

所謂“得益”，乃指兄之以下論點，包括：

一，大陸國人現時觀點分屬兩個極端，缺乏共識，如此局面極為可怕；

二，道德崩潰，文化窳劣之狀況為前所未有，構成最大內憂；

三，二戰結束後民主制度所向無敵，迅速遍及環球三分之二國家，且此制度

一經建立無走回頭路者。

四，華盛頓共識曾廣被認可：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自由經濟可使國民

發財致富；二者相輔相成。但所謂“北京共識”的出現使美國擔憂。

五，北京當局談民主的三部曲：首曰：中國不適合實行民主；繼曰：中國不

需要民主；三曰：中國已經民主。

六，中美對抗最激烈乃在經濟領域，軍事上打不起來。

七，中美分歧關鍵為價值理念/核心價值觀。

八，美國圍堵與否不重要，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對自己滿意。

九，大陸應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之優勢，達致民富國強，改變國富民窮

之現狀。

十，外爭主權，內爭人權，兩者缺一不可。

十一，只關心政權的政黨既做不到維護主權，更談不到維護人權。

十二，“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六四後提出的，這種做法最終成了壓倒穩定。

十三，維權實際上有利於中央政權。

十四，追求民主不要冒險行動。

十五，我對上面不完全失望，對下希望大家要變成公民。

在互動環節，我質疑你所引述之對“中國模式”的詮釋：蘇式政治制度加美式市場經濟。我認為，前者符合事實，後者大謬不然。美國是私有制，大陸自稱“公有制”，二者有本質區別。你回應時表示同意。

由於時間所限，當天我不可能展開闡述，但此問題實在帶根本性質，必須詳加分析，以正視聽。

概而言之，馬克思主義千錯萬錯，就錯在提出“消滅私有制”。《共產黨宣言》宣布的此一目標，完全違背人性。實踐的結果造成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悲劇！

人是動物進化而來，其生存及延續後代需要基本的物質條件，包括一定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被共產黨人視為革命對像的地主和資本家，其私有財產往往來自祖輩胼手胝足的辛勤勞動與合法積累。毛本人之父毛順生便是流血流汗努力經營成為富農的。作為馬克思主要經濟支柱的恩格斯本身是工廠主，即資本家。難道對毛順生和恩格斯的財產也要予以沒收，實行“公有”？

毋庸細說，不分青紅皂白剝奪地主資本家的財產，本質上無異於搶劫。羅賓漢式的劫富濟貧，只是綠林好漢的勾當，於社會公平和人類進步毫無好處。此其一。

再者，共產黨所建立的公有制純屬騙人的幌子，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其生產資料從來都不屬於全社會所有。借用孫中山的話，那其實不過是“少數人所得而私也”。

今天中石油，中石化之類超級國企，名義上為全民所有，但其天文數字的盈利何嘗有一分一毫讓普通工人農民沾手？大頭都被最高管理層一小撮人瓜分了，餘下的一點殘羹剩飯才有旗下員工的份。

尤有甚者，本身並非剝削者而又為數眾多“猶如汪洋大海般”（列寧語）的小生產者，包括幾億農民、手工業者與小工商業者，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無一例外地慘遭剝奪，失去了其原本私有的生產資料，淪為二等公民。政治和社會地位遠遜於先前的無產者/工人。“三大差別”之首的工農差別較“革命”前大為加劇，離社會公平更加遙遠。

以上還只是斯大林和毛時代的面貌。當今的中國大陸，“共產”擴及僅屬生活資料的房屋與宅基地。強行徵購及清拆，釀成唐福珍等的自焚慘劇，也激起連綿不絕的民變。倘說當年國民黨指中共“公妻共產”不無某種抹黑的成分，那麼今天在神州大地早就成了司空見慣的現像！

“公妻”乃權力的腐敗與道德的淪喪之必然結果，“共產”則是民主憲政最大的障礙。私有財產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作為社會穩定力量之中流砥柱，中產階級勢必惶惶不可終日，古語云：“無恆產則無恆心”。道德重整離不開必要之經濟條件。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不改變幾億農民無權無錢，尤其二億農民工處境窘困之現狀，公民社會之出現只會是徒托空言。

所有這些，並非多麼高深的道理。身為博士的老兄自必了如指掌。正如當天我質疑時所言，哪怕有人宣稱兄具“臥底”身份，甚至哪怕此刻兄仍屬“偉光正”之一員，只要兄一直不遺餘力地為憲政民主鼓與呼，就理應受到國人的敬重，就像李銳等“黨內民主派”一樣。

去年我在悉尼華文作家協會的集會上說過：一百個韓寒也抵不上一個楊恆均！因為韓寒畢竟沒有在民主制度下長期生活過。而“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丘吉爾語），它會融化在血液中，不知不覺又自動自覺地影響一個人的思維與言行。海外民運人士之所以大多不成氣候，甚至令人失望之極，其原因就在於：這些人士如入民主的芝蘭之室，卻未能清除狼奶之毒。

老兄有別於此，對民主的精髓確有領悟而又身體力行。無論網文或演講，多能從日常生活身邊瑣事入手，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令人心悅誠服。如果說，韓寒的文章痛快淋漓，讓人覺得出了一口鳥氣，那是因為他有力地鞭撻了“非民主”/“不民主”/“假民主”；而老兄的長處就在於：正面解說了真民主！

美中不足者，對於“共產”之窒礙民主，老兄甚少剖析。或者說，對於私有制作為民主制度/自由經濟的根基，幾乎沒有提及。

以我所知：香港一些小馬路，路口寫有“私家路”，自家的小轎車稱“私家車”，若干豪宅插了牌子，上書“私人重地，不得擅入”。而美國電影電視劇中，警察查案，要進入私人住宅必須出示檢察部門發出的搜查證。這都體現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澳洲當然不乏類似事例與有關故事。

下次老兄可否講一個這種故事，作為“餐前小食”以饗聽眾/讀者？

餘事另函再述。此祝安好張成覺謹啓 11-23，16：27pm

如煙往事話當年

“你改悔吧！田華。”

--讀《田華感言》想到的

“請仔細品味田華的感言，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情操。與當今跪拜在金錢和權勢面前那些醜陋的扭曲的靈魂相比，高尚與卑劣涇然分明。朋友們！為自己，為我們這一代自豪吧！”

此乃日前收到的一封電郵內文，為老同學所轉發。打開附件，是去年10月16日田華在獲得第30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終身成就獎後的致辭。這位1928年8月出生的前八一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團長，雖已過82高齡，滿頭銀髮，卻精神奕奕，記憶力驚人，將一篇散文詩式的“感言”倒背如流，起伏有致，抑揚頓挫，無異作了一次精彩的演出！

不過，無論如何精彩，歸根到底是作秀。它展現的絕非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情操，只是中共豢養的文藝奴僕的可鄙靈魂。

如所周知，作為“新中國知名影星”，田華最為膾炙人口的業績是主演《白毛女》。對此，“百度娛樂”介紹道：“1950年東北電影制片廠要將歌劇“白毛女”拍成電影，她被選中扮演女主人公喜兒，由於舞台到銀幕有一定距離，這又是她第一次登上銀幕，憑借著自己的生活積累和樸素的感情，出色地完成這一人物形像塑造，獲得影界內外的好評，她也因此片一舉成名。”

影片的梗概許多人耳熟能詳，但“80後”卻未必知道，這裡不妨略作回顧：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華北山區，地主黄世仁于除夕夜登门逼债，害死贫农杨白劳，继而强抢其女喜儿抵债并将之强奸，喜儿在被卖入妓寨前逃入深山，因不见天日而成白毛女。後得八路軍解救出苦海，惡貫滿盈的黃世仁被處極刑。此一杜撰的故事极大地煽起贫苦农民的阶级仇恨，其主旨所宣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尤其對於土改打倒地主發揮了無可比擬的文宣作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大陸地主資本家已卷土重來，不少鄉鎮官員及其爪牙欺壓農民，比當年的黃世仁更厲害。如嚴曉玲被輪奸致死即屬一例。老百姓不禁哀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

事實上，對土改殘酷批鬥地主並沒收其土地等一切生產資料的做法，現時已有大陸學者如楊奎松教授著書質疑。這種粗暴剝奪公民私有財產的行徑與搶掠無異，和現行產權法相左。它完全背離文明社會的公認準則，違反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與民主憲政道路勢若水火，涇渭分明，因此，耋耄之年的田華需要補上公民教育的基礎課，深刻認識其為虎作倀的罪行之嚴重性，而不是以自己“成為文化戰線上的一顆小小螺絲釘”自豪。

須知其《感言》所稱：“人民養育了我，人民使我成長為一個老的文藝工作者”，其實只是盜竊了“人民”名義的中共栽培自己的“苗子”，使之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

不難悟到，《白毛女》宣揚的“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之後，還有下一句，那就是：“‘偉光正’把人變成蟲”！此乃毛王朝建立後的赫赫功業。

毛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在其親密戰友及下屬各級黨組織的全力配合下，毛對國人的洗腦達到其預期的效果。億萬人民不會用自己的腦袋思考，不同程度上或成了應聲蟲，或成了害人蟲。後者如康生、江青、張春橋之流，前者包括上至“開國元勛”，下至平民百姓。其共同特點是：盲目緊跟領袖，喪失獨立的思想和自己的人格，在某種意義上與動物無異，類乎蟲豸。這是個極大的悲劇。田華正是這個悲劇中的一個角色。

在《感言》中，她哀嘆自己“本應摘取更多藝術的桂冠，最寶貴的十年啊，又被牛棚所蹂躪”，此難道不是應聲蟲的命運使然嗎？怎麼毫無省察和反思呢？田華還聲稱今後要以“文藝為武器而抒懷吶喊，像當年在淪陷區的街頭揮舞著救亡的話筒”，這種“雄心猶在”的豪情固然可嘉，但其中的謬誤也極為明顯。一是“文藝為武器”蘊含的“殺氣”，跟構建“和諧社會”未免不大協調。和為貴，溫文爾雅、潤物無聲才是國人喜聞樂見的方式。試想，連曾經是不共戴天的死敵之國共兩黨都 “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中美對抗也為相互對話所取代，再動不動就抄起家什講“武”豈非不合時宜？

再則所謂“在淪陷區的街頭揮舞著救亡的話筒”，顯然屬天方夜譚。請問，日偽鐵蹄下，會允許抗日的愛國者公然上街“揮舞救亡的話筒”嗎？何況毛三令五申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應付是對付“友軍”，即蠶食或消滅抗日的國軍），田華這樣12歲（1940年）參加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的“紅小鬼”，怎會有“在淪陷區的街頭揮舞著救亡的話筒”的經歷？

總之，她的《感言》反映出其思維定勢：依然是當局的“應聲蟲”。儘管“與當今跪拜在金錢和權勢面前那些醜陋的扭曲的靈魂相比”，貴為解放軍退役高級軍官的田華，在頒獎台上可以“站著說話不腰痛”，因為她早已躋身“權勢者”之列，白花花的銀子也不缺，無需向之“跪拜”。不過，其靈魂還是被“扭曲”的，不見得有什麼“美麗”之處。而其現場所獲熱烈掌聲，連同轉發者由衷稱頌的心聲，都絕不屬於“萬物之靈”所有。但願億萬神州同胞早日靈魂得救，再度蛻變，恢復而為頂天立地、特立獨行的中國“人”！微此，何來中華民族的復興及“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2011-1-16）

蔣愛珍槍下亡靈該死嗎？

－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一）

“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無知的了解是零，偏見的了解則是負數。無知是偏見的前提，偏見是在無知的基礎上產生的變異。（hi.baidu.com/... /blog/2007-5-14）讀罷《蔣愛珍的梁山路——中國人生存形態解析之三》（作者陳行之，載[http://www.guancha.org] 《觀察》，2011-1-27，以下簡作《梁山路》），不禁聯想起上面一段話。

死者已矣鞭屍宜乎？

如果僅僅是偏見，當事人可以解釋也還罷了。問題在於該文無異於向幾名死者鞭屍，九泉之下他們如何及向誰討個“說法”？這幾位死者就是32年前被蔣愛珍槍殺的李佩華、戴淑芝夫婦和鍾秋。

從《梁山路》題目看，作者在《觀察》網站連篇累牘發表高論，想必博覽群書，掌握大量信息。筆者孤陋寡聞，失敬得很，此前竟對其茫無所知。一查網上赫然見到以下介紹：“陳行之，(1951-)天津薊縣人，在北京讀小學和中學，1969年到陝北插隊，就讀於延安大學中文系，1993年回到北京。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發表各類體裁文學作品一百余萬字。九十年代後期著力進行長篇小說和隨筆創作，近幾年相繼出版《危險的移動》(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年）、《當青春成為往事》（作家出版社，2007年）等長篇小說，發表大量涉及文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隨筆。

陳行之的小說視野開闊，對社會人生的探索廣博深入，對人物心靈的描繪逼真細膩，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被陳忠實稱為‘中國最優秀小說家之一’。

陳行之的隨筆內容豐富，知識淵博，思想深刻，視野開闊，行文老辣，別具一格，深受讀者歡迎，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是國內引人注目的思想者之一。陳行之在“天益網”、“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博客中國”、“鳳凰博報”等均開有專欄。”（百度百科）

一篇通訊引起轟動

由上述資料推想，他當年定必讀過題為《蔣愛珍為什麼殺人？》的那篇通訊（載於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此一通訊近年被多家網站重發。例如 2008年9月7日www.xici.net“時尚男女”即予以全文刊登，且加如下《附記》：“蔣愛珍的事件，發生在1978年。蔣愛珍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紹興知青，因被人造謠“作風問題”(“作風問題”在彼時可是極為重大的“帽子”，足可壓死心理脆弱者)，而受到嚴重傷害。她多次向組織請求處罰侵害者，以保護自己的名譽，但都未果。在無法捍衛自己名譽、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蔣愛珍開槍擊斃3人。

1979 年10月《人民日報》以《蔣愛珍為什麼殺人》一文長篇報道此案後，蔣案引起了全國轟動。人民日報五個月內收到各階層人民來信一萬五千多件，這些來信從不同角度提出：蔣愛珍殺人犯罪，應依法懲處；但她不是反革命分子，希望從輕判處；對誣陷蔣愛珍的人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石河子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也收到大批同樣性質的人民來信。

人民群眾的建議受到尊重（當然主要還是由於案件的性質和情節），蔣愛珍一案被重新審處了。

１９８５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對蔣愛珍殺人案開庭公審，作出終審判決：判處蔣愛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在此之前，誣陷、侮辱、迫害蔣愛珍的人員已分別受到行政、司法處理。

蔣案引起了全國轟動。不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蔣愛珍，支持終審判決，在北大法律學系的多年刑法學課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論證過此案終審結果在刑法規範、法理上的合法性、正當性”。

蔣獲同情刑滿回鄉

而“王朝網絡”（wangchao.net.cn)於2009年11月8日亦轉載該長篇通訊，並作後續報導稱：“蔣愛珍認罪服法，在獄中積極勞動，刻苦學習，清洗罪過，多次立功受獎，再次被減刑。她在服刑期間，收到人們寄給她的信和糧票、食品、衣物等五萬多件。素不相識的多少萬人同情蔣愛珍（當然不是同情她殺人，而是同情她先前的無辜受害），同時表達對任意誣陷人、迫害人的惡人，對嚴重官僚主義作風的痛恨。

蔣愛珍刑滿釋放後，回原籍照料年邁的母親。她一再表示，是黨和政府挽救了她，又給她安排了工作（到一家工廠作工），她要把失去的春光找回來，加倍努力工作。”

以上不厭其煩地做文抄公，固然為了方便讀者瞭解情況，更是為了表明筆者能夠理解“素不相識的多少萬人同情蔣愛珍（當然不是同情她殺人，而是同情她先前的無辜受害）”。

派性嚴重豈容無視

作者在《梁山路》中大量引述該通訊，卻斷章取義地略去文章開頭《緣起》第三段非常關鍵的一句話。該段原文為：“一四四團派性嚴重，李佩華、謝世平（都是黨員）和醫院個別領導人，同張國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這是撰寫通訊的記者經過詳細的實地調查得出的結論，它概括了蔣案發生的時代背景，起著開宗明義的重要作用。而在《梁山路》中，作者無視文革剛結束不久的社會現實，主觀地推翻上述結論，輕率地斷言：“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失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畸形，在當時官方的說法是‘派性嚴重’，即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分屬於群眾組織的不同派別，人和人之間很隔閡，有的甚至結著仇怨。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准確。”

筆者當時身處和144團相毗鄰的農八師屬下團場，對作者插隊的延安地區農村是否“派性嚴重”無法置喙。但卻曾親聆144團宣教科一位譚幹事口述蔣案始末。

譚本人出身於團級幹部家庭，目擊蔣殺人後持槍避入團部球場邊廁所直至被擒的全過程，可說掌握第一手資料。記者就曾採訪過他及其團部機關與團直單位（蔣任職的醫院屬團直單位）同事，無人能否認派性乃造成該宗流血慘劇之一大禍根。

關於派性，凡屬文革過來人都不會陌生。毛曾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別組織。”可實際上，在運動中區分保皇派和造反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正是毛最寵信的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毛本人則藉平衡從中央到地方的兩派以掌控全局。其時身為下鄉知青的作者難道對此毫無所知嗎？

李、戴遺孤豈不堪憐

《梁山路》脫離蔣案發生的具體環境，從抽象的“民族性”說到涉案雙方的人性，極力為殺人兇手開脫，而對早已命喪黃泉的“幾個腌臜之人”大張撻伐道：“固然可以認為中國人在專制和封閉的環境中浸淫得太久了，形成了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民族性，但是性格剛烈嫉惡如仇的人仍然層出不窮，林昭是也，張志新是也，胡文海是也，王斌余是也，鄧玉嬌是也，楊佳是也。我今天說到的蔣愛珍也可以歸為此列，然而蔣愛珍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性格剛烈嫉惡如仇的人，她就像小動物一樣柔弱得不能再柔弱、善良得不能再善良，就是這樣一個只求安安靜靜地活著的人，怎麼就會被逼迫到拿起長槍連殺三人的程度呢？這裡邊有哪些耐人尋味的東西呢？

我在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最初想到的只是人之善惡，即蔣愛珍恰巧遇到了幾個很壞的人，但我對這種解釋並不滿意，後來我才想到這件事歸根結底還是政治文化問題，是畸形的政治文化決定了中國人特殊的生存狀態，致使某些群類心理卑劣陰暗人格變態扭曲，社會喪失了對善進行遮護的機能，最終導致這一事件發生。”

好一副嫉惡如仇，大義凜然的口吻！

這裡且不說蔣愛珍是否文中描畫的那樣，“就像小動物一樣柔弱得不能再柔弱、善良得不能再善良，就是這樣一個只求安安靜靜地活著的人”，也不論造謠誣陷她有 “作風問題”的李、戴、鍾三人，是否“心理卑劣陰暗人格變態扭曲”的“很壞的人”，縱使作者的話百分之百屬實，蔣大開殺戒也無須受到譴責嗎？而李、戴、鍾三人就死有餘辜嗎？死已是極刑，過了32年早已“骨頭打鼓”了還要拉出來口誅筆伐嗎？

何況李、戴夫婦及鍾當時都遺下未成年子女（鍾之丈夫謝世平事後判刑），這幾個無辜的孩子就不值得絲毫同情？請問作者想過這點嗎？惻隱之心何在？

信口開河似是而非

據說作者被譽為“最優秀小說家之一”。筆者淺陋，沒有讀過他的小說。但從《梁山路》領教了其虛構故事刻畫人物的功夫。

可惜，魯迅老鄉、被精心塑造為人見人愛的“江南女子”蔣愛珍也好，其兄長般的領導、轉業軍人出身的醫院黨支部書記張國政也好，並非“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跟處於對立一方的助理醫生李佩華、藥劑師謝世平同樣，屬於文革亂世中的芸芸眾生，毛皇帝膝下的一介蟻民。無論什麼名家乃至“大師”怎樣舞動生花妙筆拔高前者，或是添油加醋淋漓盡致醜化後者，都難免一個“假”字，最終總會露出破綻，弄巧反拙。

比如，作者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宣稱“發現並不是蔣愛珍在殺人，真正的殺人者其實正是她所殺的人！”如此危言聳聽到底改變不了鐵的事實。套用毛斥責梁漱溟的話，那叫做“用筆殺人”！作者繼“真正的”殺人兇犯蔣愛珍之後，步其後塵再開殺戒，此種令人齒冷的卑劣手法在《梁山路》中暴露無遺。限於篇幅，且待另文再議。（署名“義山”，2011-1-28）

蔣愛珍的“生存形態”

－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二）

《梁山路》是作者所撰“中國人生存形態解析”系列之三。其一、其二如何“解析”茲不議，但他對蔣愛珍殺人之前“生存形態”的描述，可謂大謬不然。

概而言之，蔣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其靠山張國政則是144團醫院當權者。他們的對立面李、謝及其妻子都是受壓群體中人。雙方政治地位判若天壤，乃毛時代社會階級壁壘分明的寫照。作者所否認的“派性嚴重”，固然蘊含了權力之爭，更離不開階級的壓迫與反抗。

新疆兵團的階級組成

此處有必要扼要介紹一下新疆兵團的人員構成和權力分配之變遷史。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1954年10月25日正式宣佈成立的，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基本成員由共軍第二兵團（司令員王震，後調任農墾部長）和國軍“起義”官兵組成的22兵團（司令員陶峙岳）集體轉業而來。作為勞動力的主要是五十年代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及其家屬。不言而喻，打天下的“子弟兵”出身者居於頂層，部分“九.二五起義”官兵陸續擔任排長以上的基層幹部。

1956 年起，兵團吸收了來自河南、江蘇農村數萬“支邊青年”，1964年和66年，上海、武漢共十餘萬青年學生“支邊”。同期北京和南京軍區數批復員軍人先後分配至兵團。這樣，到文革前夕，整個兵團200餘萬人大體可分為五個等第：1．頂層：除原有王震部屬外，新增數量有限的轉業軍官；2．上層：增加了由少量復原軍人和河南、上海、武漢等地支邊青年擢升的基層幹部；3．中層：出身成分好的職工（“軍墾戰士”），即所謂“自來紅”者；4. 下層：出身成分不好的職工，即受管制者或資本家之配偶子女；5．底層：專政對象，包括受管制（戴帽子）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和正在勞改、勞教的人員。摘了帽的“五類分子”及上述“刑滿留場就業”者，按照中共“法律”不算專政對象，但政治地位與之相仿。

最上面兩層都是“官”，屬於“人上人”。第三、四層是“兵”，但兩層之間政治地位宛似雲泥，第三層比第四層優越得多，尤其是那些“官”的家屬子女。最底層則彷如印度的賤民。

1966 年夏毛發動文革，倚重軍方勢力，兵團權力圈重組。當時有句順口溜：“轉業戰士掌大權，‘九二五’靠邊站”。其實並不完全準確。因為團以上重要職務尤其正職幾乎全由現役軍官包辦。而“轉業戰士”退役時本來並非軍官，不屬幹部編制。即使文革之初乘亂崛起，坐上“直升機”，最多當個連長。

“九二五”指1949年9月25日“起義”人員，自組建生產建設兵團以來十餘年間大多兢兢業業有目共睹，故各師、團、營、連長以之居多。

蔣愛珍文革得益

《梁山路》對蔣愛珍的描寫，完全脫離了特定的時代氛圍，誤導讀者。以下試作若干點評：“蔣愛珍是江南女子”（正所謂“人人都說江南好”，開宗明義讓讀者對之產生好感）；“出生在魯迅的故鄉浙江紹興”（“拉大旗作虎皮”---魯迅的老鄉啊，與有榮焉！）；“蔣愛珍和任何一個初中畢業生一樣，沒有選擇地選擇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72年，16歲的她追隨復員轉業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哥哥蔣根土，到農8師144團1營1連落了戶，按照當時的說法，成了一名‘光榮的軍墾戰士’。”（這段文字有幾處需加“解析”：

一是蔣根土以何種身分“復員轉業”。“復原”指軍人退出現役，“轉業”是部隊官兵直接轉入地方分配工作。看情形蔣在部隊時並不是“官”，轉業到兵團似乎也沒有成為幹部，即不屬於上述的第一、二兩層。

二是蔣愛珍如何到144團落戶而成軍墾戰士，其中大有文章。因為1972年兵團早已停止接收新職工，也不能隨便落戶。她作為浙江農村一介未成年的初中畢業生，在原籍極少機會可獲分配工作。所謂“追隨”其兄應說是“投奔”兄長所在的兵團，照道理即使可以破例獲准落戶，一般也只能到其兄所屬連隊附設的“五七排”（家屬集體生產單位，由連隊撥出少量土地供其耕作），那不叫“軍墾戰士”而稱“五七戰士”，是不拿固定工資的，通俗的說法是“沒有鐵飯碗”。）

“這個在江南水鄉長大的姑娘雖然還是個孩子，卻聰慧勤勞，干活從不惜力，摘棉花、鋤地、挑土、趕車，樣樣拿得起放得下，遇到節假日她到伙房幫助洗洗涮涮，為戰友縫縫補補，深得贊譽，人們都很喜愛這個身材修長的姑娘。”（蔣愛珍既然僥倖拿到鐵飯碗，自然格外珍惜。為此她十分賣力，討人喜歡，可謂順理成章。當然，比起別的一些自恃有靠山而吊兒郎當的幸運兒，蔣的表現無疑應予肯定。）

“不久，蔣愛珍以先進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團共青團代表大會；1973年5月，也就是她來到團裡一年以後，蔣愛珍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同年出席了農8師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1974年，144團農場醫院招收護理員，蔣愛珍被推薦到短訓班學習，結業以後留在團場醫院當了一名護理員。1976年，蔣愛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當選為醫院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那時候她年僅20歲。”（短短四年間，蔣愛珍一帆風順，在第三層中脫穎而出，雖未提幹，已逼近第二層，令人側目。）

“蔣愛珍的哥哥蔣根土跟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張國政過去是一個部隊的戰友，蔣愛珍到醫院做護理員以後，作為人之常情，他囑托張國政多關照妹妹。這裡說的 ‘關照’當然指的是關心、照顧，但是在那個年代，也一定有請張國政幫助妹妹進步的意思。張國政沒有辜負戰友的囑托，果真對蔣愛珍愛護有加，應當說，蔣愛珍工作上的進步與張國政的幫助密不可分，蔣愛珍對張國政很感激，兩個人的關系也很好。”（這對青年男女“關係很好”，耐人尋味！當然，兩人均屬單身，倘在正常的文明社會，外人無權置喙。問題是大陸並非如此。）

“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失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畸形，在當時官方的說法是‘派性嚴重’，即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分屬於群眾組織的不同派別，人和人之間很隔閡，有的甚至結著仇怨。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准確。”（“中國社會失範”絕非始於文革，而是1949年中共建政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畸形”，是由於新的階級之形成。作者對此閉目塞聽，以致其“解析”“並不準確”。）

“中國連續的政治運動造成了整個民族群體的非人化，傳統意義上的世界被打碎了，消失了，個體成為了冰冷的社會機器上的零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機械的和非人際的關系，人幾乎全部喪失了自我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出現大面積的人性扭曲、良心泯滅和道德畸變，出現一些看風使舵、口蜜腹劍、吮癰舐痔、陰鷙狡詐、誅鋤異己、狐群狗黨、為虎作倀之人，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這段話誠然符合事實，只是可惜未作“階級解析”。)

“結果，我們在邊陲一個很小的人類群體中，發現了兩個新的類型化的人，一個叫李佩華，團場醫院助理醫生；一個叫謝世平，團場醫院的藥劑師。從身份看，這兩個人都是144團醫院的普通醫生。普通醫生的身份無法說明問題，共產黨員的身份就不同了，因為這通常意味著這種身份的持有者具有在更高層面進行人生博弈的條件，可以做醫生做不了的事——李佩華和謝世平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卻都不是黨的領導干部。雖然不能說所有黨員都在覬覦黨的領導干部手裡的權力，但是具體到李佩華和謝世平，我們卻完全可以斷定，此二人很為自己沒有掌握權力而苦惱，簡直到了‘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他們對144團黨支部副書記的張國政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這就是我們通常在觀察人與人關系時所說的‘矛盾’。”（顯然作者偏聽一面之詞，失諸偏頗。李已慘死，謝應仍在生。請問可曾聽聽他的表白或辯白？就算兩人都是黨員，但絕不意味著他們可以跟張國政公平競爭。依照上面介紹的等第劃分，他們僅屬中層而已，比同處中層卻已位居黨支部委員的蔣愛珍低出一截。至於作者所著力渲染的兩人如何覬覦張的權力，純屬主觀臆測。）

“再加我們可以把這種矛盾的根源理解為人類非常原始的精神心理現像——嫉恨。嫉恨是一種有很強銷蝕力量的欲望，就像性欲一樣，能夠把人折磨得變形、變態，可以使人抓狂。很抓狂的李佩華和謝世平一天到晚不思茶飯，只是想怎樣抓住張國政的把柄把他整下去，即使不能取而代之也不能讓狗日的在這個位置上人模狗樣。千萬不要小看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之惡，在一定條件下它是可以惡到沒邊沒沿沒有一絲光亮的。結果，此二人就像嗅覺靈敏的狗一樣，嗅到了張國政和蔣愛珍關系較好的味道。”（如此惡毒的文字簡直不可思議！作者與李、謝二人理應“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為何憎恨至此？是否從張國政那裡得了什麼好處？又或對“江南女子”蔣愛珍產生某種特殊的好感？既然炸死四百餘名乘客的北韓美女間諜金賢姬，可以獲得南韓民眾的同情，那麼《梁山路》中溫順至極、人見人愛的“弱者”蔣愛珍得到作者特別青睞，也並非不可理解。）

魯迅嘗云：費厄潑賴應當緩行。看來作者與之相通。故文中“痛打落水狗”，對給蔣愛珍“造謠”者口誅筆伐，無所不用其極。但歷史證明，魯迅當年無情鞭撻的文化人幾乎都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可見偏聽偏信殊不可取。李、謝固然有錯甚至有罪，但定案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何勞作者如此大動干戈？

臨末說一句，《水滸》中的108位好漢除逼上梁山的林沖備受權貴欺壓值得同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魯達殊堪敬佩外，其餘大多數嗜殺成性，不足為訓，尤以李逵為最。蔣愛珍政治地位獨特，並非受壓階級。將其大開殺戒與梁山頭領相比，實在不倫之至。

筆者對於蔣愛珍毫無偏見，其當日被誣也確實令人氣憤難平。所謂法律不外人情，不論彼之量刑有無畸輕畸重，15載刑滿即不應重翻舊帳。蔣已過中年，在鄉間侍奉老母，盡其孝道，外人再不宜擾亂彼之心理平衡也。

至於李、戴夫婦及鍾之遺孤，亦已長大成人。他們也是此案深重的受害者。謹祝其出離往日陰影，如同他人一樣正常地生活。是所至禱！（署名“義山”）（2011-1-29）

“生存形態”與“含金量”

－與陳行之先生商榷（之三）

筆者先後草就兩文，投寄《觀察》網。至今如石沉大海，亦未見《梁山路》作者回應。魯迅嘗云：無言是最大的輕蔑。也許名家如陳先生不屑一顧吧。但區區意猶未盡，若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乃續寫本文以抒胸臆。

全知全能的小說家

據“百度百科”介紹，作者“對人物心靈的描繪逼真細膩，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被陳忠實稱為‘中國最優秀小說家之一’”。陳忠實所言有無溢美之嫌且不論，看《梁山路》描述的蔣愛珍殺人始末，的確可以領教其對人物心靈刻畫手段非同一般。

作者以“李佩華和謝世平想利用張國政和蔣愛珍關系較好這件事做文章，是極為陰狠歹毒的一招”作為導語，接著寫道：“1978年3月，蔣愛珍被批准回浙江探親，17日晚，張國政和醫院另一個同事去蔣愛珍的住處（她住在外科值班室的一個房間）向她告別，順便囑咐她路上注意安全，沒說更多的話就離開了，張國政回到了離這裡不遠的自己的家。”

上面一段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蔣愛珍“住在外科值班室的一個房間”，也就是說居於醫院內的值班室。其居住條件應該不錯，由於她榮任該院黨支部委員，估計很可能獨占一室。較之別的單身職工，“生存狀態”顯然優越多了。二是張國政的“家”離得不遠，這個“家”有無女主人，作者未作交代。

“李佩華和謝世平就像聞到腐屍氣味的鬣狗一樣亢奮起來，妄斷張國政要在這天夜裡和蔣愛珍‘發生關系’（就是今天所說的‘通奸’），在副院長粟有成的支持下，糾集起六七個人（包括謝世平的妻子鐘秋）前去‘捉奸’，看守住了外科值班室和張國政的家。他們並不知道張國政早已離開。”“就像聞到腐屍氣味的鬣狗一樣亢奮起來”，這是典型的文學語言，完全出於作者主觀臆想。而“通奸”一詞，則令人想到張國政乃有婦之夫。副院長支持，說明與張不屬同一派。

此處需要補充一點背景資料：文革的“保皇派”（俗稱“老保”）和“造反派”，階級陣線一目了然。“老保”一直占參與運動者的多數，以中層職工為主，均屬出身成分較好的“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原來的幹部幾乎都屬於“保皇派”；後者則以下層職工居多，即出身成分不好，以往長期受壓。其中不乏起義人員（被稱為“舊軍人”）、“盲流人員”甚至個別刑滿留場就業人員（亦稱“新生員”），也有個別原先的幹部充當頭頭。造反派在文革初起時一度得勢，但很快失寵，備受打壓，1972年以後更每況愈下。至文革結束，進行“揭、批、查”，部分“造反派”再度抬頭。而144團團長、副參謀長應是向其傾斜的。

“李佩華和謝世平讓一個護士以取紗布為名敲開了蔣愛珍的房門。蔣愛珍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圈套，和顏悅色地（作者親眼見到嗎？）把門打開，到另一個房間給護士取紗布，謝世平趁這機會溜進了蔣愛珍的臥室。他原本以為會在這裡看到赤身裸體的張國政（謝世平“以為”什麼，作者從何得知？），沒想把到床上床下和房間每一個角落都搜遍了（就那一點時間夠嗎？）也沒見張國政的身影。蔣愛珍取紗布回來發現了謝世平，很奇怪他怎麼會在自己房間裡，但礙於情面，蔣愛珍還是和謝世平打了招呼，謝世平鬼魅地笑了一下（身在延安的作者莫非有千里眼？），什麼也沒說。”

“蔣愛珍送謝世平和護士走出值班室，在門外又看到了躲閃不及的李佩華和鐘秋，心裡就有些犯嘀咕（作者難道是蔣愛珍肚子裏的蛔蟲？），不知道他們要干什麼？盡管這樣她也沒把事情往那方面想，而是想到她明天就要上路，行李中放著900元錢，她害怕他們是想偷她的錢（果真這樣偷錢，豈不轉眼間就落網？謝世平會這麼笨嗎？）。回到房間查看，錢並沒有丟，蔣愛珍坐在床上琢磨剛才的事情，越琢磨越心神不安。蔣愛珍耳聞過李佩華、謝世平散布她和張國政關系不正常的流言蜚語，但是她總覺得身正不怕影子斜，從來沒有放在心上。今天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莫非他們是想……（這一段心理描寫細緻入微，但越“逼真”越惹人質疑：作者何所據而云焉？）對於一個年僅18歲的姑娘來說，這是極大的冒犯和侮辱，蔣愛珍十分生氣，決定向醫院領導反映，黨支部書記徐進義離醫院很遠，她就轉身去找身為 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的張國政。”

“張國政跟隨蔣愛珍來到醫院值班室了解情況，就在這時，李佩華、謝世平、鐘秋等人突然闖了進來。張國政問：‘你們要干什麼？’李佩華陰陽怪氣地（作者如何得知？）說：‘我們來抓鬼！明說了吧，就是來捉你和蔣愛珍的奸！’”

“張國政氣得發抖，指著李佩華和謝世平大罵起來，張國政叫人把醫院黨支部書記徐進義和所有支委都叫到了值班室（兩個“叫”字，可見張雖是副書記，卻可以對書記頤指氣使。其他支委就更不在話下了），想讓組織對此事作出判斷，譴責和阻止李佩華和謝世平的無恥作為。徐進義問李佩華和謝世平究竟是怎麼回事，此二人支支吾吾，說不出所以然。”

五面“金牌”有恃無恐此處必須指出，張國政為何氣勢淩人，皆因他除擁有四面“金牌”---共產黨員、轉業軍人、國家幹部、成分優越。儘管只是醫院黨支部第二把手，卻由於“槍桿子”在整個文革過程中都備受倚重，在現役軍官調回部隊之後，即使已經退役也身價十倍，故完全可以在該院說一不二。

也正因為張平日飛揚跋扈，醫院內外對之“看不慣”者大有人在。被作者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壞蛋李、謝二人並不孤立。謝敢於向團黨委告狀，而“144團黨委沒就這件事表態，這意味著也沒有對李佩華和謝世平進行批評”，都說明作者的“解析”本身帶有偏見。文中所謂“一些人懷著病態心理對他人的緋聞和災禍津津樂道，輿論對蔣愛珍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貌似持平，實際並非如此。

對於團黨委所派工作組長楊銘三，作者極盡抹黑之能事：“楊銘三和張國政以往在工作中曾經產生過矛盾，楊銘三對張國政同樣‘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如果說李佩華和謝世平表達‘很煩很不感冒很看不慣眼’使用的是誣陷手段，那麼掌握權力的楊銘三就一定要依仗權力使用報復手段了，這是所有權力者的本能。所以，我們可以說楊銘三帶領的工作組從一開始就帶著有色眼鏡，自然要偏袒李佩華、謝世平一方，只能越調查越復雜，越調查對張國政和蔣愛珍越不利。”

這裡不妨反問作者，你難道不是“從一開始就帶著有色眼鏡”嗎？如果說，32年前《蔣愛珍為什麼殺人？》的作者派性未除，“自然要偏袒”保皇派，那是當時“大氣候”影響所致，可以理解；那麼，時值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此刻，你翻出這件塵封舊案，肆意偏袒張國政一方，“這是為什麼？”楊銘三作為144團主管醫療衛生工作的副參謀長，往日與張國政有過節，說張毫無不是之處，能使人信服嗎？

“4 月6日，144團團長馮俊發親自跑到醫院做政治動員，號召在144團醫院全面開展揭批查運動，集中揭發張國政的問題。調查‘3•17’事件的工作組改為領導揭批查運動工作組，把‘3•17’事件放在揭批查運動中一起搞，這樣，‘3•17’事件就被人為地賦予了一種政治色彩。”

末尾這句話又是作者的主觀臆斷！馮團長會毫無根據地把矛頭指向張國政嗎？文中稱144團員工“因為同情張國政和蔣愛珍而受到歧視打擊的就有三四十個人。”卻沒有交代該團員工總數不下7000人！

筆者再次肯定，蔣愛珍被誣陷以致行兇殺人是個悲劇。作為未婚女青年，蔣本人迭遭不公正待遇，一度精神失常，值得同情。根據大陸的國情，她後來服刑15年刑滿出獄，是可以接受的。不過，當時有讀者去信說她不是反革命，所以應予輕判，那種說法卻是荒謬的。

作者在後面寫道：“我無論如何找不到工作組對張國政做了什麼處分的材料，按照常識，應當是撤除了他144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職務，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李佩華和謝世平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蔣愛珍成了他們卑劣行為的陪綁。”既然“無論如何找不到”處分材料，怎麼能“按照常識”判斷張被撤職，李、謝得逞呢？作者是寫小說還是發表高論的學術性文章呢？

兩點高見難以苟同

“陳行之的隨筆內容豐富，知識淵博，思想深刻，視野開闊，行文老辣，別具一格，深受讀者歡迎，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是國內引人注目的思想者之一。”

“百度百科”的上述介紹筆者無意置喙，但該文後面針對蔣愛珍案提出的三個論點中，第二和第三似乎難以成立：

二、在整個事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一種行政的力量，我們甚至可以說是非人性的行政權力把蔣愛珍逼到了絕路，而現在這種行政力量對個人生活的干預已經比較鮮見了；三、李佩華、謝世平雖然沒有從生活中絕跡，但是此類小人要想再用這種喪盡天良的方式害人，在今天已經很難了。

關於“行政力量對個人生活的干預”，甚至“把人逼到了絕路”，這類事件並不“鮮見”。唐福珍、楊佳便是例子。該文下面這段話倒不無道理：“32年過去，盡管有了所謂的改革開放，盡管國家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是畸形的政治文化沒有發生變化，由這種政治文化導致的中國人的生存形態沒有發生變化，社會喪失對善進行遮護機能的可悲局面沒有發生變化……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才看到用為保護房產自焚了唐福珍，我們才看到為討薪而送掉性命的王斌余，我們才看到為討一個說法而被殺死的楊佳，我們才看到為抵抗拆遷被車輪碾壓的錢雲會。”

但豈非與第二個論點相矛盾？

至於“用喪盡天良的方式害人”，不知道毒奶粉製造者算不算？

作者尖銳地指出1949是“1946年以後32年的某個時間節點”，卻沒有明言它如何“添加了某種原來不曾有的東西，正是這種東西決定了什麼事件發生和什麼事件不能發生。”

這個“某種原來不曾有的東西”，說穿了，便是毛王朝一黨專政帶來的新的階級構成。不同階級的生存狀態涇渭分明，用一個近年出現的詞語“含金量”說明的話，居於金字塔頂的“打天下”者及其眷屬，身份含金量最高；拿“鐵飯碗”（固定工資）的幹部工人整體上活得可以，鐵畢竟有個“金”邊；農民哪怕屬於貧下中農也只跟“土”相連，談不到什麼“含金量”，處於弱勢；最慘的是占總人口“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宛若爛泥任人踐踏。

這樣“解析”，不知作者以為如何？是否有助於真正“挖掘出隱藏在歷史事件和人類行為後面的動力源”，“能夠真正弄清歷史”？（署名“義山”，2011-2-1）

南天健筆正氣如虹

－讀何與懷博士作品感言

“與汝同銷萬古愁，今夕何妨共醉；懷才獨著一新典，此生豈可無痴。”這副嵌名聯是澳大利亞中國書法協會創會會長、著名書法家梁小萍女史所撰並揮毫,其後於今年1月底舉行的何與懷博士新書發布暨作品研討會上,贈予其本人志慶.同時饋贈的還有一個”醉”字.

聯中的”新典”,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典》,全書七百四十多頁，兩千多個條目,乃何博士以英文獨力編撰，由專門為西方大學出版教科書和工具書的紐約M E Sharpe出版社出版.正如澳華評論家張奧列專訪中所云：澳洲華文作家寫東西的不少，出的書也不算少，但一個人撰寫辭書，而且是像磚頭那麼厚的英文工具書，在美國權威的專業出版社出版，是絕無僅有的。而梁小萍則認為,此舉足見作者之癡心!是耶非耶,讀者大可自行判斷。

出生於1941年的何與懷是廣州人,南開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廣州外語學院任教多年.至八十年代初(昨在”新世紀新聞網”刊發時誤作”八十年代末”,特此更正—張註)轉赴新西蘭深造,獲奧克蘭大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題為《緊縮與放鬆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文學與政治關系研究》,得到美、德和新西蘭的博士評審人高度評價，認為是當時國際學術界在這個領域最詳細最系統的研究,後由西方著名中國通馬漢茂教授在德國出版。

僅此兩端,顯示何與懷兼善中西,學識淵博之一斑.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在當代中國作家中,能以英文流利地寫作煌煌巨著者簡直是鳳毛麟角.而何與懷便是其中之一!

去年12月,筆者有幸造訪悉尼,得與何博士晤面.儘管短短數次共敘,但印象深刻.尤以其人品風度為最。

花白頭髮下面的滿面紅光,眼鏡後笑意盈盈顧盼有神的目光---相信這是初見何博士者的第一印象。”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學人”的形象教人沒齒難忘。

這一點從上述新書發佈會兼研討會無疑得到充分的佐證.會議由澳中作家協會、悉尼華文作家協會與澳華文學網主辦，協辦的包括新州華文作家協會、澳洲中文作家協會、悉尼詩詞協會、澳洲酒井園詩社與澳洲中國書畫藝術學院,當地文學、文藝界和學術界、傳媒界人士紛至沓來，百餘人濟濟一堂,豈非猗歈盛哉?

作為澳華文學重鎮,何與懷著譯豐富多樣,既有涉及英美文學的《英美名詩欣賞》,又有華文文學的畫卷《他還活著：澳華文壇掠影第一集》，還有評論、隨筆、報告文學等的選集《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北望長天》,此外主編《依舊聽風聽雨眠》（“澳華新文苑叢書”第一卷）、《丹心一片付詩聲》（“黃雍廉會長紀念集”）和《最後一課》（“澳華新文苑叢書”第二卷）等。另有眾多篇什散見世界各地刊物、報紙和網站。真是著作等身,洋洋大觀。

由衷的人文關懷貫串了何與懷的為人與為文。例如《北望長天》,傾注了作者對儲安平等大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的仰慕之忱,北京著名作家陳行之閱後“非常激動，熱情洋溢地為一個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海外文人作序”稱：“我有理由認為這本書是何與懷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靈魂鐫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據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鐫刻這樣的心碑並把它們置放到一起，我們就將得到一座穿越祖國歷史時空的長城，它巍峨壯麗，肅穆莊嚴，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將愈發可笑，任何輕飄的事物都將更加輕飄，因為它是一個偉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創造——它無與倫比。”

何博士的知交冰夫則評論稱：“與懷兄是悉尼文壇的名士之一……不但關懷於文學，也關懷社會政治問題。說他是政論型的文藝評論家，似乎更為適合些。”

在這方面,<他還活著>第一集<附錄>所收的一篇長文,是極好的例證。該文題作<看來不僅僅是辯論世界華文文學的問題--- 也談陳賢茂教授的<也談>：陳賢茂者,號稱”海外華文文學”新學科之奠基人.其主編之<海外華文文學史>四卷二百萬字,宣稱什麽”海外華文文學正在悄悄地向中國傳統文化回歸”,并否定華文文學已形成多個文學中心.實質該員對海外有關狀況一知半解,信口開河,危言聳聽,鼓吹儒學, 竭力反對”全球化”,充當北京當局的應聲蟲,以阻擋時代的步伐和歷史的進程。

本來,對於顢頇閉塞的御用文人如陳某之流說理,無異於對牛彈琴,但事關普世價值,何與懷當仁不讓,挺身而出,條分縷析,痛斥其非.洋洋三萬言,淋漓盡致剝開對手的畫皮,使人稱快不已。

正氣如虹,南天異彩.歷來低調的何與懷越來越為人矚目.不久前膺選”2010華人百名公共知識分子”,是南半球僅有的三位之一(另兩位是馮崇義、楊恒均).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何博士雖屆古稀之年,但相信雄風猶在,有厚望焉!

從《柳堡的故事》說開去

（之一）

近日為編撰《1957’中國電影》，查閱了一些資料，也在網上重看了幾部經典影片，頗有感觸。

“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兒轉哪　　蠶豆花兒香啊麥苗兒鮮風車呀風車那個咿呀呀地個唱呀小哥哥為什麼呀不開言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想把軍來參風車呀跟著那個東風轉哪　　哥哥惦記著呀小英蓮　風向呀不定那個車難轉哪決心沒有下呀怎麼開言……”

這首久違了的歌曲把人帶回五十五年前。儘管多家網站都冠以“革命歌曲”的名號，其實並無你死我活劍拔弩張的氣味。雖然結尾也有“革命勝利”的字樣，可是畢竟以兒女情為主調。此屬普遍的“人類之愛”，毛在延安座談會上否定過的。但“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癡情男女既然不惜犧牲性命去愛，人性未泯的文藝家也就不顧清規戒律，大膽地描繪這至性至情。一言九鼎的萬歲爺一時間也無法遏止。但此類少年鍾情少女懷春的畫面，幾年後出現的“樣板戲”中便再也不復得見，整個文革時期更不用提了。

記得當年我是在上海衡山電影院看這部影片的。時在三四月間春暖花開的季節，即正值 “九九艷陽天”之際，影院所在的原法租界編植法國梧桐，一些花園式別墅院子裏綠草如茵，花團錦簇，一篇生機勃勃的景象。但剛在交大的反右補課中被“揪”的我，心裏像灌注了鉛沉甸甸的。所以，片中二妹子的笑靨雖無法消解我的百結愁腸，那優美動聽的旋律、真摯感人的歌聲還是令我暫時出離現實的困厄，為其“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前景而欣慰。“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遠不能概括我當時的感受，應說是“縈迴腦際畢生難忘”！

飾演二妹仔的陶玉玲生於1934年，比我大五歲。網上搜索近照，一副發福的模樣。美人遲暮，自然規律。竊以為，像她那樣當年一炮而紅。成為五六十年代大陸中國上億男士的夢中情人，已是最大的成就，此生無憾矣。

無可否認，影片《柳堡的故事》曾經給許多觀眾帶來歡樂，平添了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可謂善莫大焉。

不過，此次重溫影片，覺得也有明顯的敗筆。藝術講求“真善美”，該片從男女主角到指導員的形象美，江南水鄉小橋流水人家環境美，插曲悅耳上口連同配樂無不優美。鞭撻惡霸褒揚正義體現“善”的理念，此皆有目共睹。但細節失真亦十分明顯。

例如開頭和結尾處，新四軍與解放軍行軍於隴畝，竟然排列整齊，井然有序，這在戰爭年代實在不可思議。所有官兵衣履整潔，包括“打鬼子”戰鬥歸來一塵不染，襯衣雪白，毫無起皺。即使是攻打蔣橋這個“大據點”，一眾演員臉上不見硝煙痕跡，連勇炸碉堡的副班長也一如既往般面容光潔。為二妹仔家修繕草房，又是泥又是水的，戰士們身上手上卻無汙跡，其間領唱齊唱有條不紊。這些都不能不給人“做戲”的感覺。

當然，更重要的是，新四軍並不以“打鬼子”聞名。它既無平型關戰鬥之功績，又無“百團大戰”之勳業，只有一個“黃橋之戰”著於中共官方史冊，但那是消滅國軍主力韓德勤部，屬於“中國人打中國人”。所以不能搬上銀幕。該片中打蔣橋是對付偽軍，雖也包括在抗戰範圍內，可是片中處理簡略，只見到以為戰士被敵人擊中倒地，後面沒有進一步交代，戰爭的殘酷性固然掩蓋了，共軍作為“人民大救星”的形象也隨之大為減色。

也許正是因為遵照毛的既定方針，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日蔣我”三國志中，消極抗日，積極反蔣”，或者說“一份應付（日寇），兩分反蔣，七分發展”，所以八路軍、新四軍傷亡遠較國軍為少。囿於鐵的事實，該片在反映激烈的戰鬥方面也就只好虛晃一槍了。

不妨對比一下美國和蘇聯以二戰為題材的電影。他們都力求再現戰爭的殘酷，突出表現人性對於個人和家庭幸福的訴求。《拯救賴恩》、《珍珠港》和《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一個人的遭遇》都無不如此，劇力千鈞。後三部片均描寫愛情，纏綿悱惻，感人至深。

這樣比較或者不大恰當。因為《柳堡的故事》攝制於1957年，同期無論蘇聯或美國尚未出現所謂第二代戰爭片。不過，迄今為止，大陸軍事題材的電影仍無突破，歌頌共軍赫赫戰功還是主旋律。更具深度，更講人性的此類題材電影看來只有寄望於他日了。

值得注意的是，網上對於該片製作的經過，尤其是影片故事的藍本之披露，甚具“中國特色”。副班長的人物原型是犧牲了的，“二妹子”聞訊自殺殉情。內中原委另文再述。（未完）（2013/01/03）

從《柳堡的故事》說開去

（之二）

網上資料稱：《柳堡的故事》的誕生來源於一則真實的故事。國共內戰期間，共軍某連隊駐紮在江南某村。該連一個戰士被房東姑娘相上了，但他渾然不知。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已軍裝口袋裡有個小紙條，上面寫著“你好”，才感到姑娘對自已的心思，囿於軍隊紀律沒敢吭聲。不久，又相繼在自己口袋裡發現了第二張、第三張紙條，分別寫著“你真好”“你實在好”。他被姑娘打動，倆人暗暗地相愛了。不料，此事被人發現，連長狠狠地批評了他，並不許他再和姑娘有任何來往。未幾部隊開往前線，戰士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姑娘得知後，覺得戰士是為她死的，心裡愧疚上吊自殺了。那位連長感到這對情人的死與自己當初的批評有關，非常內疚，一輩子不結婚來懲罰自己。

但也有另一個版本，是小說原作者胡石言親歷的事：1943年冬天，胡石言所在的新四軍一師三旅七團來到寶應地區開展抗日游擊鬥爭。當時，他隨團駐扎在柳堡一帶，任宣教股長及團內油印報紙《戰鬥報》的主編。有一次，胡石言下連隊檢查通訊、讀報工作，二連通訊組長、副班長徐金成送他返回。路上，18歲的小徐告訴胡石言一個“秘密”：他與柳堡頭村子裡一位長辮子姑娘“好”上了。但他表示要隨部隊南下，等打敗日寇再談個人的事。1945年9月，徐金成在蘇南宜興丁蜀山戰鬥中不幸犧牲。胡石言曾托人到過柳堡，尋找那位“長辮子姑娘”，可惜因一直未能找到。但胡石言卻一直把柳堡發生的這段故事埋在心裡，並為徐金成的柔情和俠骨感動。

柳堡位於江蘇省揚州市寶應縣城南邊30公里，是蘇北下河里地區一個非常著名的村莊。於是石言決定以此為原型寫一篇小說。他覺得這個故事過於凄悲，便給這個故事增添一些亮色。畢竟，讓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人們永遠的祝願。

身為作家，石言可以妙筆生花，讓小說裏和影片中的副班長跟二妹子大團圓結局。然而，現實生活裏的這位出色編劇卻一再被整，“文化大革命”一來，更受到了“娘娘”江青的點名批判，並被作為“走資派”批鬥，在豬圈裡養豬。

不過，相比之下，“二班長”和“指導員”的命運更等而下之。作曲者死得尤其悲慘。

早就參軍的廖有梁60年代初和武漢一位舞蹈演員結婚並有一子，文革開始後，夫妻雙雙遭批鬥，廖被下放到上海某地當搬運工，其妻與之離婚，並帶著兒子遠飛美國，剩下他一人獨自生活。好不容易熬過文革，但是文革結束，但身體垮了，患有肝癌，他床上放了一根扁擔，說晚上睡覺的時候肝疼起來用扁擔抵著會好很多。之後在許多電視電影話劇中也跑龍套，但只能顧個溫飽了，與名聲顯赫的50年代判若天淵。但他始終樂觀，堅強的活著。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兒子，總是期盼著兒子能夠回來看他一眼，他將兒子小時候用過的東西都珍藏著，半截的鉛筆，用過的圖書等等，他經常打開那些東西，一件一件的摩挲著。

晚年時他分到了一套房子，卻被裝修商騙走了十萬元錢，至此，一病不起，雖在人藝同志的幫助下，把房子裝修好了，可惜他已入住醫院，一天也沒在新房住過。臨死的時候，他說“活著，總歸是好的”。只是兒子是他心裡永遠的痛，咽下最後一口氣前，他嘆了口氣說“孩子，你為什麼不來看看爸爸呢？”

其他演員在文革中也倍受折磨，陶玉玲被關牛棚，和演連長的那位演員關在一起。連長性子剛烈，從樓上跳下尋死，不料跳下之後並未當場咽氣，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著粗氣，非但無人伸出援手，還要在他肉體如此痛苦的時候，再次批鬥他。

被譽為“中國第一指導員”的徐林格（1930——1975），遭遇格外令人唏噓。

網友spencerxu在帖子寫道：徐老師是天津人。基本沒上過學。小時提籃賣過燒餅油條，生活很苦，甚至連襪子都買不起，直到中年後還不習慣穿襪子。字卻字寫得很好，尤其是仿宋體字。油印蠟紙也刻的很好。為人非常忠厚，也很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名演員的架子。是一位很值得尊敬和懷念的人。可惜去世太早了。很多人都只看過徐老師扮演的指導員形像。其實徐老師扮演其他角色也非常出色。我曾經在1966年看過徐老師在話劇《箭稈河邊》中扮演的老貧農 “老吳頭”，1967年在話劇《收租院》扮演“鐵匠”，1968年在話劇《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扮演一美國黑人領袖，在該劇中為增強氣氛，徐老師還使用了一句英語。其後下放杭州當了幾年工人。1974年借調到八一廠拍片, 在<<走進地下城>>(內部科教片, 從來沒機會看到)演人防主任（徐林格老師最後一部作品）。後因突發肝病與開封不幸去世，終年才45歲。真是天妒英才！

高如星比徐林還要不幸得多。白桦说:“高如星的旋律隨時都可以從他的鉛筆上流淌出來，沒有一支曲子是不美的。”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九九艷陽天》這首歌，《柳堡的故事》會這樣扣人心弦嗎？

然而，僅僅因為他對蘇俄藝術的熱愛，落了個“蘇修特務” 的罪名，最終含冤去世。他才活了42年。（“作曲家小傳”）列寧悼念《國際歌》的詞作者狄蓋特時說他留下了“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紀念碑”。高如星不也如此嗎？

俗語說得好，“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廖有梁、徐林格和宋清湘（連長）不也各自留下了豐碑，而大可含笑於九泉嗎？（2013/01/06）

也談民主群星的隕落

－與高越農教授商榷

《散議《我看民主群星的隕落》》（武漢科技大學退休教授高越農撰）言之成理，但似略嫌簡略，謹作點評以資補充。

文章寫道：96歲高齡的李銳先生《我看民主群星的隕落》（以下簡稱李文）是一篇有理有據的回憶史實、闡述觀點的力作（《炎黃春秋》2012年11期）。它歷數“民主堡壘”裡隕落的群星們可歌可泣的事跡，鞭笞讓群星隕落的罪人，追溯毛從1926年《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起就暴露無遺的對於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敵意。

我由此文引申出一些看法，提出來與朋友們切磋。

竊以為李文誠然“有據”，未必“有理”。高文實際上否定了李文的若干基本觀點。

一、李文說：“這些當年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統治的進步青年和精神獨立的教授們，結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壘’，乃星空中璀璨奪目的群星。”“這個‘民主堡壘’對最後戰勝國民黨”做出了貢獻。也就是說，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對中國共產黨最後戰勝國民黨做出了貢獻。這是正面的積極的貢獻。

難道這裡還有什麼疑義嗎？有。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不具有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力量，他們必須依傍一支真正追求民主的力量。可惜，當年並不存在這樣的力量。“民主堡壘”中的精英們，只不過是做了“螳螂捕蟬”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做出了正面的積極的貢獻，要用“換新天”以後究竟是什麼樣的“新天”來判定。如果當年做出清醒的判斷有一定困難的話，那麼，站在21世紀回眸，“新天”真相已昭然若揭。這正是“民主堡壘”中的精英們的悲哀，滿腔熱情、不惜生命地投入，迎來的卻是思想上的萬馬齊喑，生活上窮困潦倒的慘淡歲月。所以，這個所謂的“貢獻”值不值得肯定，需要重新考慮。《序言》感嘆說：“根據當年共產黨尤其毛澤東著重宣傳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學生們追求的目標可說已經達到了，這不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嗎。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學上發生的流星雨一樣，群星亂落了！”這個感嘆其實也是對這個所謂“貢獻”的否定。

用“螳螂捕蟬”形容西南聯大精英當日反蔣，可謂妙喻。現時之“新中國”較四十年代蔣介石治下的“舊中國”，其腐敗不公一百倍也不止！對此，李銳本人也不禁感慨繫之，可見精英們一甲子之前“所謂的‘貢獻’值不值得肯定”，真的“需要重新考慮”！

根據同樣的道理，對於斯諾先生不遠萬里、不辭辛勞寫出的《西行漫記》，對於新華社當年頻頻發布的“民主、自由”的期許以及新華社關於“毛澤東與黃炎培‘窯洞對’”的宣揚等等，對於中國政權更替所做出的“貢獻”，均應該重新思考。

這裡面把斯諾文章和新華社當年的作為相提並論，似有不妥。斯諾旨在為中國老百姓好而報導彼時的中共及毛事跡，新華社則志在為毛共“奪江山”造輿論，着眼點殊屬迥異，不宜混為一談。當然，此二者之“貢獻”性質“均應該重新思考”是對的。

二、群星們自己也犯過失察的錯誤。李文為之扼腕嘆息的袁永熙、吳晗、羅隆基、費孝通、潘光旦等等，都是傑出人物。他們隕落的罪責，主要地應該算在施害者頭上，算在極權制度賬上。但是，他們自己是不是也犯過失察的錯誤？例如，吳晗先生的在天之靈，是不是也可以尋思一下，為什麼執意不聽他的恩師胡適的勸告？

誠然，群星們確實“翻過失察的錯誤”，但袁永熙、羅隆基、潘光旦之失察，與吳晗、費孝通不可同日而語。質疑吳晗“為什麼執意不聽他的恩師胡適的勸告”亦有點費解，筆者淺陋，實在不知胡適何時“勸告”過吳晗（勿信毛共之言）。

把失察完全歸咎於欺騙宣傳太厲害，是說不通的。胡適、梅貽琦和傅斯年等等不是沒有上當受騙嗎？能夠看透假像的還有並沒有跟著去台灣的陳寅恪先生。《序言》提到：“郭沫若寫信給陳，邀請他到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任所長。陳回信說：如要我當所長，這個所就不講馬克思主義。……他曾經指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桎梏’當時指三民主義，後來指馬克思主義。”因為一度失察受到摧殘而終於沒有隕落的群星中也許還包括羅隆基、儲安平等。

沒有上當受騙”的非止“胡適、梅貽琦和傅斯年等等”，魯迅知交臺靜農和曹聚仁亦然。至於陳寅恪，固然是“能夠看透假像”，但這位“教授中的教授”應屬特殊情況，隕落的“聯大群星”恐不可與之比擬。蓋陳寅恪自稱而是年代留德時即已通讀《資本論》，對馬克思主義本質上違反人性了如指掌，此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也。即使羅隆基、儲安平也遠遠不及之。

三、李文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毛澤東。但若僅限於此，則是不夠的。

僅限於此”誠然“不夠”，但罪魁禍首則非毛莫屬。所謂“冤有頭，債有主”，毛便是群星血淚斑斑之根源！

“從《毛選》上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最早發表的原件中”，“從1942年的整風運動及隨後的搶救運動”中，從“1958年3月22 日，在成都會議的講話提綱” ……李文淋漓盡致地揭露了毛澤東是怎樣始終一貫地蔑視、敵視和凌辱知識分子的，並把“群星隕落”歸因於此。但是，“群星隕落”的賬不能夠僅僅算到毛澤東一個人頭上。

當然毛身邊助紂為虐者不乏其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各有各的賬。可是，沒有毛的話，許多事情將不會是1949年之後那個樣子。這難道不是可以推斷的嗎？

馬列主義共產革命也是意識形態裡的革命，馬列主義者認為，廣大知識分子是反動意識形態的載體，是共產革命的對鄉。共產革命除了依靠黨內的少數知識分子以外，並不依靠廣大知識分子。如果僅僅把摧殘知識分子一概歸咎於毛澤東，就無法解釋前蘇聯（斯大林、日丹諾夫等等）對於廣大知識分子的長時間的排斥、敵對和迫害。

就蘇聯而言，斯大林是最大魔頭，數千萬冤魂的債主。列寧死後如果不是他掌權的話，知識份子的悲劇將不會如此慘烈。但其暴虐方式異於毛，起碼他沒有搞過“反右”。

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而是當年被中國共產黨認同了的觀點。例如，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就是整個國家機器的行動，毛逝世多年，還肯定這個運動的必要性。正如《序言》所言：“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都同他們當年經過的史實分不開。”我認為，既然要忠於史實，在追究“群星隕落”之因的時候，就不能夠追思制度原因。質言之，縱使沒有毛澤東，在這個制度下，廣大知識分子也絕對不會有舒心的日子過。

制度確實不可不究，不過毛把共產極權制度之惡推到“頂峰”，也是不容忽視的“史實”。

僅僅把“群星隕落”歸咎於毛澤東，就是認同了一些人的“切割”論，無助於中國共產黨痛定思痛，汲取教訓。

說千道萬，毛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大災星。而在中共內部卻是“眾星拱月”，劉、周、鄧、康等“星”對聯大“群星隕落”責有攸歸。將毛從“偉光正”中“切割”出來，區分主次，還是必要的。僅就教於識者。（癸巳年初二）（2013/02/10）

谷景生和“一二.九”運動

七十七年前的“一二九”運動，一直被中共吹捧成抗日救國的樞紐性事件，並冠之以“我黨領導”的定語。其實，後者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而前者則歪曲了蔣介石的既定方針（先安內後攘外）。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了蔣乃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的民族英雄。近十幾年來北京當局也不得不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浴血殺敵的功績，故本文不擬就此再作闡述。

根據當事人的證言，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發的學生運動，直接策動與現場指揮者有四人：張申府，孫多荃，郭明秋和姚克廣。

張申府（1893年6月15日－1986年6月20日），原名張崧年，字申甫，河北獻縣人。哲學家，中共創始人之一，也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但他當時已脫黨。孫多荃，詩人北平女一中校長，第三黨成員。郭明秋（1917-2010），時為北平女一中學生，並任北平大中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主席。姚克廣（1917年9月6日－1994年12月11日），安徽池州人，生於香港，時為清華大學學生，後改名姚依林。

此處須著重介紹一下谷景生（1913-2004）的有關事跡。他就是月前中外矚目的谷薄開來殺人案主犯之生父。谷氏為山西省猗氏（今臨猗）縣人。“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我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百度百科）

1935 年夏秋，華北危在旦夕，當時在中共北平工作委員會領導下的青年黨員谷景生、彭濤，周小舟從外文雜志得悉《八一宣言》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號召（刊於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三人一致認識到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派周小舟直接向省委彙報。中共河北省委決定組成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由谷景生任臨時市委書記，彭濤任組織部長，周小舟任宣傳部長。

2004 年12月22日，薄一波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谷景生是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當時地下鬥爭的特點，作為臨時市委書記的谷景生處於一種很隱蔽的狀況，以至後來在人們的回憶和黨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埋沒了。對此，谷景生同志長時間三緘其口，坦然處之，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谷景生之妻范承秀，1957年在北京市委黨校為一些青年知識分子說話，被打成右派和“反黨集團”，谷景生時任國防部五院政委、黨委書記。上級要求他與范離婚；范時有身孕，本人也主動提出離婚，但谷斷然拒絕。他說，妻子是范仲淹的後代，14歲就參加革命，當過八路軍、游擊隊長，進了四年馬列學院，可以說是篤信馬列，怎因說幾句公道話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呢？谷因此被調離五院降職使用而始終無怨無悔。當年范腹中塊肉便是日後的谷開來！

按谷景生的資歷與才干，授銜時至少應是中將。 “李廣難封”，不能盡展其才，固然令人扼腕。而谷開來的下場相信更使九泉之下的亡父難以瞑目吧！

“歷史的選擇”透析

所謂“歷史的選擇”，是北京當局為宣揚執政合法性炮製之主要說辭。意謂1949年10月其奪得大陸政權，乃人心所向，天命所歸。值此“偉光正”90週年黨慶將至，此一似是而非的讕言必須予以痛斥，以正視聽。

首先應當指出，中共純屬舶來品，並非神州大地自然產出。1920年8月上旬，由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魏金斯基來華一手操縱，“中國共產黨成立會議”在上海舉行，陳獨秀當選中共臨時中央書記。全靠蘇俄盧布之助，中共幼芽方得出土，並於次年7月下旬召開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通過的第一個黨綱明確規定： “中國共產黨為共產黨之中國支部”。由此可見，其誕生基於列寧、斯大林“輸出革命”以維護蘇俄利益之意旨，並非神州大地黎民百姓的什麼“歷史的選擇”！

非但如此，中共建政前，物質資源長期仰仗蘇聯：不少武器彈藥裝備固然來自蘇聯；經費更是大部分時間端賴莫斯科撥款。後者僅舉兩例，一是陳獨秀1922年6月 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內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 元。”二是陳獨秀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的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000，其中有1600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如無盧布，連什麼“X大”也開不成，遑論發展？

正因為此，中共唯克里姆林宮馬首是瞻，先後於1929年的中長路事件，1938年七、八月間的張鼓峰事件中，兩次號召“武裝保衛蘇聯”。尤為惡劣者， 1941年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所附《宣言》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中共竟百般為斯大林與侵華日寇沆瀣一氣之惡行狡辯。而前幾年中俄東段邊界補充協定簽字，北京當局正式永遠放棄沙俄霸占而後蘇俄一度宣稱交還之我北疆領土，面積逾150萬平方公里。如此罔顧民意，為一黨私利喪權辱國，便是中共“歷史的選擇”！

當年毛總結出其得天下之“三大法寶”，黨、軍赫然居於前列。其實，至少應增一樣---蘇為後盾。試想，倘若當初無蘇聯卵翼扶持，共黨、共軍根本不成氣候，甚至早就土崩瓦解，徹底覆滅，怎可能在1934年萬里逃竄之後，藉“西安事變”苟延殘喘，繼乘日寇侵華之機偏安於陝北窯洞，一面對國軍浴血抗戰作壁上觀，一面全力於敵後發展，待羽毛豐滿再與蔣爭奪天下？

就毛本人而言，其崛起就任黨魁，亦因斯大林1938年一錘定音。延安整風使中共臣服於毛一人，步調一致克敵致勝。此亦克宮對中共莫大功德也。

學界咸以抗戰勝利後國府腐敗、民心盡失為蔣敗退台灣之主因。有論者不以為然。蓋執政黨腐敗未必導致政權更迭，東南亞、非洲、拉美國家腐敗成風，除古巴外迄無共黨上台。國共內戰勝敗關鍵在於作為老蔣對手的中共實在非比尋常，厚黑伎倆爐火純青，加以北方的極權強鄰蘇俄鼎力相挺；反之民主堡壘美國受制於國內民意，不可能繼續援助南京政府。此消彼長，終使毛得登大寶，而神州芸芸眾生則於新朝厄運連連，六十餘年間人禍不絕，至今仍未知何日得見公平正義的陽光。

總之，北京御用學者所謂1949大陸易幟乃“歷史的選擇”，只是一個偽命題，貌似有理，在大量事實面前不經一駁。

如今蘇俄業已壽終，克里姆林宮上空昔日的紅星光輝不再，俄羅斯大地開始得到普世價值的雨露滋潤。套用五十年代的流行語：“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終將取代一黨專政的“秦政制”，這才是炎黃子孫引頸以盼之“歷史的選擇”！（6-28）13：35修訂

“中國模式”論可以休矣

“坦率地說，目前中國社會還存在著貪污腐敗、分配不公以及損害人民群眾權益的種種弊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

以上見於溫家寶27日在英國皇家學會發表的演講，溫並宣稱“未來中國”“將是一個充分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如此坦承腐敗，強調政改，大聲疾呼 “民主法治、公平正義”，份屬北京領導人外訪期間公開言論中的異數，在某種意義上，跡近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了近期甚囂塵上之“中國模式”。

據新華網引述親共海外學者張維為的概括，中國模式有所謂八大特質、七個理念、四大成就，洋洋灑灑十九項要素，不僅沒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字樣，更無政治改革的片言隻語。只在“特質”中有半句提及：“同時保證社會總體的公正”，算是跟“公平正義”沾點邊。而四大成就則將經濟高速崛起列於首位。

但作為中國政府首腦的溫家寶，在演講中當然不忘“社會主義”一詞，不過對普世價值的理念多所涉及，諸如“尊重和保障人權，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健全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要創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環境和更加自由的學術氛圍”，“做學問尤其需要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更加開放包容、文明和諧”等等，即使不無做“秀”意味，最低限度聽起來比較悅耳，算得上與“國際接軌”。

其中所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陳寅恪揭櫫於王國維紀念碑碑文中，此次溫加以徵引，乃中共領導人之首次。

解讀溫的演講，不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中國模式”之要害。概而言之就是無視人民的民主權利，充分利用極權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全力催谷 GDP。為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什麼貧富差距、環境污染，可持續發展等等，均置之腦後，“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其結果是，大陸經濟總量躍居寰球亞軍，在世界金融海嘯中一枝獨秀。可是內部社會危機日益深重，官民衝突空前激烈，群體事件層出不窮。於是“維穩”變成當局首要任務，年支出高達6000億元，超過國防費用。“建設和諧社會”云云，純屬癡人做夢。

非但如此，由於“科學發展觀”同樣流於空談，竭澤而漁，“盡地一煲”的掠奪式開發，造成生態大破壞，子孫後代將面臨資源的極度匱乏，包括食水在內的短缺。從這個意義上，“未來中國的走向”（溫以之作為本次講題）無疑令人憂心忡忡。

儘管末後這一點未見溫提及，但在資訊發達、互聯網無所弗屆的今天，早已不是秘密。即使中南海極力打壓封鎖，也屬徒勞。神州大地自然環境之惡化有目共睹。幾大淡水湖包括鄱陽湖、太湖等水位急劇下降，水面面積銳減，“野田禾稻半枯焦”的景象觸目驚心。而不旋踵間，洪澇災害又從天而降。無論旱澇，均稱“百年一遇”，究其實，一分天災，九分人禍也！

總之，從中宣部到御用學者文人大肆吹噓的“中國模式”，宛如美麗的肥皂泡，不論如何五彩繽紛，到底難以為繼，終將很快破滅。

毫無疑問，溫家寶演講所談哪怕並非徒托空言，亦難望近期兌現。尤其落實政改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權改善更不容樂觀。日前艾未未、胡佳相繼獲釋誠然可喜，但冉雲飛等維權人士尚處境維艱。但溫此番出聲畢竟別具某種意義。

“中國模式”論可以休矣！（6-29）12：47

長懷東土夢魂牽

新疆歷任一把手

（之一）

1949年9月25日，國民黨新疆省主席鮑爾漢聯同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通電起義”，宣告“新疆和平解放”，至今將近60年。此期間中共派駐當地的第一把手迭有更換，茲逐一略作介紹如下：

（1）王震（1908年4月11日－1993年3月12日），湖南瀏陽縣人。14歲到長沙當鐵路工人，1927年加入中共。1949年10月，王震率解放軍第一兵團進駐新疆，隨後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代司令員兼政委，是首任“新疆王”。

王震在新疆主政期間鐵腕鎮壓當地維族人的反抗。他采取的平亂方針就是一個“殺”字。據說如有那個村子敢匿藏武裝分子，先通牒，不服就架大炮轟平。對於所謂 “民族主義分子”，是一個“抓”字，連曾任蘇聯支持的聯合政府省主席的麥斯武德也不例外。各族伊斯蘭上層阿訇人士無不被消滅殆盡。

他在軍中以“王胡子”的綽號知名，毛澤東也這樣稱呼他。此人性格火爆，左傾成性。當時南疆一些維族頭面人物因特權被取消，策動騷亂，規模非常小，都是幾十人揭竿而起，武器簡陋。他卻實行“高射炮打蚊子”，重錘對付。

網上資料稱：當年如果那個維族村子收留了殺害了解放軍戰士的叛亂分子，王震馬上令人包圍整個村子，限令在規定時間交出來，如果不交出來，解放軍會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犧牲的解放軍5-10倍數額來補償，曾經有個村子因爲在抓人時抵抗再殺害解放軍，結果被大炮轟平。（www.takungpao.com/news/09）

如此血腥的手段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直到80年代後期以前，將近40年間新疆沒有任何叛亂。而一句“王震來了”甚至被維族人拿來恫嚇哭鬧的小孩。90年代初他死了，南疆有維族老人放鞭炮慶幸的。

由於抗戰時期王震所部359旅曾在陝北南泥灣開荒，被中共樹為“自力更生”的樣板。“又學習來又生產，359旅是模範”的歌聲響徹各根據地，該處號稱“陝北的好江南”，故王震知名度甚高。加以其出身產業工人，在高層中算是成分最好的（另一位李先念是手工業性質的木匠，稍次於他），且驍勇善戰，故深受毛的青睞。

即使如此，由於王震好高騖遠，在牧區推行極左的“改革”，被習仲勛主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發現及上報，毛不得不批准西北局的報告，於1954年2月28日撤掉其新疆分局書記之職，將之調任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上任前讓其先到蘇聯療養。

據網上資料稱，毛在王赴蘇之前特地召見他。在家裡與之長談。毛說：你想把農村和牧區改革同時進行，從階段鬥爭的觀點看，這並沒錯，就新疆範圍來講，也許可以同時改革，同時搞好，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兩個改革一塊搞完，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這想法沒錯。錯就錯在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沒看到全局。在少數民族地區先進行土地改革，第二步再實行牧區改革，這是中央的統一部署。你新疆不按中央的部署搞，就會影響西藏，妨礙我們爭取達賴的工作；也會影響甘肅、寧夏、內蒙，那些地方也有牧區。這樣一來，中央就被動了。（focus.szonline.net/Channel/content/2007）

由此可見，王震是個好大喜功、缺乏政治頭腦的武夫。其魯莽盲干只會給毛添煩添亂。後來更改任農墾部長，只管同主要位於東北、西北及西南邊疆的大片荒地打交道了。

他雖屬大老粗，卻娶了個北大學生王季青。但其“唯成分論”思想根深蒂固，曾對其妻宣稱：你們出身於有錢人家庭，天生就欠了勞動人民一筆賬，必須時刻想著自己的祖上是有罪的。（大意）也就是讓知識分子戴上了“原罪”的枷鎖，一輩子抬不起頭。很明顯，這跟馬克思主張“解放全人類”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馳。

而50 年代中共更一再宣稱：“民族鬥爭，說到底是階級鬥爭問題。”無論農村或牧區，都強調階級成分，而把民族差別放在第二位。這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使維漢民族之間的矛盾暫時掩蓋起來了。故王震早年的血腥鎮壓在8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提到。

此外，身為中共“開國上將”且極受毛寵信的王震，有時也會放軟身段，對某些大知識分子施展懷柔手法。例如丁玲、艾青成了右派之後，盡管王震知道這兩人都是毛 “欽定”的“反黨分子”，卻下令生活上予以照顧。他還把艾青夫婦從北大荒調到石河子，指示手下專門為之蓋了房子。由此賺得“愛護知識分子”的美名。而毛也不以此為忤。君臣兩人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配合默契。目的無非是“胡羅蔔加大棒”，使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化人乖乖就範。

文革中王震雖一度靠邊，但基本上未受什麼衝擊。在一次接見軍中要員時，毛親口對他說：“王胡子，我是保你的。”既獲御賜金牌，自然悠哉游哉，樂得逍遙。至1975年更官拜副總理。

其後待到70年代末鄧小平復出，與鄧家一向關系親密的王震迅速擢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0年代後期繼烏蘭夫之後出任國家副主席。

但此期間有一醜聞流傳。事緣當時中日往來頻繁。某次周而復率文化代表團訪日，被發現購買壯陽藥。鄧聞之大為震怒，斥為“有損國格”之舉，對周予以開除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等嚴厲處分。然而未幾即傳出周乃代人受過，他是受某元老將軍之托去買春藥的。此事當然難以求證，撲朔迷離，耐人尋味。

晚年的王震成為治國的“中共八老”之一，思想僵化頑固，是“六.四”時期力主鎮壓學生的重要人物。據說“殺20萬人保20年穩定”即出自他的口中。這和48年前他對維族民眾大開殺戒可謂一脈相承。

“六.四”之後不到4年，85歲的王震在廣州嗚呼哀哉，屍體空運北京。過了3個多星期，其骨灰撒在新疆天山。

王震有三子，均身居要職。次子王軍（1941年4月11日--）尤為港人熟知，《中共太子黨》一書將之認定為太子黨核心成員。海軍出身的他自1993年起出任中信公司高層職務，1995年至2006年7月任董事長，是名副其實的“下海”。

不知王震會否認為，其子靠父蔭而飛黃騰達，錦衣肉食，位高權重，也欠了勞動人民一筆賬呢？

至於王震在新疆的繼任人王恩茂，則另文再述。（09-8-30）

“王恩茂是好書記”

－“新疆歷任一把手”（之二）

“最高統帥毛主席，王恩茂是好書記，……我們一定保到底！”

這是文革前期響徹天山南北的一首歌（大意），唱的人既有佩戴鮮紅領章和紅五角星帽徽、奉命“支左”的現役軍人，也有維、漢、回、哈等不同民族的“保皇派”。男女老少、“黃發垂髫”，各色人等集會時莫不引吭高歌。這固然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也證明作為王震繼任者的王恩茂［1913.5.19～2001.4.12］，在當地不乏“粉絲”。

列名“開國中將”的王恩茂，在“大老粗”充斥的共軍高層中，屬於稀有品種的知識分子出身。他是江西永新赤石村人，當地與朱毛紅軍崛起的井岡山區相毗鄰。其本人高中文化程度，15歲投身“革命”，當過小學教員，後任小學校長。17歲入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後參加了長征，抵陝北後，先後出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紅六軍團政治部要職。抗戰期間任著名的三五九旅副政治委員，為王震的副手。

1949年進軍新疆時他是一野第二軍政治委員，在南疆主政兩年余，至1952年6月接替王震出任新疆一把手：1955年9月之前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後稱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直到1967年1月離任入京候命。

從1952年到1967年這15年裡，他還兼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政委、黨委書記，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以及自治區政協主席等職。黨政大權集於一身，比王震在位時的權限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面提到的那首歌，便是在他赴京前後在新疆各地流行起來的。起初開頭兩句歌詞為“紅色司令毛主席，王恩茂是好書記”，被對立的一派“造反派”抓辮子，說有貶低“偉大領袖”之嫌。因為按中共規矩，“司令”地位在“書記”之下。於是“保皇派”的秀才便從“最高指示”一詞“偷師”，在“統帥”之前冠以“最高”，借以表明王恩茂這個“好書記”還是毛麾下之一員。

如此一來，“造反派”再無法在文句上挑剔。但仍不改初衷，把“打倒王恩茂”叫得震天價響，固然其聲勢遠遜於“保皇派”，卻由於獲得駐疆的空九軍支持而繼續與對方分庭抗禮。

話說這空九軍又稱7335部隊，直屬中央軍委指揮，新疆軍區無權調動。也就是說，封疆大吏王恩茂盡管囊括軍區三項最高職務—司令員、政委和軍區黨委書記，卻鞭長莫及無奈空九軍何。

非但如此。文革之初王恩茂“丟卒保車”的策略亦一再失敗。

最先，他把早已調離新疆的鮑爾漢拋出，稱之為“自治區最大的走資派”、“黑線的總頭目”，以此充當標靶，避免紅衛兵衝擊自己。但鮑原屬共產國際干員，其共產黨人的身份一直不公開，卻掛著“維族民主人士”的頭銜，擔任中共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主要負責民族及宗教方面的統戰工作。因此無人認同“揪出”鮑爾漢就意味著新疆文化大革命大功告成。

接著，“保皇派”又把矛頭對准調來新疆不久的武光，抓住他曾被捕而誣蔑其為叛徒。一時間“打倒黑武光”的口號傳遍城鄉，震耳欲聾甚囂塵上。

可是武光只是自治區人民政府常務副主席，在新疆政要榜上連前五名也未必夠得上。偏偏此人又當過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而“北航紅旗”是當時首都五大紅衛兵組織之一，屬江青一伙的寵兒。其“聯絡員”遍及全國各省區，儼然一副文革新貴之代言人的模樣。武光忝為該院老書記，且口碑不錯，故“北航紅旗”聯合本地造反派“紅二司”力挺之。再加上未幾武光即被召到北京“隔離審查”，其人不在，缺席批鬥無論氣勢或效果都十分有限，不可能取代王恩茂成為替罪羔羊。

因此，雖然王恩茂本人根正苗紅，資歷戰功兼備，治下“粉絲”不少，但還是“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1967 年初，在上海“一月風暴”聲中，王恩茂被召上京，住在京西賓館。該處可謂冠蓋雲集，各省區以及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集中在一起。這些曾為新朝不惜性命披肝瀝膽的功臣戰將，目睹首都紅衛兵及造反派的“革命行動”：給“走資派”戴高帽，坐“噴氣式”，肆意侮辱殘酷批鬥等等，莫不膽戰心驚，生怕落在自己頭上。

其中，少林武僧出身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表示，如果紅衛兵膽敢對其無禮，就拔出身上的駁殼槍把他崩了，然後帶上一個連上山打游擊。當過小學校長的王恩茂自然不會效法許和尚，他確實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這班封疆大吏、各路諸侯惶惶不可終日之際，毛御駕親臨賓館，“看望”昔日打江山的得力部下來了。

據網上資料：毛一邊往裡走，一邊和站在前面的同志握手問候。突然，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特別顯眼。於是，一邊和他握手，一邊隨口問:“聽說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麼樣，能打倒嗎？”王恩茂不知該怎麼回答，唐突回了一句:“這就看毛主席您的態度了”。主席邊走邊笑著說:“我看打不倒”，離開幾步,突然回頭又叮了一句“王恩茂打不倒”。

此處不妨借用林彪當時的名言：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金口玉言，御賜金牌，王恩茂頓時有了底，感到無比欣慰。

不過，毛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把造反的妖魔從寶瓶裡放出來，一時間根本收不回去。他一手扶植的接班人兼副統帥，可不是他想像的那麼百依百順的。原來林彪與賀龍早有芥蒂，或者說工於心計的林彪對大大咧咧的賀龍心存嫉妒。1963年9月，毛讓賀龍取代體弱多病的林彪，主持軍委工作。林彪認為賀龍奪了自己的權，不禁懷恨在心。

1964 年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奉毛之命，前往新疆察看地形，同王恩茂研究新疆“反修”大計。廖和王恩茂同屬二方面軍，其本人為賀龍外甥女婿。林彪硬是無中生有地將此視為賀、王合謀，說賀要把新疆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基地”，指使王搞“兵變”。此前的1963年羅瑞卿到新疆視察，王恩茂當然要接待這位總長。林彪也說與賀龍的陰謀有關。

兩帥之間的這種權爭，本與王恩茂無涉。詎料其後新疆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賀龍奉命率團赴疆慰問，更加導致林彪極為不快。

有報道稱：1965年10月，值新疆自治區成立lO周年慶典之際，黨中央為了表達對新疆各族人民的關懷，決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率中央代表團(包括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7個部委，25個少數民族的代表共65人)前去祝賀，同時隨團參加慶祝活動的還有5個文藝團體的數百人。9月下旬，中央代表團離京前，正逢黨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剛剛結束，王恩茂向參加會議的人民解放軍各兵種、各大軍區負責人發出到新疆參加自治區成立10周年慶典的盛情邀請。這樣，就有不少大軍區的負責人向賀龍要求，讓他們隨中央代表團一起到新疆參加慶祝活動。這一要求經請示中央，並且得到周恩來的批准。當時到新疆的有北京、沈陽、濟南、武漢、成都、廣州、昆明、南京和福州等軍區的司令員或政委。

對於這樣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林彪卻認為賀龍竟有如此大的號召力，於是便一口咬定這次慶祝活動是賀龍在“拉山頭”，誣陷賀龍帶著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是到新疆密謀“搞兵變”，王恩茂是“搞兵變”的“急先鋒”。

林彪從此認定在新疆工作的以王恩茂為首的原紅二方面軍和八路軍一二零師干部都是賀龍的“死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祁若雄：《批判王恩茂“兩個主義、一個王國”始末》，《百年潮》2007年第6期）由此可見，王恩茂在文中處於逆境，實屬無妄之災。

當然，這也和他自己的取態有關。本來，林彪為迅速除去眼中釘賀龍，極力拉攏和“爭取”王恩茂倒戈，要他起來揭發賀龍，卻遭其拒絕。於是林彪惱羞成怒，認為王不可救藥，誣指“王恩茂同賀龍在新疆搞了很多的鬼，人拉著他不走，鬼拉著他飛跑”。而空九軍就受林操控，成為“打倒王恩茂”的有力後台。須知當時凡現役部隊都是不可侵犯的，所謂“反三紅”，其中一項便是反解放軍（紅領章、紅帽徽），有殺身之禍的。

正是在林彪和江青一伙指使下，新疆的“造反派”有恃無恐，散布王恩茂“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聽林副主席的話，不聽中央文革的話”(三不聽)，“大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獨立王國”等言論，使王恩茂無法很快擺脫困境。

一年後的1968年2月，毛已考慮讓王恩茂重返新疆，任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此時，恰值許世友放下身段，與江蘇省及駐軍造反派關系緩和，從而得以出任江蘇省革委會主任。毛接南京軍區電報得悉此事，特地批轉王恩茂和陳錫聯、韓先楚三名高級將領閱讀，讓江青派人傳遞。王閱後當然致函“謝主隆恩”，感謝其關懷、愛護和教育。不料百密一疏，漏掉了感謝傳送電文的“娘娘”。致使江青嗔怒，節外生枝，其操控的中央文革遲遲不開會討論解決新疆問題。

王恩茂見兩個月過去了，還毫無動靜，便致電給周恩來，說：“總理，我在北京三個多月了，新疆問題還沒有解決，總理能否開個會，討論一下如何解決新疆問題？”周答稱：“好，我同中央文革商量，你要准備一個發言，檢討自己的錯誤，時間20分鐘。”

4 月11日，討論解決新疆問題的會議開會，自治區兩派和新疆軍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空九軍的負責人出席。周恩來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到會。周恩來主持會議，首先讓王恩茂發言，還沒有講到兩句話，江青就起身戟指大罵王恩茂道：“你的態度是最壞的，長時間跟劉少奇，對毛主席有‘二心’。為什麼不到造反派那裡去？到造反派那裡去，捅你幾刀子我才高興呢。”周見江青如此，只好宣布休會，會議不歡而散。

會後造反派迅即大造輿論，散布江青所言王對毛有“二心”，要打倒王“二心”。後經過多次反復，至當年9月5日，“大聯合、三結合”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終於在烏魯木齊成立，統攬自治區黨、政、財、文大權。革委會主任為龍書金，兼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此人原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湖南省軍區司令員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曾獲頒少將軍銜。王恩茂則仍任新疆軍區政委，兼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

王由京返疆就任。不料林彪、江青依然對他揪住不放。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前後，林彪同龍書金談話時仍誣陷說：“賀龍和王恩茂搞了鬼，把新疆搞成了獨立王國。”黃永勝也說王恩茂犯了“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和獨立王國”的錯誤，並責成新疆軍區立即召開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

1968 年11月至12月底，新疆軍區和革委會先後召開會議，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會上龍書金秉承林、江旨意，號召徹底揭發批判王恩茂“三不聽”、“兩個主義、一個王國”，徹底砸爛他這個“獨立王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甚至以新疆軍區黨委名義向軍內各級黨委下發“打倒王恩茂”的電報，在全疆軍內外引起極大混亂。

1969年1月10日，造反派抓王恩茂在烏魯木齊游街。其第四個兒子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毛翌日得知後，即電令新疆當局，要王恩茂偕全家人飛到北京。但王不久進了新疆學習班，又繼續受批判。全家住在總參四所的一間平房裡。

不過，毛仍決定選王恩茂作“九大”代表。會議期間，王受到造反派批判，未能保留中央委員，卻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當年國慶節後，王恩茂被分配到長辛店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當車工，與徐向前、張宗遜等將帥和江華、江渭清、張平化等原省委書記同廠勞動，歷時兩年零五個月。

1971年9.13事件後，林彪集團覆滅，但王恩茂未能復職，反被貶至安徽蕪湖任地委第一副書記、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他自忖如不去即不服從組織分配，可能罪加一等，遂硬著頭皮去了。

1975 年10月19日，王恩茂致函給毛，信中說，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甚為想念，當此紅軍長征勝利四十周年之際，特向主席問好。信中又說自己從紅軍時期就在部隊工作，現在年齡也不算大，只有62歲，打起仗來還可以上前線，想回部隊做點工作。寫了兩頁紙，信封寫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親啟，下面寫王恩茂寄自蕪湖，然後貼上8分錢郵票寄走。

沒有想到，信很快就轉到毛手上且獲批示:“汪（汪東興）閱後，送劍英、小平、春橋（張春橋）同志閱處。他現在蕪湖，請考慮是否在南京軍區給他安一個職位。”這一下皇恩浩蕩，王恩茂被任命為南京軍區副政委。

斗轉星移，毛駕崩而“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王恩茂調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他是各省區中第一個表態認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

此前十余年間新疆數度更換一把手，民謠曰：王震開荒,王恩茂存糧,龍書金吃光,賽福鼎要糧,汪鋒去了也治理不了新疆。於是鄧小平決定,王恩茂重返新疆,就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2年1月至1985年6月兼任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再度出任“新疆王”，直到1985年 10月卸任。其後擔任了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並於回歸後訪問過香港。

蓋棺定論，王恩茂不失為一個開明的中共封疆大吏，其政績雖不及趙紫陽、萬裡那麼廣為人知，但畢竟算是比較務實的，和任仲夷、項南幾位不相伯仲。

在對待維族民眾方面，他也比較溫和。2008年5月19日，他的一座雕像在新疆烏魯木齊市九龍生態園落成並揭幕。雕像反映的是他和一位庫爾班大叔促膝交談，一副親民形像。應該說，這並非溢美之作。網上有人埋怨他處理民族問題失之寬松，並將今日某些維族人之粗暴不馴歸咎於他，這是不公允的。

此外，還應補充一件事：王恩茂曾長期堅持寫日記。已結集為《王恩茂日記》問世，且於1996年出版日文版共5冊。該書收錄了作者從1934年10月23日至 1949年11月30日為止15年多時間寫的全部日記，無疑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史料。而2009年5月，王恩茂文集（上下）亦已出版發行。

綜上所述，“王恩茂是好書記”，是耶，非耶？讀者諸君不妨自行判斷。（09-8-31）

王樂泉的面孔

－新疆歷任一把手（之三）

新疆中共黨委書記王樂泉的7.7講話，將新疆事件簡單的定性為“敵對勢力”的破壞，將要求真相的維吾爾族民眾和平抗議說成“鬧事”。外界認為，王的講話不僅缺乏法律常識，而且是在煽動仇恨，將進一步激化民族矛盾。

評論認為，如果王樂泉“真的希望民族和睦，就應該明白，這個案件從頭到尾都應該算作司法案件，對於打砸搶的行為，應當由司法機構就事論事予以處理，而不應該用政治鬥爭的陳腐論調鼓動民族對立和仇恨。”（www.ntdtv.com/xtr/b5/2009/07/08）

以上兩段是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發生後，境外媒體對現任“新疆王”王樂泉所作電視廣播講話的評論。基於此，讀者腦海裡大概會浮現這樣一個畫面：一個橫眉怒目、聲色俱厲的高級官員，操著非本地口音的普通話，對電視機前的漢族、維族、哈族等多種民族的觀眾訓話，令人情緒不安，肝火上升。

“王樂泉，男，漢族，1944年12月生，山東壽光人，1966年3月入黨，1965年9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網上介紹其《簡歷》的文字首段是這樣寫的。它使人想到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慈眉善目，睿智的眼神流露出一種學者的風采。鳳凰衛視的漂亮女記者吳小莉，站在一幅新疆地圖前面，用嫵媚的聲音告訴觀眾：擔任省級長官的要員，通常只會在同一崗位上工作五年，長達十年的極為罕見。可是，我們面前這一位，卻已經在此干了18年，他就是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

鏡頭一轉，一個笑容可掬、西裝革履的長者現身了。豐滿的臉龐上皮膚平滑，梳理整齊的頭發黑黝黝，毫無歲月滄桑的痕跡。左眉心上一顆肉瘤相當矚目，雖然不像毛左下頜上那著名的黑痣那麼顯得貴氣，但多少給人非同一般的感覺。既然大陸媒體流傳“天降大任在新疆”的說法，那麼，管轄天山南北遼闊地域的父母官，總得有點與眾不同的樣子。

面對名滿遐邇的吳小莉，王樂泉氣定神閑，侃侃而談：我是上了分裂主義分子暗殺榜的，……

“頭一名？”吳小莉插話問道：

頭一名。我當然是排頭位的。

王面不改容地說著，顯然沒把對手放在眼裡。大有從容鎮定、泰山崩於前其色不變的豪邁氣概。

不過，對於王樂泉面對險情泰然處之的做法，另一位蜚聲國際的名記者戴晴，卻提出了質疑，她在一篇時評中寫道：

（韶關）事發之後9天，維族鄉親300人開始在自己首府的廣場靜坐抗議：悼念死者，要求當局查明真相。這時是7月5日下午3點。

這場悼念是臨時起意麼？靜坐者何許人？誰人組織誰人出頭申請？他們做了什麼准備：除了陽傘坐墊標語牌，有沒有利刃、鈍器，有沒有汽油彈和裝在卡車上的磚石，有沒有戴上頭巾的維吾爾姑娘往來其間？熱比婭的越洋電話都監聽到了，眼前的危險跡像，全當看戲？

數小時後，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朝廣場湧來。以省城烏市警員警力配備，包括多年的反恐訓練，從容布局以防事態惡化本小菜一碟，手握大權者竟然就那麼看著，直到傍晚千人聚集，開始打砸搶燒殺。從靜坐抗議（我還不說更早的靜坐申請）到“暴力犯罪”這五個半小時裡，市委書記栗智在哪裡？省委書記王樂泉在哪裡？一個命令就調集的上萬警力，你們是攥在手裡當畫兒看的，還是打算玩兒個“拉薩3１４”第二：只有橫屍濺血，方顯執政黨民族策略？（戴晴《無為書記王樂泉》）

我們無從得見七月五日當天下午王書記的尊容，到底是“面不改色心不跳”，還是“濃眉倒豎火眼金睛”。可以想見的是，書記大人還有另一副面孔。

有論者稱：（王樂泉）名義上打擊“三股勢力”分裂破壞活動，實際上在新疆形成存在的三股勢力卻是來自中共中央不同派系的介入勢力和新疆本地中共黨內不同勢力及民間異己抗議勢力，最終效果是打擊存在的這三股勢力，最終意圖打造以王樂泉為土皇帝的新疆獨立王國。（www.uyghurcongress.org/Cn/news）

該論者舉出的例子是：2006年11月新疆政法委書記換人，原先的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張秀明離任，改坐政協副主席的交椅。曾被吹捧為新疆“反分裂干將”的張某，雖是王樂泉一手發展及提拔的親信，卻因搶了王的風頭，有“功高蓋主”之嫌，而被排擠去坐冷板凳。

另一位胡家燕，也是王提拔的。官至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紀檢委書記，又是中紀委委員。但因王樂泉在新疆的勢力盤根錯節，其關系網中成員的腐敗問題被胡家燕抓住。王感受到壓力，遂設法將胡擠走，由其親信、自治區黨委秘書長符強接任。2005年12月胡家燕調任任國家體育總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及中紀委駐國家體育總局紀檢組長。其後不久符強走馬上任。論者謂：“這意味著新疆管錢有機會貪污的和搞監督的都是王樂泉自己人，新疆的財政收入等同於王樂泉的金庫。”

非但如此，早有媒體揭露：王樂泉“以新疆為搖錢樹，為個人、家族和‘山東幫’牟取暴利。王以‘對口援疆’為名，將新疆項目幾乎盡都批給山東企業。”（《開放》，2009年8月號，31頁）

王樂泉的哥哥王樂義，現任山東省壽光市孫家集三元朱村黨支部書記，擁有“全國勞動模範”的頭銜。“肥水不流別人田”，可想而知，他也從新疆獲利不少。

新疆建設項目眾多，為利用本地豐富自然資源，並促進當地居民尤其是維族人就業，按說應盡量就地設廠。但王樂泉竟舍近求遠，“連塊磚頭都從山東運進”。09年 6月27日，即韶關事件發生第三天，山東、新疆簽署“兩省區全面戰略合作框架協定”。（《開放》，同上）毫無疑問，簽約時王樂泉必然喜笑顏開，合不攏嘴。

由於王樂泉在新疆年深月久，自感地位穩固，所以有意打造獨立王國。甚至敢於打壓胡錦濤派來的官員。例如，2005年7月團中央書記胡偉被胡錦濤送到新疆，擔任自治區副主席。王樂泉對於這位同屬團派背景的欽差卻處處防範及暗中壓制。胡偉早在2001年已是副部級，可謂資深而位不低，但至今無緣進入自治區黨委常委會。反之，王卻把一位不得人心的手下宋愛榮留任常委，盡管該員在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選舉中落敗出局。

如此弄權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可見王樂泉借“穩定新疆”為由，在打擊“三股勢力”的幌子下另有所圖。

此外，王樂泉還縱容地方干部變相拉皮條。內地有的發達省市公然接收新疆維族少女，然後誘騙其去賣淫。此事曾引起和田地區維族人士抗議。

總之，王樂泉以一個高中學生的文化程度，從山東農村基層干部做起，經過25年打拚，爬到後來的高位。其人的確不容小覷。透視其不同面孔，非但對了解新疆問題有幫助，也可從中觀察中共官場百態也。（09-9-1）

鞠躬盡瘁宋漢良

－新疆歷任一把手（之四）

1921年誕生的中共，最初幾乎全屬知識分子，而且悉皆精英。1949年建政之後，仍不乏優秀分子加入。宋漢良便是其中之一。

宋漢良（1934-2001），浙江紹興人。１９５４年畢業於西北大學地質系，1960年加入中共。他在新疆從事石油地質技術工作近30年。１９８３年４月起步入政壇，任自治區副主席。自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起，接替王恩茂出任自治區黨委書記兼新疆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新疆建設兵團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直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因病卸任。

這位魯迅的同鄉，獻身於石油工業事業。從50年代中期開始，就在天山南北的戈壁荒灘出沒，風餐露宿，備極艱辛。甚至在文革中面壁“審查”時，仍鑽研地質勘探業務技術。其後當上石油管理局領導就大展宏圖。

據網上資料稱他：積極延攬人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把石油勘探領域擴展到准葛爾盆地東部、腹地和塔裡木盆地，特別是對准葛爾盆地西北緣克--烏大斷裂構造含油模式的發現，稠油資源的勘探和開發，准東油區勘探和沙漠腹地地球物理勘探方面，進行了創造性的勞動，提出了獨特的理論見解。還親自主持了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的３０５個項目，均獲累累碩果，為新疆礦產資源開發和克拉瑪依油田石油地質儲量和原油產量長期連續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應非溢美之詞。

對於他主政新疆期間的表現，有關資料提到：他提出了一系列諸如“依靠行業主力，依托社會基礎，統籌規劃，共同發展”和“全方位開放，向西傾斜”、“內聯外引，東聯西出”等方針，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國民生產總值、城鄉人民收入翻了一番，地方財政收入翻了近兩番。

這樣的說法大概也是有事實根據的。不過，我們不能忘記，1989年上半年之前的整個80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大力推行開放改革。當時新疆的經濟發展離不開此一“大氣候”。而且，宋漢良以毫無人脈的一介書生技術專家出身，在廣袤的西北邊陲能夠大展拳腳，促生產而益民生，同胡、趙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作風和相應的干部政策也是分不開的。此即所謂“時勢造英雄”也。

據說他就任第一書記時，曾誓言“竭盡全力，不辭萬難，全心全意為黨工作，為新疆各族人民服務”，這方面有幾件事：

一是他自從政伊始即注意保持樸實清廉、關心民瘼的優良作風。他認為“涉及群眾安危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當聽到烏魯木齊市的一個小學生，不慎跌入城中的和平渠內，被洪水衝走的消息，立刻下令在縱貫市區長達20公裡的和平渠兩邊加築防護欄。在他督促下工程較快完成，從而杜絕了淹死人的事故。

二是十年不換新車。他就任一把手後座駕依然是一輛舊奔馳轎車。那是幾年前從深圳一家破產企業以每輛數千元的低價購回的，“除了喇叭不響，到處都在響”。他曾語重心長地對秘書說：“一輛新車好幾十萬元，思來想去，我們經費緊張，把幾十萬坐在屁股下面，我總不忍心。沒有新車難道就不能工作了?我不信。過去在石油戰線幾十年，嚴寒酷暑，擠大卡車，夏天幾十度，冬天零下幾十度，工作不但沒受影響，反而干得挺好。新車我不用。以後不允許再提換車的事兒。”

三是下基層不許搞特殊，工作第一。1988年10間，他來到哈密地區巴裡坤縣視察，並在鹽湖邊主持召開了一個奇特的現場辦公會——他和地、縣領導們相對面席地而坐，在屁股底下墊個東西。會議進行中，忽有一哈族牧民牽一小綿羊來到。宋一時不解其意，順手將這小肥羊提了兩下，又丈量了一下其全身，說道：“如果再高10公分，長20公分，宰肉率和出毛率就十分可觀了。人們常說：‘身長一寸，肉加十斤，個高一分，毛如白雲’……說明既要產毛、產肉率高，又要肉味鮮美，這才會兩全其美。”

聽他說完，那牧民……把羊牽走了。過了半小時，那牧民又牽來一只又高又肥的綿羊來，還氣喘吁吁地對他說：“這個羊個頭大，卻是去年的老羊了，沒有剛才那個小羊的肉好吃，那個小羊是今年的羊娃子。”他莫名其妙，在旁的哈密地委書記連忙解釋道：“他不是要您來評價這些羊，而是為了歡迎您，特地送羊肉來招待大家的。”在一片笑聲中，他雙手緊緊握住牽羊人的手，深情地說：“請你把羊牽回去，並代我向牧民同志們問好，大家的心意我領了，十分感謝大家!”

爾後，他掉過頭來很嚴厲地質問那位書記說：“凡是上面來人你們都要殺羊嗎?來幾次殺幾次?此風不好，應該立即剎住，起碼從我現在開始。今天就不要在巴裡坤吃飯了，回哈密再吃!”這兩地可是相距100多公裡啊！

網上稱他“因長期超負荷的工作，積勞成疾”，醫治無效去世。令人想起魯迅所說：“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只活了67歲，可惜了！

類似宋漢良這樣鞠躬盡瘁的封疆大吏，今天大陸還能見到嗎？（09-9-2）

“命途多舛”嘆汪鋒

－新疆歷任一把手（之五）

汪鋒（1910—1998），陝西藍田人，原名王鈞治。高中學歷，早年曾入師範學校讀書。1926年秋即投身“革命”，資歷頗深而遭遇曲折。

他參加過“半個長征”，指的是1935年3月他到陝南，遭紅二十五軍誤會扣押，此後隨軍北上，到9月紅二十五軍勝利到達陝北才獲釋。

此前的1933年5月，他和劉志丹、王世泰率領的紅二十六軍，在陝西蘭田縣陷敵包圍圈，部隊潰散。其後他到了上海在中央臨時分局軍委工作。1935年中央軍委派他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重回陝西，與紅二十五軍聯系，以求協調該軍與陝西地方楊虎城部警三旅的關系。當時擔任警三旅旅長的是1925年參加中共的張漢民，另一位任團長的閻揆要也是中共黨員，黃埔一期生。但紅二十五軍不知就裡，在汪鋒抵達前幾個小時伏擊該旅，俘虜了張漢民。

這紅二十五軍是在主力離開根據地後，由留守部隊和赤衛隊重新組建的。因目睹許多親人被殺害，故滿懷怒火，報仇心切。汪鋒趕往該軍駐地後，雖竭力證明張是共產黨員，是同志，要求馬上將其釋放放人。隨後又向他們口頭傳達了中央文件，想不到適得其反，因為政策變化太大，例如從以往殺地主變成現在要給地主生活出路等等，聽來像是叛變革命的言論。引起該軍將士極大反感。以致其後不僅張被處決，連汪鋒本人也險遭殺害。

所幸他到底是中央特派員，帶有寫在蠶絲紙縫在袍子內的介紹信。加上有次夜裡部隊轉移，而看押他的戰士卻睡著了，他不但沒有乘機逃走，反而叫醒該員一起追上了部隊。最後經該部老根據地河南信陽的地下黨聯絡員調查，證實了汪的身份。他遂得以和紅二十五軍一起長征到陝北。而張漢民則於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汪鋒後來回憶說當時被看押是五花大綁的，頭上套著布袋，只留眼洞，身上背著東西像個馱夫，透過眼洞他看到了張漢民和張明遠（旅參謀長，中共黨員）與他一樣，被繩子牽著行軍，大約一個月過後，先是張明遠不見了，他問戰士說是放了。後是張漢民又不見了，他知道大事不好。

而張漢民被俘的過程也純屬意外。張部本可以逸待勞截擊紅軍，而他卻尾隨之，本意想起掩護作用。他還多次派人與二十五軍聯絡，並按其要求提供了援助。因此，他誤認為自己已與該軍達成了諒解，不會兵戎相見。閻揆要倒已發現對方有異動，派出的聯絡員均未返回，曾提醒張漢民情況異常，張卻不以為然，結果閻團由前鋒變後衛得以保全。

汪鋒的“長征”的確匪夷所思。如某作者文中所言：他是作為“反動派”，天天面對死亡和內心痛苦的煎熬，被自己人押著，高一腳低一腳地在坑窪不平、崎嶇嶙峋的陝南山區艱苦地跋涉，走完這段路的，可稱為另類的“長征”。

不過，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種“大水衝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的事，竟會在31年後重演。“文革”期間，官至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甘肅省軍區第一政委的汪鋒，自1966年底即被關押，受盡迫害。直到“四人幫”倒台後才獲解放。

1977 年7月他奉調新疆，任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兼新疆軍區黨委第三書記、自治區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實質已把賽福鼎架空。1978年1月正式接任區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並兼任新疆軍區（後易名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此期間還兼任自治區政協主席。

不過，盡管他資歷深，有文化，對統戰工作和民族工作尤富經驗，對西北地區的情況也不陌生，但畢竟是“空降”到新疆來的。在“文革”十年積重難返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他確實不可能很快實現撥亂翻正，打開局面。

所以，其後鄧小平親自點將，讓王恩茂重返舊地，再任“新疆王”，是必然的事。他在疆主政四年，只能是過渡人物，此乃時勢使然，與其才具無關。

1987年4月，汪鋒被增選為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憑心而論，他是完全夠格的。

1998年12月12日他在北京逝世，此乃其“米壽”之年，算是善終吧。（09-9-3）

從“西域”、“東土”到新疆

北京作家王力雄被稱為“當代研究西藏、新疆問題最用功也最有影響力的漢族作者之一。”他的力作《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大塊文化出版社，台灣，2007年）是一本476頁的煌煌巨制，光看書名就啟人深思。

“新疆”一詞耐人尋味

該書的《內容簡介》這樣寫道：新疆，它占去了六分之一的中國領土。換個說法，它的面積相當於三個法國，六個半英國；甚至新疆的一個縣——若羌，面積也接近六個台灣，十個科威特。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歷史。何謂「新疆」？顧名思義，「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而言，那片土地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只有對占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近年來，「新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超過「西藏問題」，成為北京當局最頭疼的民族問題。所謂「新疆問題」，核心所在就是「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運動。九一一之後，中共當局以反恐名義全力鎮壓該獨立運動，導致整個維吾爾自治區更為緊張的對立局勢。（www.books.com.tw）

該書寫作始自1999年。當時王力雄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打算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不料卻因所謂“竊取國家機密文件”鋃鐺入獄。但這卻成了他理解新疆的一個轉捩點，他得以結識了同屬政治犯的維族人穆合塔爾。他自稱：“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該書《前言》）

作者王力雄出生於1953年，著有《黃禍》、《天葬》、《遞進民主》等作品，論者稱之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從他對極為敏感的新疆問題放言高論、著書立說來看，不僅具膽色，也不無獨特眼光。

“開門見山”，“新疆問題”自“新疆”地名切入，確有提綱挈領之奇效。王力雄認為：“新疆”這一地名本身就帶有殖民意味，是維族人不能接受的。這個說法是否可以成立？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當地人口占多數的民族的民意？目前尚難得出結論。但依中國文化重視“名”的傳統，即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的習慣性思維，該地名最低限度說明：“新疆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領土”，只是某些漢族統治者一廂情願的表述而已。

為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這片疆土的歷史變遷概況。

西漢張騫首通西域

根據古籍記載，漢武帝時期派張騫（約公元前164-前114）通西域，算是內地與現在的新疆地區較早的交往。

當時的所謂“西域”有二義。廣義上，包括今天我國新疆天山南北，以及帕米爾（時稱蔥嶺)以西的中亞、西亞、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地區，甚至東歐、南歐也在內。狹義上則僅指敦煌、祁連以西，帕米爾以東，天山南北，即現在的新疆。

後者之中的天山北路，為優良牧場，當時已為匈奴所有，屬匈奴右部的右賢王和右將軍管轄。西北部伊犁河一帶原為“塞人”所居，後被月氏人驅逐。其後烏孫又將大月氏趕走。

至於天山南路，漢初形成三十六國，因氣候干燥，牧場缺少，僅少數水草地可供種植，故多以農業為生，兼營牧業，築有城廓房舍，稱“城廓諸國”。其中又分為南、北道，均起自甘肅再出玉門、陽關。其後南行傍昆侖山北麓向西，經且未(今且未縣)、於闐(今於田縣)，至莎車(今莎車縣)，此即南道諸國。若北行，由姑師 (今吐魯蕃)沿天山南麓向西，經焉耆(今焉耆縣)、輪台(今輪台縣)、龜茲(今庫車縣)，至疏勒，則為北道諸國。南北道之間，橫亙著浩瀚無垠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三十六國總人口三十余萬，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民族，其時已被匈奴征服，向其繳納糧食、羊馬。為此匈奴設“僮僕都尉”，常駐焉耆職司其事。

公元前138年，即漢武帝建元元年，張騫應募自臨洮啟程，率百人出使西域，任務是聯合大月氏合擊匈奴。但行至甘肅河西走廊即落入匈奴騎兵手中，被送至蒙古今呼和浩特附近軟禁。在彼十年余，娶妻生子，卻一直持節不屈。前126年（元朔三年）乘匈奴內亂逃歸漢朝，前後達13年，所率僅余翻譯一人。可見他頭一次 “通西域”歷盡艱辛，雖未能達成使命，卻使中國的影響直達帕米爾東西。此前秦始皇修築長城，以護中原，北卻戎狄，其西界臨洮而已。“春風不度玉門關”，玉門之外的西域包括新疆，尚非我國政治文化勢力範圍。

公元前119年，張騫率300人，攜帶牛羊金帛以萬數出使烏孫，即巴爾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原月氏人控制區，再通西域。此次獲得巨大成功，不僅烏孫遣使送其歸漢及獻馬回報，西面、南面的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也派使節回訪長安。但這些只是外交上的勝利，並不意味著領土的拓展。

西域都護府不足百年

西漢時期軍事上在西域的輝煌是在漢武帝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當時張騫已去世6年，由趙破奴統率的大軍攻破車師國（國都在今吐魯番西北），俘獲樓蘭（位於今若羌縣北境）國王。五年後的太和四年，即前101年，李廣利戰勝大宛國（位於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三國交界處的費爾干納盆地）。其後在公元前60年於輪台縣設西域都護府，總理西域事務。並駐軍於高昌古城（今吐魯番）和樓蘭。據《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編委會資料，輪台、高昌與樓蘭三處估計共約 4000人馬。

顯然，對於每兩點之間相距700公裡以上的遼闊區域，這只是一種威懾式的駐兵，並不表示也不可能對城郭諸國的36個小國實施有效的管治。如論者所言，“目的是在北方強敵匈奴與漢帝國之間建立緩衝地帶，並保障中國商旅前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暢通。”（《開放》雜志，2009年8月號，37頁）

因此，兩千年前的西域諸國與西漢帝國的相互關系，連嚴格意義上的藩屬國也說不上。而且西漢末年王莽篡漢，西域都護府撤銷，前後不到百年的這種表面上的藩屬關系也隨之消失。

班超奠定大漢威儀

至於東漢的班超（32-102）揚威西域可分三階段：首次出使於明帝年間的公元73年。他率36人先後在鄯善、於闐擊殺匈奴使者，並擊退龜茲、助疏勒復國。由是漢朝聲威大振，西域各國重又歸附中國，遂復設西域都護府羈縻之。其後於漢章帝在位的公元80年，班超任西域長史，與西域諸國兵力會合，先後將姑墨、於闐、莎車等國擊敗，西域南道由此暢通。第三階段為漢和帝當政的公元90年，班超配合竇憲對匈奴的攻勢，擊敗大月氏；翌年降服了龜茲等國，並受命為西域都護。至公元94年，焉耆歸漢，於是北道完全打通，西域五十餘國悉皆內附。

所謂“內附”，顧名思義是一種附屬關系，倘如某論者所稱“除了若干藩屬及盟邦，西域大幅土地都屬中國疆域，這是不爭的事實”（《爭鳴》2009年8月號， 56頁），則未免有武斷之嫌。有人認為：“班超出使西域，只是去搞符合東漢王朝利益的合縱連橫外交，根本說不上對西域的統治”。（《開放》2009年，8 月號，37頁）

大唐帝國重振聲威

公元657年，即班超功業全盛期過後約560年，唐帝國重振大漢聲威，將控制磧西（即西域）的西突厥汗國擊敗，於天山北麓的庫車建立安西都護府，駐扎重兵，同時在今和田、喀什和焉耆三地屯兵駐守，以安西四鎮稱之。公元720年進一步在天山北麓建北庭都護府。此可視為所謂中國統治西域的第二個時段。實際上，當時唐帝國勢力範圍西越帕米爾高原，以迄波斯（今伊朗）。而唐朝控制西域約140年，至安史之亂結束。

對此，論者指出：唐對原西域各王國實行的是羈縻政策，即在西域表面行唐朝行政制，封各國以唐官名，實際是完全的統而不治。各國原國王部落首領權力皆世襲，並保有獨立軍隊，除朝貢，並不向唐帝國繳稅，其內政亦不受唐帝國干涉，這仍僅是一種藩屬朝貢關系，只是比西漢多了些門面功夫。（《開放》，同上，38頁）

事實上，此時期進入新疆的漢人甚少，且主要在軍事據點區域屯田戍邊，並未形成具規模的扎根當地的移民社會。只在位於吐魯番一帶鄰近甘肅的高昌國漢化較為明顯，其政制仿效中原，但畢竟仍屬唐帝國的“異國”。故王維詩句稱“西出陽關無故人”。

維民居彼已逾千年

所謂“陽關”，乃漢唐時期中國進出西域的邊關，位置在今甘肅敦煌城西70公里處。《西游記》描寫唐玄奘西天取經，途經各國都要繳驗“關牒”，那便是當時的出國護照。而離開唐帝國之前，就先得在設於陽關的都護府申請這種“關牒”。可見，遠在陽關西面不下50公里的新疆，當時屬於“外國”。

那麼，這片不在唐帝國版圖內的廣袤土地，住了些什麼人呢？

據專家考證，最古老的是居於南疆的土著，屬歐羅巴人種。其後與移民來的蒙古人、突厥人同化，現存者乃塔吉克族，人口四萬，以帕米爾高原為家。

其次古老的是突厥民族，包括維、哈、柯爾克孜、塔塔爾和烏茲別克族人。他們世代在此定居不下1200年，占目前新疆人口之半。其中維吾爾882萬人，哈薩克121萬。中共當局也承認維族是世居新疆的主體民族。

此外，回族有86萬人，主要居於昌吉回族自治州和焉耆回族自治縣。北疆與哈薩克斯坦為鄰有一個蒙古族自治州和一個自治縣，人口16萬。回、蒙族人祖先都因13世紀成吉思汗西征而到此。其余錫伯、達斡爾和滿族人口甚少，先輩均清代隨軍調來新疆，但當時並無這個地名。

乾隆正式命名“新疆”

“十全大帝”乾隆，是吞並此一大片疆土的開山祖師。1755年他派兆惠（1708-1764）率軍征戰，大敗天山之北的准噶爾蒙古部，以野蠻的種族滅絕方式大舉清剿。乾隆手諭稱：對准噶爾人“必應全行剿滅，不得更留余孽”，“徹底剿滅，永絕根株”。於是直殺得“數千里內，遂無一人”。五十萬人口的准噶爾國從地球上被徹底抹掉。乾隆金口玉言，欽定西域為“新疆”。駐軍19000人之眾，僅次於北京和東北，實施殘暴的軍事統治。此時距唐朝失去對此遼闊地區的控制已有千年之久。

但至同治年間，因太平天國之亂，清廷無力兼顧，新疆只保有幾個軍事據點。1876年左宗棠（1812-1885）所部劉錦堂、張曜揮軍入疆，次年平定天山南北受英、俄支持的阿古柏部。1884年新疆宣布建省。

東土運動中共發釁

民國時代統治新疆的先後為楊增新、金樹仁和盛世才，無不殘暴成性。尤以盛世才心狠手辣，對維漢各族百姓反抗均大開殺戒。故有屠夫之稱。此期間1933年11 月12日喀什喀爾少數民族起義，成立伊斯蘭共和國，遭回族軍閥馬仲英鎮壓。1944年11月12日，在北疆伊犁、塔城、阿山爆發所謂“三區革命”，成立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其實是蘇聯策劃、中共支持參與的針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奪權行動。後因斯大林改變初衷，與國民政府議和，取消“東土”國號。但三區臨時政府負隅頑抗，與國府對峙至1949年9月中共上台。

據此，論者指出：現在被中共視為極反動的東土耳其斯坦分裂運動，中共實際是始作俑者，而且還是真正在外國（蘇聯）策劃煽動下分裂自己的國家。證諸今日中共的言行，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開放》2009年8月號，40頁）

新疆“三王”王震最凶

1949 年9月25日，共產國際特工鮑爾漢（1894-1989）以新疆省主席身份，通電“起義”宣布新疆“和平解放”。王震（1908-1993）率第一兵團進疆接管，遇維族人武力抵抗即殘酷鎮壓。據說先後殺了六萬維族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資料），因手段殘忍，當地民眾竟以“王胡子（王綽號—張注）來了”嚇唬不聽話的小孩。

由於王震此舉實在窮凶極惡野蠻透頂，故1952年即由王恩茂（1913-2001）接替其“新疆王”的地位。抗戰時期曾任359旅副政委（王震是司令員兼政委）的王恩茂，改取外柔內剛的手腕籠絡人心。現任“新疆王”王樂泉（1944-）則來自山東，已執掌當地黨政軍及生產建設兵團大權15年。此人利欲熏心，為所欲為，臭名昭著。但已擁有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故變本加厲，有恃無恐。

住民自決方為上策

總之新疆目前維漢兩族的嚴重對立，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領土歸屬問題，也是令維族人對當局側目而視的重要原因。據說，王力雄調查當地維民，只有極少數表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有論者稱，按照當今世界的普世價值，土地主權應歸在其上世代繁衍生息的所在地住民。新疆的前途命運也應由他們自己決定。此說甚是。“自古以來”云云往往見仁見智，不足為據也。（09-8-28）

新疆問題評論的盲點

新疆“七五”事件發生已有一個半月，海內外媒體的評論連篇累牘，論者包括知名教授學人、政論家與資深記者，其中不乏所謂中國問題專家。持論大多言之有據，值得重視。

遺憾的是，這些侃侃而談的論者中，除了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和漢族作家王力雄之外，其他人士均對新疆缺乏感性認識，許多人從未踏足這片廣袤而神奇的土地。而王力雄與現已被捕的伊力哈木雖有若干精到的見解，卻同樣沒有提到兩個至關緊要的事實：新疆地域的遼闊和生產建設兵團的存在。這是分析新疆問題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目前都成了公眾忽略的盲點。

浩瀚無垠豈能漠視

新疆是中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區，占地166萬平方公裡，相當於全國的六分之一。存在決定意識，這絕對是不容掉以輕心的巨大的客觀存在。

以當今世界而論，聯合國190多個會員國，領土超過166萬平方公里的才14個國家。其中亞洲三個：中國、沙特阿拉伯和印尼；非洲四個：蘇丹、阿爾及利亞、扎伊爾和利比亞；歐洲一個：俄羅斯；北美洲三個：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南美洲兩個：巴西、阿根廷；大洋洲一個：澳大利亞。以上叨陪末座的利比亞（175.9萬平方公里），比新疆大不了多少；而位列第15的伊朗面積為164.8萬平方公里，略小於新疆。

可見，如果新疆某些維吾爾族人的夢想成真，“東土耳其斯坦”立國的話，以疆域大小計，將在地球村中居於第16位。---不過，恐怕那只是一個夢！

倘若對國際地理認識甚少，我們還可以拿國內的情況作一類比。從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到南疆重鎮喀什，交通線長逾1500公里，相當於廣州到鄭州。從喀什轉向東南方的於田，即盛產美玉，且在毛詩詞中提到的“萬方樂奏有於田”，又是700多公里，加起來略等於京廣線的長度！但後面一段是沒有鐵路的。

如此寬廣的大片內陸疆土，自然引人遐思。它被天山分隔為北疆和南疆兩部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准格爾和塔裡木兩大盆地坐落其間，南北遙遙相對，周圍是昆侖山、天山和阿爾泰山。

兩大沙漠壯闊神奇

塔里木盆地位於天山以南，面積達53萬平方公里，東西長1500公里，南北寬約600公里，盆地中部即著名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為山麓、戈壁和綠洲。

塔克拉瑪干沙漠在世界各大沙漠中位居第十，號稱是最神秘、最具有誘惑力的一個。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橫貫它。整個沙漠面積337600平方公里，其大小與新西蘭相仿。東西長逾1000公里，南北寬約400多公里，是中國最大的沙漠，通常稱為“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也是全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流沙面積世界第一。

所謂流沙，在某些電影或電視劇中令人毛骨悚然，似乎一陷進去便不能自拔，難逃嗚呼哀哉的命運，其實並非如此。它大體上無非就是普通的沙子，只不過這些沙子裡的水分已經達到飽和。由此產生的沙地成了沙子和水的糊狀混合物，無法再承受任何重量。萬一您失足踏上去，它並不會把您吸進去。不過，您不能在裡面亂動，否則就會越陷越深。如果小心行事，全身放松，做到盡量平躺，讓背部著地，輕輕地把手腳抽離，就不難脫險。

至於地處天山以北的准噶爾盆地，面積約38萬平方千米，是中國第二大盆地。它呈不等邊三角形，東西長1120公里，南北最寬處約800公里。與塔里木盆地不同，其地勢東高西低，沙漠占30％。盆地中部是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那是中國第二大沙漠，以固定和半固定沙丘為主，流動沙丘僅占3％，也有流沙。

這兩大沙漠都荒無人煙而又一望無際，理所當然地增加了新疆的神秘性。可是，其所蘊藏的礦產資源，特別是天然氣和石油，又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堪稱高深莫測的巨無霸式的聚寶盆。

當然，作為歐亞大陸上罕有其匹的一片神奇的土地，新疆之不同凡響絕不止此。境內聳入雲霄的高山峻嶺，美不勝收的天池湖泊，繁花似錦的壯闊草原，等等，既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資源，又是經濟發展的最佳環境。

所有這一切，毫無疑問，使它的原住民維吾爾族人引以為傲，使之格外珍惜自己祖祖輩輩世居於此的家園。如果說，小小的車臣在俄羅斯邁向民主之後，依然堅持爭取民族獨立的話，那麼，仍在極權制度下的偌大的新疆，竟然沒有類似的訴求，就簡直不可思議了。

兵團地位舉足輕重

應當指出，僅僅由於地域之廣，未必構成紛繁駁雜的民族與社會矛盾。例如格陵蘭面積217萬平方公里，卻由只有500餘萬人口，4.3萬平方公裡的丹麥管治，但從未發生什麼問題。此無他，該處僅5萬居民，人口極度稀少之餘亦不聞有何社團於其間活動。

新疆則不然。按2006年的統計，1963萬人分屬19個民族。據美國人權觀察聲稱，自1949年至2000年，新疆的漢族人口從不足6%上升至40%，至 2006年更升至41%，而維族人口比例則降至45%。增加的漢人中，大部分是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下簡稱兵團）吸納，從內地遷移而來。可見其影響十分重大。

據2006 年統計，兵團人口為257.94萬人，其農牧場及工礦企業分布於南北疆各地，東西和南北相距各1500公里的廣闊地區，主要集中於“兩周一線”。“一線” 指的是北疆的中哈（蘇聯瓦解之前的中蘇）、中蒙邊境一線的中國領土，其中與蒙古交界571公里，與哈薩克斯坦（及吉爾吉斯斯坦）交界1448公里。毛時代謂蘇聯、蒙古均已“變修（正主義）”，故當時稱之為“反修前線”。“兩周“是兩大盆地周圍。此一布局顯然基於1954年正式成立的兵團“屯墾戍邊”之宗旨。

經過55年的發展，目前的兵團在新疆的經濟與財政收入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以占全疆七分之一的人口，生產新疆五分之一的糧食、五分之二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棉紗、棉布、食糖，並繳納該自治區五分之一的稅金。

漢族為主肝膽俱全

但對於維吾爾族居民來說，此一全世界最大的兵團絕非僅僅意味著一個龐大的經濟實體，盡管它對外還使用“中國新建集團公司“的名號。事實上，它是中國最大的實行“軍政合一”的特殊社會組織，堪稱龐然大物肝膽俱全。

兵團總部駐烏魯木齊市，受國務院和新疆自治區政府雙重領導，內部行政與司法事務自行管理。下轄多個縣級市，並擁有健全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司法機構。它的一級單位為“師”（墾區），師下設“團”或“農場”；現有14個師，內13個農業師，1個建築工程師；174個農牧團場。團以下設營、連、排、班，組織高度軍事化。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兵團的民族構成中，漢族占88.1%；維族只占6.6%，另外回族占2.6%。哈族占1.7%。

兵團最初組建時由解放軍集體轉業而成，包括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的二軍和六軍，加上1949年9月25日“通電起義”的國民黨新疆警備區陶峙岳所部官兵。 1956年又從河南等省組織農村青年“支援邊疆建設”，1964年至66年從上海、武漢和天津等大城市，先後來了10幾萬知識青年。同一時期南京、沈陽軍區一大批復原軍人調入兵團各農牧場的武裝連隊，至80年代這些武裝連隊改編為武警部隊。加以在兵團總部、各師師部和團場密集的墾區，設有三級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機構，故整個兵團無異於一個特大的獨立於所在地方政府的超級軍營。

依照慣例，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任兵團第一政委。另設兵團政委和司令員，兼任自治區的黨政副職，均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接任命，其行政職級為正省級，黨內級別為中央委員。兵團現任政委聶衛國，司令員華士飛。前任司令員張慶黎已調西藏任第一把手。

“軍墾戰士”乃“四不像”

綜上所述，兵團在西北邊陲扮演著無可代替的重要角色，基層成員通稱“軍墾戰士”。文革前夕有一部電影《軍墾戰歌》，就是為之樹碑立傳的。但其特殊身份外人往往覺得費解。當地有人稱之為“四不像”：既非解放軍，又非老百姓；區別於官員，也不是黎民。例如，每逢“八一”建軍節或春節、中秋節，兵團上下都要開展 “擁軍優屬”活動，慰問墾區的駐軍和本單位的軍人家屬；與此同時，還要進行“擁政愛民”，向駐地的地方政府和駐地附近的“老鄉”（居民）致意。

兵團各農業師所屬農牧場，全都位於1949年以前的荒地，多在沙漠邊緣。無論生產或生活用水，全靠在若干河流上游修築水庫蓄水，再經過茫茫戈壁或大小沙丘之間興建的渠道系統，將水引到駐地作灌溉或食用。“肥水先流老鄉田”，上游附近的原住民或新移民占了地利，“近水樓台”，優先享用。兵團秉持“擁政愛民”的精神，不能“與民爭利”。往往“老鄉”的小麥澆兩三次水，兵團的麥田只能澆一次水。

不過，“軍令如山”。兵團的各級官員不乏行伍出身者，“三大紀律”第一條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所以，基層的農工雖有不滿，也無可奈何，只有乖乖服從上級命令。何況以往職工領取固定工資，即使農作物缺水失收，基本生活尚有保障。故50多年來，大體上沒發生過什麼失控的群體事變。文革之初的“石河子武鬥”，兩派駁火算是例外，但也很快平息了。而且與民族、宗教因素無關。

前不久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看來漢族人吃了大虧。但官方所稱“197死，其中137漢人”。此數據謎團重重。烏市漢人占多數，除新疆軍區司、政、後（勤）機關和新疆武警總隊外，兵團司令部、兵團軍事部、兵團武警指揮部、兵團公安局和建工師師部麇集該地，武裝方面占絕對優勢。當局理應迅速控制局勢。王樂泉貴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手下冠蓋如雲，謀臣猛將不下數十。如果還鬥不過一介從未上過學的維族洗衣工出身，又兼遠隔重洋的老婦熱比亞，未免令人難以置信。

總之，“七五事件”疑點甚多，真相有待繼續弄清。但無論如何，本文所談的兩大因素亟需海內外論者關注。（09-8-21）

紙短情長懷師友

程孝剛教授剪影

自1956年8月考入交大（西安）起，至1960年9月底由上海發配新疆止，本人實際在校2年零1個月。有幸親聆其教誨的教授只2名：一為程孝剛教授，一為孫增光教授。

程孝剛（1892年8月16日－1977年8月1日），字叔時，江西宜黃人，機械工程專家，原交通大學校長。

程教授於1909年進入江西省高等學堂學習，1913年作為省公費留美生前往美國普渡大學留學，攻讀機車專業。1917年獲機械工程學士學位。1918年返回中國。1921年與熊純如姪女熊耀初成婚。他長期從事鐵道建設，曾任職於中東、津浦、膠濟、北寧、粵漢等許多鐵路。期間還曾於1928年出任交通大學秘書長，並代校長蔡元培主持校政。抗戰結束後出任交通部技監、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長。1947年任交通大學校長，翌年辭職。

49年後擔任浙江大學教授。1952年起回交大任教，歷任運輸起重機械系主任、校務委員、副校長。1955年當選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科技副主席、《辭海》副主編等職。1977年8月在上海逝世。

猶記得蒙程教授訓誨，乃1956年9月初，於交大西安部分教學大樓某階梯教室。程教授以運輸起重機械製造系系主任之尊，向我輩一年級新生訓話。中央新聞紀錄製片廠專門派出攝影師現場拍攝紀錄片。

出席者大概包括運起系蒸汽機車製造，內燃機車製造兩專業共6個班的學生約200名。

當時程教授地位顯赫，既是中科院學部委員，全校僅有的三名一級教授之一；又是全國人大代表，備受我輩景仰。

只見他老人家開講之前，先在黑板上徒手繪出大陸鐵路通車線路圖，一揮而就，瀟灑流暢。

之後概述中國鐵路發展簡史，言簡意賅，指出當時尚未造出的內燃機車因其熱效率遠高於國內現有的蒸汽機車，故屬發展方向，激起我們內燃機車三個班的同窗之自豪感。

其後他針對時下流行的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之怨言，謂在學5年間修讀的各種科目不下30餘門，將來分配工作只要能用上其中一門，就不能說“不對口”。此種說法似頗具為當局用人不當辯護之嫌，但從全人教育的角度看，也許亦不無道理。

我對於作為國內機車業學界泰山北斗的程教授，自然是高山仰止；但親聆謦欬亦僅此一次而已。（2015/09/01）

緬懷孫增光教授

恩師孫增光教授，字叔平，1903年1月出生，浙江紹興人。60年代的二級教授。1992年4月病逝上海。

他1926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理學院算學系，1931年應安徽大學之聘擔任該校數學系副教授；1934年再回母校中央大學數學系任副教授。1937年隨校西遷入川，1942年秋轉到浙江大學數學系任教授，

1950年秋孫教授應母校理學院長孫光遠之邀第三次回到母校（此時改名為國立南京大學）任教授。

1952 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1953年中大、交大、浙大的三個航空系組建華東航空學院，孫教授主動請調華航任數學教研組主任。1958年調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不久升為二級教授，基礎部數學教研室主任，後來成立應用數學系，任系主任，並長期擔任上海市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數學評審組副組長。

孫教授1934年出版了《高中代數》教科書，1937年與孫光遠合著大學叢書《微積分學》，連年再版，長期被全國各大學選為數學、物理學系的教材，50年代他參加了天津大學等全國27所大學統編教材的編審工作；80年代在交通大學時，他主持編著了大學工程數學教材《線性代數》(高教出版社出版)，審評了大學工程數學教材《計算數學》。

1988年孫老應母校之邀參加了東南大學更名典禮，會間遇見老同學嚴濟慈、呂叔湘等。

孫教授學術造詣高深，教學經驗豐富，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誨人不倦，和藹可親、質樸無華，他常以"學必精，教必嚴，君子負責，做孺子牛"自勉。在其精心培育下，桃李中外。1992年在上海交大校長翁史烈主持的追悼會上，老同學嚴濟慈、老同事蘇步青和早年學生錢學森、李新民等都送來了花圈。

套用陳寅恪先生對清華國學門學子的雅謔“宣統皇帝同學少年”－因“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曾任“帝師”，在下竟忝為錢學森的“師弟”了，真是與有榮焉！（2015/09/01）

毋忘半紀椎心痛共效古稀快樂人

－致上海交大“57受難者”

諸位“57恩科同年”：你們好！

首先解釋一下上面的稱謂。我國科舉時代有所謂“恩科”，指的是正常的每三年舉行一次的開科取士之外，額外施恩加開的考試。“同年”在此意謂同一年中式上榜者。

我們均屬有“前科”之一族。（那“科”乃出於毛皇帝心血來潮，在“三大改造”完成後額外加設的考試，對像主要是500萬知識分子。）作為50年前那場“大風浪”的遇溺者，陷入萬劫不復的泥潭後，本來都被戴上一頂如山大帽，即使後來皇恩浩蕩宣布“摘掉”，也仍然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更不可思議的是，近幾年連“帽子”上那兩個字（英文為“the Right”）也犯了忌諱，網上遭到“金盾工程”的鷹犬們封殺。

有鑒於此，為使此信得以在網上順利流布，故采用“恩科同年”作代號。上述兩字如不能不用，則以XX表示。以下言歸正傳。

2008年即將過去，在此謹向各位幸存的“同年”致以衷心的祝福，向已故者的親屬表示誠摯的慰問。

眾所周知，1957那個“不平凡的夏天”，我們上海交大由於“遷校鳴放”的緣故，沒有如同北大、清華或復旦等名牌大學一樣，卷入最高當局以“陽謀”精心布局的政治運動。因此，號稱“中國MIT”的母校，運動高潮時被劃入另冊的師生寥寥可數。

然而，我輩最終還是在劫難逃。接近當年年終的12月27日，據說原三野師長出身的校黨委副書記胡辛人，在全校大會上正式宣布“深入開展整風運動”。這個“整風”，絕非針對執政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而是整肅“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為表示與前幾個月的“反XX”有所區別，加上了“補課”二字。

這裡不妨提出一個細節：57除夕之夜，校本部的同學們興高采烈地雲集文治堂，迎接1958年的倒數。當晚放映了一部新片，是巴基斯坦制作的《叛逆》。半個世紀之後回想，那仿佛是對我們這些人的某種定性：“組織上”讓我們成為“交大人”，恩重如山；可是我們卻辜負了黨的信任，加入“猖狂進攻”的行列。如此大 “逆”不道，豈能不嚴加管教？

當局“運動群眾”確實得心應手。自胡師長/院長（他身兼造船學院院長）一聲令下，短短10天，大字報鋪天蓋地，我輩頓成千夫所指。此非誇大，我們運起系電機車62班的韓鵬麟處境便是如此。署名“朱天俊”的一篇報導，題為《運起系千余同學憤怒反擊》。那已經是1958年元月4日、5日兩天的事了。

與韓相類的還有張萬焜、王俊，他們也是在上述日期，分別在船動系和電力系的全系大會上，接受“擺事實講道理”（？）的“說理鬥爭”。

同一時期，機制系二年級舉行大會，是針對機制609班施永佑（衣禮邊）的。電工系四年級則連開了五次大會，“駁倒了”黃浩然的“謬論”，並對秦基“展開了說理鬥爭”。

真是旗開得勝，10天裡“全校各班同學，已揭發批駁”的XX分子共有20余人。

基於群情洶湧，“在7日舉行的校常委會上，已通過決議，從本月13日至28日全校停課16天‘徹底反X’”。

但在停課之前3天，運起系“各班均分頭與XX分子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據朱天俊報導，《千軍萬馬聲勢浩大。。。運起系初步揭露出25個XX分子》，時維1月15日。此亦本人落網（被“揪出”）之日也，但不知是否屬於25分之一？

蓋因其中見報者，除赫赫有名的韓鵬麟外，僅舉出俞為國、周廣生、金閶三人的“言論”及“惡劣表現”，繼稱“還有任俊耕、陶向川、蘇彥武、婁化堂、高東虎等22個XX分子都被群眾駁得體無完膚、醜態畢露，最後，都不得不低下頭認罪”。卻未見賤名也。

不過，如果上段語焉不詳，那麼1星期後就白紙黑字，毋庸置疑了。這次朱天俊報導的題目是《運起系學生反XX鬥爭取得重大勝利十天內60個XX分子真相畢露》。文末是全部登“科”者的黑榜，3人一行，共20行。區區排名倒數第6行，列倒數18位。同班一位鐵路工人子弟校畢業生，平日口口聲聲“我們工人階級如何如何”的，竟緊隨於後，頗感與有榮焉。

當時我系二、三年級共900多名學生，60人占6.6%，超過毛所喜愛的百分之五這個百分比。“其中有春雷小集團分子尤光演，九人小組組長丁文龍、李景華”。“機車51班就一連揪出三個隱藏得很深的XX分子”。

這裡面據說“胡昌民、婁化堂、蔣乃申在交待中比較老實”，“顧亞夫主動交待出小集團內部活動情況”。執迷不悟的則有“李守道在交待中避重就輕”，“沈祖飛甘心於人民為敵，企圖用自殺來威脅同學”。“陳立勛公開叫囂反對學習蘇聯、企圖挑撥中蘇關系，說‘在政治上以毛澤東為首，經濟上以蘇聯為首。’”

至元月12日朱天俊又報導《運起系在飛越前進中》，內稱“運起系學生經過一個月反XX鬥爭，先後揭發出82個XX分子，兩個強奸犯，四個流氓阿飛，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並公布了新增的20個XX名字。但60加20只有80，不到82。不知何故。

熱力機車63班“揪出張振華、周廣生、楊尚正、劉建威、張犀、陳立勛、謝桂林等七個XX分子和品質惡劣的腐化墮落分子呂文剛。”占全班人數約四分之一。

至“補課”結束時，運起系學生入另冊的共83名，超過9%；教授、教師有柴志明、夏寅孫、潘震蒼、張耀方等多人。其中柴志明教授是內燃機車教研組主任，和機械零件/原理（？）教研組主任沈三多教授一樣，主要是因為極力反對遷校西安而遭殃。沈教授更被指為XX集團頭子。

電力系揭露出3個XX小集團，25個XX分子。其中船電51班有一個以邱承昌為首的XX小集團和一個“壞分子”小集團，包括林士藻、華衛祺、張秉鐸、劉樸生等9個XX分子。和以船制三夏鄂芬為首的“流氓、阿飛、盜竊XX小集團”的成員，骨干分子有陶增烈，及“與之同流合污的XX分子黃兆良、李休體”等人。船電二年級有“反黨分子”趙長根為首的小集團。其“朝霞社”社員有XX分子何國瑩、薛文蓉、丁任林及船電62班費夢朝等。

電力系其他班級也連續鬥爭了劉羲、沈文煉（金字旁）、孫學才、張旭、劉元本、姜瑞康、何勝狀等人。首批揪出的是王俊、蘇適林、邱承昌、邱道光、廖楨民、劉元本、許坤、沈文煉等8人。其中“王俊因打人、偷竊等問題逮捕法辦”。

機械制造系800余同學至元月16日止，揪出周承民、宋鶴天、範文、蔡力京（旁加力字）、鮑建純、徐明偉、施蓬、沈培忠、阮志成、姚庭傑、施永佑、馬本鐸、徐才麟、邵建懷、王鐘淘、瞿必功等16人。

船制系揭發了4個XX集團：三年級以夏鄂芬為首的由王顯杲、陶增烈（船電）、程正平、秦惠康等九人組成的“流氓、阿飛、盜竊XX小集團”，阮燮華、吳士昭組成的XX小集團；四年級張正義、李耀明XX小集團；二年級的張蜀新、孫石谷、王宇綸、朱必祥組織的XX小集團。共有XX分子62名。除已列名者外，還有邵家麟、施紹箕、張潮、關漢華、王德潤等。

船動系19個班600多同學，先後揭露出37個XX分子，內有李昌斌、湯庭顯、馮郁華等。

教師中，船電教研組主任藍章夏副教授、助教陳乃鈞受到重點批判。一起受批判的還有船電研究生高聯輝。機械制造工藝教研組揪出XX分子孫曾八，指控他和金屬工藝教研組的李德壽、生產組織教研組的李恆祖三名黨員為主，組成“反黨小集團”。其中還有團員楊任遠。孫又為XX楊兆龍叫屈云。

另外，有一份運起系另冊中人的名單，茲照錄如下：

金閶，陳家椿，孫耀中，鮑勇桂，顧亞夫，阮家震，鮑泉榮，李守道，沈亞平，汪統琦，魏無雙，沈國強，任俊耕，張致用，蔣乃申，夏惠民，汪宗寧，陶像川，汪宗華，朱顯謨，俞為國，趙叔東，顧宗寧，應元章，嚴傳道，丁有發，潘沄，蘇彥武，婁化堂，朱章品，尤光演，楊金保，楊學孔，韓鵬麟，沈祖飛，劉家維，胡昌民，華燕鐘，楊尚正，張振華，劉建威，周廣生，張成覺，韓增義，高東虎，余華望，董九旭，龐廷俊，惠永虎，陳立勛，張犀，謝桂林，戎義濱，徐山謙，丁文龍，李景華，韓麟章，楊漢林，方志榮，孫昭，張祖榮，錢光亞，陳松海，汪祖年，龔世鑫，孫雁齊，侯文銓，黃正綱，潘其瑞，吳新傅，衛興民，紀如華，孫慈增，龔振宇，孫玉璋，張全麟，李德強，錢愷智，陸治勻，程引，席與漢

以上是根據1958年“補課”期間的校報若干報導摘錄的。不知健在的當事人是否記得？如已作古，則其家屬有無印像？

歲月悠悠，青山不再，人事全非。各位同年均逾古稀，還望多加保重，既不忘昔日，更珍惜眼前，開心快活每一天。

新年快樂！

張成覺拜啟 2008-12-30夜

交大棄兒在新疆

2008年的日歷翻到最後一頁了。但我心靈的某個角落，始終沒又離開過48年前那個9月。那是我們作為交大棄兒，被迫離開上海徐家彙母校，發配西陲充軍的歲月。

到達當時蘭新路通車終點鄯善，已臨近“國慶”。三天後，改乘大卡車進入烏魯木齊市，是10月1日上午。

連同兩個月前的一批本校57另冊中人，我們成了“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員。盡管63至66年間來自黃浦江畔的10萬“支邊青年”，其實跟我們一樣均屬源出上海的“新血”，但我們自然不夠格充當“軍墾戰士”。

以下是兩批人員一覽表（姓名、年齡、所學專業和分配去向等資料1997年4月抄自兵團司令部檔案館，2002年10月校）：

第一批（1960年7月抵疆）

1，韓喜堯，24歲，熱處理56級，分配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農場機修隊長，晚婚，已病故；

2，邵建懷，24，機制56，分到農八師團場，改正後任職於石河子熱電廠，97年病故；

3，阮燮華，24，船制56，分到農一師，改正後到浙江建德造船廠工作；

4，周承民，23，金壓54，分到工一師機械廠，改正後任交大分校講師；

5，陸錫範，24，船制，分到農一師機運處；

6，胡企華，23，船舶蒸汽機，分到農二師孔雀河農場，改正後回無錫。

7，宋連，28，船舶動力，分到農二師孔雀河農場，改正後回上海；

8，盛武斌，28，電氣機車，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回上海；

9，姚亦正，23，船制，分到農六師104團，改正後任中學校長，高級教師，黨

員，退休後回北京；

10，宋兆令，25，船制，分到農四師；

11，李德壽，26，機制專業助教，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兵團教育學院副

院長，黨員，1988年9月病故；

12，王濟一，29，船舶內燃機，分到農一師；

13，楊尚正，22，內燃機車56級，分到兵團水電笑，改正後任石河子技校高級

講師，晚婚；

14，俞鐵強，23，船舶蒸汽機，分到農四師三牧場，後回上海，再到美國；

15，金閶，26，起重54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到江蘇機械研究所，晚

婚，無子女；

16，王宇綸，21，船制56級，分到農一師，改正後任兵團二中高級教師，晚婚

無子女，現離婚；

17，周義鈞，25，船制，分到石河子，後退休回無錫；

18，崔鼎春，23，電器絕緣，分到石河子醫專，改正後任副教授；

19，錢勤耕，28，船舶蒸汽機，調干生，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農八師高

工，離婚後再婚，92年退休回上海；

20，王壽彩（才？），31，工業經濟教師，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石河子

經濟所研究員，黨員，晚婚，無子女，退休回河南；

21，金星，28，有機化學助教，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上海交大高工，

80年代初調回上海。

22，黃澤，28，俄語助教，分到石河子醫專；

23，朱必祥，22，船制56級，分到農四師，後回江蘇老家；

24，黃小痕，23，船制，分到農五師，1975年工傷死亡；

25，徐立漢，22，船制56級，分到工二師，改正後任工一師高工（兵團勞模），

黨員，離婚再婚各兩次；

26，施紹箕，22，船制56級，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石河子技校高級

講師，黨員，再婚，退休後到北京；

27，孫石谷，22，船制，分到工二師；

28，黃泓鑫，26，分到農十師；

29，干復庭，23，金相，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石河子柴油機廠副總工，

黨員，1992年退休；

30，湯永良，22，機制，分到農二師，終身未婚；

31，楊學孔，22，電氣機車56級，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新疆石油學

院副教授；

32，沈祖飛，27，電氣機車，調干生，分到工一師工二團，改正後任新疆城建

學校高工，晚婚無子女，94年退休；

33，何國瑩，21，船電，分到水電校，後回內地；

34，王鐘淘，22，船制56級，分到兵團農學院，改正後任農六師教育中心高

講，黨員；

35，周域光，24，機制，分到農六師，改正後調南京某中學教書；

36，湯師舜，21，起重57級，分到兵團機運楚，改正後任中學高級教師，晚

婚，88年調回老家桂林；

37，薛文蓉（女），20，船電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子校，晚婚，80年代調

回老家蘇州；

38，孫玉璋，25，起重56級，分到工一師機械廠，改正後任區建築科研所高

工，2002年病故；

39，包勇桂，29，車輛54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油庫，晚婚，80年代回蘇州；

40，阮志誠，24，金壓54級，分到石河子莫索灣五場，後回上海；

41，戎義賓，22，內燃機車56級，分到石河子總場，後去美國；

42，趙明德，21，內燃機車57級，分到農六師，後回江蘇；

43，李景華，24，起重54級，分到機運處，改正後任烏市機械局科長，工程

師，黨員，退休後回上海；

44，張振華，22，內燃機車56級，分到農七師，後回安徽；

45，邱道光，24，船電，分到石河子醫專，改正後任副教授，九三學社社員，

後回上海；

46，李昌斌，24，船內55級，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石河子培訓中心

高講，晚婚；

47，彭孟媛（女），23，船內，分到農六師勞動，終身未婚，後回老家哈爾濱；

48，周紅，27，船舶內燃機，分到農一師；

49，黃兆良，24，船電55級，分到農一師勞動；

50，張正義，25，船制，分到農二師孔一場。

第二批（包括1960年前後個別來的人）

1，華燕鐘，24，內讓機車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烏市天山汽車廠

總工，黨員，喪偶再婚，退休回杭州；

2，湯廷顯，24，鍋爐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烏市教育學院副教授，

退休回上海；

3，孫立三，24，熱處理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晚婚，調回無錫老家；

4，程引，24，內燃機車56級，分到兵團汽一團，改正後任自治區九運司經理，

高工，黨員，94年退休；

5，陳立勛，內燃機車56級，分到石河子汽二團，改正後任兵團二沄司經理，

高工，黨員，97年退休；

6，馮增喜，24，船電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莎車縣電力公司高工，

晚婚，96年退休；

7，熊吉光，22，煉鋼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麥蓋提縣一中校長，

高級教師，晚婚無子女，已病故；

8，潘瀛，24，車輛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阿克蘇化工廠總工，高

工，黨員，96年回上海；

9，婁化堂，23，車輛56級，分到機運處，改正後任新疆專用汽車廠副總工，

高工，黨員；

10，鄭華生，23，熱處理56級，分到機運處，改正後任新疆專用汽車廠廠長，

高工，黨員，晚婚；

11，周國興，24，金切專業研究生，分到機運處，改正後任新疆共學院教授，

九三學社社員，98年退休；

12，周重生，21，鑄造57級，分到艾維爾溝煉鐵廠，改正後任高工，晚婚，81

年調回上海，98年退休；

13，丁文龍，25，起重55級，分到躍進鋼鐵廠，改正後任副廠長，高工，黨員，

98年退休；

14，徐鎮東，22，電氣機車56級，分到躍進鋼鐵廠，改正後任庫爾勒電力公司

處長，高工，黨員，98年退休；

15，徐步垣，39，機制專業講師，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石農教授，晚

婚無子女，89年退休；

16，謝炳馨，26，造船系助教，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石農教授，九三

學社社員，晚婚，94年退休回上海；

17，趙興，34，教材科職員，分到農六師104團，改正後任干部，2000年病

故；

18，王百興，32，治保科干部，分到石河子棉紡廠，改正後任干部，黨員，88

年退休；

19，孔汝湟，23，熱處理，分到農六師，改正後任昌吉師範學院副教授，85年

調回杭州；

20，章慶來，22，電器絕緣56級，分到農六師110團，改正後任校長，高級講

師，黨員，98年退休回上海；

21，陸治勻，24，內燃機車56級，分到石河子總場，改正後任八鋼運輸處副總

工，高工，黨員，96年退休；

22，李守道，27，機車54級調干生，分到八一鋼鐵廠，改正後任處長，高工，

黨員，98年退休；

23，王道信，24，船動57級，分到農七師，改正後任124團一中教師；

24，孫家羊，24，船動56級，分到農八師，改正後任石河子技校高級講師，96

年退休；

25，徐秉良，22，機制56級，分到農八師，改正後任石河子技校高級講師，黨

員，98年退休；

26，仇光中，22，內燃機車56級，分到工一師機械廠，改正後任高工，晚婚，

92年退休；

27，徐三謙，24，起重56級，分到工一師機械廠，70年代末調回上海；

28，韓增義，24，內燃機車56級，分到工一師工四團，改正後任區四件子校高

級教師，晚婚，91年退休；

29，楊六慶，20，機制56級，分到農八師，改正後任石河子計量局局長，高工，

2000年退休回上海；

30，張犀，23，內燃機車56級，分到農五師一牧場，改正後任石油地調處翻

譯，晚婚，98年退休；

31，席與漢，22，內燃機車56級，分到水利廳機械廠，改正後任水利廳副處長，

98年退休；

32，戴燦光，船制56級，分到農十師，改正後任北屯中學高級教師；

33，林夢生，24，焊接56級，分到農六師101團，改正後任農六師處長，93

年退休；

34，吳是昭，船制55級，分到巴州建工一團，改正後任高工；

35，李躍明，船制56級，分到巴州建工一團，改正後任高工；

36，陸洪章，船制55級，改正後任農三師采購員；

37，許天柱，教材科職員，分到石河子醫專，改正後任科長，89年退休；

38，鄭天德，船制55級，分到工二師；

39，劉建威，23，內燃機車6級，分到機運處，改正後任江西南昌鐵路科研所

高工，黨員，74年調回南昌；

40，余華望，21，內燃機車56級，分到石河子弓舞團，改正後調杭州自行車廠，

終身未婚；

41，費夢潮，22，電器絕緣56級，分到兵團機運處，改正後任自治區統計局高

級統計師，89年車禍身亡；

42，範聖民，24，船制56級，分到農一師，後去美國；

43，秦永標，24，機制55級，分到兵團汽三營，改正後任兵團三運司修配廠廠

長，總工程師，退休回上海；

44，戴崇連，22，船制55級，分到農十師，82年調浙江黃炎，晚婚；

45，黃自寧，28，工企52集，分到農六師，改正後任高工，晚婚；

46，孫曾八，26，機制助教，分到石河子農學院，改正後任石農教授，黨員，

晚婚，96年回無錫；

47，黃瞻圓，校醫，終身未婚，已病故；

48，傅瑞榕，23，船制56級，改正後任石河子培訓中心高級講師，終身未婚；

49，張成覺，21，內燃機車56級，分到農七師，88年去香港；

50，陳文傑，22，機制56級，分到農四師；

51，瞿必功，機制56級，分到工二師，後回上海寶山；

52，董幾旭，電氣機車56級，分到躍進鋼鐵廠；

53，尤光演，22，起重56級，分到機運處鐵木工廠，1971年挖地道工傷死亡；

54，錢愷智，23，內燃機車56級，分到水利廳機械廠，改正後任農三師工交處

高工，晚婚；

55，馮郁華，渦輪機，分到水利廳機械廠，1968年文革時上吊身亡；

56，徐才麟，22，機制56級，分到農五師二牧場，後調回寧波；

57，孫慈增，分到工一師工四團中學，已病故；

58，邵家林，船制56級，分到農四師，1963年防洪時淹死；

59，許坤，28，職員，分到工二師，文革前回無錫；

60，丁成林，21，分到機運處，後去日本；

61，陳維新，分到農四師誼群農場；

62，裘樟紅，分到農七師；

63，黃炳森，分到機運處躍進鋼鐵廠，後回內地；

64，劉義？，25，分到工二師；

65，周子傑，教師，分到工一團；

66，吳祖寧，23，教輔，分到工一師機械廠，後回江西；

67，謝家純（？），分到莫索灣總場；

68，楊國俊，分到農八師莫管處機械廠；

69，蔣德威，分到工一師材料總廠；

70，章信舫，物理助教，分到石河子醫專，文革中被整死；

71，姚乃安，船電專業，分到紅山嘴電廠，後回杭州；

72，徐志逵（？），分到農四師；

73，余志軍，分到農一師。

以上共123人。至2002年10月已故14人，其中文革冤死2人；工傷死亡2人；防洪淹死1人。尚在生者109人，分別在新疆（58人）；上海（18人）；無錫（4人）；杭州（3人）；另美國2人，日本1人，香港1人。

改正後入黨20人。

石河子市還有廖天一，陳中基，毛嘉年和崔丁春等4人為交大57另冊學生，不在上述名單內。

總計127名上海交大棄兒，大多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較大成績，普遍獲得高級職稱。關於他們的故事因限於篇幅，將另作記述。茲不贅。（2008年12月31日晚11時完稿。）

世外桃源訪家祺

－奧蘭多之行散記（之一）

今天是10月17日，抵達此地的第六天。

《紅燈記》中李玉和對鳩山說：聽聽音樂，喝著美酒，鳩山隊長過的是神仙一樣的日子。我這幾天的生活從愜意程度上可以說也與此差不多。當然，鳩山之神仙日子建基於權勢，我則全靠返港23年來的努力加機緣。

最愜意的當屬昨日（16號，星期天）中午探訪嚴家祺兄伉儷。難得嘯嘯放棄與其男友阿崇的二人世界歡樂時光，陪我遠道前往Clemont。阿崇”斯基"(司機）二話不說，來回駕車2小時有余。盡管瀟瀟去年新購的智慧型寶馬可聲控駕駛，GPS運作自如，但其勞累亦不難想見也。

家祺兄新居位於遠離奧蘭多市中心之一處高爾夫花園小區，系乘此間房價大跌而購入。其景色如畫，幽靜清雅，儼然世外桃園，人間天堂，直羨煞我輩凡夫俗子也麼哥！

不過，以住宅主人之品格內涵，如此寓所方可匹配。記得大概是1948年看過一幀照片，蔣委員長一身戎裝，挺立於一棵參天巨松之旁。下有題記曰：英雄古樹，各有千秋。寥寥八字，歷時63載，至今不忘！

東施效顰，竊以為”鴻儒美景，相得益彰”或可贈予家祺兄？

去歲於悉尼馮崇義教授府上叨擾，曾由衷直陳謂其最宜出任大陸教育部長，蓋當時未滿半百之馮教授滿腹經綸，中英文俱佳，與所帶之博士門生楊恆均兄師徒雙劍合璧，鼓吹民主憲政不遺余力，耿耿丹心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而家祺兄則文理兼擅，著作等身，實為取代毫無學養屍位素餐之中共高官陳奎元，出長大陸人文科學最高殿堂中國社科院之不二人選也！

原來1973年彼與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長之“文化昆侖”錢鐘書比鄰而居，故對其與楊絳夫婦之軼事知之頗詳。據稱楊作為翻譯家，年逾40始自學西班牙文，後譯《堂•吉訶德》。此實匪夷所思！

更令我肅然起敬的是：家祺兄之夫人高皋醫生乃前輩大翻譯家高植之千金！高氏曾譯托翁名著《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及《復活》，早於30年代即已馳譽神州也！我於50年代初還是一介中學生之際，曾囫圇吞棗地瀏覽過上述托翁三大部，盡管似懂非懂，但譯者大名卻長留腦海。惜乎高醫生似未能克紹箕裘，以譯事見稱。但所著《文革後十年史》亦足傳世矣！

不過當日我等於恭聽家祺兄所述”新儒林外史”（此為我所杜撰，因其縷述昔年京中及海外學界若干名人趣事，包括李澤厚、唐德剛等）之余，更有幸領略高醫生之廚藝，其中紅燒肉汁尤其齒頰留香，誠屬口福不淺。

1971 年隨父母來美時僅3歲的阿崇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我戲稱其堪與陳冠希相比肩。陳為艷照門自加返港開記招致歉，其英文lala聲，我印像極深），也會說帶四邑腔的廣州話，但煲冬瓜實在無能為力。故體貼客人的家祺兄於娓娓憶述其趣味盎然的軼事時，特意囑瀟瀟以英語為崇翻譯。可是，崇對大陸當年諸事背景茫無所知，畢竟無法領略個中情趣。好在美味佳饈基本上攸關嗅覺與舌尖，不會煲冬瓜亦一樣食指大動也！

愛因斯坦嘗戲謔云：在妙齡美女身旁坐一小時恍如一分鐘，在通紅火爐邊坐一分鐘宛若一小時，這就是相對論！仿此，我們往訪家祺兄共敘兩小時，卻像只有兩分鐘！（10-17）

與家祺通信

家祺兄：您好！

我完全理解兄之游子思歸的心情。但列寧說工人無祖國，現在是屈原無祖國。賢伉儷和郭羅基教授、高爾泰兄伉儷等學界精英赤子便是當代屈原。李陵答蘇武書雲：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可謂古今同理。不過，身處自由民主的文明之邦花旗國，誠屬兄等不幸中之大幸！

今晨於友人轉來之電郵中，看到一位新近獲得國際攝影大獎的大陸攝影家作品，全是各省市工業園區或礦區環境污染之寫真，簡直不忍卒睹！

昨晚一對30余歲的香港劉姓移民夫婦接我赴宴（東主亦為港移民，在此經營中餐館，其祖父盧燾曾為朱德上司），途中及席間劉太談及日前深圳某少女遭汽車輾壓，近20名途人從旁經過，無一仃步施以援手。後一拾荒老婦將之救起並聯系送院。對此劉太極為震驚並義憤填膺。我說此種冷漠自數年前某青年見義勇為惹禍後迅速蔓延，彼救助倒地老嫗反被誣，卒遭法院判罰賠償四萬元。大陸同胞道德淪喪竟至於斯，可見兄所剖析之”神”早被毛從國人腦中洗去！（其後劉太亦從iPad 中找到兄之新作瀏覽。）

長話短說，故園誠可戀，此刻不宜歸，何況行不得也哥哥！這個”此刻”也許延續十年、二十年。還是”既來之，則安之”，定下心來繼續兄之”立言”大業為上。30年代魯迅嘗云：中國總得有人說話。今日大陸言路空前閉塞，遠超民國時期。則身在海外如我等更加責無旁貸也！

不知尊意以為然否？

大作條分縷析吾國道路，甚富啟迪意義。美中不足者未觸及具體途徑---革命抑改良，似稍嫌空泛。是否可對街壘戰爭與城鎮暴動多說幾句，略加闡述？

班門弄斧，拋磚引玉耳。

此祝儷安

弟成覺頓首（10-18，4：50pm）

嚴加祺兄來函寫道：

成覺兄：

看到您的“Orlando游記”上網，我們搬來這裡後，已有四、五十位朋友來訪，每次我們都合影留念，您是第二位在網上談我們這裡景色的人。第一位沒有多談這裡景色，說我們“遠離塵世”。您的文章，文筆加景色，愈加優美，我把它傳給我的許多親友同學了。他們看到也會高興。然而，仙境怎樣也不如人間，如果今後能回紐約或中國居住，將是今生大幸。

寫了一篇《中國面對6條“走不通的路”》，還沒有“遠離塵世”。

謝謝您的美言，不過不敢當。

家祺 2011-10-18

芝加哥記行

(之一)

此刻是24日晚7時，我的芝加哥之旅已近尾聲。明早9時半我就會辦理退房手續，10時之前到達咫尺之遙的火車站，以便前往O'Hare 機場，乘坐1：03pm 起飛的聯合航空0611班機，飛往此次美國行的最後一站三藩市。

事實上，這回共約45小時的閃電式訪問，今日中午12時許即已基本落幕。之後我回到位於唐人街的華埠賓館，一直對著我的iPad。

回顧昨日下午4時半左右抵埗後，大致經歷如下：

1•尚未步至機場之唯一出口處，素未謀面之T君已向我招手示意，身旁為其年方5歲之大公子。彼乃曾慧燕小姐80年代任職香港某報時之同事，現為此間XX日報之骨干。應曾之請助我決定兩晚居仃之所，接機屬額外禮遇也。

2•熱心而健談之T君童山濯濯而頗健碩。驅車途中解釋為何日前特地於電郵中囑我勿將iPad外露，蓋已發生數起搶劫案，作案者正當teen age,黑人居多。

3• 聞此訊息我當即放棄選擇廉價旅館之初衷，請其驅車直奔華埠賓館。約1個月之前，我曾請某位X小姐代訂該賓館房間。但10月初抵家盈家中談起此事，家盈謂太貴，遂致電撤訂。不料數周來多方向美東友人求助，包括馬州楊建利、華府吳弘達、紐約辛灝年與曾慧燕，以及奧蘭多Wendy等知名人士或資深記者，兜兜轉轉，最終仍回到起點。可見冥冥中有定數也！

4• 生平首次入住每晚85美元（連稅）之酒店，不無”肉qie",蓋8月9日晚入住巴黎華人家庭式旅店，才12歐元，折合不足14美元；而9月30日在維加斯住Rivera酒店，亦僅75美元而已。後者房間面積恐怕6倍於華埠！但正如法美之國情迥異，維加斯與芝加哥亦市況有別，只好直面此未如理想之人生，乖乖接受出乎意料之現實。何況年屆七十有二，安全為重中之重，”穩陣”第一。此與北京當局之穩定壓倒一切殊途同歸！

5•T 君於華埠商場內一高檔中餐館”利XX"殷勤款待，白切雞先行，芥蘭炒魚球繼之，炸蝦殿後，油水既足，鑊氣又佳，分量尤其可觀，其中炸蝦每只大小均遠較白石老人筆下所繪之體形為巨，與我拇指不相上下。結果老中幼3人勉力大嚼，仍未能滅其半。最終打包以供不克到場之黎兄賢內助及稚子分享。

6• 席間東道主滔滔不絕，縷述平生。彼乃梁任公之同鄉晚輩，早年於某報工作數年後赴台深造，再轉花旗國XX報供職，於此近20載。夫人為60年代中期上海支邊青年之千金，在塔里木河流域兵團農場長大。我聞此頓生異邦逢故舊之親切感。蓋我1960年發配西域，22載之中雖長期身處准噶爾沙漠邊緣，與T岳父母隔皚皚天山遙遙相望，但也曾到南疆一行，對浩瀚無垠、半世紀前彭加木曾不幸葬身其間的塔裡木大沙漠並不陌生。而T則稱數年前其夫人舊地重游，塔河已斷流矣！滄海桑田，豈純出於自然力乎？相信屬人為之惡果居多也！

7•T於國事憂心忡忡，兼及香港現狀，對官商沆瀣一氣深惡痛絕。話題轉至近日佛山小悅悅慘劇，我說粵省書記汪洋向同僚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墮落的時候，大陸網民應之曰非也，乃貴黨到了最墮落的時候！對此說T拊掌贊同，並稱教育為挽救民族之第一要務。

8• 但余意認為，本世紀內難望我神州同胞洗心革面有成。蓋毛入主中南海以來，國人被徹底洗腦，鄧力群所雲”吃狼奶長大”者已逾三代，即使現居港澳海外、忝列古稀”長者”一族之我輩亦不能免疫也。最樂觀預測，到2047年鄧小平謂五十年不變期滿之日，倘北京改弦更張順應世界潮流，旋乾轉坤開始步入憲政民主大道，亦需數代人持續努力，方可望趕上歐美文明國家，而以仁義禮智信之嶄新精神面貌，出現於22世紀。余之一孔之見，獲T君認同。

9•嗚呼，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芝城幸遇T君，頗感相見恨晚。臨別依依，相約香江重敘。

（未完待續） 10-24，10：56pm

美國行散記

（之三）－"甩（luc)底"

到目前為止，我此次美國行取得空前的成功，也遭遇連串的挫折，後者包括9月29日check in剛畢，鞋子甩底！

”甩底”乃港式粵語，意指爽約。但我所說”甩底”乃”鞋底松脫”，此為”甩（粵音luc）"之另一釋義。

就在離開聯合航空的櫃台，步向不遠的離境處入口途中，突覺右腳步履踉蹌，大異尋常。俯身察看，原來球鞋底部前半卷到後半的下面！

由於當日上午我動身出門時仍懸掛8號風球，所有巴士均仃止服務。我好不容易經麗景、青衣轉機場快線趕去赤立角，故辦妥登機手續時間所剩無幾，根本不可能回去換鞋。

情急之下只好用一個塑料袋將右腳完全裹住。那狼狽情形就恍如1960年12月，我在新疆奎屯葦湖把右腳拇趾凍壞，只能穿著別人借給我的大號棉鞋，右手拄著棍子，走路時一瘸一瘸，活像阿毛被狼叼去之後那個討飯的祥林嫂！

但我是在世界級大都會香港國際機場，以如此怪異的形像出現。好在我跟高爾泰兄相似，經歷過最侮辱人格尊嚴的批鬥，不再在乎類似的”出醜”，而是我行我素，昂然直入出境處接受安檢。

隨後我拖著那包裹塑料袋的右腳，步向候機室。中途大概仃下n次，彎身重新系緊那個松脫的塑料袋！我腦海裡壓根兒不會有立即在機場商店再買一雙鞋的念頭，那不會是戈壁灘上”風刀霜劍嚴相逼”長達22載，大飢荒之悻存右派”紀卓立”（在下撰寫《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所署筆名）當時可能考慮的選項！

之後我決定向在三藩市機場等候的斯駿兄緊急求助：在登機前一刻，我順利地撥通電話，囑他帶備萬能膠迎接我。

不過，”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行拂亂其所為”，上帝又一次考驗我的意志：陰差陽錯，我和斯駿兄竟緣慳一面，未能於SFO機場彙合。盡管一位看似美籍拉美裔中年女士借手機給我跟他通了話！

於是我只好在轉飛維加斯之前，又一次拖著右腳步履蹣跚地接受機場安檢；而為斯駿兄捎上的那20本他的新作（其內容記述三次偷渡香港的經歷），繼續成為我沉重的負擔。

補充一句，此前我已不用塑料袋裹鞋，而是改用鞋帶經過鞋底將鞋子系住，其效果大為增強。

到維加斯之後，入住賭場。見有擦鞋服務攤位，詢之有無膠水，答曰”no”！對面賣旅游用品，包括拖鞋，一看價錢，最低消費15美元，當然非紀卓立選項。

甩底的結局是：抵達DC再轉往家盈位於馬里蘭州的寓所後，Ken以膠水將之修補好，竟然奏效！

盡管只是將鞋尖處一小部分約3X3cm大小粘住，卻足以支撐42公斤的軀體”健步如飛”（此連同”身輕如燕”乃爾泰兄去年對我之贈語，而後者是澤波生前回答我一次醫學咨詢時首次道出：當時我詢之以為何在下從未發生”拗柴”，即扭傷足踝）。

在DC期間出入國會山莊，以及在白宮北草坪外照相，還有環行（不是橫行）杜邦Circle，均全靠Ken妙手解困也。

作為甩底記尾聲，是我在法拉盛以1美元購得一雙草綠色的拖鞋，穿起來松軟舒適，似乎可以漸漸出離地面，凌空而行，簡直有飄飄欲仙之感。當然乃made in China也！

不過，此一本來應屬完美的收場，被某位快人快語的舊雨一句不經意的問話，弄得頗為掃興。

事緣我蒙其熱情款待入住時，彼於進門處的壁櫃翻出一雙藍色的舊拖鞋讓我換上（旁邊一條柱上貼有上書入門脫鞋的紙條）。拖鞋右邊鞋攀已有一處斷裂，但仍可穿。

數日後我離開前，彼目睹我用塑料袋將新買拖鞋裝進去，便說：你要把它帶走嗎？你怎麼找到（它）的？此前其房客曾告我，XX買的拖鞋才0•50美元一雙。

我答謂此乃我用1美元買的，心中泛起一絲不是滋味的感覺：在他人心目中我竟如此下作！最末尾那個詞出自魯迅雜文，所述境況類似於我這回面對的。

也許我自己太小器？！（10-26，晨6時至8時半）

初稿寫於三藩市郊，斯駿兄帶泳池之近200萬元豪宅客房床上，蓋著棉被毛氈，身穿冷衫及皮大衣。（10-29修訂）

念曉波

本港熱心人士訂於今天晚上在立法會大樓外舉行燭光晚會，要求釋放劉曉波。筆者因近日受涼染恙而不克參加，但寒流之下遙念四陷囹圄之曉波，心戚戚然。得詩一首，以寄衷情。（10-1-12）

朔風怒號卷幽燕，

京華香江兩地牽。

燭光點點情無限，

鐵骨錚錚意昂然。

民主憲政千秋業，

零八憲章五洲傳。

煉獄十年何所懼，

愈挫愈奮效前賢。

（外一首）

贈劉霞

鐵窗難阻鶼鰈緣，

靈犀一點勝千金。

纖纖弱質容小覷？

劉霞情義薄雲天。

悼朱厚澤

五四光焰照黔南，

自由之葩現深山。

“人生自古誰無死”，

“三寬”部長美名傳。

（附記）

驚悉朱厚澤（1931.1-2010.5.9）先生去世，不勝悲痛。

據網上資料：“朱厚澤曾任貴州省委書記，在中宣部長任上曾經提出‘寬厚、寬容、寬松’，倡導要樹立一種寬容的文化精神，故有‘三寬部長’之稱，因胡耀邦下台去職，被批資產階級自由化保護傘。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任職全國總工會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朱厚澤，全力支持趙紫陽與首都工人群眾對話，六四後再遭整肅。”

悼念朱厚澤先生

（七律）

黔南一士仰自由，鄉賢垂範鐫心頭。達德校園傳薪火，清華中學續綢繆。“綜合優勢”抒籌策，“三寬”文化啟新猷。壯志未酬身先逝，如虹正氣映《春秋》

注：1）鄉賢指著名教育家黃齊生（1879——1946，王若飛舅父），辛亥革命元老，與王均為“四八烈士”。

2）黃在貴陽主持興辦達德學校，傳播五四精神。王若飛和朱厚澤之父及姨母均在此肄業。朱本人也曾就讀該校。

3）清華中學“是抗日期間疏散到大後方的一批清華大學高材生，在原清華學堂校長周貽春直接關注下創辦的享譽西南的好學校”，四十年代朱在此讀書。

4） “1984年1月4日至8日，當時的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貴州，我隨行采訪。4號那天，在花溪碧雲窩賓館與西南四省市主要負責人討論發展戰略問題。會議開得生動活潑。在分析各省特點時，胡耀邦問：像你們貴州這樣，能源這麼豐富，有色、黑色金屬資源這麼豐富，全國有哪些地方可以比?東北有沒有?華東沒有，華北呢?當場一時未有人回答。朱厚澤見狀，便從容不迫，以簡潔明確語言答道：‘貴州資源是綜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綜合優勢’。耀邦聽了很高興，說：‘對了!就是要有這個概念。別的地區某項資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綜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這上面，要提請中央注意這個特點’。”（鴻翔：《我眼中的朱厚澤》，“軍政在線”網，2009-10-24）、、朱厚澤在全國文化廳局長座談會上說，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形成了朱厚澤倡導的「三寬」政策。”（高皋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年出版）6）《春秋》在此泛指史冊。（2010-5-9）

《七絕力挺譚冉劉》

－原韻奉和萬潤南

巴蜀男兒俊彥多，

前仆後繼所為何？

如椽健筆呼民主，

賢斌無懼暴政苛。

注：譚，譚作人；冉，冉雲飛；劉，劉賢斌

七絕力挺譚冉劉

（之二）

神州百載劫難多，

豺虎當道可奈何？

三士抗秦效精衛，

拼將碧血換共和。

注：古語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精衛填海，其志感人

力挺茅于軾

（七絕二首）

茅公八十膽氣豪，

如椽健筆勝似刀。

流毒未清無寧日，

再接再厲狠批毛。

吠影吠聲是左營，

鐵桿護主吐心聲。

如虹正氣衝牛斗，

群醜披靡棄甲兵

（2011/05/01）

半月灣墓園憑吊孫探微大姐兼懷朱啟平先生

（七絕）

己丑同來此園中，

慈顏鶴髮憶音容。

今歲芳魂歸極樂，

鶼鰈翩躚永相從。

2009 年孫大姐伴我瞻仰啟平先生墓穴，其公子安宇伉儷相陪。去歲9月間往三藩市金門橋區孫府探望，時年80的容瓘表姐（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退休教授，容庚教授千金）和芬齡68的Helen(崔蓉芝女士，”陸大哥”陸鏗遺孀）相約在座。當天共進午餐，四公子開宇伉儷及其寶貝小千金，以及明宇伉儷，祖孫三代濟濟一堂，樂也融融！

此情只可成追憶矣。

朱啟平先生（1915-1993），大公報名記者，1945年9月2日出席東京灣內美國密蘇裡號戰列艦上舉行的日本簽降儀式後，所撰長篇通訊＜落日＞膾炙人口，成為傳世之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發配北大荒險成餓殍，九死一生。70年代末復出，隨華國鋒訪問西歐四國，其間專程拜謁戴高樂墓，撰＜偉大的平凡＞,頌揚戴氏而尖銳抨擊毛式個人崇拜，該文影響深遠。

孫探微大姐（1921-2011），錢鐘書學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資深編輯。書香門第出身，表親中不乏桐城派後人，舒蕪即其表弟。啟平先生入另冊，孫大姐獨力撫養四子，終使之一一成才。嘗稱：王寶釧守寒窯18載，我比她還多4年！（10-29）7：51pm

辛卯感言

七二之年，

“如飛”是福。

四女成才，

三孫似犢。

書列館藏，

吾願已足。

網上遨游，

從心所欲。

注：余體重不足90磅，高爾泰兄嘗贈言“身輕如燕，健步如飛”，千金難買老來瘦也。但三名外孫俱龍精虎猛，如初生之犢。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拙作《六十餘年家國》，《當秀才遇著秀才》及《時代風雷響筆端》，乃大喜事，竊謂此生無憾矣。（2011-12-6）72歲牛一戲作

訪家祺伉儷記事

（七絕）

"去年今日此園中"，

鴻儒老右喜相逢。

新歲早春重聚首，

引吭高歌樂融融。

注：

1•首句偷自唐詩。家祺兄所居乃高爾夫球別墅莊園，綠草如茵，碧空如洗，其間丘陵起伏，屋舍儼然，雖無”良田美池桑竹之屬”而賞心悅目，宛若仙境。其房價僅八萬美元，羨煞港人也！

2•鴻儒自非家祺莫屬，彼著作等身，正擬撰述寰球金融市場規律，以吾國數學巨擘關肇直、張宗燧高徒之學養，該作定當具石破天驚之效。筆者忝列幸存”五七右派”之列，雖猶見少年書生意氣，畢竟垂垂老矣，再難有大作為，謹祝其佳構早日付梓。

3• 薄公子渝城唱紅，吾輩奧蘭多懷舊，「跑馬溜溜的山上」、「達阪城的石頭」、「茫茫九派流中國」、「在階級社會中」，歌聲飄往迪士尼。山姆大叔聞之定必莫名其妙，我等自娛娛人，其樂何極！後兩首分別為毛詩詞及語錄歌，自非認同其題旨，不過借他人酒杯，澆一己胸中塊壘而已！（2012-2-26）

痛悼方勵之教授

（七律）

洛城識荊最難忘，

高歌一曲更繞梁。

仰望蒼穹尋奧秘，

俯察群黎索妙方。

困厄經年無“懺悔”，

折衝樽俎有“文章”。

巨星隕落花旗國，

長存風範照人寰。

後記：

2007 年6月梢，反右運動50周年國際研討會於洛杉磯舉行，有幸得識方勵之教授伉儷。會上方教授宣講論文《自由主義的終結和共產主義的退潮》，其間使用投影片（PPT），圖文並茂，格外生動，為講者所僅有。閉會之晚宴上，筆者建議我輩五七幸存者舉行聯歡，方教授率先響應，即席與戴晴表演二重唱，引吭高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嗓音洪亮，有板有眼，備受歡迎。

作為享譽國際的天體物理學家，方教授孜孜不倦探究宇宙奧秘，成果累累，有目共睹。而其12歲投身“革命”之初衷，乃基於救國救民之理想。直至臨終前夕仍撰文《聖心寺與“暴民恐懼”》，剖析民主政治真諦，探索振興華夏之良方。

“六四”後，他與夫人在白色恐怖下避入美國使館，滯留一年有余，居所門窗封閉，與世隔絕。但雖處鬥室而心游萬仞，堅不向當局表示“認罪懺悔”（見其所撰《我經歷的1989-1990中美互動（C）》）。

而中共國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則於當年9月9日特地“召見”美大使李潔明，“嚴正抗議”美方容許中國留美學生在美滯留。同日下午由秘書致電李大使，“走後門” 乞求批准滕妻之赴美簽證，使之得以“也去美滯留”，與其已“滯留”該處之子女會合；此前的6月下旬，袁木家屬亦申請赴美。對此，美方以“入鄉隨俗”為由一律俯允所請。（見《我經歷的1989-1990中美互動（A）》）

以上外交角力之內裡文章，出自李大使親口通報，方教授娓娓道來，令世人大開眼界。

星隕大洋彼岸，炎黃志士同悲。方教授之人格學養、高風亮節，光昭日月長照人間！（4-7）

附錄

1《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Evaluating a historical figure, whose words count。

--On Various Theories about Mao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P Xi made a long speech on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ao.

Xi reversed decisions made by the 6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which was held on June 27th, 1981.

Xi opinion is different from Chen, a senior leader of the CCP.

Chen said, “Mao was a great hero in establishing a new China, made some mistak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he was guilty of ‘major wrong-doings’ in the mak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Xi said Mao has made shin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 and for Chinese people. Xi disregards his family misfortune under Mao, his father Xi, during the 1960’s, suffered persecution, and was placed in confinement that lasted 16 years. The photo was taken i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Xi himself had also suffered years of hard labor in the remote countryside.

Xi also disregards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4,000 highly ranked officials in 1981 criticizing Mao’s rol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From this photo we can see H，who was elected to be chairman of the CCP in this meeting, he was so happy for made the decision 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initial.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drawbacks in this decision, so in the summer of 1991, Deng Xiaoping spoke of this "historic resolution", he said: "This comment is against idealism on the issue,"

On January 15th, 1993, in the argument meeting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enlarged), Deng Xiaoping said: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Mao 's historical status and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dicated that the party was subject to the time limitation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some history is untrue. Many people against their comrades are accepted evaluation of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Mao’s life,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 said to Peng, Zhen Lin, Ding Yi: your opinion is right, you can leave it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entury, so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can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it! When our generation had gone, they can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By the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ill be more favorable. "

It’s a pity that Xi didn’t do so. Regarding the heartless damage and murderous acts Mao did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Xi explained it is “some tortuous along the road of exploration for China.” Mao has committ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Xi claimed that those events were the result of a “complic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he two photos was taken i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Liu，the chairma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criticized by the masses. Constitution can’t protect him, he died tragic in 1969! Mao total disregarded the Constitution and any law.

The Culture Revolution was a catastroph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t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Mao's tyranny. My speech emphasizes on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in 1957,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and the years of Great Famine afterwards. These 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cords of CCP, in 1957-58 a total of 552,973 planned Rightist, 1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552,877 people gained correction, 96 persons are not, 99.98% belong to the wrongly classified including me.This is the notification issued by CCP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ommittee about me correction in 1979. I had suffered 22 years before it!

I must talk in my speech today beginning from Khrushchev's secret report.

Khrushchev is the first secretary of CP of SU, he made a secret report at the 20th CP of SU Congress, exposing the evil of Stalin. So Mao hated Khrushchev, Mao worried about his crime to expose and criticize. Khrushchev is a great reformer with defects, his statue, both in black and white colors.

Affected by the 20th CP of SU Congress, the 8th Congress of the CCP(held on September 15th -27th,1956, has 4 characteristics:Party’s focus shifted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needed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opposed the aggres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sed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didn’t to mention Mao Thought.

Thus, Mao determined to overthrow the conference resolutions. He took advantage of the Hungarian events.

On October 23rd to November 24th, 1956, Hungarian People Held an armed uprising against SU interfered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Poland and Hungary, anti-communist tyranny. The SU sent troops to crackdown.

Mao analyzed the Hungarian event at the CCP 8th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n November 10th to 15th, 1956, he said: There was confusion in some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the “class struggle” theory does not work, and so much did not get rid of the old and new counter-revolutionary. At the same meeting, he also said: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bourgeoisie wants bourgeois type of big democracy, I proposed rectification is thought reform.

Two months later, he spoke at the meeting of party secretary provinces on January 18th, 1957, he said: Among some professors, there are all kinds of strange talks: no Communist Yet, no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for them, socialism is bad, and so on. Contending, let them speak out, these words came out. …Do they want the restoration?

At the same meeting, Mao said: For the Democrats, we want them to express opposite views, let them criticize. As Liang, Peng, Zhang the kind of people _let them fart. They want to act, let them do so,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more they speak the more mistakes they will make, the more and bigger mistakes, the better, and the more isolated they are. Yet the more people get the negative education. Let them be exposed, striking, don’t pre-emptive.

Next month later, on February 27th , 1957, Mao made a speech with a topic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at the 11th Session of the Supreme State (enlarged) Meeting. He encouraged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 He wanted “to lure the snake out of the pit”. So his words were different from he spoke to secretaries.

The next photo was taken on October 1st, 1957. At that tim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ightist had been uncovered, most of them believed Mao’s words, they spoke out what they think about. Mao treacherous succeeded.

We have to point out Mao’s trick. He wrote an article with a topic"things are changing." on May 15th, 1957, he wrote: “Rightist now attack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apex, we have to let them crazy period, let them go vertices. The more they are rampant, the more we have an interest.”

There were 13 forums convened by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from May 8th to June 3rd, 1957. There were three famous Rightist spoke in the forums, including Zhang , Luo and Chu Anping. Transportation Minister Zhang Bojun was criticized by their subordinates later.

Luo longji suggested to set up a committee redressing the grievances of the people who suffered wrong before. His suggestion based on Mao’s words. On February 27th, 1957, at the Supreme State Conference, Mao declared: In the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 to what extent the original mistake, it should be announced vindicated what extent. Central hos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ational Committee. Mao can say that, but Luo Longji and the other can’t! Because Mao is an emperor!

Aim at the dictatorship of Mao and CCP, Chu Anping criticized on June 1st,1957, he said: In the country, regardless of the size of units, and even a section of a group, must make arrangements for a party boss, unavoidably, we must look at the color of acting members, Party members have nodded counts. Such a practice is not a little too much? Party to do so ... is not ' Under the whole heaven, Every spot is the sovereign's ground' that kind of thinking, which now form one of the world's all-such a situation. I think that this ' the communist party monopolizes everything' thinking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all problems sectarian phenomenon. Where i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non- Party. Because of this speech, Chu paid a great price, after the brutal persecu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was missing. But his name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Mao said: Speaker is innocent, but he was breaking of faith, play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ightists to successfully recapture his right to speak that lost during the 8th Congress of CCP. Whoever is contrary to his wishes will be classified as "Rightists." Mao criticized premier Zhou and his colleague Chen in January, 1958, at the Nanning meeting. He said: "Rightist throw you one, takes him far from throwing, probably fifty meters away ......". Zhou had to be surrendered, dared not to oppose the aggres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ao also criticized Marshal Peng in March, 1958, at Shanghai Meeting, he said: You are always against me. But Peng insisted on telling truth. On August, 1959, he was accused of anti-party group leader and died tragic in1974.

Because no body dared oppose Mao’s saying, he launched a brutal "Great Leap Forward." On June 19th, 1958, Mao said to Bo: Altogether, doubling steel production this year, why then dragging it requires steel output of 5.35 million tons last year to 10.7 million tons based on the jump!

These are small blast furnac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y are impossible to make iron , just wasted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in August 1958, Mao said: "It is the People's Communes good.” People’s Commune organized public canteens, just eat, do not pay.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cross the country compete to put high-yield satellite, no one dared to expose this lie！

Lying leads to bad consequences, Gu Zhun’s diary reflected the situation of Henan Province Xinyang area in 1959. He is a famous economics, Rightist, be punished there. He wrote: "Huang Bo family dead, wife, father, brother, three children have died in a month and a half in the cases of a few people even death, have heard there are Liu Xueguan's mother and brother, zhang Baoxiu, brother and sister-in-law, huang Bo, all of them ".

Those starving people were terrible. According to memories of a surviving Rightist: They swaying walk, every step needs to pause for a few seconds to gather strength to maintain balance, and then taken to the other foot. Their mouth swelled to both sides, like a grin. Their hair stood on end. Voice changed, sharp sound like puppy called when speaking, waowao wailing. " The photo was taken in Jiabiangou Laogai farm, it located in Gansu Province, thousands of Rightist there died of hungry / exhaustion or oppressive, Mortality up to 75%, from 3136 people reduced to less than 600 people within 2 years.

On January 15th, 1958, I was condemned in the "anti-Rightist makeup". This is mainly because my father was killed i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 1951, the authorities think I belong dissidents dangerous. My father was born on 1898 in Dongguan County，Guangdong Province, studied in Beijing University during 1918-1924. In 1927-28, he served as Mayor of Dongguan County, after retiring as a lawyer. My grandfather was owner of a firecracker workshop, he hired a worker and he wasn’t rich people. This family photo was taken in November, 1949. There were four persons died of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launched by Mao. In other words, a half of my family died wrongfully! Except my father, my mother, my eldest brother and sister all died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 survived but I was labeled as a Rightist. I need to say I totally agreed with the above three Rightist. The photo was taken on August 1957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of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Section), before the “anti-Rightist makeup”.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1960, I was sent to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the PLA Military, until August 1982. I lived near the desert for 22 years. The left picture was taken in April 1962 when I suffering from dropsy disease, it will be a pit if presses down my face at that time.

Some overseas scholars, who are supposedly “Chinese experts”, see Mao as an idealistic leader. Yet Mao’s self-proclamation as “Marx plus Qin Shi huang” is actuall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profound suffering of the whole China.

In November, 1963, Mao added a paragraph in the Zhou Yang’s article: Comrade Mao Zedong ... experienced with the new revolution in the new conditions, creatively developed Marxism (quoted from Hu article) .Mao’s goal was to be “the red Sun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And his saying, “never benefit self always benefit others” was like a dreamlike state which is completely against human nature. Lu Xun had said to Chinese people: First, to survive; Second, to get food and clothing; Third, to develop. Anyone else takes care of themselves instinctively.

And in fact, the role model, Lei Feng, that Mao upheld wa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of Mao’s own actions which were rotten to the core in personal life and ruthless to the people. Lin Biao inscription: “Read Chairman Mao's book, listen to the words of Chairman Mao,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Chairman Mao, become a Mao’s good soldier.” It means everybody has to become Mao’s lackey!

Former secretary of Mao, Li Rui said that in Mao's wife Yang Kaihui dying words, saying that Mao was "living rogue, rogue politics". In 1982 and 1990 it was found that in the letters Yang Kaihui left behind, she learned that her cousin was raped by Mao, she was very angry.

Professor Frank Dikötter published a book named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in 2010. I agree to most of his views, except three questions as below:

a) The cause of the unprecedented catastrophe:

Frank said there were two reasons: Number one: China's one-party system eliminated all free societies and peoples; Number two: biggest reas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o. I think what Frank saying is right. But have to add a word: the anti-Rightist in 1957-58 caused no one dare say the truth.

b) Tracing the source. Frank said:”I followed this 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1957 to 1962.”I think Frank’s “story”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it began in February 1956, at 20th Congress of the CP of SU.

c) Frank said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destroyed the mainland Chinese people's spiritual and moral system.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after the October 1949 Mao’s dynasty established, political movements constantly brainwashed nationals. Without Mao, the holocaust would not have occurred.

Someone think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reflected the desire of the people.

But Mao declared: "social practice and its effect are testing standards of subjective desire or motive." Practic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results of the Great Famine, both are enough to prove what Mao's done only be attributed to the extremely bad.

In the end Mao was an idealist or paranoid? Let us recall such a thing: Zhang Lu founded "Five Pecks of Rice" Religion in Shanxi Hanzhong area in around 186 AD, Mao praised him on December 10th, 1958.Mao said: "Five Pecks of Rice" is the precedent of our people's commune public canteens." In essence, Mao wanted to return self-sufficient peasant economy "small and complete" society, to make history backsliding!

Lu Xun had said to Feng, he think that Mao is a head of bandit occupying a hill who in red color. Mao Laughed when he heard Lu Xun’s word. I think Mao is a bandit essentially indeed. Mao didn’t care a damn because rules of the game are: Win is the king of bandits los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in a dark night for too long, however the days of them continually being lied to are being numbered. Mao’s true face and the historical truth will eventually be recognized by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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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目錄

除惡務盡清毛毒

“偉光正”罪行滔天

青史憑誰定是非

57風浪再思量

反思首重求真相

書林藝苑探幽微

如煙往事話當年

長懷東土夢魂牽

紙短情長懷師友

附錄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499

Evaluating a Historical Figure,Whose Words Count

除惡務盡清毛毒

毛怎麼不是惡魔？

毛是什麼樣的“理想主義者”？

毛“反修防修”和批“走資派”有“積極意義”嗎？

毛澤東害死劉少奇罪責難逃

毛的“心靈革命”應予徹底否定

毛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毛不食嗟來之食？

毛睡衣上的補丁

批毛應力求言之有據

論史批毛均切忌違背史實

“窑洞谈”何曾涉及斯大林？

“偉光正”罪行滔天

中共曾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嗎？

青史憑誰定是非

春申杜氏 豈足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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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先行

“沒有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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