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雨霏 2016年5月19日

Clifford Coonan

在中國，很多汽車裡都懸掛着帶有毛澤東頭像的掛件，它們是用以保佑司機不出車禍的護身符。這一件掛在為一家俄羅斯銀行開車的陳雷（音）車裡。2016年5月18日攝於北京。

中國北京——「時報內情」(Times Insider)專欄為讀者呈現《紐約時報》所發報導的幕後故事。在這篇文章中，生於香港的駐京記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要說的是：文化大革命50年後的今天，毛澤東在中國仍無處不在。

一些人會夢見跟英國女王喝茶。我夢見毛澤東給了我一顆手榴彈。

「別拉保險栓，」毛澤東陰森森地微笑着說。他的臉上掛着一層桔色，就像我最後一次看到他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那口水晶棺裡時一樣。

我們正在參加一場花園派對，主題是展示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成就。我這個記者像仙境裡的愛麗絲般東跑西顛，想要挖掘一些故事，但聽到的大多是宣傳性內容。在此期間，我的手指一直死死壓住手榴彈上的一個小機關，以免發生爆炸。這真是令人焦慮的工作。

或許王室和獨裁者會影響我們所有人，尤其是在他們當權期間長大的人。我在文革期間出生於尚屬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因此我也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1997年，我的家鄉再次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

這些天來，我們在時報北京分社忙着報導文革50周年。由毛澤東發起的那場殘暴的政治運動歷時約10年，直到他在1976年去世時才宣告結束，導致170萬到2000萬人喪生，具體是多少，就看你相信誰的說法了。所以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國，我並不是唯一一個夢見主席的人。

我們可以自由地報導文革，但中國媒體並非如此，因為政府依 然在對相關討論進行嚴格審查。據報導，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內的領導人相信——希望！——在社會動蕩、經濟發展放緩的當下，對往事避而不談可以促進社會和諧。 正如我的同事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所言，「要是我告訴你習近平也做了同樣的夢呢？」

然而情感創傷絕 不會真的消失，尤其是在人們不去面對的情況下。因此我在4月末採訪了德國心理學家托馬斯·普倫克斯(Tomas Plänkers)，他在1990年代曾加入一個團隊，研究文革帶給中國人的創傷。我在那篇文章的結尾向我們的讀者發問：你的家人會談論文革期間發生的事 情嗎？

讀者的回應非常震撼。他們談到了痛苦、恐懼、憤怒和失落，並指出：不管是好是壞，毛澤東都像一截燒紅的鐵絲，貫穿着許多人的生活。

毛澤東去世後不久，我母親帶我去香港皇后大道中由共產黨經營的中國銀行看他的畫像。一群身穿黑色長褲和白色襯衫，神情十分悲慟的中國人，在那裡排成一排，等着祭奠他。

我踮起腳尖，看到了昏暗的一樓大廳裡一張巨大的面孔。我母親並非毛澤東主義者，但她出生在納粹德國，想讓我了解周圍的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但等候的隊伍對一個孩子來說實在太長了，於是她放棄了帶我進去的計劃。

在中國，直到今天，毛澤東依然無所不在。我帶着孩子去北京的翻斗樂——一家有着球池和攀爬架的室內遊樂場——要用印着他的頭像的百元鈔票付款。

坐上一輛的士，他可能會在鑲着金邊的後視鏡掛件上蕩來蕩去，那是司機用以保佑自己不出事故的護身符。

我還在重慶見到過他的身影。重慶是中國西南部的山城，靠近長江，彷彿臨河而建的香港。2011年末，我去那裡採訪該市如日中天的時任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傳記作者黃濟人。

不久後，王立軍逃到成都附近的美國領事館申請政治避難，但 卻沒有成功，此舉引發了中國近年最嚴重的危機之一：薄熙來倒台。身為「紅色貴族」的薄熙來曾擔任重慶黨委書記，他大肆頌揚毛澤東的平均主義理念和政治哲 學，籍此劃定自己的政治地盤，並向國家領導人的職位發起挑戰。在當時的重慶，合唱團高唱紅歌，大街小巷掛滿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橫幅。

這些東西打動了沒能從中國經濟奇蹟中分得一杯羹的人，譬如農民以及其他沒有政治權力、無法用權力換取金錢的群體。它們讓曾經在毛澤東治下歷盡磨難的一些人感到害怕。

跟司機一起到重慶新建的高鐵站接我時，黃濟人告訴我，他剛剛接到王的電話。問我是否介意去公安局吃午飯。

來到高踞山間的重慶市公安局，黃濟人向警衛揮了揮手，我們就直接把車開了進去，沒有受到盤查。我看到了整潔的庭院和嶄新的辦公樓，網球場和場邊的餐廳，還看到了一幅有着世界各地景觀的壁畫，畫上有埃菲爾鐵塔。

此後，在洲際酒店，黃濟人俯身靠向接待台，對一個年輕女子輕聲說，他想要常住的那間房。我們搭電梯到了較高的樓層。進入房間後，他建議拉上窗帘，而那時是中午時分。外面太亮了，他說。

我望向窗外，重慶霧蒙蒙的。我說不要。

黃濟人在接受採訪時說的一些話，最後呈現在了「中國來鴻」的一篇文章中。他說薄熙來和他的得力幹將王立軍才剛開始改變那座城市。關於一名被指腐敗的原公安局長遭到處決一事，他掌握着一些令人不安的細節。

他拿起我的手，親密地在我的手掌上寫字。我說我該走了。

在外面的大街上，黃濟人的電話響了。他說，公安局長想見他。他說要先把我送回高鐵站，再回公安局。他還說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想採訪王立軍，他都能安排。我熟識的中國人證實，黃濟人的確是在給王立軍寫傳記。個性張揚的王立軍會戴軟呢帽，據說還親自驗屍。

我很想採訪王立軍。但回北京後，想到毛澤東時期的歌曲、拉 上窗帘的提議、看似時間恰好的公安局長來電、對手的撫摸，我相信重慶是有什麼東西腐爛了，不確定獨自一人再去那裡是否安全。當時，我是後來更名為《國際紐 約時報》(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的《國際先驅論壇報》(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自由撰稿人，沒有北京分社的資源可資利用。於是，我放棄了。

過了不到一個月，英國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去世，似乎是被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毒死的。一連串的事件開始上演，最終導致薄熙來、薄妻及王立軍身敗名裂。如今，他們三人均在獄中服刑。而毛澤東依然深受重慶窮人的歡迎。

人們習慣了印着他頭像的貨幣和車裡的護身符，甚至是播放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的鬧鐘。

但毛澤東依然有着強大的影響力。從重慶回來後不久，在天安門廣場存放着毛澤東遺體的大廳外，我頂着烈日站了好幾個小時。人們很煩躁。走近放在裡面的水晶棺時，人們開始推搡。

「請不要推了，」我對一個穿紅色T恤的男子說。他小聲朝我說了一個不宜見報的詞彙。當時，我們正走過毛澤東那張沒有表情且已經變色的臉。在那一刻，彷彿一枚手榴彈爆炸了。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