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好文 2016年5月20日

聶元梓說，「當時我們認為，黨是偉大、高貴、正確的，你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指哪兒打哪兒。」

編註：本文最初發表於2006年6月10日。

上海

Hans Rudolf Oes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穿越到了納粹當權的時代，」王容芬說。

聶元梓曾是一名滿懷抱負的大學教授。據說她在北京大學校園裡貼的大字報引發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關於暴力清洗和批判的燎原烈火迅速燃遍中國。

王容芬當時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的學生。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頗為大膽的信，並因此入獄。她在信中反對毛任由年輕的紅衛兵恣意妄為，展開一股自我毀滅的狂潮。

直到今天，那段歷史仍被擱置在黑暗的角落裡。關於那場浩 劫，沒有任何新聞報導或公開紀念。它導致數十萬人被害，中國經濟遭到摧毀。1966年5月，在災難性的「文革」開始之初，這兩位女性在其中起到突出作用， 她們的人生也因此出現悲劇轉折。而40年後，她們在反思自己的經歷時表現出驚人的相似。

不管怎麼不同，用王的話說，她倆都是「大膽和坦率」的女人。

聶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在發表了一篇批評毛的政治對手的文章後，她貼了一張大字報，稱北京大學當時處於資產階級控制之下。毛命令電台播送這張大字報，表明他贊成和鼓勵對權威人物的攻擊。

後來她躍升為紅衛兵領袖，但是僅在一年之後，她就為文革的過分感到幻滅，隨後被捕入獄17年。

如今，她已85歲，靠朋友救濟為生。回首往事，她堅稱，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大字報會引發如此可怕的後果。「當時我不知道我們在走向災難，」她說。她稱自己是一名執行命令的忠誠黨員。「一意識到這一點，我就不再追隨他們了。我反對他們，因此遭到懲罰。」

當時20歲的王被選中參加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一次早期群眾集會。當時對毛的個人崇拜正走向瘋狂。

她在那裡聽到的演講，讓她想起了第三帝國的言論。在隨後的幾周裡，多名教師自殺，同學們互相揭發，她自己的母親被送去勞教。看到這些情況，她感到驚駭。「我感覺自己被送到了納粹當權的時代，」她說。

王鼓起勇氣寫了一封改變她自己命運的信——一封寫給毛主席的署名信。她在信中問道：「您在幹什麼？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這封信末尾的評價是中國領導人直到現在都避而不談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她寫道，「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這封從未公開的信導致她被判無期徒刑，直到12年半之後才平反，也就是1976年毛去世之後，而文革也是在那一年結束。

聶雖然身體虛弱，卻依然活躍。前不久，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講述自己的經歷。她跟訪客見面時會先遞上一張鮮紅的名片，上面有她的頭像。在她伏案寫作的日子裡，每隔幾分鐘，就要用一個小手機接聽電話。

當被問及她從自己的經歷中吸取了什麼時，她說：「教訓。真的應該促進民主，允許所有人表達自己對國事和他人工作的觀點。即使是不對的觀點也應該被允許表達，被允許反駁。就算到今天，也應該允許張貼大字報。」

聶坦然承認，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難，比如北京大學的一些官員，也就是她的大字報攻擊的對象。他們被戴上高帽，掛上牌子，在校園裡遊行示眾。還有些人被定為反動派，遭到紅衛兵毆打或折磨。

她說，不管是現在還是當時，罪魁禍首都是國家體制。她說，「當時我們認為，黨是偉大、高貴、正確的，你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指哪兒打哪兒。」

不過，等到亂象出現時，她開始為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後悔。在1967年8月的一次黨領導會議上，她表示不想再做紅衛兵領袖，但是遭到毛的妻子、手握重權的江青的拒絕。幾個月後，她參與阻止了北京大學不同派別之間的一場械鬥，不久後被捕。

聶被剝奪退休金，直到前不久才恢復，而且她遭到嚴格監視，不能在中國大陸出書或發表文章。她把全部精力用來對抗官方對文革的沉默。她說，領導層把這段記憶埋藏起來，因為「它擔心失去政權」，「他們更希望文革被遺忘」。

聶堅稱自己只是小兵，而王與她不同，王很清楚自己的信會產生什麼後果。她只是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必須表態。

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示威者遭到殺戮之後不到幾天，王就離開中國，從此定居德國，當起了小說家和公務員。直到今天，談起自己的行為給身邊的人帶來的苦難時，她仍會哭泣。由於她的信，她的家人和整所大學成為清洗和「批鬥」的對象。

1968年，如果她認罪可能被釋放，但她的回答令抓捕者吃驚。她說，給她寫認罪書的紙不夠大。他們問她想要哪種紙，她說，「大到夠寫大字報」，她打算用它給毛寫一張大字報，重申對他的批評。她非常平靜地講述這件事，對自己的勇氣輕描淡寫。

只有在第二次電話採訪中被直接問起時，她才談起自殺的事。1966年，她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門階上喝了四瓶農藥，之後在那裡被捕。當時她隨身攜帶的紙條上寫着這樣一句話：「可憐的祖國，你變成了什麼？」

雖然王和聶在政治棋局中處於對立位置，而且從未謀面，但王表達了對聶的支持。「她是個悲劇人物，被人利用了，」她說，「她紅火過一兩年，但在之後的十年裡處境悲慘。我很高興她能活下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毛在中國依然受尊敬，官方認為他七分功三分過。「我覺得他是三分功七分過，」王說，「政治清洗把中國帶到崩潰的邊緣，無數人因此死去——這些是不可原諒的。這些不是錯誤，是罪行。」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