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余光中去世，自由派中的脑回路特殊者们纷纷表演政治正确。

多个公号，包括企鹅历史频道的“短史记”，倒腾“余光中的另一面”，

痛骂余光中是“文坛打手”：

余光中给唐文标扣了一顶“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的大帽子，将唐的文学观，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从1976年起，台湾很多刊物发表文章，称岛内乡土文学是“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分离主义文学”……余光中也介入其中……指责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

又痛斥余光中是“告密嫌疑人”：

余光中还被指控：在1977年给“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写信告密，称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有marx主义思想。

1990年，学者陈芳明披露，他在美国曾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marx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marx之处。”

2000年，陈映真本人也提及此事，称“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材料”，是要寄给当时台湾情治机构首脑、蒋经国的亲信王昇：

“控诉我有‘新marx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marx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因此，短史记作者杨津涛的结论是：

陈映真确属左翼作家，曾大量阅读毛鲁等人作品，余光中在材料中证实他有Marx主义思想，并非诬陷。惟告密这种手段，是不能被接受的。

……前述“唐文标事件”、“乡土文艺事件”、“陈映真事件”当中，余光中始终与官方保持着相同的立场，且文章的遣词造句，往往比官方更具攻击性。

2

在对余光中的政治评价上，我们认为，自由派的认知全然错误。

1、他们对真实的历史懵然不知（或者诈作不知），把陈映真之流的左派胡说当作事实本身。

2、他们混淆视听，把这一国与那一国、这一地与那一地的政体和法律以及人民混为一谈。

关于第一点。在五六七十年代，台湾传播“新马思想”并不是如陈映真等人所说的“必死之罪”。恰恰相反，台湾的左翼政治主张、左翼文学，在五六七十年代呈现进攻之势。雷震和胡适在五十年代初搞的《自由中国》杂志，萧孟能在1951年搞的《文星》杂志，这些都是左派的重要根据地。这些书刊幕后有美国左派如费正清等人担当推手和总后台，动不动就在纽约时报等大报大刊上发表文章“声援”，甚至直接授意美国务院人士或驻台外交人员公开施压。只要台湾老左们停留在文字表达的层面上，压根就不会有什么牢狱之灾。

譬如李敖，系费正清集团的头号马仔，但三次被诉，都与其文字无关。第一次是因为他与地下党老师严侨合谋偷渡大陆，第二次是资助彭明敏的台独活动，第三次是侵占“战友”萧孟能的资产，被萧告上法庭。

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

譬如柏杨，是因为“附匪”和“刺探军情”等叛乱罪名。《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作者趙昌平、林時機）一书明明白白引用了当年的起诉书，披露柏杨坐牢是因为受廖衡指使在台搞“文化统战”工作。

同样的，陈映真在1968年坐牢，也不是像维基词条所说是“组织聚读马列xx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xxx宣传等罪名”，而是组裆叛乱罪。陈映真、丘延亮、吴耀忠、陈述孔、陈映和、王小虹、林华洲之所以被判刑，是因为打着“读书会”的幌子，阴谋成立叛亂組織“民主台湾联盟”，企图造反。

本案中的犯人丘延亮（他虽然是蒋纬国的小舅子，一样获刑6年）多年后对媒体自白：

「我覺得我應該被關！」丘延亮說，國民黨沒有冤枉他，他真的想搞「叛亂組織」，只是沒搞出什麼東西出來，這是一場政治鬥爭，圍繞著所有政治犯的，也都是一場場的政治鬥爭，「今天不是我失敗了被你關起來，就是你失敗了被我關起來，要是我成功了，我也把蔣經國關起來。」這穿透了「人權」、「和解」這些大符號，而一語道破了「政治犯」的本質；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這些政治犯都那麼不一樣，但是現在只有『美麗島』的這些人可以在這裡哀哀叫。」

事实俱在，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因言获罪”的，全都是直接参与了叛乱组织，或者被查出与彼岸之“匪谍”勾结，因而坐牢。

而且柏杨、李敖在狱中还有充分自由可以施施然写他们的“著作”，哪有什么“刑讯逼供黑狱折磨”，坐的十足十是风流监。

由于有美国左派撑腰，台湾的这些老左们意气风发，在文化出版业历来采取主动，肆无忌惮的挑衅和进攻。右翼文化人士自矜自重，往往到了忍无可忍之时才会反击。余光中与其它政治右翼看不惯左派的嚣张气焰，出来还以颜色打口水仗，这算什么“文坛打手”？难道只能听任左派到处撒野吗？右派给左派“扣了一顶‘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忌讳‘左倾’。凡被认定为‘左倾’者，即会招致政治上的麻烦，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只能说你想多了，没这回事。柏杨在台湾写了十年鲁迅风的政治讽刺文，李敖从1961年开始骂人骂了七八年，屁事没有。他们坐牢是因为“通匪”和“台独”。连这都不懂，小屁孩好好看书去。

关于第二点。国体与法统之不同，寓意着是非之辨。

五六十年代，“匪谍”武装渗透台湾多不胜数。兹举一例，1964年的“神岗空难”，就是两名潜伏“匪谍”，企图通过劫机方式将华界右翼电影人士劫持至彼岸，遭到机师反抗，结果在台中神岗乡坠机。

蒋经国赴陆运涛夫妇灵前献花圈

此次坠机事件，死者包括与邵逸夫颉颃的电影大亨陆运涛及其夫人、香港右派电影机构大本营“自由总会”主席胡晋康、“台制”厂长龙芳、台湾“联邦”的四大股东之一夏维堂、周海龙及其夫人、王植波、后来“亚视”主席邹德根的夫人裘锦秋、外籍编剧赖特女士等等。

一次渗透成功便造成文化菁英死难无数，试问台军情单位怎能不防微杜渐，把“防谍防叛”视为头号急务要务？

自由派却把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混为一谈，把此国的混乱无序与彼国的维持秩序混为一谈，把不法与合法混为一谈，把历史与当下语境混为一谈。吾意以为，这已经不能用“蠢”能够概括形容。

3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是不是在任何前提下，“告密”都是贬义词，都是不应当的。

近年来大陆知识界沸反盈天地讨伐“告密者”，大概出自章诒和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披露黄苗子告密聂绀弩、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之后。

我们必须清楚，对于“告密”和“告密者”的声讨，限于在“反右”、“文革”等不义的语境下（这里不作展开）。也就是说，不义者在不义的环境中对没有道德亏欠的师友进行告密，这是知识界和大众声讨的前提。

把前提、语境抽掉，沸反盈天的声讨就毫无意义（你得知你的邻居或朋友是个连环杀手，你应不应该向警方告密呢？当然应该）。

相同的“告密”行为，只要换个历史语境，就可能是合理合法的。

我们这里有现成的例子。四十年代后期，“冷战”开启，非美活动委员会要在美国肃清间谍和某党党员，号召国民起来检举揭发。

苏联女间谍伊丽莎白·本特莉向联邦调查局自首，并告发了几十个在美国政府中任职的潜伏间谍。国会议员尼克松、《时代》杂志编辑前美共党员钱伯斯告发国务卿助理阿尔杰·希斯是苏联间谍。时任演员工会主席的罗纳德·里根向国会告发工会内有大批党员活动。迪斯尼公司的创始人华特·迪斯尼还亲自写信给国会，希望深入调查好莱坞。著名导演和编剧伊利亚·卡赞志愿“告密”，在国会听证会上揭发了一大批美共同僚。

剧作家亚瑟·密勒因为卡赞的“告密”行为立即与他绝交，还写了一个剧本《桥上一瞥》，描写一个违背原则的告密者以影射卡赞。伊利亚·卡赞不但不以“告密”为耻，反以为荣，立即编导了一部电影《码头风云》﹐马龙白兰度饰演的男主角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告密者﹐揭发了码头工会以残暴手段控制工人及其家属的黑幕。

试问，罗纳德·里根、迪斯尼、伊利亚·卡赞他们的告密行为错了吗？他们坚守美国传统、维护美国法律、反对文化间谍渗透的行为错了吗？

既然里根和卡赞的告密没错，那错的一定是杨津涛和自由派们“惟告密这种手段，是不能被接受”这句混淆视听的断语。

既然里根和卡赞当“影坛打手”、当“告密者”没错，试问诗人余光中当“文坛打手”、“告密嫌疑人”又错在哪里？

诗人余光中拳拳赤子之心，为维护台湾而揭发陈映真，不但无错，反而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