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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呼吁和解，也不是竞争中的政治行为，而是回应来自社会民意人心的呼声，是要求给这个社会松绑。
丘岳首回应：其实竞争中的政治行为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有些事情说难也易，但尽人力还要看天意，谁也没有想到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今天能够正面看待政党竞争，台湾人较幸运，他们在尝试政党竞争时遇到了蒋经国先生，而我们不幸，我们遇到了邓大人，仅此而已。
张博树（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一个现成的目标。共产党立党之初的政治理念，就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就是根本没有宪政民主的目标，国民党有了宪政的目标，尽管打了折扣，还是慢慢地实现了宪政民主、政党轮替。
“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是正因为他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
梁晓燕（北京独立学者）
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我们可以在现在可控可为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现在，完全可以从非政治领域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政治领域。我自己更倾向于，我们需要从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建立起一种公民的沟通、协商、寻求共识这样的一种机制。这就需要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大家在一些领域中学会共同共事。否则一旦某种突然政治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很难寻求到政治共识。因为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和这种训练，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个人都在说话，所有人的声音全都在一片嘈杂中，很难变成社会共识。这个机制的建设和能力的训练，不必等到政治环境根本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更觉得应当从寻求社会和解开始，使得这种和解的声音在不同层次上的传播，也使得寻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层次被人实施，不是只在政治层面的传播才是有价值的。
王德邦（北京独立学者）
我讲三个故事，一个是今年春节前我拜访朱厚泽老前辈，他告诉我，他曾把张博树老师写的那本宪政方面的调查报告，转给了一个刚退下来的中共老领导，并让他转给现在在任的领导人看，看看能否寻求一个沟通的途径。后来反馈回来的意见说，根本没办法沟通，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从这个事可以看出和解需要平台，从现实看来并没有这种平台；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庄园里面，有个仆人把整个庄园主的家族给绑架了，这个庄园都成了他的，不仅拥有庄园的财产权，而且对庄园主家族的生意全都控制在他的手上，这个时候庄园主肯定要想办法恢复他合法的身份，那么仆人跟庄园主的冲突是在所难免，这个冲突的根源呢，就在于主仆颠倒，颠倒了所有者非所有者的权利；第三个故事是我小时候一个感触，我小时候在村里面，农村那时候物资特别匮乏，村里面有一个家族特别强大，他家里生了六个儿子并且都成年了，势力很强大。根据村里的规矩，谁家的鸭子跑到田地里，任何人可以驱赶，但是这个家族的几个兄弟就越了界，就把那些“犯规”的鸭子抓来吃了，而大部分村民就靠鸭子换几个钱供养孩子读书。有一年，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联合了十几个堂兄弟，把这个家庭跑道稻田的鸭子抓起来了，这个家族几兄弟就打到我们门上来了，我们堂兄弟齐心协力、共同迎战。村里人一看有人跟这个霸道的家族干上了，全体村民站到我们后面，为我们呐喊助威，这个六兄弟就变得很恐惧，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跟我们个家族冲突了，双方和解了。后来我们考学出来了，他这个家族对我们更是客气。根据这三个故事，我可以概括我对“和解”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冲突是官民冲突，官民冲突的根子是权利颠倒，公民跟政府颠倒的秩序，公民委托的政府反过来驾驭奴隶公民。我觉得和解在现实中是必然的途径，不论是早晚必须要走，但是和解不仅是个理念，而且要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实质力量，如果没有我们十个兄弟联合起来，跟那个强大的家族干一架的话，他们才不会和解呢，一样会把我们的鸭子抓过去吃掉的。和解要有现实的力量，而现实的力量是潜在于广泛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良知，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力量是广泛存在的，它的巨大是不可估量的，我觉得崔卫平老师那种忧虑可以理解，不过我觉得要看到民间的广泛力量。
李和平（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德邦先生的讲话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例如，最近因为胡佳被抓了，涉嫌的罪名叫“煽动国家颠覆政权”，我一直想给他写一篇辩护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把这些问题想通了，就如德邦讲的，我们这个大庄园里面，主仆的关系颠倒了。一个国家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就是这些股东的，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当然对公司拥有经营权，股东的所有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就是“主权”，经营权就叫政权，人民对国家所有权就叫主权在民。这里面就涉及到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第一个概念就是人权，第二个是主权，第三个是政权，这三个权力，应把关系理顺，首先是人权，股东首先有了基本人权之后，才享有对公司的所有权，有这种所有权之后股东才能经过一定程序任命这个公司的管理者，运作这个公司叫政权，而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类似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批评，经营者反而说你颠覆了公司经营权，这个和人民主权原则有着根本的冲突，不是被罪名追诉的人有罪，是这个罪名本身有罪。冲突与和解，是谁与谁冲突，冲突的主体是谁，如果和解的话谁与谁和解，和解有没有前提，这些东西都需要弄明白，否则就没有办法深入探讨。
杨光（中国和解智库成员 广西独立学者）
现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的一个社会，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有些冲突还没有达到和解的这个道德阶段。当下最主要的冲突当然是执政集团和民间社会的冲突，还有民族的、宗教的冲突，跟台湾之间还有统独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按照我们传统解决冲突的模式，实际上咱们就讲1949年以来，那么基本上是一种，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一种模式，是一种斗争哲学的模式。从这些年的反对运动经验看来，民间的反抗模式没有走到一条很好的道路，例如民运实际上是逐渐被边缘化，说明这条道路至少走的并不好，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要想一想一些新的思路，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尝试其他的方法，尽量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民主转型它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不可能通过一次大的制度变革来实现，因为它这种统治方式是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通过一个剧变来把这一切都天翻地覆，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那么肯定主要的方面是要靠和解来解决的。我不认为秀才遇到兵就不用跟兵讲理，实际上执政集团自己也在裂变，它的主流的声音也会变化的。可以想象，难道他们认为他们这种统治方式是可以持久的吗？难道他们还能用他以往的方法能维系很多年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因此只要有这么一个迹象，我相信在他们那边也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就是迎接一种变化，那么他们看我们的态度，看我们这些批评者是什么态度，我们是要埋葬它，是要把它消灭掉，还是准备和他一起达成某种让步和妥协。周舵老师介绍了三种，一种叫遗忘，一种叫惩罚，一种叫和解，那么具体到我们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和解是一个至少可以尝试的思路。因为以往的那种反抗方式，除了在短期内让我们自己受苦以外，可能做不出太多的事。至于谁跟谁和解，这应该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和解的主动权掌握在强大的对方手上，那么我们能不能先亮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愿意跟他和解，那么当他发生某种改变，在这种时候他会考虑，我面对的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是不是可以打交道的，如果它觉得你是置他于死地的话，那么他不会跟你打交道，是不会跟你和解的。中共体制内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还有一些主张逐步缓和的，而且随着局势的变化，后者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应该给温和派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那么他势必和他里面的强硬派去结盟，而把我们撇在一边，使得反抗道路更加艰难。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做到唤醒民意，如果我们把民意喊醒了，我们也有资源，除了公共权力之外还有别的资源，民意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应该去开发、去争取。你说的主动权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别人手中，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都应该是积极主动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显示我们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直接谈判。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追求和解，就更需要我们自己拿来出能力和智慧来主动往前走。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刚才崔卫平老师说我们没有甘地，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昂山素姬，没有哈维尔，我自己以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灵魂人物。在座的刘晓波老师、陈子明老师就是前一辈的灵魂人物。余杰、王怡假如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话，也同样有希望成长为灵魂人物的。滕彪、胡佳、陈光诚这些人，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灵魂人物。我们应该支持和维护这些走在前面的灵魂人物，而不是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我一直看不上那些动不动就想当总统的年轻人，中国社会转型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民选总统，你没有民意基础，不经过全民公投，有什么资格当总统呢？！
刘晓波（北京独立学者）
在我看来，民间建设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六四之后，我经历了19年的整个过程，现在中国的民间空间跟1990年代不可比拟。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没进步，你不能说共产党没退让。例如今天下午，北京就有10多个民间的讲座，一代一代人的代价累积到现在，民间的空间跟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社会进程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没法跟东欧比，东欧的所有政权在一开始在民意中就没有合法性，中国现政权1949年是主流民意选择的共产党。在波兰，很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完会之后都要进教堂，90%以上的干部是天主教徒，他那个政权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我们1990年代的时候，民间就那么几个人，现在我们能看到每年都有新的人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不和解，我们就要强调和解，因为民间没有别的东西，没暴力，没有强力机关，就只能强调道义，否则的话强调什么？
我曾经反复讲过，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否则你跟人家怎么斗？别眼睛总盯着官方，也不能光强调你有勇气你有道义，你必须考虑你组织一个群体行动的后果会怎么样，否则每一次大的事件来了，只要官方强力镇压，整个民间就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有七、八年的低潮。官方这些年在对付民间反抗力量方面，由于顾忌政治成本，策略上已经玩得越来越精细。而在官方越来越顾忌到政治成本的时候，民间就有空间，现在的民间空间就是这样慢慢的点滴积累出来的。不能着急，中国的事是特别漫长的。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完全的清算？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600万新台币。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
中国的变化伴随民间的从无到有，没有民间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便民间反对群体，也不像九十年代那么寒酸。像维权律师群体中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从收入上都是中产。再到江浙到广东去看，当年全部是农民，现在资产上百万的上千万的人有的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做的，就是通过我们民间社会自身的改变和提升，来推动这个制度的进步。
有的时候感觉到共产党统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灭绝，就连当顺民也不行。到了邓小平时代，只要你不公开挑战，你私下里爱怎么说都可以，甚至公开挑战没到一定程度他也不理你，这就恢复到一种传统的独裁方式了。而且现在共产党很精明，他的很多做法让我都有点看不懂。例如赵岩从监狱放出来后，还在纽约时报当新闻助理，共产党两会期间，官方给了纽约时报两张采访证，一张给纽约时报的北京站负责人，另外一张就给了赵岩。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那是刚放出来的刑事犯，就跟纽约时报上人民大会堂采访去了；例如滕彪被用那么野蛮的手段绑架，但是他在大学里的教职还保留着。所以民间不要低估你的对手。在民间离权力还非常遥远的时候，不要总去琢磨官方怎么样，应该着重民间自身的建设。民间建设得更健康更完整，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往前走。
现在，官方镇压的残酷性确实在下降，1998年打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全国抓了二三百人，光判刑的就有四五十人，十年以上刑期的多达十四人。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气氛？现在的体制内单位，要开除一个像张博树这样的学者，都可能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把人权写进宪法是一种作秀，是一种伪善，那么我说一个独裁制度它伪善了就是走向为善的第一步，否则的话他没有必要写在宪法里。所以不能太悲观，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的进步，看到民间力量在慢慢地在一步一步向前走。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说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达到组织化的程度，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网络签名信，每一次签名信都是一种组织行为，另外你知道起码在北京这个地方，有很多圈子，有法律界圈子，记者圈子，异见人士圈子，学者圈子，草根维权圈子，艾滋病维权圈子，环保维权圈子，等等，这些圈子里面的人都有很多交叉，在这些圈子里举行各种座谈会，就是带有一种准组织化的行为，只不过是没有搞政治组织。
只要你坚信你所坚持的理念在道义上对的，你就做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没必要对这个国家这么悲观。例如官方不提和解，民间不可以提吗？官方不提什么，民间就得提什么，和解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两天就能达到的东西，需要反复讲。正如人权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到二十一世纪，官方也迫于压力把人权写进宪法。
丘岳首回应：有人提出来，“狼跟羊怎么和解”？你先把今天的共产党设定成“狼”，问题就卡死了。晓波刚才讲到，共产党内部已经分化为人各有志的非常复杂的共同体，他们内部的理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当年的同学不少已经是体制内的高官，尽管屁股底下的位置不同，但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基本上是想似的，很难说有很大的差别。也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我们今天才要来推广政治和解的观念。我个人很赞同晓波刚才讲的，对于和解的达成，别着急，必须慢慢地来。和解当然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才具有和解的可能，但这种条件需要创造积累。
张博树回应：我们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我们过去存在60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既不符合现代发展潮流，也不符合人类文明规范，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现在来看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成功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叫做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具体办法来达成和解，可以另外加以讨论。
黎鸣回应：刚才博树的补充很有意义，“和解”这两个字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的的确确有一种屈辱的感觉，因为被统治者实际上永远就是求得和解的一方，不能和解的恰恰就是统治者。像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就是统治者不具有那种交往的理性，他们也在恐惧被统治者，害怕权力被别人夺去。所以你的有些讲话虽然根本就没伤害它，然而执政党却把它放大得很大，似乎这就是你要准备推翻他了；所以我在前面说到，中国就有这种不讲理的传统，对一个不讲理的文化传统来说，上下没法沟通，永远不能沟通。例如维权律师经常被抓捕，就是这种传统的当代后果。律师是用嘴而不是用刀枪走上法庭，而且引用的还是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但是统治者不讲理，把讲理的律师给抓起来，这真是让中国政府大丢脸的事情！
刘晓波回应：刚才黎鸣说官府不讲理，民间也有不讲理的时候。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六四以后，我常年跟警察打交道，从来没跟他们发生过肢体冲突，也没互相对骂过，但是有些异议人士却很容易和警察发生冲突，对骂甚至发生互殴。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我向来就主张，我们面对的警察，脱了警服就是普通人，他的道德也不比普通人差，也不比普通人高，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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