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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纪要
中国和解智库发布
2008年3月29日，由中国和解智库召集，首次以“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杜光、陈子明、周舵、刘晓波、黎鸣等20余名华人学者先后发言，会议由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主持。现将录音整理完毕，奉献给读者，以便于公众可就“和解”这个议题继续探讨争鸣。
（注：文本根据发言顺序整理，并经过书面化处理。）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学者的光临。在奥运会之前，大家都感受到有一种风声鹤唳的味道，各地的冲突事件有集中爆发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西藏刚刚爆发了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冲突频仍的国家，1949年之后更是强调斗争哲学和仇恨文化，其间造成的人道灾难不可胜数。援引南非、北爱尔兰、韩国等国家的政治转型经验，政治和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这些国家化解悲情、走向团结与和谐的关键因素。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执政党也久违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取代施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理念。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和谐的前提是真相得到揭开，正义得到实现。由此，我们这一群认同渐进、妥协、宽容、博爱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发起组成了和解智库这个开放的言论平台，尝试就和解理念发出声音，给包括执政党在内的社会各界提供各种建言，并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者第一次就和解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这次讨论会每人主题发言十分钟，回应提问十分钟。
丘岳首（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博士）：
把“和解”这个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点。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确实是处在弱势，没有多少话语和活动空间，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出“和解”这个话题，自然会遇到很多来自各方面的误解，甚至恶意的猜测，我觉得很正常。强烈反感“和解”这个概念的人，我们也充分理解，因为他们受到的灾难那么深重，有些人甚至失去家人亲人。所以他们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够逐渐对“和解”逐步的来理解、来接受。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但为什么还要做，主要是我们觉得反对派的工作需要有些新的思路，需要有一些分工。高压绝对是重要的，这个态势是不能减弱的。但同时需要有一些换位思考，多考量体制内的开明派在想些什么，因为体制内也分化得很厉害。不少位高权重者对以后自己及家人被清算的恐惧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阻力，我们能否在交易成本的计算上给予与时俱进的对应？还有很多方面，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角度讲，咱们这个民族严重缺乏“和解”精神，虽然说和为贵啊，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一直是暴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充满着暴戾之气。
再从全球化视野来讲，近几年冲突与和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个人了解，海外不少大学都纷纷设立与“冲突与和解”相关的研究课题。联合国也加大力度，要来推广南非的经验、北爱尔兰的经验、东欧和亚太地区南韩、台湾等的和解经验。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尝试来做，所以我们就建立“和解智库”冒昧地把这些东西推出来。在没有多少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勉强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办了一个冲突与和解的网站，把一些文章收集一下，把我们的思路先挂上去，就是期望有各界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同道一块来做这个工作。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但今天我们想听听各位在座的朋友对“和解”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以便改进和更好的展开我们的工作。
黎鸣（北京独立学者）
“冲突与和解”，说实在话，和解是应该的。中国人为什么表面素质这么好，实际上冲突却非常大，为什么？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系。要和解就必须讲理，不讲理就不可能和解，所以说白了，关键在于讲理不讲理。大家也知道我在网上反儒，反国学，反儒家传统，我还要反下去。如果我不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我就不叫黎鸣了。因为我对这个儒家传统看得太清楚了，中国2000年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中国先秦有很多家，所谓百家争鸣，对不对？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儒家，其实最不讲理的就是儒家。我现在正在写一部有关逻辑的书，逻辑是什么，逻辑是讲理的工具。中国的所有这些学派，只有儒家是彻底没有逻辑的。你随随便便看中国的任何一本逻辑书，逻辑思想书，最有逻辑的是墨家，其次是道家，再其次是名家、法家，而儒家，根本就没有逻辑。没有逻辑就不可能讲理。他讲另一个“理”，是讲礼的礼，但是那个“礼”，说实在话，就是中国人分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五等永远不变，等级永远不变，君子永远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小人。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们说我理解错了，君应该像君，臣应该像臣，父应该像父，子应该像子，其实他们都只从字面上去看这个。孔子讲正名，按道理正名应该是逻辑的开始，但是孔子的正名是正人的身份，你是君子，你永远是君子；你是小人，你永远是小人；你是君主，你永远是君主；你是臣民，你永远是臣民。正是儒家造成了这个不讲理的传统，包括现在的中共，按道理说，从历史上看，最初建立中共的都是反儒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反儒的，现在反过来了，中共要支持儒家，宣扬儒家，为什么？他们也终于看到了这里面的奥秘，也就是不讲理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人的不讲理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就是儒家的传统，2000年不讲理的传统最严重的，就是造成了一个不讲理的政治的传统。
例如，于丹在《论语的心得》中，第一篇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就可见这个于丹为什么要写这个《论语》心得了。把孔子的这一句话放在了书的头上，当作了整本书的核心，足食足兵民信之，有饭给你吃，当局又有强大的武装，你就乖乖的“信”吧，这不就是于丹的这整本书的核心“精神”吗？之所以中国人这个不讲理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关键就在始终存在这个儒家的传统。和谐也只能是假的，我们讲和解，人们误解你，本身你就是一个被压迫的阶层，结果你提出来跟强者要和解，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受过迫害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对不对？我跟他和解，他能跟我和解吗？我愿意跟他和解，他愿意跟我和解吗？对不对？只有儒家传统的人，会绝对把权力当作禁脔，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理可讲。你要是想跟我分这杯禁脔的羹，我就绝对要消灭你。中国历史上不就是这样么？父子之情都不讲，更不要说讲理。为了当皇帝，父亲可以杀死儿子，儿子可能杀死父亲。权力就是禁脔。只有在讲理形成了新的传统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这个不讲理的问题，要讲理那就需要辩论，不允许辩论的目的就是不允许讲理。这才会不让别人发言，取消别人发言的权利。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不就是因为有这个不讲理的传统么？中国历代，诸子百家，也只有墨家坚持要“辩”，而其他各家都是不“辩”，你看孔子不“辩”，包括被曲解了的老子基本上也讲不“辩”（道可道，非常道），道家讲不“辩”，法家讲不“辩”，都讲不“辩”，只有墨家，墨家要“辩”。因为墨家说实在话，他属于劳动者的阶级，所以阶级立场决定了这点。正是因此，就只有墨家才会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学。但是墨家的逻辑学也早就已经失传了。世界上三大逻辑，只有西方的逻辑在不断发展。中国墨家的逻辑学没得到发展，而且两千多年沉寂了。一个没有逻辑的民族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而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就只能是一个习惯以暴力权力说话的民族。
丘岳首回应：我带了一篇文稿与会，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有三次大和解的良机，就是因为政治强人的不讲理而错失。第一次袁世凯把宋教仁给杀了，典型的不讲理。当时宋教仁的思想已经完全是议会道路的，在1912年宋能有这样的思想很不简单，可惜蛮不讲理的军阀武夫硬是把他给枪杀了，这一枪把近代中国第一个初生“和解”婴儿击毙了；第二次是1945年，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劝他当“老二”，在议会里解决与国民党的政治纷争。可是一直做着帝王美梦的毛怎么愿意当老二？屯兵，积粮，为的就是独占不容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就是因为不听胡适等的讲理，国共双方打得天翻地覆，伏尸几百万；第三次就是1989年的“六四”。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十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平反其实就是大和解，令千家万户重新有了欢声笑语，可惜的是，那些马背上打天下的暴力迷信者以及部分壮志冲霄汉的学生领袖，根本就听不进知识分子规劝和解的理性话语，无愿通过对话、妥协来化解危机。和解的机缘再次被天安门的枪声击碎。
周舵（中国和解智库成员，北京独立学者）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真相与和解为己任》，涉及的就是“和解”的话题。尤其是专制政权结束之后，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在专制政权执政期间所犯下的很多反人道的罪行。怎么去处理这些专制政权的文化遗产？我把他概括一下，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就叫西班牙模式，就是当年佛朗哥这个专制统治下，所留下的很多历史遗产。他们的解决办法就叫做遗忘。主要原因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40多年了，当时的这些当事人死的死，老的老，所以年轻一代也差不多把这段历史给遗忘掉了。所以他这个处理的办法就是索性让他过去了，他的好处就是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少去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障碍。因为你要清算的话，一定会把老账给翻出来，就会把原来的一些旧伤要揭开，就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有一些新的仇恨会激发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是对民族转型不利的，所以遗忘有这个好处，但是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正义，正义得不到伸张。另外的一个模式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模式，就是东欧的几个国家，叫东欧的模式。东欧这个模式就是清算。把历史的老账全都翻出来之后，按照一个正义的原则去清算这些老账。那他的好处和坏处就正好相反。他的好处就是正义得到伸张，代价就是给民主转型添设了一些障碍。第三种模式就是南非模式。南非模式就是叫做“真相与和解”。兼顾这两个目标，一方面就是要所有的当年在专制政权下，所有的当事人公开地把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如实地讲出来，不要求你认罪，甚至也不要求你忏悔，你只要把你所做的事情说清楚，使大家知道当年的这些历史真相，就算完了，然后就是实现一个全民族的和解。这是一个有相当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兼顾两个目标的模式。我也觉得最好还是采取南非这个模式。
不过南非的模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和黎鸣先生有一些分歧，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2000年的传统，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新传统。这个新传统还不仅仅是49年以后，可以在往上追溯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极权主义传统，就是阶级斗争这样一个互相对立、相互冲突的激进的革命思潮，这是中国实现和解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也顺便提一个建议，我们能不能去找一点经费来比较系统地做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大家不过都有一种直觉的很个人性的主观判断，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陈子明（北京独立学者）
1989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关于这个情况周舵可能比我更清楚一些。实际上在中共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机制不是只说说而已，当时中共曾经着手研究和做这件事情。当时在统战部里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里的负责人是陶斯亮（陶铸的女儿），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作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从1976年“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以后，长期被当局认为是一种反对派力量，被窃听、监控，但是到了198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统战部多次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都找我参加了，这表明他们确实想要建立一些对话和沟通机制。建设性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六四”而中断了。
即使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也有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的萌芽。今天我带来了其中的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周舵起草的《6•2绝食宣言》；第二个是《经济学周报》在6月4号那一期发的一篇文章，叫《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是经过编辑部讨论的，主要是何家栋的意思；第三个是我在那个时候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 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
晓波和周舵这个绝食宣言在广场上是广泛散发的。我把宣言中与“和解”这个话题特别有关的几句话读一下：“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宣言里还有很多很好的话，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我再说一说《经济学周报》的文章。文章里头提到，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首先应该排除障碍、相互沟通的某些成见。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把当前的局面归咎于某种不彻底，从而再发动一场彻底的运动，不知我们的民族将何以自立于世界。“我们的社会正趋向多元化，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段，社会各阶层的集团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相互并存而又存在着矛盾。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在于保持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平衡。任何社会利益集团，都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否定和替代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把其他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和不同意见视为异端，予以彻底清除，否则就会破坏社会的生态平衡，导致利益关系的倾斜和社会的动荡。”“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靠暴力斗来斗去，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对付敌人为办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却只能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只能破坏发展进步。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老搞内耗不得人心。国家大事当然不可能在马路上求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当时那个文稿里写道：“如果政府和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和平地解决，中国就会在宪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而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正在对当前的事态发展起着负面的影响。”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在对立、僵持的两个政治阵营中，却弥漫着同样的政治文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斗争哲学’。这是当下解决政治危机和未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思想障碍。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制度，需要与之相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尊重人权，承认政治多元化，而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 “我们呼吁，在此最紧迫的危急关头，政府领导人和学生领袖都应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主动做出妥协让步，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避免出现历史性的悲剧。”
我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我们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政治和解这个理念，在当时何家栋先生给我的译著《通往公民社会》（哈维尔著）写的序言里面都有所提及，里面谈到的一些想法显然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一种东西。何先生这个序言的名字叫《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他说道——如果是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的中间地带，可以称之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际上就是民主诞生了。这些话说得真跟金子似的。何先生的序言，在今天看也是非常完美的，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我谈谈我前些日子写的“30年前的政治和解”这篇文章。为什么想到要用“政治和解”这个词？那是因为考虑到由我们来表述30年前的事情，就不要仅仅用当时官方的语言，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新的表述，所以我想到了用“政治和解”这个词。在发表这个意见之前，我也征求了朋友的意见。我可以说出有这样两个朋友表示赞同和反对。激烈反对比如说徐友渔，他说，谁跟谁和解啊？这个你要说出。我的电影学院的一个同事却正好相反，他的工作主要是做电影批评和编电视剧，他对政治不超过一个普通人兴趣，但是他说这个话题好，这个可谈。他说因为讲到“和解”的话，他毕竟是两个人之间可以面对面，不管和解在表面形式上有没有出现。
关于“和解”的话题，我讲过几次，在三味书屋我讲过一次，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今年新春茶话会。有些人就当面给我说，“和解”这个提法是可以的。有些年轻人表示赞同。后来我就把它写成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这文章也贴在了我的博客上面，当然有很多反对意见。网友说，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金大中，没有昂山素季，没有曼德拉，没有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那么，则没有和解。我说即使像哈维尔、金大中这些人，他们并不代表某一方的政治力量，要与当权的政党进行竞争，他们不是竞争性、竞争中的政治力量，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民意人心。和解是在当权者与民意人心之间进行，而不是两股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如果当权者什么时候愿意回到民意人心上来，或者用老话说回到人民群众中来，那么他们就作出了和解的举动，就出现了一个和解的行为。197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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