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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左
以下是我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记录。
四月纪事
1989年我大学刚毕业，在政府的一个小机关里当小职员。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觉得他只有73岁，未免有些早。虽然家住在西郊大学区的核心地带，并不知道大学里面的悼念活动。后来报纸上报道冲击新华门，我才知道出事情了。大概20号左右第一次和同学去人大、北大看大字报。那时声势还不大。4月22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夜，等第二天听追悼会。我们单位在电视转播追悼会时，大家也去看了，当时好像完全不知道学生在天安门跪递请愿书之类的事情。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学生们群情激愤，导致4月27日大游行。
后来听说，4·26社论是李鹏带领陈希同等在4·24政治局常委开会后到邓小平家汇报后，由邓小平定的调子，有主管宣传的胡启立领着人民日报社的几个笔杆子连夜赶出来的，里面有不少是邓小平的原话，所以后来邓小平绝对不肯让步。好玩的是，胡和社论的主要起草者后来都因为支持学运或者立场不坚定而被整肃。中共官僚说谎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所以公开发表的东西全部不是个人的东西，都是官腔，不可靠的。
4月27日大游行我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上班才由同事们告之。我们单位的司机出车也被堵了。后来了解的情况，据说学生们在出校门前都压力很大，也有很多学生主张不要出校门。好像北京农业大学因为比较远，是最早冲出来的，大家在白石桥冲破了第一道军警的封锁线，在西单是市民在前面冲垮了警戒线。觉得能上街就是一个大胜利，何况政府承诺直接对话。但又觉得学生们喊出“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类的口号，实在幼稚，这是授人以柄。我以为只能提反面的口号，如反腐败、要改革之类。果然，教委何东昌后来一方面说这样口号表明多数学生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说，这样喊口号是有幕后黑手（长胡子的人）操纵，总之一鱼两吃，全不顾两者内在矛盾。
我的单位是处级，下面有几个科。处长、书记是工农干部、小官僚，对“知识分子”很反感，自然不支持学运，但也不敢太放肆骂学生，因为他们手下的虾兵蟹将百分之百都是大学生，他们还要我们给他们做事，再者因为沾了首都的光，他们的孩子也都是大学生。所以他们基本上采取淡化的策略。六四后整顿，我等反革命们气焰很嚣张，要求多开会，认真学习。处长等坚决反对。我开玩笑说他们是“以生产压革命”。我们的几个科长都是77、78两届的大学生，都很支持学生，一个升了副处的老油条说话圆滑，但私下我知道他是同情学生的。只有我的科长比较保守，不赞同学生闹事，主要是觉得闹不出名堂，不是支持开枪。其他人里只有一个我的大学同学持不关心态度，其余都积极支持和热心参与。平时大家不谈这些事情，这时候才看出各自的政治态度。几个老家伙、小官僚则是一如既往的混日子。
我的科长为了免得我乱跑，死活让我出差。我在外地看到袁木等5月29日的对话。这些家伙都很无耻，学生们则很幼稚，没有提出比较尖锐的问题。例如，北京市政府秘书长陆宇澄（大概是玉宇澄清的意思吧）僻谣说，4月20日晚军警驱散新华门前学生时，没有用皮鞋、木棍打人，这和后来迟浩田国防部长访美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是一样的无聊、无耻，因为军警们用皮带打人了。袁木则说学生不能和政府平起平坐－－这时候人民公仆就应该骑在人民头上了。
五月纪事
外地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去出差的地方被称为“小解放区”。5·1后继续出差，到五月6、7号才回来。这时候5·4游行已经完了。报社记者首先响应学生游行。赵紫阳5·4和对世界银行两次讲话也发表了，我看着和4·26社论也没什么区别，都是说主流是好的、一小撮不好的意思。但也听说胡启立和新闻界对话，我的老伯阿姨们内部消息说他“得分”，总之觉得比较乐观、知道中央内部可能有分歧。
经常去看大字报，觉得大学生没有后劲，没有目标，运动没有办法继续。中共组织控制太严，政治活动完全没有生存空间。5·14知道学生绝食，依然出差中。5·17回到单位就请病假，这以后几天就天天从海淀骑车到天安门广场，想进去找同学，又怕给学生添麻烦，所以就在外围打晃，和市民们聊天、讨论，当时中共一天退一步，先是赵紫阳半夜里代表中央讲话，接着五常委去医院看望绝食学生，再5·18李鹏接见吾尔开希、王丹等人，再5·19早晨赵紫阳来天安门广场。所以有的时候我很乐观，觉得也许再坚持一下中共就会让步，因为中央很明显的分派了。有些组织如总工会、共青团、还有十校长、民主党派等都出面了，我觉得这些很重要，因为中共统治依赖组织力量，一旦有组织敢於出面，中共很可能内部崩溃。但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没有实现，虽然北京多数机构都参加了游行，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但除了教、科、文以外，没有真正以组织名义出面，所以中共组织虽然瘫痪了，但没有成为学生这方面的有效的支持力量，这使我又忧心忡忡，觉得不乐观。
戒严纪事
5·19晚上睡的很早，因为前一天整夜在外，有30多小时没有睡觉。朦胧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我父母在看李鹏的戒严大会。因为文革时候，我家住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的地方，那时候常听到这种人造的掌声，太夸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给科长打电话说因为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不能上班了。我的科长也极力赞同我不来。
我就骑车向西，一路无事，直到青龙桥才看到军车，已经被堵住。看到有低年级同学已经公然自居领袖，在那里维持秩序。有很多市民再向车上士兵做解释工作。记得有一个一头斑白的北航副教授，声泪俱下，但士兵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想士兵多来自农村，这里演说者多在空谈反腐败、民主、自由，恐怕不能打动他们，便向他们讲述农村和军队的腐败、城乡不平等之类的事情，都源于中共统治，因为我经常出差外地、又有军中朋友，对这些颇有了解，讲了半天，口干舌燥，也不知他们听见多少，都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这大概都训练出来了。
有人送冰棍，士兵开始都不收，大概是纪律。后来他们的长官大概看老百姓势头太大，才收下来。士兵在军车棚里很热，开始时候一言不发，很久后才开始说支持反腐败、戒严不是针对大学生、决不向学生开枪之类的话。但不知道几许是真心、几许是应付。后来士兵们不得不和市民打交道，因为他们要小便，不得不下车，一下车就有好几个市民左右挟持陪同。我早晨刚到青龙桥时，打先锋的几辆车一直试图冲走，后来大概有上级命令，才停下来。
回家后知道各地军车全部被截，这大概是邓、李中共高官们完全没有料到吧。但听说有几个地方（好像大兴县）士兵向市民打V形手势，说“我们不进城，回营去了。”市民们夹道欢送，送水送饭，让我觉得老百姓真的善良好欺，我觉得应该把士兵军车当场扣下，就地围困。多数军车都退走了，肯定回去重新集结。
这些天谣言很多，如要空降广场之类。5·20晚上睡觉就没有脱衣服。躺在床上，静听外面消息。半夜听有人喊军队要进城，请老师们救学生等。我就跑出去骑车。看见我家邻里十几座居民楼只有5、6家亮了灯。路上也没人，心中十分恐惧，觉得这回要“风萧萧兮易水寒”了。但还是硬着头皮骑了出去。及到大街，才放下心来，街上人山人海，把332路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完全叉住道路。从中关村到西苑大概有3、4处路障，西苑是把路边卖菜大棚横在路上，第二天一早又给挪回去继续卖菜。人们都很自觉的帮手，效率很高的搭拆。
这一夜也平安无事。之后2天我都在天安门广场度过。各种消息传来，有好有坏。让人神经高度紧张，心惊肉跳。市民不进广场，只在外围聊天、交换意见。不管意见是否相同，大家都能心平气和的认真倾听。这真是从来没见过的。我当时希望邓李支持不住，垮台。听到两帅、七上将的表态特高兴，因为这标志着中共内部分裂公开化，并且是个人站出来公开挑战邓李权威，七上将的表态被证实是真的。
大家绝大多数都主张坚守，我是主张撤退的。我父亲是老共产党，觉得中共一贯流氓，手狠心黑，肯定会动手。我也觉得会动手，但我又希望有奇迹发生。理想和实际冲突，希望邓李杨一下子倒了。但内心知道这种希望其实不可能，只是不甘心。但多数市民陷在一个死套里，他们相信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所以不可能开枪！记得当时有一个中年人拍着胸脯说“我有三十多年党龄，共产党不会开枪。”所以他坚决反对撤退。
我问他，“李鹏浑不浑蛋？”
他说，“当然浑蛋。”
我接着问他，“对李鹏是否还抱有希望？”
“当然不抱任何希望。”他是坚决要求李鹏下台的，主张“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
“既然如此，你怎么能觉得李鹏这浑蛋不敢开枪呢？”我质问他，他回答不出来。但大家还是坚持相信中共不会开枪。这是中共几十年的教育成果，不是能用几句话能改变的。
我曾经把撤的想法告诉学生纠察队之类的人物，请他转告学生领袖们，但我自己很胆怯，学生们又忙忙碌碌，终於只是马后炮而已。
局势渐渐平静下来，5·27我的科长来电话，让我上班。但我越来越不安。这样拖着，老百姓没有组织，很被动。而明显的军队在重新组织，各省都在表态，中央内部在取得一致，国外访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被招回，扣在上海，市民在中央内部的同盟军全军尽没。镇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问父亲“这不是要血流成河吗？”我知道除非冲锋枪开路，军队绝对冲不进来。他回答说，“是的。”我觉得无能为力，有被放在案板上等着挨刀的感觉。
还记着这几天发生的一些小事。5·26晚有雨，我母亲的年轻助手小李夫妇冒雨去“站岗”。结果发现街上的人比前几天更多。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思，怕雨天让解放军钻了空子。我叔叔的工厂在郊区，很多工人都是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天安门广场“上班”，这些天居然没有影响生产。婶娘的邻居是个体户，有个小卖部，这时候停业，天天平板车拉着食物往广场送。这些都是自觉自愿的行动。电视台采访，在长安街街头拦住一位骑车的工人老大妈，绝对不是什么精英模样的东西，很普通的样子。她对记者说，北京本来没动乱，但现在很怕。士兵拿着枪很容易走火、伤人，那就会造成动乱。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好秩序。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有了这种主人公精神，真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
在北京郊区，政府也在组织反游行，各政府单位按比例抽人，农民是抓壮丁，但给补助，一顶草帽，几根油条或者十块钱（当时很多了），结果电视上看到有人打反了旗帜，还听说喊错口号，喊出“打倒李鹏”的，简直就是笑话。
逐渐的人们疲惫了，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政府方面没有“消声”却全部“匿迹”了。北京人全凭着自己主人公的责任感自己维持着整个城市的运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也懈怠了。6月3日星期六，上班时候听说6月2日夜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有数千身穿白衬衫、军裤、平头的便衣军人从东长安街方向跑步向天安门广场强行进发，在呼家楼一线被市民堵住并被驱散。最后茶缸、饭盒丢了满地，狼狈而去。当时大家都很快意。又听说西长安街上翻了电视车，死了军人。似乎是一般车祸。到了傍晚，又听说中午开始，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带，发生警民冲突，一辆军方的小面包车被大学生截住，里面有空枪、菜刀、木棒等凶器。后来警方使用催泪弹，造成数人受伤，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警方夺回汽车、武器。最初听到这些消息，都没有注意，事后想来，这些都是佯动，为镇压制造借口。试想，孤零零的一个小车，里面是几把菜刀、木棒，大摇大摆的公然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什么意思吗？真运人马，都是从地下走，直接从广场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出来。以上的事情，就是为造成一种打军人、抢军火的假象，为镇压找借口。后来好像看到某军史，承认了这一点。
6·3下午，单位的人三点钟以前都回家了。我也打算回家看电视，富士通围棋半决赛。正要走，领导来了，传达上级文件，让大家今、明两天去广场劝自己的亲朋好友自行离开。这当然也是烟幕了。但到下午三点才传达，实在没有什么效果了。可见当时中共党政组织系统完全瘫痪，只能靠军队系统了。
六四那一夜：木樨地的枪声
6·3晚六时，一个朋友找我去北大看大字报、听广播。大约8时左右去另一个朋友家，才知道电视6时半开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朋友知道要出事，劝我们不要出去了。但一则我们消息闭塞，以为这星期学生市民活动都逐渐沉寂，觉得不会有什么意外（我还想着领导要我明天去天安门广场劝朋友回家呢！）再则我们都是愣头青，什么也不在乎，一个多星期上班，没有出去，闷的慌，所以还是决定去天安门，我们特别想看民主女神像。
一路上人很多，没有任何紧张气氛。又遇到一个朋友，三个人走走停停，在钓鱼台路附近看到市民拦住一卡车“首钢工人民兵”，拿棍子戴柳条帽，也不知道真假，实在有点像“外星人”，大家和他们混闹，教育一番，反正不让他们往天安门方向去。
大约9时多，忽然听到三声巨响，开始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枪声，因为太响了。我们过去也没听过枪声，我们的经验都是从电影里得来的。又是晚上，比较安静，所以以为是打炮，又觉得放催泪弹也不用打炮啊！三个人都很疑惑，我们忙向前赶。很多市民乱哄哄的潮水一般从长安街方向向我们涌来，有人说“开枪了、快回去”之类的话，我们也不听。
到达木樨地时，军队先头已经冲过京密引水渠的大桥，占据了西长安街的桥头，可以看见桥西面是熊熊燃烧的公共汽车。街南面是公寓，市民们都站在街北钓鱼台路上，这里比较有纵深，街上人很多很密集。大家一起喊不许进城、反对戒严、不许镇压学生之类的话。军队那边为首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军人，又混着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盾牌、木棒的军人，不知道是武警还是特种镇暴部队。大家不约而同的试图冲上去，一近身热武器就不起作用，市民人多可以挡住军队。我知道决战时刻到了，既然开枪，就彼此都无退路了，当时觉得只要能把军队堵住一夜，邓李杨就非垮台不可了。我和朋友都冲上第一线，但离军队还很远，至少的有4、5十米吧，扔石头还够不到，对方就开枪了。枪声开始频繁起来。最先上去的伤了几个，大家都退回来，军队就停止射击。大家又往上冲，又开枪，再退回来。如此几回，人们越退越远，大概出了军队的警戒线，那边就不开枪了。开始有人说这是橡皮子弹，不要紧。后来见伤的人多了，开始骂“土匪”、“法西斯”，那边就开枪回应，弹压一番。军队在清路障，也可能在整顿等时间，并没有马上东进。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军队并没有打个不停，可能也没有直接对人打枪，我看到很多打在我们前方柏油路面上溅起的火星儿。但这事情我没有经验，只能以后听开枪者怎么说了。子弹很快，一般不会感觉到，一个子弹打中我身边的一辆自行车横梁，铛的一声，溅去火星来，才知道有个子弹从身边飞过。
我眼睛不好，又不喜欢戴眼镜，又慌乱的很，只能看清楚身边的人。印象比较深的，被抬下来的人中，有一个男人伤在脖子上，一路上往外冒血。我退到后面时，又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伤在肚子上，敞着怀，坐在平板车上，血溅的有一尺多的圆形，肚子上全是小血珠。有人说这是达母弹，我觉得不会，邓李杨大概还舍不得浪费昂贵的开花弹来对付我们这些命不值钱的小老百姓。子弹力量很大的，也许就会伤成这样吧。还记得一个年轻女子被伤到肩膀。他们当时都还活着，但伤在颈子上恐怕很危险了。身边还有伤员走过，太紧张了，没有深刻印象。地上留下一串串血迹，有些时我们刚到时就看到了。
我们知道自己到了一个历史关口了。肉体挡不住子弹，我知道这次运动失败了。但我们总可以做个见证人，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和朋友们离开了木樨地，骑车从长安街北面的一条街道继续向东行。
六四那一夜：长安街上
我和朋友骑车向东赶，先后到了工会大厦和礼士路在长安街的交口，路上都站满了人在那里骂大兵。我们比军队先到，他们要清路障，又是步行。但是在长安街上正面和军队对峙的大学生比我们先退下来，所以这里的市民都已经知道开枪伤人的事情了。长安街上横着几辆大公共汽车，有几个大学生在那里摆弄和点火。后来那些当兵的冒着大火冲上去，把“火车”推走，表现很“勇”。
军队（后来知道是38军的部队）沿着西长安街由西向东开过来，颇有“鬼子进村”的感觉。先头部队也开枪了，但因为没有多少正面抵抗，打的并不激烈。大概他们也想尽快赶到天安门广场吧！礼士路口，老百姓骂的凶，那些钢盔盾牌木棍突然冲过来，打我们一个促不及防，冲散大家。其实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正站在路边，就喊围住他们，他们动作神速，打一下就缩回去了。因为路口边上是一米多高的铁栅栏挡着，两边的人翻跃不及，只能眼看着他们跑回去。
这时候很乱，我知道已经不可能再做有效抵抗，我也不想就这么糊涂死掉，就拉了朋友溜到长安街路边的大楼下面藏身。虽然当时形势满紧张，我还没有太慌乱，我观察当时军队专门打街道上的人，路边比街道上安全。“溜到路边”这种做法实在有点“卑鄙”，因为有让街上的人当替死鬼的味道。但当时也就是下意识的反应，没有想那么多。再者当时的气氛，大家都凭着一口正气，多数人都不肯退却和藏身，可谁也不想白死，也没有组织，只能自谋生路了。
我们站在路北国家海洋局大楼下，想着他们总不会向政府机关乱开枪，当时觉得自己实在很聪明。哪想到先头部队过完，掩护车队两翼的军人冲上人行道向路旁猛烈扫射，我们就藏在大楼脚下，只能沿着大楼向东跑，他们也在东进，就变成我们被“追杀”了。我的凉鞋也跑坏了，双方只隔2、3十米。火光中清楚的看到一个兵一边扫射一边狂笑，心中恨极了，竟然拾到一截破椅子腿，想着拼了。现在以好心想来，那小兵也许不是在笑，而是射击时震动很大，所以造成脸部肌肉乱跳？对方人不多，但有火器，最后我们被赶进一个死胡同。总共有8、9个人，还有一位扛着摄像机，问我们感想，大家彼此望望，都不敢说话。我几次想说，都憋回去了。胆子小啊！胡同里只有两个四合院的小门楼藏身，大家缩在里面，彼此紧紧的挤在一起。一个大兵端着枪站在胡同外，我害怕极了，觉得这回可完了，这么死太窝囊了。结果他没有进来，往前走了。这一段我一直在路北，后来听说路南居民楼里，伤亡更大。
我们出来后取了自行车，继续走小胡同到了复兴门立交桥，呆在西面的引桥上。这里很开阔，路上的市民略少些，没有抵抗，只是在骂。军队的前锋已经过去，桥上军车过个不停，不时打几枪。一响枪，人们就趴下或者蹲下。我觉得射击的不密集，大概一百个也伤不到一个，不必紧张，所以和我的朋友站在那里不动，还在向前凑活。前面一两米的地方也有一位和我一样的站在那里，突然一下子就卧倒了，就像中学生物课的青蛙脊髓试验那样，身子突然僵直，平摔下去。我当时还想，哇操，这斯卧倒技术真高！然后听到他呻吟，才知道被打倒了。伤在腿上，我上去拖他，这老兄太胖，拖不动。叫人也没人敢上来帮忙，后来还是我一个朋友上来帮忙，我们一起把伤员拖了六、七米远，然后就有人帮着，抬上平板三轮车，大概送儿童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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