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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伏公社的阶级敌人最后有多少，父亲一直没能查到数据。但五类分子们的集训地点最后固定在文秀祠堂。祠堂对联是“所敬在此，聚族于斯”，父亲看久了忍不住产生联想，觉得这首工稳的祠堂联似乎变成了“所斗在此，聚训于斯”。
五类分子集训会专门组建了伙食团，添置了一整套固定的炊具，有专人管理，作永久打算，所有炊具用具上，都用大红磁漆写上“龙五”两字。
“龙五”者，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也。看到这两个字，主事者的用意，集训的五类分子们心知肚明。“龙五”们悲哀地感知到，自己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命运，可能就这么千秋万载的集训下去。
四、“三台”
我能记事以来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是3岁时。我躺在床头玩，嘴里念叨着两个领袖的名字：毛泽东，朱德。那是睡前受大人们闲谈的影响。年幼的我把这两个名字当无意识的发音练习，反复在嘴里念叨，最后简略成：毛朱、朱毛，毛朱、朱毛，忍不住联想到乡下孩子常见的毛猪和猪毛，噗嗤一声笑起来。被惊到的父亲一下走到床头，按住我的嘴，警告我说不许瞎念。
自此之后，受到惊吓的我再也没念叨过这两个词。
那是1976年的夏天，文革在当年10月即宣告结束。这是这场运动对一个孩子所留下的具体而微的影响。
我们这个八口之家，父母作为承上启下的家庭支柱，各自背着家庭成分的原罪。双料“政治贱民”的标签，自然成为家庭孤立于周边社区环境的最大特征。
五类分子集训之外，文革中最常见的政治场景是批斗会，父亲自然是批斗台上的常客，不仅如此，被批斗前作为苦力还要负责搭建批斗台，批斗完还得和其他一起被批斗的政治贱民拆台。每场批斗会，父亲得搭台、上台、拆台，此谓“三台”。
如何化解一个父亲在孩子眼里被当众批斗的屈辱和尴尬？他的文人习惯是赋诗自嘲，诸如“人生三台寻常事”之类。
母亲则极力约束五个孩子，不跟别家孩子发生任何冲突，甚至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她竭力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运动中小心翼翼地维系一个家庭的平安。细心的主妇甚至能从过年时我们拜年挣回来的糖果里，判断出各家各户对我们这个家庭亲疏远近的关系调整。
在我四个哥哥姐姐眼里，治保主任与大队干部都是极威风的大官，可以决定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甚至生死存亡。
到了1980年代之后，再回忆起文革以及之前的社教四清等，我母亲习惯用一个词来总结那段时光，叫“受打击时”。这个短语用的是和受难者身份很相宜的被动语态，甚至找不到主语，自然就无所谓怨怼与仇恨。老人家也确实语调平和，听不出有多大的哀怨。
这是文革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连抱怨都会避免具体的指向，恐惧的记忆早已经化入血液。
1990年夏天，我随父亲从郴州坐火车回长沙，绿皮硬座车厢里，父亲躺在椅子上睡觉。凌晨时分乘警在过道里穿行，一边吆喝着让乘客看好行李，一边用三接头皮鞋挨个踢醒睡觉的乘客。父亲从梦中惊醒，一股脑坐起来，嘴里诺诺连声。
年少的我，在一边看着自己眼里受人尊敬的父亲，对警察粗鲁无礼的举止无任何不悦，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服从，深觉屈辱。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牢狱生活留下的烙印，还是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服从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想起2013年秋天，本书出版，要在长沙百颐堂开一个主题为“七十六年人间事，一个人的湖南史”读书会。读书会前一天的半夜，父亲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明天这个会是否要紧，“公安局会不会来捉人”。也难怪，55年前他被打为右派捉将入狱时，也是因为组织了一个青年教师自学的“读书会”。同是读书会，55年前后世易时移，主角犹是惊弓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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