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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28事件，警方问孟凡玲：许志永是如何策划2月28日活动的？答：许志永在1月份的一次小聚餐中曾说过：要在2月28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活动，去的人多就能出台政策，但不要有过激言语，不要和人发生冲突。
对许志永在教育平权中的作用，孔德平回答：许志永在法律的角度上诠释了教育公平，特别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了目前随迁子女们面临的教育不公平，也就是中、高考问题。在个人行为上建立了法律意识，同时增加了大家的维权意识。
另外，积极参加新公民运动的杜国旺、张建党的证言，警方则根本不敢移交给检察院和法院，据本人了解，张建党对警方以教育平权为由迫害许博士愤怒已 极，他说：许博士只是我们教育平权活动的法律顾问，教育平权是家长们为主体发起的，搞什么活动都是家长们民主表决的，并不是许博士能决定我们做什么，怎么 能够让他来承担这个责任？7.5中打横幅，喊口号都是我提出来的，如果许博士有罪，我罪更大，我希望把我也一起起诉！但是，张建党这种自证有罪的证言，警 方、检方和法院均不敢正视，许博士案开庭前，北京警方出动大量警力将包括张建党在内的教育平权活动积极参加者全部控制，他们当天连去现场声援的机会都没 有，更不必说出庭作证。
当天参加北京市教委请愿活动的近百名家长中，有38名被警方询问并作了笔录，这些家长无一承认当天有现场秩序混乱的状态发生。如：
李占民的证言中，警方问：你到该处干什么了？答：就是站在路边旁观。问：剩下的人在场干什么了？答：好像有四、五个代表进去反映问题，剩下的跟我一样呆着。问：现场有打横幅、喊口号的情况吗？答：没有。
李开宝的证言：现场有上百人，听说有代表进去反映问题了，其他人都在等着，没有人喊口号、拉条幅等行为。
孙培颖的证言中，警方反复问：解决合理诉求，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不得非法聚集。你听清楚了吗？民警告知你反映问题应逐级上访，不要到国家机关周边重点地区上访。为什么去教委，反映什么问题，谁组织的？干什么了？但在警方口中也没有当天秩序混乱的内容。
杨雨航的证言：9时30分左右我到达市教委门口，现场没人组织，也没人喊口号，大家都比较平静，相互聊聊孩子的事，中等的时候到这边饭店吃了饭， 出来后就没什么人了，我们也要走了，这时过来警察带我们走了。问：这期间警察怎样待你？答：对我们很好，很客气的，都相互理解。
宋咏梅的证言中，问：你去教委反映情况有没有过激行为？答：没有。问：反映过程中有使用条幅和传单的情况吗？答：没有。
在所有三十八份笔录中，不论是警察口中还是家长们口中，根本没有现场秩序被扰乱的内容。
六、自愿组合，理性推动，许志永一直主张以和平建设性方式参与新公民运动
在四个月的侦查过程中，许志永博士从来不回避自己在新公民运动中的责任，他更希望一个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让其他人都能尽快自由。所以，在回答 预审的问题时，他的原则是涉及别人的一言不发。对他的这种态度，警方气急败坏：那之前的三十多堂笔录里，每堂笔录我提出不下十个问题，你所有回答都是零， 你所有考虑的结果都是零。重点是你的案件并非是你单人的犯罪，而你在回答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是以“涉及别人不方便讲”来回答，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但是，对自己的责任，他从不回避。对教育平权，他说：我们努力争取的是全国两亿多新移民享有其所在城市的市民待遇，是为全国5800万留守儿童争 取随父母生活和上学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最基本的人道问题。户籍隔离问题根本在于父母和儿童分隔两地，孩子从小没有正常的家庭温暖。他们父母在 这个城市里工作，作为这个城市的纳税人孩子当然有权利在这里上学和高考， 这是最基本的市民待遇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是争取外地人在这个城市的权利，而是同是这个城市的纳税人在这个城市应当享有的权利。
对7.5事件，他坦承：7月3日晚上聚会时听家长讲的，当时有20人左右，都是随迁子女家长，而且都是对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比较积极的人员。我主要 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参与上访请愿的人要多一些，这样才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二是整个上访过程要理性要维持好秩序，不要因为不理智而出现过激行为，不要 因为正常的上访活动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不提倡呼喊口号，但我赞同打标语、静坐。散步。我提倡家长们以平和的方式来反映诉求，打标语、静坐、散步的 形式比较平和，而呼喊口号则比较过激。
对2.28请愿活动，他一直坚持这个活动就是他组织的，因为在教育部推出异地高考政策后，三年来为推动这个政策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北京外地户籍学生 却因北京市拒不出台配套政策而无法受益，许志永觉得很对不起这些学生家长，他想鼓励家长们继续努力。但是，许志永一如既往地提醒家长们要采取理性方式，他 于2013年2月26日在推特上的推文是：228请假一天，注意：1、和平理性敦促市教委出台政策，不堵车不拦车不动手；2、上午九点一定要准时到 达；3、地点是北京市教委正门（奥运大厦南门）；4、各自独立努力接近目的地，遇有警戒线或拦截就地停下，警察推到哪里就站到哪里，下午一点前不离 开；5、如被带到派出所如实回答坦然应对。
警方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指责说：无论是财产公示还是教育平权，你都在号召通过示威、上街给政府施压，你这种活动模式叫什么？答：“没有什么活动 模式，就是践行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没有压力就没有改变，这几乎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每一点进步的教训。当然，我主张压力要适度，既要践行宪法规定的公民言 论自由，又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我从来都跟大家强调千万不要有拦车、堵门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但这些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需要践行，鸦雀无声的维稳 方式会让中国潜在巨大的危机。当然，如果中国陷入经济衰退，社会承受能力更加脆弱，另外也期待着新一代执政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些原来采取的公民行动 可以停下来，我不在乎自己能得到什么，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社会进步，希望看到众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许博士这么解释他的新公民运动理念：“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变革需要体制外的理性建设性的推动力，我一直在想健康理性的力量以什么的方式团结起来，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共同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公民。他背后蕴藏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责任等一系列现代要素。我们还需要一套理念永远告别打倒推翻等专制化 理念，自由、公义、爱是一个到位的理念，意味着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有了这个共同的身份和理念接下来是如何推广如何唤起更多的健康理性的团结推动社会进 步。公民聚餐是一种方式，大家在吃饭中关心时政共同探讨如何维护公民权利推动社会变革，并且在探讨中逐渐养成讲规则的习惯，我自己给公民群体的定位是公权 力的监督者，民主法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中国社会变革的理性建设性力量。我希望这个时代有这种健康力量成长的空间，我个人一直怀着善意，从不排斥体 制，希望和所有对这个国家负责任的中国人一道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具体方式方法我一直愿意听取各方建议，希望能够和平理性推动社会进步”。
对他的理念，警方不以为然：你错在错在表面上你的理想是正义的，但是，实际上你在社会上的言行非正义，在你组织和策动下形成的一系列扰乱公共场所 秩序，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严重破坏了市民的正常生活，给社会安定造成了很多隐患。你曾经制作过100多条横幅，散发过上万张传单，闭幕式串联辆数十个城 市，呼吁这些城市上街打横幅，试想如果全国各地均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种混乱程度造成的社会影响得多大?即便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贫富不均等等的社 会矛盾，而我们国家在社会进步特殊阶段希望与现实差距更明显，矛盾更多，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所有问题，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社会矛盾依然存 在，无休止的以社会存在的某一问题做文章，表面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实际是在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看到的可能只是片面，许志永你不是一 个人，你的文章也好，你的言行也好，你的公民组织你的同城饭醉平台逐渐在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社会安定没有一个良好的保障。
许博士回答：“我会不断听取建议修正自己的言行，但我必须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我的行为和我倡导的行为只是公民的言论表达，不构成犯罪。尽管如此我愿 意考虑中国现体制的承受力对自己的行为反省并作调整，我会继续努力以理性建设性的方式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许博士以教育平权为例解释他们的温和立场： 我只是尽我自己的能力一再地告诫大家千万不要有过激行为，一旦有过激行为有人被抓了其他人都会害怕或失望，这个团队也会散掉。温和理性的理念是几乎我每一 次和大家吃饭时谈的主题，这个群体能够存在三年，和我们整体上温和理性的立场是有关的。
警方仍不满意：实际上你在推动教育平权的过程中媒体呼吁、网络签名已经制造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什么还要聚焦上访？答：媒体和网络的舆论压力是不够 的，用聚集上访这种方式实际上是给维稳部门施加压力，当下的体制最在乎维稳，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用这种给维稳部门施加压力的方式来迫使教育部门出台政策。 当然这个思路是一把双刃剑，对我们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我本人以及积极参与的家长都冒着一定风险，当然社会秩序也冒着一定风险。我只能在召 集大家聚集的同时劝告大家温和理性，尽量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走出一条路来。
正是他以上几句话，被公诉人和一审法院认定他明知自己组织的街头活动有导致社会秩序失控的危险而有意为之，因此具备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主观故意。
警方指责：既然1.27朝阳公园打条幅事件被警方阻拦，之后你为什么没有明确公开表态制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以至于后来3.31西单打条幅事件 中事态升级，袁冬等人公然暴力抗法？许博士回答：我认同打条幅的方式，我只是反对与警方发生冲撞。在警方阻拦的情况下仍然去打条幅，这种做法我提出过反对 意见。事后，我有可能私下里提醒过大家，当有警方阻拦的时候不要强行去做什么事，但我不方便公开批评他们，因为打条幅是公民的言论自由。
警方继续指责：我们说腐败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腐败是个人的劣根性，是个人极端自私造成的。我们党始终在大力的进行反贪污的工作，近期的几个案 件对部级以上的高官进行审判，已经向社会明示了我党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而你在文章里大力宣扬的内容是因为共产党执政造成的腐败，首先这种理论并不成立， 其次，这种理论混淆视听误导群众，你并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你形成的一些文字并不真实。博士答：我文章里从来没有说过是共产党执政导致腐败，我的观点是缺乏 民主法治导致腐败。中国人有责任认真思考怎样建立真正的科学的民主的法治制度。我尊重历史形成的现在执政党地位，因为变革需要秩序，但是中国的方向不可能 背弃人类文明普遍的潮流。
警方开始攻击参加新公民运动的有不少访民，靠这些人无法实现许博士的目的：通过我们的工作，就目前了解到愿意参加公民聚餐的这些人我们没有看到大 部分人具有自我约束的环境。我们看到有些人个人信誉不高，有些人有过违法犯罪的前科，更有些人尤其是访民群体为了达到个人诉求借助同城聚餐这个平台对社会 发泄不满。事实上你推广的同城聚餐的方式到后期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社会表达不满情绪，对政府肆意指责。也就是说你这个群体在没有良好约束的环境下，怎么 能达到一个美好目的的追求？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接触，你很少去了解或者关注社会主流人群的需求，你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上访群体仇视社会的人员当中，我想长 期的一个人处在负责情绪的影响下你已经固定了一种思维方式，你不是积极地去了解社会主流人员的一些需求，相反你更多的是排斥。那么就访民群体和仇视社会的 人员以他们的生活现状去要求他们更理性平和的做一件事，这种说法本身就不理性，这点我希望你认真反思。
博士回答：我也不希望看到聚餐的人群激进化的倾向。客观的说，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群参与公民聚餐较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公民运动承受的巨大压力，作为一个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通常冒险推动社会进步的勇气也就少一些。
处在不同位置的人，通过不同角度看我们的社会观点可能会有很大分歧，我会时常反省自己我也希望体制内的人也要时常反省。其实你们也不应该把访民群 体看成这个社会的另类，如果说把上访看成我们社会的病症的话，其实病根是普遍的不公正或者说相当普遍的不公正，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存在是我们社会病的象征。
很多的公民聚餐我没有参与，我知道有一些访民怀有激烈的情绪，但我还是尽量的努力影响他们。我也曾经当面给一个人谈过我认为他的观点太激烈了，请 他不要参加我们的聚餐，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刚一开始而且又没有任何边界门槛，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有一定的空间我想这些问题可以逐步解决。我一直希望 这个群体的定位是当地政府可接受的监督者和改革的推动者。
警方继续攻击“公民”是一个非法组织：你从来没有承认过公民就是公盟？你不承认有组织结构，但是你们确实是一个组织形式，事实上你是在操作这个事 情，我拿到的证据足以证实，所以我希望你许志永不要总拿一句“涉及别人不方便讲”敷衍狡辩，我希望你拿出实实在在的态度解决问题。博士答：我已经说的很清 楚了，公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组织，公民是一个团队，一个群体。警方大怒：公民是不是组织不需要我们判断，你只是不把它说成组织，事实上你这个组织有上层 人员，有固定办公地点，有机构，有财务，有纲领有目的，对每一个活动都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对每一个活动的细节都是有规划的，你这是一个非法的组织，不要用 这种伪善的态度来掩盖你真实的目的，你这个组织吸收了大量对社会现状有不满情绪、甚至有违法行为的人，这里显示了你险恶的心态，这不是阳光这是极端的卑 劣，我希望你看清事实，端正态度，接受法律的处理，改变个人不当的思维和言行，做一个合法、守法的人。
博士也很愤怒：我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公民，珍惜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每个人可以选择和其他公民一起努力推动社会进步，也 可以选择独自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我反对建立一个有等级的有领导的有固定身份制度的所谓组织，公民群体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组织，我之所以反对公民组 织这个概念是为了避免你们心中的那种等级森严，有领导有下属的所谓组织，玷污了公民群体追求的理想。今天愿意做公民的中国人也许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我希 望文化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中国人更多的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做堂堂正正的公民，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你用险恶卑劣的词形容许志永我对你深表 同情。
接下来，他解释了为什么公民不是组织：作为一种健康力量的联合模式，我们称公民为团队和群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它很松散，也 没有边界，是一个共同理念的自发群体。原来有一个公盟理事会，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概2011年，但是2009年到2011年期间也动作得不像2009年 之前那么规范，2012年之后，就我个人而言，理念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我主张公民成为一个广泛参与的自发的群体，在共同的民主法治理念的倡导下，各 地公民自发参与、自治做事。围绕着具体的项目，自然会形成工作团队，但是不再有一个统一的决策层，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去号令别人。我的工作也主要变成新公民 运动的理念倡导，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也基本是近期以来的工作状态。比如：教育平权有一个工作团队在努力，财产公示形成一个工作团队在努力，公义基金我正想 努力规范化，宣布成立个理事会，但还没有起作用。公民群体没有层级，没有固定的成员，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议题，也都可以和别人形成一个工作团队，公民之间彼 此相互协助，这是我希望推动的做事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称公民为一个群体或团队，而不是一个组织，这是我大概的基本的理念。
我的理念是这样的：公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紧密发展组织，而是一个理念共同体，没有层级，只有为做某个具体事情而形成的志愿团队。这种完全松散 的、开放的公民互助型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体，是我理想的公民群体成长的模式。“公民聚餐”只是搭建一个最基础的平台，聚餐过程中大家按照民主规则发言， 提出议题，并决定做什么议题。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议题，该议题如果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就可以组建一个工作团队。这个群体没有固定的中心，决策层、领导等等， 我一直主张在做具体事情的过程中，聚起越来越多的相同理念的公民。
教育平权相当于发现了一个新的模式，2009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就有家长找过我，年底我把找过我的最初的几位家长召集起来，大家讨论决定从小升初 开始做起。我们把家长及志愿都召集起来，由大家集体决定具体的行动，包括资金募集。我在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顾问的角色，日常的事务不参与，主要是调解他们 的矛盾和纠纷。指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负责研究报告的起草。这种模式跟我们原来的公盟模式有很大不同，原来我们组建一个小团队直接推动工作，到教育平权就 变成了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理念的倡导，具体工作由当事人自己推动。到财产公示这个项目，就是一个更加典型的议题为中心的模式，有人提议做这个事情，然后为此 事组建工作团队，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协助者。当然我也尽力去支持这件事情。这些模式的逐渐变化，让我想到了一个开放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模式。
在我的印象里，财产公示就没有阶段之分，整个活动就围绕着如何扩大征集签名，签名数量很少，我主张“快闪”的模式扩大影响，就是打条幅拍照上网。 至于西单的演讲我后来了解到是一个意外，应该是在一次聚餐中大家讨论决定的，具体的我没参与，也不太清楚。朝阳公园的事我事先知道，我记得当天我好像阻止 过，细节我不在清楚，因为我反对跟警方直接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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