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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一代辛勤的园丁，今天深夜啊灯光仍在亮。
呕心沥血您在写教材，高大的身影映在你窗上。
新长征路上老师立新功，一群群接班人茁壮成长。
肩负祖国希望奔向四方，你总是含泪深情凝望。
啊！每当想起你，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热流心中激荡。
应当说这首歌无论从内涵、旋律还是用辞方面来说，都是一首不可多得、感人至深的好歌。在我的学生时代，每当我唱到这首歌时，我都会禁不住想起从小到大我遇到的那一个个辛勤、慈祥的老师们面容，都禁不住会热泪盈眶。当时的老师确实是可敬的，无论多么微薄的工资，他们都没有忘记作为一个教师教书育人的天职。可能那时的老师在学历、文凭、教学方法上不如现在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发自内心的敬业精神却值得我永远怀念。特别是我高三时候的班主任，他虽然因先天性残疾脊柱扭曲而身高不足一米五零，虽然他只有中专学历，虽然他当时一个月只领一百来块的工资，却每天清晨五点钟到校，晚上十点钟才回家。在他严父般的关怀下，我们这个二流学校的文科班有四分之三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我永远忘不了当我领到通知书后去看望他时，老师那疲惫而自豪的微笑——这样的老师，我终生感激，终生难忘！
而今天，相当多的老师们，特别是高校教师、大中城市的中小学教师们确实已经与贫困告别了。然而，同时与他们告别的，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师道尊严”。二○○一年，沈阳市民对各行各业进行评议，中小学行风倒数第一。这一结果使全社会大为吃惊和震撼。但只要对教育界现状有所观察和了解，对此不应感到意外。由于我已经有八年没有与学校打过什么交道了，对这些年来学校的腐败情况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因此，为了保证本文的严肃性和可信度，我不用道听途说来的东西作证据，而是借用西南民族学院伦理学副教授萧雪慧女士写的一篇《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中国的教育政策》一文来看看现在教师的社会形象。该文写道：
※从80年代中后期，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学校和教师自贬尊严、自毁职业信誉的情况便已非个别，到90年代则相当普遍。突出者一是敛财手段无奇不有、层出不穷，令学生家长不堪应付：利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学校之间教学质量及条件差别巨大，在“小升初”“初升高”时以黑箱操作的电脑派位为高收费打下伏笔；孩子就读后，学校公开地开价索要，教师私下以种种名目通过孩子向其父母“索贡”，把有权的家长派上特别用场，利用手中打分权、评“三好”以及推荐保送时的决定权甚至安排教室座位之权引家长来“勾兑”；还有诸如强制性保险、商品推销之类敛财名目。很少油水可榨的农村学生则经常遭遇各式各样的摊派，完不成摊派被赶出校门是常有的事；上级派给学校、学校又摊到孩子头上的乱收费逼死学童的惨剧也不时发生。在钱的问题上，学校无道，教师无行，已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二是应试教育下，一些学校为保升学率而违背职业道德，不惜弄虚作假，不惜摧残学生身心健康。对成绩欠佳的学生施加精神压力，最骇人听闻的是与医院勾结给一些学生贴上“弱智”标签，使他们备受伤害、歧视和摧残。有的孩子甚至被逼出神经分裂症而毁了一生。中小学校本应是庇护和培育人类生命种子的地方，却为了钱、为了与钱和名密切相关的升学率或学校座次罔顾道德，既对孩子的心灵胡涂乱抹又使许多孩子受到严重伤害，让他们过早接触了社会关系中最令人寒心的一面和社会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而且这种体验直接得自有责任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判断力并对社会不良现象保持警惕的学校和教师。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有这样的体验，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明朗，很难不把污浊当作世界的底色。不幸的是，不是少数学生有这类体验。更不幸的是，凡事勾兑、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个够（哪怕班干部那点小小的权）这类腐败性的行为方式已经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中小学生中。
平心而论，当中小学的行风在80年代已经大受非议时，大学还算守得住阵脚，至少还很少有为敛财而爆出的丑闻。然而为时并不久。一旦多种诱发腐败的因素与大学固有的问题纠结在一起，大学腐败便一发不可收拾。其中，某些类型的腐败早就存在，譬如抄袭、剽窃之风，虽说近年来才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是对大学做意识形态和政治性定位的必然产物。因为相应于这种定位的是不容忍创新却纵容复制的反常体制，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是鼓励抄袭和剽窃的。保持独立思考的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并不断招致整肃和打击的处境是一种逆向示范，使教师们安于充当思想懒汉和鹦鹉学舌的角色。当创新得到一定程度鼓励之后，许多人已是积习难改。近十来年，置身于多种诱惑之中的知识界人心浮躁，少有人坐得住学术冷板凳，很多人在物欲和名利欲的双重驱动下走抄袭剽窃的捷径几乎势所必然，而且对于习惯了以复制或重复为常态的体制的人来说，这条路可谓轻车熟路。如是，近些年此类丑闻层出不穷也就毫不奇怪。不过，说这一问题是体制性的不光因其多发性，还因为行此苟且之事的人劣行败露后如果地位显赫、在现体制占据要津，总会受到有组织的保护。几年前某名校学官剽窃老外事发后地位纹丝不动便是证明。
但高校大规模的腐败始于滥评职称，尤其是给行政干部评职称。90年来以来官员权力趋于失控。随着权力扩张，野心也大大膨胀，什么都想弄到手，官本位的体制则让有非分欲念的官员总有办法满足自己。给行政干部评职称作为90年代一大发明和世界一绝，正是这种情况恶性发展的结果，也是高校大规模腐败的开端。再有钱和关系网的因素加入进来形成以权力为主导的合力，教授资格评审这一不被商业化浪潮侵蚀和权力侵扰的净土便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其后出现的大办研究生班，滥授学位、滥发文凭不过是滥评职称的延伸。在满天飞的博士、教授头衔之下是成批的冒牌货。这类冒牌货的大量出现扰乱了学术秩序，导致了学术层次的混乱；而大学趋权趋钱乱评职称滥发文凭则使大学颜面尽失。
当大学腐败已呈蔓延之势时，90年代末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更是进一步释放出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育的深度腐败。以涨价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化”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这一方略被大学加以发挥，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便成奇货可居的紧俏商品。如果说以五花八门的手段借这“紧俏商品”敛财牟利是产业化释放出来的最显眼的腐败，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更深刻的教育腐败是教育背离民主化国际潮流，使接受高等教育、扩大生活的选择机会越来越远离贫者。诚然，实施教育产业化有着促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大学进行改革的初衷和解决大学经费不足的合理考虑，但既缺乏明晰、健康的大学理念的指导，又不触动产生种种痼疾的现有大学体制，这种体制使大学在该自主时不自主、不该自主之处又太自由，尤其对学官们在校内如何用权毫无制约，这使得现有大学体制具有把任何改革新举措变成腐败新渠道的趋势，更何况教育产业化作为改革举措是否合宜还大成问题。在教育腐败上，大学后来居上，成了重灾区，而且即使就整个社会范围看也算得上重灾区。
谈及教育腐败，还有一个未引起足够注意但危害不小的方面，这就是教育行政机构扮演的角色。这一机构的官僚化以及它所体现的官本位就不说了，只就腐败角度谈它的滥用职权。90年代中期就有对教育经费的审计结果表明，掌握着地方教育经费分配权的教委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均占用经费远高于一线教师；在大兴校园经商热中，不少地方教委强行出租甚至出售中小学校地皮给公司，以从中牟利；与不法商人勾结，以行政命令强迫中小学在学生中高价推销各种劣质教参、劣质食品，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最近甚至爆出某文教局抢走资助贫困地区小学的电脑的丑闻……如此等等。这些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自身腐败的同时也对其统辖下的学校的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但最令人怀疑这机构存在的合理性的是其在审批民间办学时的双重标准。近些年那些不断引起家长控告的诈骗性高收费私立学校，几乎无一不是由教委批准正式挂牌招生的；而农民工自办的打工者子弟学校至今未闻有哪一所能从教委领取“准生证”，声称“没有义务解决……”的教育行政机构为这类解困学校做的事是以校舍、设施、教学质量不合格为借口进行围追堵截。权力异化至此，要这机构何用？
90年代教育问题多多，而上述种种严重问题遗留给了21世纪，且有发展之势。其中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是根本性的。相对而言，教育不公和腐败问题具有派生性。但派生性丝毫不意味着次要性。在我看来，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教育不公。几年前曾提出，教育排斥使社会分裂出两个智力、处境、地位天壤之别且彼此难以沟通的阶层，这将形成随时引发社会动荡或其他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原因5.如今这已是现实。我国基尼系数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而且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我国的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与城乡、地域、行业有很高相关性。我认为，这不正常的高相关性与教育对底层的排斥关系甚大。鉴于发展教育在培养公民社会、缓解社会冲突和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上的重要性，我国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现行教育政策。※
萧雪慧副教授作为伦理学的专门研究者，其引用的事例均应当是可靠的。她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教育界现状，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闻所未闻”。不仅是研究者们如是说，社会上普遍对教育腐败感到厌恶。前不久我获知了一首目前流行的民谣《新“四害”》，里面是这样说的：“公检法，国地税，老师医生，黑社会”。而另一首民谣则说“黑蛇（警察），白蛇（医生），眼镜蛇（老师）”。昔日被誉为“园丁”、“人类灵魂工程师”、“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的教师，竟然被群众列入“四害”之列，比喻成狠毒可怖的“眼镜蛇”，可见群众对目前教育行业的腐败究竟有多么不满。“教育产业化”把心灵纯洁、无私奉献的教师变成一群贪得无厌、寡廉鲜耻的奸商，实在是民族之不幸，教育之悲哀，国家之灾难！
六、当政府逃避职责
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之所以成为一项政策，除去失德的教师、“无心”的经济学家的鼓噪之外，政府某些部门某些领导也难咎其责。事实上，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假如政府不对某项政策首肯，无论这项政策再怎么符合民意、再怎么顺应潮流、再怎么呼之欲出，也是万万不可行的。相反，任何一项违背民意甚至祸国殃民的政策，只要领导点头政府同意，就能立即付诸实施。多少年来，为了体现“政绩”、获得上司赏识以获得升迁，很多政府官员施政时只看上面眼色行事，不为百姓着想，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个至今仍然实行干部选拔制的国家里，自然是权势者自上而下地挑选自己的心腹和追随者，自上而下地授权，必然只会根据上级的个人喜好和一己私利而选定人选，必然会导致小宗派和阴谋诡计，也必然会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官官相护的现象；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群众负责，接受上级的监督而不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然视上级为上帝而视人民如草芥，必然只为上级服务而对只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一个空喊的口号而已。假如没有上级的首肯，再好、再有能力有思想有群众基础的官员，也是没有前途的。
这种体制决定了中国很多官员的行为必然是短期化、表面化、虚浮化的，好大喜功、贪大求洋，不脚踏实地做事成了官场一大风气。教育是一项长远的投资，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能够显现得出来的，而且教育的最终成就是抽象的，不是能够具体到“物”的成就。因此，和修广场大楼、建高速公路、兴办开发区等等行为比起来，投资教育对官员们自然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国民教育在五十多年时间里一直被放在无关紧要的位置。尽管有些领导人对教育做了这样那样的指示，有些甚至可以说得上精辟，但是其起到的实际作用，仍然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各级官员们口头上都说自己重视教育，要加大教育投入，可惜落到实处的是九牛一毛。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始终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上，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是如此。先看看改革前的情况：根据一份资料显示，从1952年到1980年，中国历年浪费掉的基建投资费用约为6000亿元，而用于教育的总投资仅为1000亿元，年均只有34亿元；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印度为20.8%（1969年），日本为22.3%（1975年），世界水平一般为 15～20%，而中国一直没有达到过10%（其中1971年只占4%，为世界倒数第一）。1976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在世界151个有统计资料的国家里占第149位（资料来源《高等教育学报》1985年第一期，第64页）。改革之前，除了五十年代前期教育一度出现过昙花一现的繁荣局面之外，从五十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教育一直处在极不正常的状态，学校被看作“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而成为历次运动的重灾区，很多知名学者、教授被划作“右派”而被肃整、迫害和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教育更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摧残，学校停课、教师被整、高考废除，“反潮流、交白卷”成了英雄，知识分子被当成“臭老九”，连算术都没有完全掌握的人被推荐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十年动乱，耽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造就了一大批缺乏理想、缺乏文化的“迷惘的一代”。
改革初期，随着高考的恢复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我国的教育事业又一度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十年代定格的应试教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政治狂热消除之后，拜金主义却又盛行起来，一切都在向钱看。与此同时，国家对教育“加大投入”，一直口惠而实不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造成了“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尴尬局面。很多本来优秀的人才，仅仅因为考试时发挥失常失掉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考分定乾坤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考试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是每况愈下、连年下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而实际情况是，这一比例连续下滑：1991年为2.85%，1992年为2.73%，1993、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6%，1996年为2.44%，1998年为2.55%，2001年则为2.3%。不对比就不知道差距在哪里，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以外，没有几个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象中国这么低——印度为3.2%（2001年），美国为5.3%（2001年），英国为6.9%（1999年），瑞典为8.7%（1999年）。目前，中国年度公共教育经费为1400亿人民币，约折合170亿美元，仅占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1500亿美元的1.5%；而中国现有学龄人口数量为2.14亿人，占全球教育总人口的22%。也就是说，中国用占世界1.5%的教育经费教育了占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这不知是该算作“奇迹”呢，还是政府的失职？（资料来源：《中国社会年报2000年版》，《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当代英国与瑞典的福利制度》，《中国教育概况》）
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造成教育经费极度短缺，严重影响了日常教育的维持和教育改革发展的进行。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公共教育经费，全国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为81元，小学生为28元，农村小学只有11元。一些地方，长期拖欠教师工资，很多地方学校教室还在用解放前的祠堂庙宇，危房普遍。常言道，堤外损失堤内补，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吝啬，导致学校难以维持起码的运转，只好走向乱收费、乱集资、拉赞助、搞产业化等邪路，颇有些“逼良为娼”的味道。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孟繁华教授认为：教育乱收费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关系极大。从我国教育投资实践看，较多时间存在着教育投资过少，教育事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严重失衡问题，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其次总体投资水平偏低，投资在地区间、城乡间差异过大，其根源是宏观投资决策问题。
可见，中国政府对目前教育存在的现状，与政府长期以来一贯对教育的漠视与失职有直接关系。虽然中国近些年来经济蓬勃发展，但教育事业却是极度落后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说，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因此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投资教育，但这种辩解经不住简单的推敲——首先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近10年来几乎一直稳居世界前列，GDP已与英国不相上下；其次是中国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和活动，例如申办奥运、主办APEC会议等，其场面之排场、规模之宏大，令世界为之瞩目；第三，中国各级官员们的座车，全都豪华无比，像桑塔那之类的普通轿车，连一个乡长都不愿意坐，各级政府机关大楼壮观巍峨，装修豪华现代；第四，前不久又传出国家将投资800亿人民币将京沪线改造成日本“新干线”的消息，预示着我国铁路运输即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以这样的经济实力，怎么一提到教育就哭穷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教育投入的欠缺，主要是中国税收负担不重。西方国家义务教育免费和高等教育价格低廉，主要来源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税收。可是，根据本人的了解，中国税收工作做得丝毫不比西方国家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无论是大企业还是路边摆地摊的小贩，无论是大城市的白领还是边远地区的农民，谁都逃不过税收的法网。甚至，中国的农民一生下来还在吃奶，就要缴纳“人头税”，一直到老死病死，无论有没有劳动能力都要交税。此外，中国农民无论种不种土特产，也都要交“特产税”。中国农民负担之重、企业负担之重，简直是举世无双——这样的沉重的负担，怎么还能叫“负担不重”呢？
中国税务负担之沉重，并非我一家之言。据《经济时报》载，美国《福布斯》月刊在对世界近30个国家税收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2002年法国税赋压力指数为181.2点，居世界各国之首，比利时以164.2点居第二，中国为154.5点居第四，以下分别为瑞典（149.3点）和意大利（147.5点）。德国和美国分列第15和第16位，英国居第18位。税赋指数是根据最高个人所得税、公司税、财产税、增值税和职工、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险税税率等一系列关键指标综合计算得出的。可见，中国的赋税负担不但是位居世界前列，而且比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实行全部教育免费的瑞典还要高。
高税收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高福利。中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社会保障投入等等一切事关老百姓福利的投入均属世界末流。那么，老百姓的钱究竟到哪里去了？熟悉我国财政状况的人都应当对这个词不陌生——“吃饭财政”。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钱都被用做“吃饭”了。当然，不是老百姓吃了，而是多达四、五千万的各级“公仆”吃掉了。我国拥有世界各国都罕见的五级办行政体系，除去村级之外的每一个级别又都有“五大班子”。这四、五千万官僚队伍编制不仅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而且相对数量也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据统计，目前我国平均每28个老百姓就要负担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在日本则是300人负担一个，美国是200人负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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