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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两个意思，一是哲学意义上的对必然的认识，一是法律意义上的做法律所允许做的事情。盂德斯鸠认为法的精神实际上与客观规律即必然一致，而我们历来对法的精神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我认为，法律的任务确三点，第一，根据人们所认识与掌握的客观规律来确立人们行为的合理限度；第二，法律根据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来确定社会利益的分配；第三，在必然规律与利害冲突之间进行权衡，建立可行的秩序。法律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同时又要反映社会带有倾向性的愿望，寻求各种利益冲突之间的平衡点。这样，法律便要求，第一，必须要有学术自由，只有这样才可以认识客观规律；第二，必须要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可以弄清各种社会利益；第三，要有民主集中制。
杨百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言论自由如从理论上讲，胡平是充分的。如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讲，胡平的文章还有一些缺陷。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身自由。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即使在法律条文上写了言论自由，实际社会生活中也不能实现。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一些前提。从价直判断上说，言论自由是好的，是有意义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东西。人们在考虑言论的时候，并不是犯不犯法，而是对自己的利益有没有重大的影响。胡平的言论自由似乎较多指议政的自由，但老百姓讨论的是日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更重要的是解决公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即人身自由的问题，这就要求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我认为，对广大的公众来说，首先要解决他们受权力的控制。说言论自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起点可以，但并不是唯一的起点，言论自由的实现要与其它相配合。
政治公开，应看作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内容。否则公民无法议政。而我国的政治历来是幕后的，例如五八年反彭德怀，老百姓也反他，而他实际上是替老百姓说话。在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只能依自己的一孔之见相互争辩，所以公民的知情权是很重要的。
吴知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我想补充一点，一些人说胡平的文章很象启蒙学者的著述，我听了很不舒服。我以为胡平的文章很适合中国的国情，抓住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在行文上很“俗”，理论上又十分严谨，是有独特的贡献的。另外，它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是联系很紧的，这又是不同的一点。
改革相当迫切的一个问题，是要研究一下改革学，言论自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但所谓“支撑点”、“突破口”等等，恐怕未必。有言论自由，达到理想政治的状态，固然是好的。但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政治能否好一点，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取哪一个好?从可行的角度看，把言论自由作一个大的原则来实行是有问题的，有理解上的，有实力上的，有技术方面的。有人理解了，但他还有别的选择，这不是一个一元指标。从政治上来考虑，谁有实力，就按谁的办，没有实力的话，不一定合适。任何政府都追求政治上的安定，因此大面积的推广也应考虑种种其它因素。
(本文整理及责任编辑 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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