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中国道路（2）- -政治优势？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17 日 由 陈向阳

为什么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宣称，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对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西方世界胜利空前，环视天下已无敌手。最自信的西方学者说，历史结束了，因为已经看到了结局：“万川归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或已经、或正在、或将要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将要统一了，统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来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个挑战西方自信的是911。尽管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在战略层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对于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树，不足惧。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韬光养晦的中国突然站了起来。西方这才发现：在原以为走不通的路上，中国已经走出了很远。已经自信到不再“先做不说”，而打出了“中国道路”的大旗。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种专制制度的国家特别被中国道路吸引。

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之间，不同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竞争。如果中国成为经济竞争的胜者，对于“西方道路”意味着什么？西方不能不忧虑。

也许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也许真要崩溃了。也许不崩溃，但是大减速，成为不了最终的胜者。也许中国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终归并到“西方道路”里来。看上去，中国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驰，也许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说到中国的未来总离不开“也许”，因为未来的中国是个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猜不准的大迷。这里不想猜谜，而是看一看中国的“过去之谜”，为什么能在被认为无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么远，还那么快。若能解开这个谜，多少也能看出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过去之谜可以分解为许多小一些的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优势？

此处的重点不是“道德评判”，也没必要，早已有定论。比如，中国的一些巨型工程动不动就搬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这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迁者并不情愿，只是无奈服从。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各种手段的“动员”，甚至有暴力拆迁。中国近年来大部分的上访和“群体事件”都和强迫拆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能够拆迁百万人口，西方国家却做不到。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相对西方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确实可以算作一种优势。此处道德层面的高下是明摆着的，暂且放到一边，只看中国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是否有优势。

中国政府有“超常规行事”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可以“违法行事”、“违宪行事”。比如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改革成功经验。但凭什么圈起一片地，里面就实行不同的法规？就得到其他地区没有的资金补贴和政策优惠？还有，宪法说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你怎么就一步一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违法违宪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国，只要权力核心的几个人、几十个人作了决定就能干。没有什么法律壁垒，没有议会之类的“权力制约”。

超常规行事的能力显然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相关。笼统地说，整个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超常规行事。邓小平一个“不争论”就把反对派推倒了一边，“先干起来再说”。如果必须先扫清法律和宪法的“障碍”，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再行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细处说则有无数实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脱困的招数之一是发股上市，拿老百姓手里的钱给国企“输血”。但许多国企亏损累累，银行也坏帐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条件，怎么办？结果来了个“剥离坏账”“剥离亏损”，国家把坏账和亏损兜起来，于是那些国企光鲜上市了，滚滚金钱流进，解了困，度过了难关。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可能么？

还有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超常规”。当全国还普遍贫穷时，政府就能长远布局，开展基建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还把一个小村庄神速地建成现代化大城市（深圳），这对其他地区显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裤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只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裤子”，无权干涉老百姓的“裤子”。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可以把老百姓的“裤子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有读者早就憋不住了：什么“超常规行事”？不就是独断专权，无法无天么？毛泽东当年不就“超常规”地发动了文革，搞了大跃进？确实如此。暂且不谈这个，还接着看专制体制是否有经济优势。

在专制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还有许多实例。比如国企改制取得了活力，但下岗职工被牺牲了。农民工的各种福利、社会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牺牲，换来了许多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更有各地普遍牺牲环境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凭什么要一部分人“牺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输。新闻里有：在西方国家，想建个垃圾场，建个机场（有噪音），建个监狱，却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级政府就没辙。

还有：专制体制可以快速决策，快速反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决策有时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铁路的事至少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经济学家，环保组织，各级政府讨论来讨论去，到现在也定不下来。中国那边却说干就干，已经一万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国高铁网了。

有人会说，慢的你怎么不说呀？审批个项目到处跑，要盖一百多个公章的事中国也不少啊。再说，几个人脑袋一热就作决断，也许快了，但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错。确实如此，也暂且压下，接着看。

专制下的中国政局相当稳定。而且最高权力核心持续的时间长，有利于进行经济的长远规划和布局。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的轮换过于频繁，不利于作长远规划。尤其西方的政党为了上台会竞相作出各种许诺，过多地增加眼前的社会福利，以至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

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非常大。负面作用当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和国企担保，以至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也极少发生银行倒闭和挤兑的事件。

也许还可以列出更多的“优势”。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优势”都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因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双刃剑。比如，“超常规行事”可以行损害经济之事，“牺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为自己和特权阶层牟利，“迅速决策”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上面所说的专制体制的特点既可能有利于经济，也可能伤害经济，造成灾难。只有从上到下决策正确、行动正确（这里的“正确”仅从经济层面判断），所谓“优势”才是优势。不然的话，不仅不是优势，还是劣势。

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谓“政治优势”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现了它的劣势。文革、大跃进、大饥荒都发生在那时。

说到这里，原来那个问题：中国专制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具有优势，已经应当改变，变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三十年里，“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说详细点：

1、 后三十年里，依然在专制体制下，为什么没有发生由政治层面导致的重大经济灾难，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跃进？

2、 专制体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词，政府主导和干预经济早已被认为有巨大负面作用，专制体制更缺少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制条件，为什么这些却没能阻挡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显然这问题决不简单。许多人给出过多种解释。简短地说，几乎所有解释都包含了中国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巨大区别。虽然一党专制依然一脉相承，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后三十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从指导思想到行政实践，从领导核心到各级干部，不仅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时代也极为不同。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