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坡  

　　 【前注】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一

　　 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毛林四十余年亲密合作的正式终结。与十一前的那次会议一样，开始也有点神仙会的气氛。全会召开前的常委会，五个常委除毛外均赞成设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一元化。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坚持宪法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坚持毛任国家主席以确立其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以此为“宪法的灵魂”，坚持毛的天才论及毛思想作为全国人民指导思想。林讲到体制功能的一段话较经典：“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那么，林指的什么风呢？据知情人回忆，林的讲话是与毛商量过的，毛讲不要点名。林讲完，掌声雷动，许世友陈锡联跑去与林握手，康生接着讲，他完全赞成林讲话并说：“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是国家主席讨论中难一可见的荐林为国家主席公开发言。经吴法宪提议，全会收听林讲话录音，分组讨论林讲话。当夜，陈伯达编出恩列毛林论天才的语录，次日交会议秘书处打印。风暴酝酿在讨论林讲话的过程中。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二

　　 林讲话对张春桥是震慑但未指名，经过叶群警示“陆定一式人物”的传话，陈、吴、李、邱在小组发言中暗示有人反毛林，反八届十一中决议，反毛是天才并把这股风往下吹。华北组汪东兴一马当先，坚决主张恢复国家主席设置，暗示有人反毛，称“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陈伯达讲有人贬低毛思想，有人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汪、陈的发言作为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简报称要把反毛天才的坏蛋反革命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刀万剐。这个简报点燃了过敏的政治神经。二百多与会者纷纷发言写信，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邓颖超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汪东兴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许世友说：“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致信毛林，要求毛当国家主席。许提议把张春桥等下放农村劳改三年。陈云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一定要参加。”陈毅说：“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林的讲话，经叶群的引导，陈、汪的解释发挥，变成二百多中共要员讨伐张江的动员令，达到了清君侧的策略效应，对毛重用张甚至培养其为接班人是一种中流阻击，曲折地表达了文革中受冲击打压的老干部对中央文革的愤怒与敌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三

　　 毛林国家主席之争是烟幕，捍卫还是动摇接班人地位才是本质，两班人马、两个阵营，较文革初更加壁垒分明。如果说，文革发动前后的两个司令部是毛亲手划定，那么，庐山博击的文革派与军队派则更似运动形成。而林，更似是被毛刺激出洞，如高文谦所言为捍卫九大确立的接班人地位与受屈的个人尊严以惯用的高举造神方式奋力清君侧，其忠实嫡系(双红二)紧紧追随，四面出击，多方响应，大笔杆子陈伯达与近卫军总头领汪东兴做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急先锋，意外地把大多数文革中蒙冤受屈被边缘的元勋重臣都动员起来集体在拥护林副主席的名义下起哄，实为发泄对张江的中央文革势力的不滿，以改变毛的偏宠。陈伯达因嫉恨张江而主动为林出谋划策全力配合以夺回其党内首席理论家的席位。汪在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的怪异表演实为可疑，检查后一如既往为毛信用也不寻常，值得专门探究。黄吴叶李邱作为反张江的林系人员罕有的联合互动在共产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亦是不常见的，“党内有派”？双方互指对方有宗派活动，在毛的旗帜下如地方两派一样明争暗斗，这是四年文革后党内出现的新气象。文革前的刘邓时代似无明显的派系活动。由此而言，文革开始蕴育其掘墓人。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四

　　 8月25日，毛听了江张姚会议讨论情况的紧急汇报，立即找汪谈话，对其告诫，又分別与林周陈康单独谈话，迅雷不及掩耳反击，召集常委扩大会，怒斥陈伯达搞突然袭击，声称“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以其惯用的泼皮语言警告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议”。毛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吴汪等检查。林告吴不必检讨。局势骤变。毛抓住陈伯达不放，26日严厉批陈，31日批陈所编恩列毛天才语录，其中有“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诛心之语，讽刺陈为“天才理论家”，对林笼络，专门攻陈。并于9月1日将批陈批语加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9月4日，毛在常委扩大会上揭发陈是“托派、叛徒”，追随王明反共。9月6日，毛在闭幕会上讲要读马列，指陈为“黑秀才”，决定对陈立案审查。毛委托叶剑英具体负责陈案，调查陈的历史问题。毛“剪相侧”一举成功。毛保张，因为张体现了他的意图，是坚定的文革派造反派。文革后宋平说，毛是最大的造反派。庐山雾散，服务员打扫会场时，检到“打倒张春桥一一几个中央委员”的纸条送周。林下山时对黄吴李邱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最多是彭德怀第二。 庐山的事未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五

　　 庐山会后，毛继续批陈，在北京对陈先瑞、吴德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把自己与林比作对立的两条船，名为批陈，实为对林。毛把汪检讨的批件批给林，要黄吴李邱书面检讨，并决定在全党全军开展批陈整风，称陈为“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70年9月，毛决定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参加重大政策研究。11月，毛决定设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康生，组员江张姚纪登奎李德生，康自九届二中全会后称病不出，江张主持，该组权力集中广泛，统管组织宣传党校等党务。与军委办事组、国务院业务组鼎足而立。70年底华北会议毛改组北京军区。毛指陈为华北的太上皇，免去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毛称为挖林的墙角，其中李郑与林陈无特殊关系。71年2月，毛远新亮相，指“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俨然毛的代言人。71年4月，毛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后称为“掺沙子”。对吴、叶的检查，毛加入尖刻的批语，冷嘲热讽，旁敲测击，如在叶群检讨上批“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后来又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令林难堪，意在逼林检讨。林沉默以对，死不检讨，为毛时代的又一个异数。因为林深知刘、彭的结局，检讨了也是死路一条，反而被毛抓住把柄，自取其辱。前有林彪，后有赵紫阳，都是中共高层不检讨不认错的异类。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六

　　 庐山会议甫过，毛通过一系列密集的人事调整与批陈政治造势，改变九大的组织格局，削弱林黄掌控的部门与权威，以批陈不力屡批黄吴叶李邱，并在对外谈话与批示中指责林对毛的颂词，如四个伟大，这些颂词曾是毛发动文革时乐于纳受而且认为有必要的。到71年4月，周代表毛宣布黄吴叶李犯了方向路线宗派主义错误，追随陈伯达的分裂路线。党内七大以后惯例，凡不同于毛者为分裂。毛怎样违背众意都是反潮流的正确路线。批陈实质上是批林。对林的进逼在8月南巡中图穷匕现。毛说：陈伯达后面还有人，“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林不开口，黄吴李邱不会开口的，其纲领是设国家主席，是天才，林要负责任，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南巡讲话毛把林看作彭、刘。林获悉毛南巡讲话后，不甘于刘、彭下场，小杖则受，大杖则走，9月13日携叶群林立果乘空军256专机出逃苏蒙，坠亡于蒙古国溫都尔汗。九十年代我翻过一册军方刊印的十大元帅画册，最后一幅是一代战将折戟沉沙尸横异域的照片，心生凄恻。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七

　　 林彪被逼出走苏蒙的九一三事件举世惊骇，对文革期间高度政治化的党政军民学是天降霹雳，长久地震荡着人们的灵魂，确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再愚钝的头脑也开始思考文革的问题。文革的凯旋仅仅两年，九大确立的接班人成为反毛的政变领袖。关于林彪出走的疑惑甚多，传闻甚多，李作鹏甚至讲是故意放走的。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9月29日，毛决定收捕黄吴李邱，军委日常工作由叶主持。随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10月3日，决定成立周恩来负责的林陈反党集团的中央专案组，纪登奎汪东兴具体负责。林案被定为组织谋杀毛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定性最严重的案件。疏理审核公开公布的全部文件，林叶黄吴李邱无确凿证据证明参与了谋刺毛的行动，有无谋刺计划亦不可知。据传黄曾封锁毛批陈指示，念过一首唐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林立果的所谓小舰队确有批毛害毛的私下议论与设想，但似未有实际作为，也无周密计划，其价值最大的，是被毛钦定为反革命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这是一份难得的思想文献。李慎之生前对我讲，对毛的批判迄今未超过纪要。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八

　　 “571工程”纪要是在北京空军学院林立果等人活动的一座小楼里搜到的于新野记录在活页纸上的林立果周宇弛等人的桌边谈话，这些记录估计非一次两次，而是多次谈话的笔记。据说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形成的。林彪事件后，林案的相关人员对这些记录作了选择性整理，作为林彪的罪状和林彪的反革命纲要，毛决定将其印发各大军区和各省委常委，后作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附件印发全党，以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充分认识林彪反毛的两面派本质。没有证据表明林彪参与或知道这个纪要，更无黄吴李邱知道这个纪要的确切证据。合理的推测是，纪要是以林立果为中心的调研小组自由讨论的记录，反映了他们这些青年军官的政治分析与思想动态，也包括一些救弊治国的一些主张。其中是否有林彪思想的影响，难以断定。如果说，毛刘之争还声势浩大地批判了几年“黑六论”，有理论论争的意味，但毛林之争毛公之众的是林的阴谋诡计，如利用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抢班夺权，及叛国卖国云云，后来周批“空洞极端形式主义”极左思潮，为毛扼制，指林形左实右，“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那么，这份林立果思想的纪要却有了特殊价值，迄今仍是一份珍贵的政治思想文献。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十九

　　 那么，林立果的纪要是如何看待与评估毛时代的社会状況呢？纪要称：“十多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十多年，应从58年算起。据统计，66一68年因文革内战导致国民经济损失1100亿。纪要称，经济停滞的后果，“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纪要对各阶层的状况与不满情绪言简意赅：“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城市学生构成的“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工到学生、干部，林立果描述的这幅文革社会各阶层的惨淡画面是八九不离十的。纪要称，“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张姚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结论：“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

　　 林立果纪要中的独裁者指毛泽东，代称B一52。纪要称毛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揭露了毛之为毛的政治手段：“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纪要列举毛的罪状和众叛亲离，称“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关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纪要抨击了毛的权谋政治，称“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別人”。有人怀疑这些深刻的观察非林立果几个青年人所发明，那么，纪要是否与林彪有关呢？林立果这样一个年仅25岁的理工男如何具备这样一针见血的判断呢？纪要不就是一篇七十年代始林立果对毛时代政治与社会的反思吗？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六十一

　　 因为是小团体的“特级绝密”，纪要对毛与毛时代的批判是赤裸裸的坦率，无忌无讳。思想理论上，纪要称毛的“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上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社会政治领域，毛“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其“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其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纪要推测毛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林的接班人地位汲汲可危，那么，怎么办呢？纪要设计以活捉、逼宫或谋杀方式倒毛，动员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对过去毛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政治上平反，实现民富国强，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纪要在提出打着毛的旗号打击毛的力量时，强调集中打击毛及其一小撮独裁者，解放一大片。可以想见，对于文革中沉醉于毛的迷信的党群众生，林立果的讨毛檄文是多么石破天惊，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骆宾王讨武奇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二 

　　 林案定罪最为严重，甚于张国焘，林彪作为九大确立并写入党章的领袖接班人被中央专案组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永远开除出党，牵及包括林在内九大选出的两名常委，七名政治局委员(陈黄吴李邱李被永远开除出党)，为九大政治局委员的三分之一。四野及双红二的林部属被反复审查，株连甚广，其对军队清洗程度为七大以来最烈，即使文革结束后，因华叶邓陈决定维持林案不变，林案的受屈人员仍然依旧。邱会作说，把林江綁在一起审判，实际上就是审判毛的九大政治局。此言不虚。林彪事件有多重的意义。意识形态而言，毛圈定林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称天才，不足以服人，更不足以为高层心服，人们实在不晓得毛林的政治分歧是什么？对于毛津津乐道的“路线斗争”，人们普遍地感到“不可知”。难道林彪的罪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是毛迴避的问题。组织而言，毛遵义会议以后长期依重的军队嫡系受到重创。毛最敏感党内军内结伙，却是他曾最亲密的战友们结伙反他的老婆和他的新宠张春桥，动摇他的文革路线，甚至亲密战友的儿子组建了一个谋杀他的小舰队……对于毛，这是讽刺，是嘲弄，是延安以來极为自傲的政治生涯的重挫与低谷，比七千人大会时还被动，71年10月，毛对塞拉西皇帝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毛的心理与生理进入了衰退与衰亡的最后时期。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三

　　 林彪事件之后，毛昏死过两次。政治局中江青、周恩来的地位突显出来。林立果观察得很准，毛“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在讲毛谋划新权力格局之前，72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值得评估，就是中国进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一件事是周鼎力協助毛晚年为中国未来铺垫的至关重要的事件，为后来邓小平的开放打破了坚冰。尼克松访华起因于中苏珍宝岛战役引起的苏联对中国的核威協和美对苏的核制衡，而中国又因缓和中美关系而成为美在国际范围内制衡苏联促进美苏缓和以裁军的因素。“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毛的“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转变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文明的窗口。封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十余年狂热的反美意识形态骤然降温，交流取代了对抗。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命运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尼克松访华的一周“对中国今后的道路真正是旋乾转坤的一周”。正如李慎之所言：“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没有一个字的批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晚年做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实际上，全党可以没有遗憾地接受的毛泽东的遗产也仅仅是这一点，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毛转移国内危机的战争冒险结出了中美交流的善果，应是天佑中华。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四

　　 林彪的出走与林案破了毛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大局，对毛的精神与身体都是无法复原的重击。副统帅的鬼魂徘徊不去，恶梦连连，寝食难安，摔杯砸碗，脾气更加坏下去。孤独而虚弱，定时借人工氧气存活的毛首先考虑的是他的千秋大业一一文革，对毛来说，路线的根基是组织人事，离开权力，一切都是空谈。文革七年，还是一个接班人问题，谁来接班？鹿死谁手？72年，毛调派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进京，加上此前入主军机的张春桥、李德生，五雄争帅，城头变幻二王旗。毛最先属意的接班人是天字第一号造反派王洪文。73年5月，毛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列席政治局，王列席三个会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负责党章修改小组。8月，毛建议王任中共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周为副手。十大，周的政治报告充分肯定文革并把推倒林陈当作文革又一伟大成果，王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将“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增写进党章，晋升中央副主席，年仅三十八岁。张春桥进常委，江青、姚文元进政治局。林彪走了，王洪文来了。王是文革造反夺权的符号，造反英雄终成接班人，十大是造反派胜利的代表大会。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五

　　 林彪事件后，周曾伏案痛哭，似乎预感将在迟暮之年更为困厄艰辛。他负担更重，压力更大，也由党内第三号人物升为第二号人物，与毛的关系更为直接敏感，伴君如虎。72年，废除军管，恢复地方党委。对于批林，周小心翼翼导向批左与无政府主义，批空头政治，以落实干部政策和恢复经济、文化、教育的正常秩序，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收拾文革乱局。“批透极左思潮”成为周在72年的一面旗帜，周指出，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于实际操作，周借毛参加陈毅追悼会与平反贺龙及曾山、陈正人之死，推动更多老干部复出。周之资望、信誉与凝聚力时为国之柱石、党之干城。江、张、姚以“反右倾回潮”回击周，因极左与文革水乳交融，批左就是批文革，毛支持江张制止周反极左，讲批左把批林批邪了，而指示批林“极右实质”，禁止批左、批唯意志论、批精神万能论与空头政治论，并将批林导向批孔，指向周的中庸之道。毛写了一首流行甚广的诗批郭沫若尊孔：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指责郭《十批判书》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73年9月，毛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那么，批孔又为何与批林联系起来了呢？又怎样与批周联系起来了呢？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六

　　 批林整风时，林案人员迟群谢静宜等在林彪官邸毛家湾搜查时发现林彪称道孔孟的若干语录，毛决定批孔。74年，毛将江青定稿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选编以中央文件批发全党，把林彪反毛的思想归因于尊孔反法。林彪曾写条幅并赠叶群：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林讲的复礼究竟为何义，不得而知，毛江张姚讲林是复辟资本主义。林彪给林立果写了“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以激励其子勤奋读书，被批判为宣扬孔孟之道。林彪60年讲“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被批判为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右倾投降，复辟周礼。69年林彪书写“王者莫高周文”，推崇周文王，被批判为做皇帝梦。林彪引了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被批为崇尚蒋介石。林彪抄录了《三国演义》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被姚说成林睡在毛身边谋害毛，耍两面派……批孔之荒诞，荒诞派剧作家也望尘莫及，其恶果是对中国文化的毀灭。批林之荒唐，民众对毛江路线斗争之指鹿为马完全失去兴趣，政治激情转为冷漠，更加关注日常的烦恼，更为好奇中南海的秘闻。所以，江青的批走后门倒是引起了人们对特权的抨击和生存困境的不满，文革时期的权本位在整人与走后门中渗透到一切单位一切领域。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七

　　 毛是终生的反孔派。以斗争为生命。文革中宣称两个决裂，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早在66年底，毛讲过文革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清除孔儒的影响。秦始皇也是毛心仪的历史人物。“秦皇汉武”。但林彪事件深深刺激了毛，因为林家父子诅咒毛为当代秦始皇，令毛耿耿于怀。73年毛给郭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抒发了这种郁闷的情绪。 而林彪是崇文王的。毛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贼一样。因此，发动批孔运动，是批古人死人以警示活人，如张江姚所暗示的现代的儒，党内大儒。74年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谢静宜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矛头所指是人所尽知的。江批评周对批孔“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对批孔的真实想法，周曾对其侄说：“对孔孟之道还是要进行全面地合理地科学地研究分析”。江还利用批林批孔不断染指军队。显然，毛亲自发动和领导批孔运动是为了防范周对文革“右倾翻案”。影射史学是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独特特征。“周公”成了周恩来的暗喻。另外，权衡利弊，毛重新启用邓也是制周甚至代周。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八

　　 维护文革的历史地位与收拾文革的动荡混乱是毛垂暮之年政治上的指导方针。这是毛最后的战争。邓二次出山是毛的一步险棋。毛一直保留邓这个棋子以观后效。72年8月，毛在邓信上的批语主要讲邓在中共建政前的功劳。对于中共建政后，毛只讲邓“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据相关学者研究，49年之后，特別56一61年，毛邓有一段非常密切的合作时期，被评为“谋事在毛，成事在邓”。56年八大以后，邓以总书记主持党政军日常事务，号令八方。毛在59年确实讲过，他是正帅，邓是副帅，“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以至贺龙问朱，少奇怎么摆？只是62年大饥荒以后，毛邓政见有別，渐行渐远，毛讲邓总躲着他，“敬鬼神而远之”。文革时毛几次讲邓是刘司令部中摇鹅羽毛扇的军师。应该说，大饥荒与谪居江西的两个三年是邓反省左祸的两个关键性觉悟时期。九大以后政局的诡异突变，远放江西的邓又有了出头的机遇。73年3月，邓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列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将如慧星流过，轮到“党内二号走资派”登场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十九

　　 毛对邓的任用与考察近两年，从73年3月邓孤独地现身于国务院招待西哈努克的宴会，其国内的落寞与海外的轰动意味深长，到因周遭遇十一月寒流而崛起于政坛，才为邓的施政结束了预备期。周被毛视为老右，林倒后，毛的目光聚焦于周，而周在政坛的地位与影响无与伦比，海内外瞩望，一人之下，亿众景仰。74年国庆招待会，周短短祝酒词被十余次掌声打断，人心向周而非毛。江张姚的前哨骚扰接连不断，而终于在周与临別的基辛格会谈军事合作问题未及时请示毛而决定继续交换意见的所谓外交失误上引发惊涛骇浪，毛严厉指控周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苏联打过来要当儿皇帝，11月21日到12月上旬，政治局会议连续批判周叶的右倾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周奉旨主持自己的批判会，江指责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取代毛。周对江申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政治局会开成了对周的批斗会。这是74年江青策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及“揪现代大儒”的政治背景。邓冷静观察，体悟圣心，会议结束前对周警示：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话不多而言重。毛知后随即决定邓进政治局、军委，任总参谋长。称“请了一个军师”。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顺应当时民众厌乱望治的普遍心理，以举重若轻的强势作派开始了清理文革的全面整顿，被杨小凯称为英国革命蒙克将军的复辟。邓不是周，是急性子，且在南昌效野的小路上走了三年，沉思了三年，不说急不可待，亦是跃跃欲试。邓出山是一个标志，老干部越来越多恢复原职，还乡团回来了。毛把二月逆流以及贺龙杨余傅罗瑞卿等案的责任统统推给死无对证的林彪，高层的政治气氛大大和缓，为了支持邓放胆工作，毛建议邓出席联大特別会议，批评上海帮、四人帮，并称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4月，邓在联大上发言：“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就应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0月， 江张等籍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崇洋媚外”，邓在政治局会议上以理力争，江大吵大闹，邓拂袖而去。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决定周与王共同负责，并建议邓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12月，毛又决定邓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羽毛丰滿。75年将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一年，正是这一年的作为与成绩及由此享有的声望，为改革开放时期邓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一

　　 批孔的一段插曲 冯友兰《论孔丘》发表后，梁漱溟在政協学习组对批孔运动始终保持沉默。他对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不以为然。政協的同事们劝告梁向冯氏学习，公开发表意见支持批孔，梁说，冯文讲得未必是真话。梁被围攻，要求他对当前批孔运动明确立场，端正态度。梁说，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主持会议的人要梁讲讲，长短不限。74年2月22日，八十一岁的梁登台开讲：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梁氏的讲演在当时只是鸡同鸭讲，只能招致一阵疯狂的大批判。面对轮番的批判质问，梁氏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最后的儒家一一梁氏的独立思考与自由思想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二

　　 74年11月，受毛委托，邓为病重的周主持起草了最简洁的在四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控制在五千字以内，主旨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经过文革八年的折腾，经过周邓务实派的顽强努力，又回到国家的正式议程，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四十余年的奋斗目标。这是举国举世注目的大事。75年1月，周以病弱之躯念了开头的这个报告转瞬间为迷乱动荡的国人开了一扇面向未来的窗口。然而，四届人大的现代化，仍限于工业、经济与技术的现代化，这个目标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努力，已基本实现了。而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一一法治、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一一本应成为未来中国三十年的奋斗目标，以成就四化的初衷乃至中国仁人志士百年来的梦想，这是现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真实利益与渴望，也是现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执政党却沒有把这样的目标一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一一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希望作为国家的议程、国家发展的方向，凝聚中国民众的共识，以制度变革的智慧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与失误，让人权的普世价值照彻通向世界文明的正途。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三

　　 四届人大甫过，周宣布邓主持国务院工作。早在73年4月，周在玉泉山与邓长谈，通报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邓与周就达成了政治默契。5月，邓主持中央工作。邓接手的中国政局，问题成堆，吃饭仍是很大的问题，魚米之乡的浙江，要从北方省份运地瓜干、小麦救灾，运输的火车车厢上写着白漆狂草“给浙江懒汉吃”，金华、溫州发生了民兵参与的大规模武斗，伤亡惨重，省委书记谭启龙被绑架。……邓的全面整顿先从军队开刀。文革把中国折腾成军政，军队膨胀，从59到71年，军队总人数增加360万，74年时，军队干部超编60多万，多为非作战部队的政工闲杂人等。文革派性渗透军队，纪律散漫，训练废弛，有令不行，74年西沙作战时，有擅自把大队长以上干部派去执行临时任务。准备打仗，是邓整顿军队的纲。邓以“肿、散、骄、奢、惰”概括军队痼疾，消肿为首，重点清除派性，并严防中央文革势力控制军权。叶警告，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叶与各军区各军种负责首长以个別谈话的方式，通报毛对上海帮的批评，对任何人不经过军委干预部队事务的，有权抵制。75年6、7月军委扩大会议后，组建了叶聂粟陈杨成武梁必业的军委领导小组，决定减少军队定额160万，其中主要削減机关、后勤与陆军，加强海空军与特种兵，保留技术骨干，选配与调整军队的各级主官。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四

　　 邓力推的全面整顿，集中触动了文革后期国民经济与社会政治积压的各类棘手问题，如体制机制、管理规章、派性、条条块块、军队地方、冤假错案等，在毛坚守文革基本格局与意识形态进攻性的限制下，处理这些尖锐顽症，必然触及文革，难免遇到巨大的干扰与阻力。尽管中共领导阶层劫余所存，千疮百孔，仍在各重要领域有一批有识有胆有能有为且敢于为民先驱的猛将，如铁路交通领域的万里，科技领域的胡耀邦，教育领域的周荣鑫，国防工业领域的张爱萍，财政领域的张劲夫以及国务院研究室的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邓在党政军的主要助手，如叶剑英、谷牧，地方才俊赵紫阳等，没有这些人的鼎力推进与冲锋陷阵，邓小平是孤掌难鸣的。而邓的气势作风，亦可圈可点。如对军队派性，邓讲闹派性的一个不留，万里讲徐州受冤平反者应有七八千人之众，邓讲要借东风一块解决，七八千人，800人一批，分10批，公开向群众宣布。平反要一批一批地搞。邓籍整党在全国范围内清洗新老造反派及反潮流分子，削弱中央文革势力的干部基础。邓否定了胡乔木政研室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的建议。对邓而言，四化、现代化是大局。三个文件的起草一一《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为全面整顿提供了理论根据，既是六十年代初各种条例的承继，又是八十年代改革的先声。1975年，是十年文革中较有生气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