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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回顾中国改革
日期:11/30/2018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從「江湖大哥」到企業家:馮侖回顧中國改革

潘公凱, 安思喬

20181130

994年,馮侖、易小迪、王功權和潘石屹在在延安地區黃陵縣。

1994年,馮侖、易小迪、王功權和潘石屹在在延安地區黃陵縣。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就在中共努力忘卻毛澤東統治下的災難的同時,他們研究了莫斯科昔日意識型態盟友的命運,決心吸取他們的教訓。教訓有兩個:共黨要存在下去必須擁抱「改革」,但「改革」不能包括民主化。

從那時起,中國一直行走在兩種對立的衝動之間,在開放與壓制、嘗試變化與抵制變化之間往複,觸礁的恐懼讓他們總是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走得太遠之前退卻。許多人過共黨會失敗,他們認為,開放與壓制之間的張力太大,像中國這種體量的國家承受不了。但這也許正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

這就是中共成功的蹺蹺板模式。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共黨在毛澤東逝世後與政治自由化最接近的一次,而隨後的鎮壓是中共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最遠的一次。「六四」之後,經濟停滯不前,緊縮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三年後,鄧小平用一次南巡,再次將中共拉回到「改革開放」的軌道上。許多離開了政府的人,突然發現自己正在以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的身份,從外部領導著中國的轉型。

在上週開始發表的一個系列文章中,《紐約時報》試圖闡釋中國共黨成功的原因。在考慮這個問題的同時,我們的記者請教了各界人士,馮侖是其中特別有想法的一位。他也是中國第一代知名企業家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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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侖1959年出生於西安,「文革」動亂期間,一家人被迫離開這裡。他本科畢業於西北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後在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學拿到法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八十年代,先後在中央黨校、中宣部任職,之後調到國務院體制改革委員會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1988年派到海南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任常務副所長。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總書記趙紫陽下台,體改所解散,馮侖也「失業」了幾個月。

後來,他成為了企業家牟其中手下的一員幹將,當時的牟其中意氣風發(後因信用證詐騙入獄),馮侖協助他用中國製造的輕工業品從蘇聯換回民航客機。1991年,馮侖與之前在政府的老同事、老朋友一起,創立了萬通集團,它是中國第一批民營房地公司之一。跟他一起創業的還有日後成為房地大亨的潘石屹和易小迪。他們在海南開發別墅,之後回到北京,恰逢房地市場開始起飛。馮侖後來還成為了第一批進軍海外市場的房地商,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紐約世貿中心一號大樓第89層的中國中心,這家歷經挫折的會員制俱樂部定於2019年上半年開業。馮侖現任御風資本董事長。

在採訪中,馮侖講述了一些不大為人注意,卻決定了中國經濟命運的政策,以及他意外成為企業家過程中的種種因緣際會。採訪摘錄如下。

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巡之中,他在中國共產黨的聖殿中位居第二,僅次於毛澤東。

鄧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巡之中,他在中國共黨的聖殿中位居第二,僅次於毛澤東。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從江湖到運動場

《紐約時報》:改革開放進程當中,對你來,最關鍵的改革與轉折點是什麼?

馮侖:改革開放確實是1978年以後的事,但真正加快市場化進程是1989年以後的事,最主要是在江胡時期。當然,現在仍然繼續不斷在完善法律,中國在這個方面從來沒有放鬆過,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特別重要。這樣子才把中國競技舞台變成了規範,有了跑道,更重要的還有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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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早期像我們九三年以前的,都不是運動員。我們當時想的事情都是像江湖大哥一樣,看的都是《水滸》、《三國》,怎麼來管公司,對吧?江湖,對吧?但九三年(有了《公司法》)以後,我才知道大哥應該變成董事長。兄弟應該變成股東是吧?這才有了這樣一個意識。你也不懂《公司法》,你也不會開董事會,你也不知道股東權利。

後來有了《勞動法》,僱主和僱員的關係,後邊公益基金又出現了,有了《慈善法》,早期叫《公益基金條例》,你怎麼去履行社會責任?關注社會的一些問題,怎麼用財務,你捐錢捐到哪裡,怎麼樣建立基金會,這些都是在這一段,特別是九三年開始來的。

整個中國你看互聯網以後,為什麼能成功這麼多?首先,它拿到外國資本的時候,我們《公司法》是健全的,而且有了《證券法》,怎麼上市?怎麼在中國上市,怎麼在境外上市,法律已經起很大作用。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特別的指標,就是律師市場的提升。現在我們賣房子的主要豪宅客相當多都是律師。

律師市場意味著什麼?我們早期在美國做生意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一個公司的費用開支,在美國是律師費最多,餐費很少,餐費都自己付錢,公司很少付餐費的。到了中國是律師費少,餐費很多,後來我們發現餐費的比例和在美國的律師費比例差不多。

990年代初,海南,後排左起:劉軍、許立、潘石屹、王功權,馮侖、易小迪、王啟富。

1990年代初,海南,後排左起:劉軍、許立、潘石屹、王功權,馮侖、易小迪、王富。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紐約時報》:過去是這樣,現在不一樣了吧?

馮侖:現在不是,你去考察每個公司,如果我們公司餐費最多,律師費很少,明我公司非常傳統,全是在送禮吃飯,對吧?如果我們律師費挺高,但餐費跟律師費相比,每年還在減少,這個比例,明我的公司治理非常簡單。我是比較偏標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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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如我們為什麼這麼長關係,我們不出狀況,因為我們就不是搞私下的這個,當然我們就沒有問題,我們生意做小一點,無非就這樣。其實大家解釋中國,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有了遊戲規則,250多個法規,然後才能篩選出運動員,專業運動員,所以現在的馬雲這些,是專業選手。所以現在叫企業家不叫商人,企業家就是職業選手。

市場就是運動場,建立了這套規則之後,然後又有職業選手的大規模出現。實際上就是九九年以後,我,田溯寧為什麼很關鍵一個人,因為他的公司(亞信)是第一個在納斯達克上市,讓我們突然就意識到中國企業可以在美國上市,在上市以後,我們原來投一塊錢,可以在上市以前,人家可以1020塊來買我一股,才知道這麼個遊戲。才知道天使投資和PE投資在這個過程中是怎麼樣的重要。而且還可以知道你不用貸款,可以用這種錢發展,實際上這樣子一來,就讓我們的治理有了職業選手的眼光,跟全球的職業選手開始越來越一樣了。

然後,再通過資本市場的淘汰篩選機制,最後職業選手出來。另外呢,教練。分成三種教練,一種企業家自己教練,第二種商學院,第三投行。這些投行是特別重要的教練,因為小米去路演,人家投行告訴你怎麼去路演,對吧?然後財經公關公司教你怎麼穿衣服,怎麼做PPT跟人搶,這都是教練要教的。西服怎麼穿、開會時候怎麼、怎麼講商業故事。

如果沒有250多個法律,沒有職業選手,沒有這些教練,沒有政府在商業領域嚴格積極地按法律來行事,你怎麼解釋中國經濟?不可能烏合之眾來做生意,對吧?

所以中國的進步,我覺得中國執政黨最聰明的是做了最正確的事情,就把市場經濟跟法律體系結合起來,而不是動了很多別的法律,就是做生意的法律。

《紐約時報》:中國有這種法律,主要原因就是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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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侖:執政黨明白,執政黨這個事是對的。而且執政黨還做對了一件事情,培養公務人員理解這個事。改革開放以來,你知道執政黨派出去培訓最多的是哪兩個地方?一個是新加坡,一個是美國,這是為我們的政府變成一個良治的、好的政府,能尊重這些法律的前提。

所以很多人(看到)做得有分歧的地方,恰好都沒注意到對的地方。

《紐約時報》:經濟、民事法律好,但是如果法官或者法庭法律制度不好,也會碰到問題。

馮侖:這個也是在慢慢來,就是這些法院的人,他也是慢慢在培訓自己。一開始,法院的人可能是從政府其他部門來的,現在都職業化了。比如一開始我也當過律師,其實我當年就是法學碩士,就給你律師牌照。所以,我也沒有經過律師考試。那個時候,只要你有法學學位,就可以做律師。現在不管怎麼樣都得考試。這樣的話這些人,慢慢他就是對法律負責任和對上級負責任。他現在慢慢要權衡。

為什麼?中國有兩個改革,這是最近幾年的事,法官就很難做,而且必須認真。第一,所有判決都要上網,你想我是法官,最後判決上網我寫的判決詞或者我判得很荒誕,你在網上放著,大家就可以臭你,或者追究你,枉法裁判,對吧?第二,終身追究。你比如判得太離譜,終身追究你的權利。有了這兩條,民事一般都還依法辦事。

《紐約時報》:但從國外的角度,很多美國人會覺得中國的法律制度不獨立,就沒法做得到這種公正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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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侖:中國是比較難看懂的。獨立不獨立卻是相對。從法律體制上看,它是越往上越不獨立,越往下越獨立。它往上有政法委,有什麼都粘到一塊。但是從判案來,特別經濟案子,是獨立的。

《紐約時報》:可是這些律師在考試拿到資質的時候,他們也得向黨效忠,對吧?他怎麼在執法或者是工作當中保持他們的專業性?

馮侖:他完全可以做(到),這就是中國智慧。你不能判個經濟案子,對吧?我怎麼向黨負責,黨要抓經濟,要依法治國,這個是黨提出來的,我就按照法律。

《紐約時報》:但是刑事案件、政治罪,就不一樣了吧?

馮侖:你進到沒法律的地方了,對吧?比如我們有政黨,沒有政黨法,有新聞,沒有新聞法,你不要進到這個裡頭(的話),說啥都很簡單。就是(在某種程度有)輿論監督的獨立性,媒體也很獨立,比如你罵我肯定很獨立,對吧?只要是批評非公務人員、商人、演員,沒人攔著你。

018年,「六君子」:馮侖、王功權、劉軍、易小迪、潘石屹、王啟富。

2018年,「六君子」:馮侖、王功權、劉軍、易小迪、潘石屹、王富。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車到山前必有路」

《紐約時報》:過去都是計劃經濟的時候,就沒有什麼運動員?

馮侖:那就沒有運動員。

《紐約時報》:然後變成有運動員,為什麼中國人願意去做民營企業,比方特別是八九或者九二年,那是個關鍵的轉折點,那時候你在等這信號,還是已經知道早晚要放出來市場經濟?

馮侖:沒有。中國有個老話,叫做「車到山前必有路」,就對付著走。這就是中國人的心態,中國很少做理性的長期戰略規劃,那叫願景。戰略不等於願景,對吧?

我們做企業就是這樣。所以中國「車到山前必有路」。就這麼一個邏輯,我們往前走走再,碰到什麼再嘛!造成了我們缺少縝密的、科學理性的戰略,總是見招拆招地往前走。你比如我們做生意,中國這麼多人做生意都是沒辦法的辦法,但是沒辦法成了最好的辦法。你比如,原來市場經濟早期,在九三年以前,都社會邊緣人口在做。知識青年回城,弱的就勞改勞教,叫做兩勞人員,低文化素質的人,這一部分在做小生意。但是要有市場經濟,一定是要有一批相對受教育水平比較高的、理性的、有理想、有價觀、有態度的人。

那怎麼來,你要是當時開會讓我們下海,我們不會去做。(出事了)從八九年那時候到現在一共有7000萬體制的人出來做生意,7000萬,從八九年到現在,你算30年,一年才多少?一年200多萬,200多萬在公務員體系裡頭,你算算。

《紐約時報》:現在下海應該很容易。

馮侖:所以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它無意中給市場經濟輸送了大量的職業選手的苗子,像我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能做生意,但一(出事),趕緊弄到那去了,也就做生意了。所以無意中給市場經濟準備了。所謂92派都是這樣,都是從機關出來(的)。然後讓市場經濟職業選手裡邊增加了一批受過一些教育的人,對吧?。

《紐約時報》:你當時在機關,你怎麼做這個決定的?

馮侖:沒有什麼決定,非常簡單,反正一天醒來所有人都跑掉了,我也就跟著跑了。

《紐約時報》:為什麼你不待在那個地方?

馮侖:抓人吶,你不跑開,你別人了,連個兔子動物都知道,跑,你去雞圈抓雞,雞都飛了,它一看你人來了,肯定跑掉了。跑(去)了很多地方,最後跑完了。最後它又處分了一批人,那批人也下海了,陸陸續續投入市場經濟。

《紐約時報》:八九年的事情還對市場經濟帶來了(刺激)?

馮侖:對啊,所以中國文化是車到山前必有路,反正到那沒想到是這樣補充了這麼多人。然後因為八九年,最後慢慢要進一步地面對國際環境制裁,所以的話,進一步的開放,結果把市場經濟反而打開了。一方面準備了人,一方面打開了市場,所以八九年以後,中國經濟反而更強勁了。這都是沒想到,對吧?因為當時八九年以後,國際環境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中國的領導就在思考,怎麼樣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話,必須跟國際上緩和,開放。那就要國只能改革,改革就開放市場,結果我們就從那以後,一方面是被迫,另外一方面它市場越來越大,你也賺到錢了,就變成主動的。

《紐約時報》:當時中國也有這種私有化過程,把國家的資賣出去?

馮侖:當時還沒有,中國一直都沒有主動的。把國家資賣出去,像蘇聯這樣,對,沒有。它都是比如有一些中小的政府的企業不好,就破了很多。然後有一批重組,尤其自己改制,你比如TCL李東升,他是自己改制。

《紐約時報》:是嗎?請解釋。

馮侖:有很多自己改制。改制,分增量不分存量。你比如,原來企業一百塊錢,改制以後這一百塊錢還是公家的。當然我跟公家有個契約,如果我賺到兩百三百四百,給我多少?所以李東生的股份就這麼得來的。用增量改革,分增量。因為分新增量,大家你要能掙100塊錢,我分20塊錢,掙400,我分你50

另外破是一個方法,還有一些主動地和民營合資、跟外資合資。這樣的話,就把原來負擔很大的一批低效的國有企業都處理出去,剩下現在這些少數。另外十六大之後,中共戰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關鍵領域的重點企業和重點行業保持控制力。其他的都放著。

993年,馮侖於北京。

1993年,馮侖於北京。 Courtesy of Yufeng Capital

「畫要交給畫家」

《紐約時報》:那麼今天,你覺得還留在國家(手裡)的這些企業,國營企業,所謂戰略性的這些企業,做得怎麼樣?

馮侖:現在(有)一個新的主導性的意見。高層意見是這樣(的),對於中國經濟成長,必須要發展民營企業,離不開民營企業。

第二,不存在簡單的國退民進、民進國退,兩個是平行有交叉,不是替代關係,是平行。在科技、創新、民生這些消費領域,是民營主導。但是在國家安全、國防、金融這部分,國家主導。以前叫替代關係,叫吃掉被吃掉,後來有一個叫交叉關係。混合經濟就是交叉,現在是強調平行關係。

《紐約時報》:你對這怎麼看?

馮侖:我覺得至少清楚了,哪些你不要去。相當於那個地方是不允許你去的,給(立)個牌子不去了,總比模糊的好,摸不進去了,被電網電住了不好。

《紐約時報》:但有的經濟學家可能就,這種你要保留國營企業,還會對整個經濟帶來問題。

馮侖:是會有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就是每一個政府的選擇,它不是不知道它低效,可能有比低效更麻煩的事,它才忍受低效。你比如所謂消費領域,餐館、電影,現在電影都是民營主導,中國電影是民營,容是政府主導,運營是民營,對吧?然後互聯網應用、旅遊,這個都是民營的,對吧?所以,以後可能就變成平行關係。

《紐約時報》:有的外國學者在問,中國的國營企業低效,能不能學其他國家,找到一個更高效的辦法?

馮侖:我覺得如果能靠近像新加坡的政府企業,淡馬錫這樣就很好。你比如他們的做法,就是現在我們國資委在做(的),國有資本運營、經營。你是強調你是資本出租者、強調資本的回報,你不要去管那些每天具體的事情。是的,這樣的話新加坡這些政府企業,很多都是CEO,都是像我們這樣社會上的,不是公務員。我們現在國企的問題是把CEO、董事長公務員化了,那就不成企業家了。企業要交給企業家,就相當於畫要交給畫家,你把畫布交給一個擦地板的,他能做出好東西嗎?

《紐約時報》:所以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馮侖:沒有答案。現在答案是黨全面取代企業家決策。這黨委書記代替企業家決策,對吧?黨組代替獨立的企業家判斷。這樣的話,按這個判斷最後政治正確、商業的合理性,競爭的要求,這之間怎麼配合,那就完全靠智慧了,就當事人看,制度上沒有給你一個答案,你自己的智慧很重要。這樣的話應該對國營企業提高效率不是最有利的。

《紐約時報》:在美國,企業家對政府的影響還是很大,也可以參與很多事情,包括政策。但在中國不一樣,你覺得呢?

馮侖:中國也在進步,但是進步在哪,就是企業家對政策建議權,討論、建議、批評,它給你划了個範圍,就在前一段,中共中央出了一個關於企業家的決定。這個文件最後就講到,企業家在涉及經濟政策領域裡,可以講話。

所以這樣的話,也就是話的範圍給你確定,我們就在這個領域來,影響還是有,你比如經濟,我們有一些建議、一些政策,也通過部和外部的形勢給他們講。另外工商聯成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我也是其中一個委員。它有些重要的事情,開會聽聽大家意見。另外就是剛才講到,還有一種比較隨機的,不是制度安排性的。你比如,現在經商的和政府的大體上受教育水平都還不錯,所以他們私人同學之間聯繫也很多。

《紐約時報》:90年代那時候也應該有。

馮侖:那時候沒有這麼多,那時候優秀人都沒有做生意。現在,比如你去哪個互聯網公司,他是北大清華畢業,他同學在公務員裡頭可多,他們校友會幹什麼都可以談的,這種影響,就是那種不太制度性(的)安排。制度性安排了就行業(協會)。另外就工商聯、商會。你比如商會,我還兼了好多商會的事,行業,比如房地商會,我做副會長,然後我又是西安出生長大的,所以我又變成了西安商會的常務副會長。現在又讓我籌備陝西商會、秦商商會、秦商總會。你這樣子我又在商會,而我這個商會我又是西安市人民政府顧問,你看我過生日,市委書記還發我一個信息。

所以這種是制度性安排,商會、行業協會、工商聯在經濟領域裡的互動是非常多的。再有呢,有些民間智庫,還有一些媒體,比如公共媒體,對這一段中美貿易摩擦,有很多人在上面發表,這些文章都沒有被封掉。

006年,馮侖在紐約。

2006年,馮侖在紐約。 James Estrin/The New York Times

改革何時到盡頭?

《紐約時報》:最後一個問題,你回顧這40年裡,你覺得最讓你吃驚的地方在哪裡?從中國進步來講。

馮侖:我自己吃驚的是,我做生意還居然能做這麼久,還能賺到錢,還能變成社會主流,還能被人稱為企業家。最後還能比較自由地發表意見,真的是這樣。

《紐約時報》:為什麼讓你吃驚?

馮侖:因為我我做生意之前,從來沒想過要做生意。我們那時候是研究寫文章,寫書,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做生意。

《紐約時報》:你當時覺得你就會在政府機關?

馮侖:對,因為我們當時的訓練,包括給我們指出的發展方向,就叫做理論對策化、對策政策化,學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我準備按路子去走,就像周小川王岐山他們都是原來是學者,學者變成幕僚,幕僚變成官僚。然後原來做研究是理論,理論又變成對策,變成政策。我們當時(在)機構裡,每天領導給我們講的就是這樣。

《紐約時報》:你是學什麼的?

馮侖:我本科學經濟、碩士(法學與)政治、博士法律。所以我哪裡知道自己能做30年生意,而且生意做了還沒有掉,而且更沒有想到在北京在地球還蓋這麼多房子,包括紐約、在台北,都建房子。

你想,這連我自己都是吃驚的,因為我小的時候還講解放台灣,現在自己在陽明山上蓋房子,對吧?小時候美帝國主義,對吧?最後在紐約世貿中心頂上有咱的中國中心,這都是我自己也覺得沒有想到的,但這就是中國給你的機會,它賽道給你越來越寬,規則清楚我才能做。它不給我規則,我怎麼敢去到處跑。

《紐約時報》: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你覺得哪方面最令你吃驚?

馮侖:我也吃驚的是,突然一下這麼有錢了,國家也成了暴發了。以前老我們是暴發,對吧?最後突然發現中國確實周圍很多人都這麼有錢。

但是我還有一件事真沒想到——沒想到改革能(持續)這麼長時間。

《紐約時報》:是嗎?

馮侖:40年。因為「文革」才10年,小時候覺得「文革」好長,現在都改革40年了。

《紐約時報》:你的意思是會結束得更早,問題都會解決?

馮侖:我以前認為(會結束得)更早,問題會解決。

我就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不再改革了,就是好辛苦。因為改革總是面臨著很多衝突糾紛、不確定性,能不能給點確定性?已經40年了,你再改20年、再改50年,不確定性就帶來了很多問題。資源浪費,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能建立一個良性的穩定關係。

《紐約時報》:但是在你眼裡,中國改革還有什麼項目沒做完?

馮侖:現在政府講的四個全面,這都是沒改完的。你要是都完了,它就不這麼講了,它不講進入深水區。我,這怎麼越改越複雜了?

改革,我們肯定第一就是從蘇聯模式出來,這個(當時)是共識。出來(後)去哪,現在沒有共識,還沒有共識,共識至少很少。所以這是我們不停地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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