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它确实与发源于北大校园的“五四启蒙运动”遥相呼应。于是，就有了对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质疑”。

首先要问的是：“当我们的卫星升上高空漫游的时候，广大农民正使用着中世纪的镰刀和石滚；当我们的导弹飞越数千里坠落太平洋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率竟落在印度的后面。这种农轻重、国防、科研各方面严重不平衡的畸形结构，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更要追问的是，“产生（这样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我们在‘四化‘中正好找不到人的位置，‘四化’口号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人，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标——人的需要”。“人是物的主宰，但在这里，人却要为物的丰富而生产；‘四化’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手段，而我们却在为手段而奋斗”，“既然人的需要被忽略了，那么，生产人民需要和消费资料的部门——农业、轻工业也很自然要被忽视，从而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

结论只能是这样：“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多少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平均每人得到的物质产品数量，也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根本标志”，“忽视了社会体——人的‘四化’口号，绝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经济目标”，“小康社会并不等于现代化”，因为“小康社会不等于小康之家”，“小康之家才是人民生活的富足”，而这也“只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善于思维，精神需求，创造性劳动等等仍受忽视”。因此，无论是“四化”，还是“小康社会”，都“不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经济目标，也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社会目标”。[87]

这些话抓住了要害，其批判锋芒直指“四化”、“小康”之类口号背后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和改革路线。这里所指的“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以后中国推行的“单一的经济改革”，都是这条“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改革路线的外在表现。

问题正是在这里：是推行“全面的改革”，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以“富国强兵”即以“国家的物质的富有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民主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的“决定性的逆转”，发生在1980年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提出：经济方面的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在政治方面，也是“要后退，而且要退够”。“退”到哪里？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也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来维护“一党专政”。

邓小平一方面宣称党内只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另一方面，又将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定性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宣布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88]

从此，中国的改革就从两方面开始根本后退，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本已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悬置，把人们所期待的“全面改革”、“整体现代化”变成单一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片面的经济改革”；一是将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完全排除，历史又错过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变成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以“富国强兵”，巩固“一党专政”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改革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社会监督，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样的精神下，1980年的校园竞选自然也是少数“自由主义分子”“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遭到根本否定。接着而来的是1981年4月开始的对民间刊物负责人的大逮捕；北大选举的唯一当选代表胡平，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遭到了封杀。

对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一种伤害。可惜的是，仍然在坚持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以及主张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邓小平及党内极“左派”镇压社会民主运动时，他们令人痛心的沉默甚至是默认了。

1980年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

 

*《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注释】

[1]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1998年6 月15日。

[2]“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2－267页，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3]参看“北大一分校竞选运动纪”，“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北师大竞选大事纪”，“北京师范学院竞选运动纪”，“中央民族学院竞选运动纪”，“清华大学竞选简况”，“北京钢铁学院竞选简况”，上述文献均收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

[4]其中有上海傅申奇、徐邦泰，贵州的黄翔，韶关的钟粤秋，河北的王屹峰，北京的龚平、何德甫等。参见《篮子自传》。

[5]《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4页。

[6]房志远，“对竞选运动的总结”，《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第3、4、7、8页。

[7]关于1957年的北大“5.19民主运动”，可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见“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81页。

[9]再过18年，即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当北大人试图恢复历史的记忆与传统，将1957年“5.19民主运动”中的大字报重新公布，编印成书时，将其命名为《原上草》，这当然不是偶合。

[10]这一说法是中共党史研究权威胡华在1980年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率先提出的。

[11]“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16页。

[12]“北大一分校竞选运动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67页。

[13]“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80页。

[14]“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5页，256页。

[15]“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17页。

[16]“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7页。

[17]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32页，33页，3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18]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2页，93页。

[19]王军涛，“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2页。

[20]据相关的候选人介绍，分别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页，78页，115页，133页，171页，204页，215页。

[21]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使“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初期涌现出来的“民间思想者”发生分流，一部分进入大学体制，随后发动了校园竞选运动，另一部分则以“民主墙”与民间刊物为阵地，坚持体制外的社会民主运动。历史证明：这两部分力量是殊途同归的。因此，在北大竞选中当选民问到“对魏京生一案持何看法”时，王军涛、房志远等都旗帜鲜明地断定其为“错案”、“冤案”。见《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在答辩会上也有选民提出质问：“邓小平同志说过，魏金生案是判重了，但为制止这股风就要判重些。还有没有法律？”见“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9页，272页。

[22]“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6页。

[23]“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24]“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12－214页。

[25]以上所引王军涛关于“文革”的分析，见其“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8页，97页，93页，94页，95页，98页。

[26]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6页。

[27]以上有关房志远对“文革”的看法，见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怎样评价毛泽东？”，《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7页，168页，159页，166页。

[28]“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0页。

[29]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7页。

[30]“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5－277页。

[31]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08－109页。

[32]以上关于毛泽东的分析，见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房志远，“怎样评价毛泽东？”《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08－109页，110－111页；156页，159－160页。

[33]“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34]“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2页。

[35]房志远，“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25页，136页，139页，140页，141页，142页。

[36]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3页。

[37]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38]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8页，24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40]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一切为了人”，《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1页，178页。

[41]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6页。

[42]房志远，“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43页，144－146页，150页。

[43]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53页。

[44]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67－168页，172－173页。

[45]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7页。

[46]胡平，“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页。

[47]以上胡平的论述见其“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53页，52页，62页，75页。

[48]张炜，“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23－124页。

[49]“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5页，206—207页，208页。

[50]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论整体现代化之二”，《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84－185页。

[51]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40页，241页。

[52]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杨百揆，“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3页，211页，163页，210页，163页。

[53]胡平，“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57页，71页，76页。

[54]张炜，“致选民书”，《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

[55]“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56]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页。

[57]胡平，“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4页。

[58]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

[59]房志远，“论思想解放和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2－153页。

[60]“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0页。

[61]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页。

[62]胡平，“竞选宣言”，“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页，32页。

[63]房志远，“论思想解放和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1－152页。

[64]“北大民意测验表”，《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7页。

[65]“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8－259页。

[66]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5卷，438页，43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67]“1997年北京市人民检查院分院起诉书”，《魏京生假释以来言论集》，183－184页，民主大学出版社，1996年。

[68]“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7－258页。

[69]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页。

[70]“北大民意测验”，《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4页。

[71]“答辩会选民问条分类统计表”，《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1页。

[72]“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0－284页。

[73]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94－195页，197页。

[74]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页。

[75]张炜，“致选民书”，《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

[76]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页，196页。

[77]在竞选运动中，经济系、法律系、国际政治系部分学生还发表了“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见“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8 页。

[78]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87页，23页。

[79]王军涛专门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并写了说明，提出全国人大应是一个“工作机关”、“民意机关”、“政治公开机关”、“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张，还提出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共和国主席间接选举的方案。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9－107页。

[80]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41页，86－87页。

[81]“北大民意测验”表明，500余名被调查者在回答“你希望什么样的人当选为北大选区的人民代表”时，有34.6%选择“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的人”，18.5%选择“主张温和的社会改革的人”，17.8%的选民则选择了“积健（积极而稳健）派”，9.4%选择“政治色彩不强烈的人”。最后当选者胡平属于略显温和的激进派，居二、三位的王军涛和张炜则分别是“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代表，而经过两轮选举，他们都没有过半数，且选票非常接近。

[82]张炜，“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9－123，127页。

[83]“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对竞选中发生的所谓“务实”与“务虚”之争有一个概括：“争论是围绕着竞选活动是应该讨论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还是学生实际问题；对长期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是应该大改，还是根据实际条件（工农觉悟）小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孰先孰后；当选代表的主要条件是敢于为人民讲话，还是老练、稳重，能为选民办实事等问题展开的”。《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7页。

[84]张炜，“致选民书”；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184页，185页，88页。

[85]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85页，184页，89页，185页。

[86]罗布龙，“竞选宣言”（打印稿）。

[87]以上所引有关夏申的言论，均见其“怎么办――关于整体改革的提纲，兼与其他竞选人商榷”，“一切为了人――论‘整体现代化’之一”，“四化质疑――论整体现代化之三”，上述文均见于《开拓——北大学运文献》。

[88]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 卷，354页，358页，370页，3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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