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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有必要讲一讲波兰共产党的故事了。
借苏共二十大的东风，早在一九五六年，波兰就开始纠正斯大林时代的极左路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本是党内高层机密文件，但波共政治局的一些人却公开翻印了一万五千份，还直接送交西方记者，惹得赫鲁晓夫都很生气。该年六月，波兹南爆发工潮，示威者冲击当地公安局和党委会，放出政治犯。波共当局下令镇压，酿成流血事件。
波兹南事件使当局深感改革的必要，于是大力改革领导班子。这年十月，波兰的邓小平——哥穆尔卡，在结束了五年的监禁生活后，在万众拥戴下当上了波共第一书记，从此开始了所谓“波兰的十月”的充满希望的新阶段。这比起“中国的十月”（一九七六年十月）早了整整二十年。
在这时，波兰已经着手进行经济改革，领导改革的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政治上，一九五七年一月进行的新的议会选举，开始实行了差额选举制（早于中共十三大整整三十年），而且还公布了投票结果（今天的中共做到多少？）。意识形态控制显着放宽，人道主义的研究勃然兴起，一些深刻反映具有重大政治敏感性历史事件的电影公开上演，在国际上都造成相当影响。
可是很快地，自由化趋势遭到哥穆尔卡的压制。先是反知识界的自由化，随之而来是压制大学生，最后则是同工人发生冲突。一九七零年冬天，由于经济改革引发物价上涨，导致大规模工人罢工，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哥穆尔卡也随之下台。
新上台的盖来克执行了一条比其前任更改革的路线。波兰的经济确有好转，人民的生活也明显提高。到了七十年代末，波兰已成为中度发展国家。在政治上，盖来克几乎每天会见群众代表，并四处视察。政府的“透明度”大为提高，老百姓都知道，政治局每个星期二召开会议并发表公报。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一批非官方出版物（油印、复印），也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当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会打压，一会不管。在团结工会兴起之前，波共的情况大抵如此。
有人说，现在的中共已经很开明了，改革也搞得很不错；因此再去要求什幺自由民主就未免奢侈，不知足。让他们和二十年前的波共比比吧。在苏东波过去十年之后，中共的一党专制还没有结束，有人说是因为中共的政绩更出色。其实分明是中共的专制更恶劣。天下的共产党专制都是靠暴力维系的，哪里的共产党越开明，哪里的一党专制就结束得越早。
３·关于反共
米奇尼克在领略到共产党的厉害之后，还要坚持反抗。这又是为什幺？
米奇尼克写道：“为什幺我们要反对共产主义？为什幺我们甘愿成为受压制的少数派，而不愿意加入所谓大多数在极权专制的世界里讨生活？”
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米奇尼克说，共产主义是谎言，而我们追求真理；共产主义意味着驯服，而我们坚持独立；共产主义是奴役、恐惧和书报检查，而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摧毁传统，而我们认同传统；共产主义是不公不义，而我们相信公平与正义；共产主义是掠夺，是懒惰，是贫穷，而我们追求理性、效率和繁荣；共产主义压迫宗教，而我们主张良心自由。总之，不论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不论你是喜欢社会主义还是喜欢资本主义，你都应该反对共产主义。为什幺能够形成反对共产专制的大联合，道理即在于此。
米奇尼克坚决反共，但是他不同意把共产主义学说仅仅视为一派胡言。诗人米洛兹讲起，有一次他对一个西方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力的思想理论。对方立刻指责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诗人对此大不以为然。米奇尼克深有同感。他补充道“谁要是说马克思主义除了恐怖就再不是什幺东西，就证明谁不能理解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经历和别人的痛苦。”
我想，米奇尼克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经历。象他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也一度迷恋过共产主义，可见那套理论本身绝不简单。我们不愿意我们千辛万苦思考探索的那段精神历程，到后人手里只变成一个简单化的武断结论。共产主义恶梦已经过去，我们需要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这一切说成是愚蠢，那并不能使我们由此变得聪明，而只会使我们陷入另一种愚蠢。
４·关于六八年人
对米奇尼克而言，六八年是难忘的一年。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年，在西方也发生了学生造反运动。二十年后，米奇尼克有机会和当年美国的、法国的学生领袖交谈，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米奇尼克总结道，虽然当年彼此的抗争目标和抗争手段都不一样，有的还互相对立，但仍然惺惺相惜，因为同是六八年一代人，我们毕竟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权威。
无独有偶，国内学者朱学勤也提出过“六八年人”这个概念。不过，朱学勤笔下的“六八年人”是指当时一小批较早摆脱狂热，对文革开始进行某种批判性思考的青年，不是统指所谓红卫兵一代。
近些年来，海内外都有一些老三届或当年红卫兵与造反派致力于中国的文革造反运动与同时期西方学生造反运动的比较研究。我的一个老朋友以任之初的笔名写了一本书《红卫兵与嬉皮士》，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
我还读到过作家张承志（当年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和它的命名者）的一段话。他强调红卫兵运动的青春性和叛逆性。他写到：“应该说，不是法国五月革命的参加者，不是美国反战运动的嬉皮士，是我们——我们这一部份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对毛泽东身为最高统治者却又主张不断革命、造反有理总有些敬佩。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虽然他事实上又离不开官僚体制，正象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但又离不开中间商一样。一个人不断地造反、反叛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是让天下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的权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红卫兵运动貌似反叛权威的运动，其实，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运动。就象“毛主席领导我们反潮流”这句悖论式口号所揭示的那样，它是在权威的指挥下释放某种青春反叛性，因此当然是被扭曲的反叛性。红卫兵自称“毛主席的红小兵”，注意这个“小”字，它不是指职位低下，不是“小官”的小，它是指幼小，表示对一个“大”的依赖，并以此为荣。
至于对所谓底层民众的崇拜，看上去象是民粹主义，其实还够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最是底层民众呢？黑五类。毛思想的最荒谬之处在于，先是以被压迫者的名义打倒原先的所谓压迫者，从而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压迫者，但同时还要垄断着“被压迫者”的美称，另一方面，则是使别人成为最悲惨无助的被压迫者，但同时还背着“压迫者”的罪名，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别人的压迫，并把它叫做“反压迫”。
米奇尼克对西方的六八年人有相惜之感，但他并不赞同他们的很多观点。譬如说，他坚决不同意把西方学生抗议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和他们抗议苏联人入侵布拉格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他的导师、克拉克夫斯基干脆指出，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带有法西斯倾向。
四、在民主运动中
１·自我克制的革命
米奇尼克是一位杰出的民主运动战略家。他审时度势，为波兰民运提出了一套“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理论。
考虑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尤其是还有东邻苏联的虎视眈眈，米奇尼克深知，波兰的自由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认为首务之急还不是建立民主，而是赢得自由；不是向共产党夺权或是分享权力，而是限制共产党权力的范围，是在共产党政府之外开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动空间，建立起真正的民间社会。
关于自由优先的思想，关于民间社会的思想，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早就提出过，因此并不新颖。但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能把这种思想运用于极权社会中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那无疑是个创举。什幺叫独创性？独创性并不是无中生有。独创性就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又向前跨出一步。
团结工会不是共产国家中第一个独立工会，但它是第一个迫使当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独立工会。人们爱谈论“第一”，由于共产专制只手遮天，它能把最初的抗争消灭得不留痕迹，因此，我们所能知道的种种“第一”，其实都不是第一，而是“第Ｎ+１”。包括最近国内的组党活动，有人说这是第一，以前只有秘密组党，公开组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党，这次应是第一。这些朋友忘记了，如果不是有人公开组党遭到镇压，后来者何苦转入秘密？
团结工会成立的那天，米奇尼克并不在场。他本来是想劝阻工人们不要急于成立工会的，因为他耽心当局会镇压。当他正打算从华沙赶到格但斯克时，却被当局扣住。于是，工会就在没有听到他的意见、又出乎他的估计、但绝非违背他的理念的情况下破土而出了。
由不同政见者转变成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家，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这两种角色有不同的要求。米奇尼克说：“俄国人建立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其中有两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是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但是他们的观点不能从道义上转移到政治上来。”“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
有些品质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突然，要取胜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而不同政见者的崇高之处恰恰在于他不在乎成败。一个因为坚持自己主张而不惜走进监狱的不同政见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一个因为坚持自己的策略而使运动遭到镇压的政治家却只能是蹩脚的政治家。
另一个问题是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孤家寡人可以是不同政见者的骄傲，但却是政治家的失败。身为不同政见者，你自己坚信你是在代表人民讲话，但是，除非人民认同你的讲话，否则，你的自信、你的自我感觉良好在政治上就没有什幺意义。另外，如果大多数民众虽然在暗地里赞成你的主张，但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而不敢公开地站出来支持参与，那同样于事无补。所以，作为民主运动的政治家，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２·米奇尼克与瓦文萨
对手常常比朋友看得更清楚。雅鲁泽尔斯基正确地指出，瓦文萨、米奇尼克在战略上是鹰派即激进派，在策略上是鸽派即温和派。用瓦文萨的话：“我激进得很，但我不想找死。我非赢不可，我可不愿意输。”
说来也有趣，米奇尼克与瓦文萨虽然在战略上和策略上都很一致，但两人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团结工会运动虽然是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保卫工人委员会多年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主体毕竟是工人，因此，作为工人领袖的瓦文萨便有些自大，不大瞧得起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再有，波共当局拿着庞大的工人群体不好办（就象八九期间中共当局拿着庞大的学生群体不好办一样），于是就用抓“幕后黑手”的策略，挑出库隆、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重点攻击，说是只有和这些“黑手”划清界限才肯和团结工会达成协议。瓦文萨一来是避免对手抓把柄，二来是趁势强化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排挤米奇尼克等人。这让米奇尼克很恼火。事后瓦文萨说的也坦率：“站在你的位置，碰上和我这号人打交道，如果我是你，早把别人打破头了。你这人很君子，我的头还好好的。”也许是身为“老革命”却受排挤之故，那时，米奇尼克很不相信瓦文萨，疑心他向共产党让步太多，到头来把团结工会弄的和共产党官办工会相差无几。直到当局突然袭击实施军管，瓦文萨和米奇尼克一道被抓，这种猜疑才冰消雪融。米奇尼克说，那以后，我和瓦文萨好得象同性恋。
瓦文萨堪称政治奇才。他老谋深算，冷静清醒。团结工会赢得合法存在，一位西方记者问，你们干嘛不改为政党呢？他说不愿意，“既然可以用锤子敲，为什幺非要用脑袋撞”？记者说，今天的波兰，最惊奇的是人民已经毫无恐惧。你同意吗？瓦文萨立刻警觉起来，他说：“等等看······我听说有一种海洋动物会游到沙滩上自杀。我有点怕。可能我们也在干着类似的傻事。你不能不顾现实，自我陶醉，不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错误。万一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不幸的是，许多团结工会的人让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遭到波共当局的重重一击。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全国戒严，实施军管，取缔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运动遭到严重的挫败。米奇尼克也被捕入狱。一年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波兰的教训，文中讲到团结工会内部的两派之争，在后期，运动开始失控，温和派不能掌握形势。尽管在两派之争中，“很难说哪种声音占上风，不过激进派的嗓门更大。常常是那些来自大工厂的年轻工人，迫使团结工会的头头们采取更激进的步骤，结果是越来越收不住，尽管瓦文萨和库隆好几次都想收。”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团结工会进行了顽强的、坚韧不拔的抗争，终于在八年多后，再一次使波共当局坐上了对话席，开始了解束一党专制的胜利进军。
一九九二年四月，米奇尼克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一次长谈。由于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召开圆桌会议，朝野双方共同推动民主转型，米奇尼克原谅了雅鲁泽尔斯基。他俩已从冤家对头变成了朋友。
这次对话十分珍贵。因为在这次对话中，两个先前的对手各自交换了彼此的想法。这在雅氏方面尤其难得。你几时读到过一个专制者吐露心声呢？
五、两个前政治对手的对话
１．雅鲁泽尔斯基其人
说来颇有讽刺意味，反共的米奇尼克出身于共产党家庭，父母都是老党员；波共头号人物雅鲁泽尔斯基却是出身黑五类，出身地主家庭。如果说，早年的米奇尼克由于以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而不怕共产党，不知利害地批评共产党，到头来变成反共的异议人士，那幺，雅鲁泽尔斯基的情况看上去正好相反，雅氏是由于从小就怕共产党因而忠于共产党，以至于最后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准确地说，雅鲁泽尔斯基对莫斯科是既害怕又忠诚。和他的许多同时代的军人一样，雅氏崇拜苏联，既崇拜苏联的理想，又崇拜苏联的强大。雅鲁泽尔斯基不是不知道共产党的严酷无情。在二战期间，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少年，由于父亲的问题，一家人被苏联当局强行下放到西伯利亚，他的父亲死在那里，母亲和姐姐差点被饿死，雅氏本人，也由于受西伯利亚长年白雪的刺激而伤了眼睛，以后一直戴着黑眼镜，并由于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留下腰病。
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既然雅氏早年就深受共产党迫害，怎幺还不反抗，怎幺还会忠于共产党呢？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很多人都是对共产党既害怕又忠诚。对很多人来说，这两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感情非但没有彼此冲突，反而互相强化，越忠诚越害怕，越害怕越忠诚。
在《君主论》一书里，马基雅维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身为君主，“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因为畏惧常常意味着憎恨，不过“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的”。有些当父母的，就能够使小孩子对他们既爱戴又畏惧。
共产党曾经做到了这一点，斯大林、毛泽东曾经做到了这一点。问一问那些老革命、老干部，有几个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既畏惧又爱戴，既害怕又忠诚呢？
分析起来，这种敬畏心理的形成并不复杂。一方面，他们相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为了事业的成功，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意志，这就需要在内部实行严格的纪律并随时清除敌对思想和敌对份子。他们何尝不知党的领导人也是人不是神，因此也有可能犯错误，有可能冤枉好人，甚至自己都有可能成为错误的牺牲品，但即便遇到这种情况，党的统一仍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个人就该逆来顺受，个人仍然无权反对党。
正是在这种自觉自愿的绝对服从的基础上，一个强大的党机器就出现了，而高居于党机器顶端的领袖，也就因此而获得了绝对权力。党员们忠于领袖，因为他们把领袖视为事业的化身，党员们又害怕领袖，因为领袖随时可以把自己压成粉末。他们越是害怕自己被领袖镇压，他们就只好越是向领袖表示忠诚；他们越是向领袖表示忠诚，他们就越是赋予领袖更大的力量，从而使自己越是陷于孤立无助，因此也就越是害怕领袖。到后来，人们对领袖的迷信已经削弱，但恐惧心里却依然存在。雅鲁泽尔斯基始终害怕俄国人，据他说，这就是他要实行军管的主要原因。
２．雅鲁泽尔斯基是怎样为军管辩护的
米奇尼克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对话，中心议题是军管。
雅鲁泽尔斯基为军管辩护，他说实行军管是为了避免苏联的武装干涉。“两害相权取其轻”，雅氏说，如果我们不军管，苏联人就会出兵干涉，波兰将沦为第二个匈牙利，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
平心而论，雅氏的理由并非全无根据。团结工会的兴起，在共产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恐慌。捷克和东德的共产党头头先后发表讲话，声称对波兰的“反革命活动”绝不能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苏联的勃烈日涅夫多次向波共当局施加压力。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云集波兰边境，以演习为名行威胁之实。我们知道，早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勃烈日涅夫就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按照这套理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同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因此，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其它国家都有权利、有义务去干涉，去制止。雅氏强调，问题还不在于苏联人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要派兵干涉，问题是一旦苏军入侵，后果不堪设想，“这个错误我们犯不起”。
但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辩解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在当时，苏联人自己的处境就十分困难。新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对苏态度相当强硬，而美苏两国间的实力差距也比前些年要大得多。一场侵占阿富汗的战争就已经使得俄国人身陷泥潭难以自拔，波兰是东欧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俄国人要下决心武装干涉，真是谈何容易。
再说，团结工会运动是一场自我克制的革命。在八零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协议上，团结工会方面作出了两个重大妥协，一是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是表示不脱离华约。这就在争取最大自由的同时，尽量避免给共产党镇压和苏联干涉留下口实。因此应该说，在当时，苏联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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