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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样的组织不可能容纳下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声音，乃至意见的，它是不允许对它有意见的。凡是与它不同，就被称之为“反动”，我认为是极其可笑的。在我看来，生在这个国家也好，生在这个世界上也好，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极权意义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反动。而是只有异见。如果你想对冉云飞的东西不同意也好，对张三对李四的东西不同意也好，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张报纸，任何一个电台的异见都不叫反动。你批评共产党也好，批评人大批评政协也好，那都不能叫反动，只能叫异见。就是不同的看法，仅此而已。怎么说你就叫正确，我就叫反动？哪个说你就铁定正确，我就不正确？同样的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不认为我研究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批评，就不能受到置疑。我说过我随时准备着受到置疑，随时准备着来自于许多方面的不同看法，所以我们要贡献的就是异见。任何人说你反动你都不能接受。你说凭什么说我反动，难道你就是不受置疑的正确吗？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组织？是天然的正确！就像我前两天写的那篇文章《政府越无耻，百姓越感动》。我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种无耻的表扬，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那个比这更无耻的了。当然啊，他都把光荣、伟大、正确都占齐了，你就只有去反动了，你只有把反动这个名背了嘛。如果你要说点异见，你就只有去反动，因为他把正面的都占完了，只有他正确，除非你跟着他鹦鹉学舌，趋炎附势，否则你就不能叫正确。你更不可以伟大，当然你也没什么光荣可言。所以我刚才说的右派的研究背景，就是这个右派是怎么来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纪律严明到残酷的组织根本不会容纳知识分子，他首先就是民主的敌人。
一个党派，一个独裁政权，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凡是涉及到垄断的行业，电信也好，邮电也好，铁路也好都搞不好的，这是经济生活中的垄断，而政治生活中的垄断就是一党独裁。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垄断就是一党执政。而这个党这个组织严明到到非常刻毒，非常残酷，所以它天然地不能容纳知识分子。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不仅是民主的敌人，而且是自由的敌人，它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敌人。它其实天然地就种下了一九五七年大批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因子。从那以后，三十年代整AB团，四十年代的整风，只不过是五七年反右的一种预演，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一个小规模的战斗。而一九五七年是一个大规模的战略演练，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就近乎是野战军的战斗了。
以上是我挖的第一个根，而第二个根以一九四九年作为共产党的建国开始。如果你大量地看四七年、四八年的文献资料的话，共产党在这种温和的语气下已经显示出他们的强硬态度。而他们的强硬姿态不仅仅是用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上，强硬，非常强硬，他们在谈判当中再也没有像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的那种相对说来软弱的态度了。同样地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很强硬。把大规模的知识分子都弄去进行土改，东北的土改，比如象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四九年以后参加土改的人就更多（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我这个人喜欢说的就是四九，也就是指四九年，有很多人说解放前解放后，而这种说法我认为都是意识形态被洗脑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他有一种先天正确，你四九年前是旧社会，而我们现在是新社会了，所以他先天就预定了他的正确性）所以我认为准确的说法就应该是四九年前四九年后。我们做学问和做事都要注意，我们很多时候被意识形态洗脑过后你不自觉地就装了很多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在四九年的六月份，著名的史学家陈垣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很著名的信叫《致胡适先生的公开信》，可以说那就是一个著名的转折点，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转向。实际上是用陈垣先生作一个标志，向大家提个醒，意思是说我共产党来了，你们只有拥护和不拥护，最好是拥护，不拥护嘛，后果是什么你们应该明白。他用陈垣先生这样一个史学大师来拉开知识分子改造的序幕，很有象征意义。我认为陈垣先生称得上是一个大师。而现在很多人都称为大师，象前几天张中行死了，也称为大师，我认为很可笑的。张先生是不错，但不可谓大师。我曾经说过，四九年以后还能称得上大师的，是以前硕果仅存的人。而四九年以后受的这种中共奴化基础教育能成为大师的人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我这个话说得又坚决又准确，为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说全部都不可能，万一突然出来一个天才呢，对不对？所以我用的是无限趋近于零，你仔细想一下，像余秋雨这样的名声不可谓不大吧，但是他算得上是大师吗？他算哪门子的大师？他仅仅是一个知道分子，像这些没有自己头脑的人，没有自己思想的人，仅仅是个知道分子而已。所以我说象陈垣先生这样的史学成就，那确实在二十世纪都是数得着的。陈垣先生对佛教的研究，对道教的研究，对《资治通鉴》的研究，对年代学、校雠学诸方面都有极深之成就。他抗战时写过《胡注通鉴表微》这样著名的书，为什么人他要写《胡注通鉴表微》呢？这个胡三省是南宋的人，在元朝的时候还活着，他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思想，就通过在《资治通鉴》上的批注来表达国家已经灭亡的哀痛，来表达他的民族思想和抗敌思想。陈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学术功力也是很高深的。但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再高的人再伟大的大师都经不住摔摆，共产党是很厉害的。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很多人都雄起在，很多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那简直振振有词。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以后，他就不敢说了。所以到了一九五七年储安平先生著名的“党天下”言论就被打成了大右派。储安平先生就说得非常好“国民党时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时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就说你国民党再坏，民主总是有的，它只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你看储安平先生批评国民党，他自己办《观察》杂志，批评得那么猛，当然《观察》后来是被封了，他本人受没受到像我们今天这些人受到国安这样的骚扰没有，受到拘查没有，受到传唤没有，至今我没有看到过记录。从这种对比你就可以想见哪个时代言论更自由，那个更好，那个更不好。
我可以这样讲，一九四九年六月份好象是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的陈垣先生这封“致胡适先生的公开信”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只是把他当成陈垣先生个人向共产党输诚，向共产党缴械投降，向共产党示好的一个方式。而我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它是用陈垣先生来进行一种变相的号召，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就是告诉你们，陈垣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师都在致胡适先生的公开信，都在说我共产党好，你那些小爬虫就更应该明白事理，不要以为自己不得了，要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甚至言外之意是，你剩下的这些人要做抵抗，那只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抵抗而已。所以说这个现象具有很多意义，主要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意义。说白了，它就是“不谓言之不预也”的一种暗示，一种潜在威胁。就是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没有告诉你，你们自己脑壳方，脑壳不灵动，就怪不得我们了。所以在五0年，大批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得完全像变了个人，比如说费孝通先生就响应得非常之快。而费孝通你们知道在四九年以前，是一个很出名的社会学家，很出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当时批评国民党也是很猛烈的。我手上有费孝通的《论大学》写大学的改造，要如何适应新政权，那真是判若两人，这是五0年初的事。而在五O年还有哪些人写自己的思想改变呢，当然都是些在国民党时代尚存风骨的知识分子，如陈垣、费孝通、冯友兰，潘光旦，还有李景汉等。而陈垣来参加西南土改团，他是西南土改团的团长，到大邑县来参加土改，沙河先生在大邑县见过他，而且他回去也写了赞美土改方面的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一系列资料我收了不少。
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通过第一波的土改，就已经把大批的知识分子的尿都吓出来了。也许有少部分的身体比较好，可能还夹得紧，但是最后在一九五七年就全部被抖出来了。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在一九五七年全部缴械投降，再也没有这种人了，连梁漱溟从五三年顶毛泽东开始，最后也沉默了。而梁漱溟是算很牛的了。最近出了本书叫《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是梁漱溟和美国艾恺教授做的谈话录。梁的学问其实一般，他和毛泽东同年。早年的时候他的学问基础其实并不高，他连中国的国学典籍，就是那些经典他都没读过，他都不能背。所以我觉得梁漱溟先生的学术贡献并不高。但是梁先生在二十世纪贡献了一个做人的品格，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让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汗颜。这个人顶毛泽东，这个人顶很多东西，这个人在批林批孔时也顶批林批孔。他一点也不象他的学生冯友兰，虽然冯友兰先生也值得同情，值得谅解，但是与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相比较，在人格上确实是要低一截。当我读了梁先生这本书时，我写了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梁先生有张著名的照片，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眼睛里面充满着鄙视，嘴巴是扁起的”，那张照片我最喜欢。刚好这张照片就是他这本书封面的照片。所以我就写了篇文章叫《在一个专制国家敢长成这样是不容易的》。你仔细想，象梁漱溟这种道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过后，有几个人有这样的道行？眼睛里面充满鄙视，嘴角边上露出的是不屈服。所以我的标题要这样说，在一个专制国家敢长成这样是不容易的。你还别说，要发表意见，只要你长得一副不合时宜的样子，你也就是罪过。你还长得出一副鄙夷的样子，你更是罪过。你长得一副不屑的样子，你是错上加错。所以事实上在五七年，一些知识分子仅剩的这一点提意见的勇气都没有了。
当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给你一点好处，同时也罚戒一些人，就是给一些人树立标杆，告诉一些人，如果你不听话，就是这样搞你。另一方面也给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实际的好处，只要你跟着我说，我就给你胡萝卜。这个策略从四九到五七年，这个胡萝卜加大棒在土改、三反、五反、肃反中都是反复应用的。我可以这样说，好多的右派，他们的父母，都是在三反、五反当中被整死了的。流沙河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样被整死了的。是被中共所枪杀了的。所以很多知识分子的父亲被枪杀之后心里肯定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是叫椎心刺骨，莫此为甚啦。我与沙河先生相交大概有二十年了，从来没听到他谈过这件事，你可以想见他的内心隐痛之深。我与他是很多话都可以谈的，但他不主动谈这个我决不去谈。我知道这里面有非常隐秘和隐痛的东西。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在打地主恶霸的时候，在清理所谓土匪的时候，共产党采取的手段就是早期先整肃国民党。第一是整肃国民党的军队，第二是整肃地主恶霸，还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整工商业者，接着就来整以言论著称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你仔细看，它是非常有步骤的，先整军事，后整经济，然后再整知识分子，它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决不是一时突然兴起。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或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公私和营、私营资本主义的改造，还有抗美援朝和肃匪反霸也好，包括清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也好，就在这个五七年以前都搞得差不多了。五六年刚好又遇到一个匈牙利事件，还包括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的报告，这是国际形势。加上第一阶段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稳妥地统治了这个政权。但是还有很多知识公子还夹得比较紧，最后剩的尿没有抖完，好，在五七年他就采取一个方式，把你们这些人勾引出来，这就是所谓著名的阳谋论。
那么这个阳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在所有的书都语焉不详，包括朱正先生、叶永烈先生，胡平先生等著的书都是语焉不详的。有的说是五六月份开始的，我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多久开始的，但我现在手上有的资料最早的一篇批评右派的文章，（我也不能说我这个就是最早的）是谢春庭写的《斥孙海波反历史科学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开封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师范学院的学报是单月刊还是双月刊，我查了这个资料它又没标。如果是单月刊，那就是一月份，如果是双月刊，那就是二月份，如果是季刊的话，那就是三月份。我们就把它当季刊来看，也是从三月份就开始了。就是说已经形成文字的批评了。而四月份的就很多了，有史学家白寿彝写的文章叫《历史资料的伪装》（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第二期）；还有柳春藩的《揭穿李鸿哲反马克思主义的罪恶手法》（《史学集刊》第二期）还有叫聂守志的《驳斥右派分子金安泰的反动史观》（史学集刊）第二期）。大家都知道三四月份只是在号召大家敞开说，而从这里可以看出三四月份是不是就完全是敞开说呢？从我收到的资料来看，虽然还不能确定反右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知道至少在三四月份就有反右的文章出来了。那么在五月份就更不用说了，就更加多了，在我刚才拿来的这本资料中都有详细记载，朋友们可以在网上查到。五月份中有一篇是一个叫小雅的人写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新闻日报）。你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强调要大家一定要敞开说，欢迎知识分子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些报纸不大遵守毛泽东的纪律，提前就把他的阳谋公开了。这是很好耍的一件事情，从这个事情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漏洞百出，他实际上是想掩盖自己搞知识分子的想法。想到以后才来进行公开，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公开了。
六月初，尤其是六月八日以前，在六月八号有篇著名文章嘛，就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叫《这是为什么？》，今天来的萧赛先生也写了本《为什么？》还有听说海外有个网站也叫“这是为什么？”这个网站我没看到过，可能也是涉及到右派研究。如果你研究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那是疑问呢还是设问呢还是自问自答呢？它这个标题“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它的心里面是很明白的，完全明白。他根本不需要你去给他解释，他之所以要问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心里面完全明白。他是站在制高点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不需要你们的回答，他要人民日报来回答。当然人民日报的回答也是毛泽东的回答，他认为他这样的回答才是正确的。他提出的这道题不需要学生，因为他这不是一道考试题，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唯一的不用置疑的霸道的答案，他是已然知道的。他问个为什么，只是表明一个更加强硬的态度。他知道你聪明不过他，这样的标题在后来包括文革和许多地方用了很多。就是从这道考题以后反右就真正拉开序幕了。这就是我谈的第三点，反右的思想背景。
第四，反右的几个过程，我认为六月八号是反右的一个分水岭。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反右文章之前，是个酝酿过程，是个引蛇出洞的过程。但在这之前有些报纸已经在急不可耐开始批判右派了。他们搞得很快，政治嗅觉也很敏锐。毛泽东这个引蛇出洞的方式，在我们今天研究它的时候，也觉得毛有些漏洞是没有堵住的，看起来步调并不那么一致。由此你可以感觉到毛搞的这个确实是个典型的阳谋，是个典型的自问自答。他怎样叫你提问，叫你向他发难，这确实只是作个姿态。所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第二个阶段根据我手上的资料来看，可以说五七年整个一年都是反右的一年。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讲，这个批评右派的言论，我甚至于有个这样的想法，批评右派的言论、书籍，报刊、杂志、资料，那怕是内部印的（我收的右派资料我把印数，开本，页码等都标注了的）。很多人会认为标这些没用，但我说冉云飞有时头脑也有些奇怪。我开玩笑说过把这些批评右派的各种资料包括小报和图画、连环画这些拿出来，还有批评右派的小说，这些我都收集得有。可以算出批评右派共用了多少吨纸。你会觉得很好耍，你会觉得我的思路很奇怪，但你以后会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整个反右运动从五七年开始到五九年大规模的运动他在开始收尾了。这期间大概用了多少吨纸来批评右派，这是算得出来的。由印数，由开本是算得出来用了多少吨纸来整肃知识分子。就这个话题用来做博士论文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奇特，你看，共产党用了N吨纸来整肃右派。这会比你说的很多话都会叫人记得清楚，对不对？我今天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些思路，大家都可以去做，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上面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五七的六月八号到五九年12月底差不多就收尾了。最凶的就是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这两年。批评得非常之狠，五七年下半年几乎每天的报纸都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还有大公报、文汇报、和各地报刊，这些报纸都是连篇累牍地登载反右文章，可以达到这种程度。而在各种学术期刊上，也是非常积极非常强烈地批判右派分子。我手上收有中医药界批判右派分子，史学界批判右派分子，文学界批判右派分子，商业界批判右派分子，街道办批判右派分子，劳改农场批判右派分子，佛教界批评右派分子的各种资料。关于佛教界批评右派分子我有第一手资料，有成都佛教协诸多和尚的检讨书、认罪书、爱国公约、挑战书、大字报等，有成都市大慈寺、文殊院、石经寺、昭觉寺、宝光寺、草堂寺。。。。这些寺庙的资料。我一共收了几十上百斤，里面就有不少关于右派的东西，我这里面罗列了一部分，因为还没有整理完毕。你可以看我的博客上我写了些佛教界的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写的保证书，检讨书。这些和尚在里面说他要种四百斤跃进南瓜，他一个月要汇报多少次革命思想，他在最后的落款是右派分子XXX，我在博客上录有出来。从这里你可以想见共产党只要想做一个事情他是无孔不入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清静的。连所谓的佛门圣地，佛教界都没有躲得过，其中的女尼姑一样没有摆脱，一样地要弄来学习。在都江堰道观里的道士一样也要改造。所以可以这样说，普天之下，无有遗漏。
这场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你难以想象的，那时涉及到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说学生不划右派，但那时张新泉先生才十几岁吧，那时可能同他差不多的贺星寒、周克芹、袁永庆他们都被划成学生右派。现在全国最年轻的右派还不清楚，但我掌握到的资料是十五岁，也就是十五岁被打成右派。最大的我没有统计，估计也有六七十岁的老顽固，当然这是在共产党的眼中。我想如果能把这些统计出来，比如说它涉及的面，涉及的年龄，涉及的职业，涉及的各种言论，他被处理的各种方式。比如说流沙河文革前是被发配到凤凰山农场养猪；然后到我们现在住家的地方大慈寺路的种菜地守菜；其中还有两年单位对他不错，让他去守那堆带有毒素的旧书堆，也就是守文联的资料室和图书馆，这反而成就了他，让他读了很多古书。而曾伯炎就是在马边的劳改农场。说到劳改农场最著名的就是杨显惠先生写的《夹边沟纪事》，但事实上这样的劳改农场到处都有，并不只有夹边沟。在劳改农场里也有著名的高尔泰先生，曾伯炎先生，也还有很多很不著名的人士。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管制的力量、他涉及的面，他整肃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
而反右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五九到八O年，这之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整肃，但是右派分子的中间有些被摘了帽，但是摘了帽也还是一种管制，只是摘了帽要好听一些，行动相对自由一点，生活上相对得到了一些补助。对这种摘帽右派依然没有得到真正自由，依然会受到怀疑。因为摘帽右派只是改变了一下名称，就说是你这顶帽子虽然没有戴起，但并不表示这帽子就不在，是放在那里的。哪一天不高兴了想给你戴上就要给你戴上。你看共产党的提法真是有些名堂，他失业不说失业，只是说下岗，但这些下岗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上岗的机会了。他对你还要管制，但说是摘帽右派，我给你摘帽是看到你还有点听话，有点恭顺，如果你哪天不听话了我就要重新给你戴起。这就象唐僧对孙悟空一样，随时给你戴上个紧箍咒。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八O国内对右派有摘帽和不摘帽两种处理，中间还有一些最大的右派分子被整肃。比如象章乃器在六二年三月到四月还认为右派是错划，他向当届政协提出申诉。六三年民建中央通过《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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