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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到八O期间，在香港和港台出了一些关于研究右派资料的书，包括一些右派的回忆录。有很多右派摘帽以后获得了到港台探亲的机会，有些定居了就不回来了，去探亲的好多也不回来了。这些人在海外就回忆了自己当右派的生涯。这些资料大陆是没有的，但是我很幸运，我收集资料的功夫也是很厉害的，这些书我手上都有。比如说一九六六年香港自联出版社1966。12月初版的《鸣放回忆》（展望丛刊八），其中有这样的篇章，叫《岭南鸣放喜剧多》，《汕头市的定额鸣放》《华南工学院鸣放杂记》《广州工商界万人争鸣记》《广东省、市民主党派人士鸣放追记》《广州市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俄语学生向国务院请愿》《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鸣放》《陕西师范学院的鸣放运动》《记少数民族同学的鸣放》《昆明市的鸣放运动》《我戴着帽子写回忆》，就是这些文章。这些文章的价值是不可怀疑的。这些人都是从右派的境地九死一生地逃出去了。但在文革的时候早期的右派又被拖出来了，在文革中照样批判你，而且把你当年打成右派的东西全部搞出来。你看在1971年三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革命大批判小组就出了个内部资料，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极右分子范明的反革命罪行》，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虽然大规模的批判没有了，这些零星的批判还是相当多的。我在这里也就不详细讲述了。
第四的部分就是从一九八O年到现在，七九年以后开始给右派平反了，象流沙河先生都是七九年平的反，八O年开始大规模的平反到现在。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确实大多数的右派都平反了。平反后的处理有几种，第一是你等到一个平反证，我听说是有，我手上有一个证书。第二是有些人得到了一些工资补助，但这种补肋相对他们的损失来说相差岂止是十万八千里。但他们子女受到的伤害，还有家庭受到的伤害，还有社会受到的伤害，对不对？这都是无法统计出来的。我可以这样说，从一九八O年以后的右派研究，还基本上没有起步，海外的右派研究我不是太清楚，与文革相比，海外的右派研究肯定要弱得多。海外的文革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在研究，比如说王友琴、宋永毅等，这些很著名的研究，包括国内徐友渔先生的研究。还有些当年的红卫兵，包括造反司令头头的回忆录。比如重庆工人造反派李木森的一个回忆录，现已被北京一个内部杂志叫《往事》的公布出来了。公布的这个回忆录非常好，我读到了一小节，这个回忆录是重庆的文史研究者何蜀整理的。
关于重庆这个城市，前几天我在写我的二月读书录当中说，我现在被划归于重庆的乡下。但是对重庆要作为我的故乡我都不大认同，我经常只说我是四川人。第一我对万恶的三峡工程深恶痛绝，而因为这个工程划出去的重庆，这样的行政区划我不承认，我很厌烦它；第二一般人说重庆人很耿直，很野道，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冉云飞比你们还耿直还要野道，冉云飞都没有觉得自己有好了不起。我曾经说过一座城市它应该有文化，要有文化底蕴，要有文化氛围。我曾经开玩笑一样地讲过，你重庆不要说连沙河先生这样的作家你出不来，就是连冉云飞这样的青年作家你也出不来嘛。我虽然是重庆人，但如果不到成都来，就没今天这样的文化熏陶，所以我说我是重庆人的性情，重庆人的脾气，而我的底气是成都人的文化底气。我这样说不是表明重庆没有文化的资料，没有可研究的东西。就是民国时候的重庆，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象样的研究。陪都时候的重庆，书店、出版机构、学者、大学如此众多，本来是为重庆的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但是重庆有什么象样的研究，没有。再加上码头气息比较重，闯码头的人就知道横冲直撞，一天都比较浮躁，不容易坐下来搞研究。
所以我转回来还是说我们做研究的还是要从基础知识搞起。可以这样说，右派研究就象重庆人对重庆研究一样，是黄瓜还没有起蒂蒂，与文革研究相比，要孱弱得多。所以我希望将来大家都更加关注。因为光是知识分子搞还不够。从四九年以后这些苦难的财富如土改、知识分子被整肃，三反五反、胡风事件、右派的反动言论，民歌运动，还有大炼钢铁、五九到六一年的大灾难大饥荒等是相当多的。就象最近出的“四川当代史实要录”，其中廖伯康（前省委副书记）公布了很多资料，四川死难的人很多。前不久著名的历史文化地理学者人口学家曹树基先生写了篇文章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四川的人口研究”，在关天茶舍查得到。大家都应去看一下，自己是四川人，首先要去热爱四川，要去研究四川曾受过的灾难，你才可以更加研究中国的灾难。同样的，首先研究四川的右派，再扩而研究全国的右派。我说了整个右派的研究我们要做铺路石的工作。这一点谢泳先生说得很好，要做一些基础的工作，要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宜，给他们作出判断提供很多材数料。我们不仅自己在研究当中要作出很多评价，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比较完备的资料收集，我希望我做的这个《右派资料知见录》得到大家的帮助和关心，最后谢谢大家！（鼓掌）
杨远宏：
感谢冉云飞先生精彩的演讲和精辟的见解，坦率地说，听了冉云飞今天的演讲，我感到悲哀，我感到心情很沉重。维特根斯坦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享乐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不起深刻的文化。我们这个时代正是一个享乐主义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非常低俗，非常鄙俗的时代。它当然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深刻的文化。冉云飞先生的演讲以一个学者深厚的学养，以学者的眼光和思路，对整风反右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冉云飞先生这种对历史的打捞和钩沉，作的这些基础资料性的工作是很可贵的。他力图通过这些工作还历史的原貌，让历史开口说话，相当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让历史说话也就是让人开口说话。在这一方面我个人感到非常惭愧。作为同样是搞学术研究的人，冉云飞先生今天讲的关于基础材料的收集、整理、梳理，从这些工作中提炼出一种历史的意识和启示。这对我也是一个启示，比如说冉云飞先生谈到对“反动”这个词的深度解构，这对我是一个触动。原来我理解的反动就是逆人类历史的潮流而动，现在看来我对自己的认同还需要反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更赞成冉云飞先生。在集权专制的特定语境下所使用的异见这个提法。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发表异见，有不同的见解，就遭到打压，被剥夺人生自由，请问，这样的权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连人发表不同异见的权利都没有，我们还谈何人权？更何况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没有被开除党籍，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居然被软禁十几年之久，直到去世。共产党把自己的总书记都软禁了十几年之久，那我们在座的一介草民，请问，人权何在？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其实是一个常识，这里面没有什么理论问题。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感受。就此而论，我首先问我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我甚至感到羞耻。在需要我说话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在需要我挺身而出的时候，我没有挺身而出。
因此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他们都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诗人何为？就是诗人到底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诗人到底应该干什么？我恰恰觉得他们的这个提问，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严酷的现实语境当中，我们恰恰就应该发问“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云飞先生的演讲实际上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试问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国度里面，如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连一个人起码的人格和尊严都活不出来，谈何人生的价值？谈何人生的意义？这一切是何等的虚妄！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灵魂的尺度。它是一个民族灵魂和文明的脊梁。然而让我感到沉重的是，此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重建知识分子的精神》这篇文章现在网上也出来了，朋友们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我在这篇文章里面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中国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知识分子的精神已经被摧毁”。我不知道云飞先生是否同意我这个看法。（冉云飞说：基本上同意）连一个人正常的尊严都没有了，起码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都没有活出来，还谈何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一个人也就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关于知识分子我参考了很多书籍和看过各种定义。刚才冉云飞说的有的（其实是大多数的），他提到王朔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不能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的专用名词，他指的什么呢，照我看来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立人格，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以文化思想的方式，向大众表达社会关怀，向大众传播真理，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就叫知识分子。你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只能叫知识者，不能叫知识分子。而我们大量的知识分子，我坦率地说，留下的是知识，在这个严峻的现实大漏斗下，漏下的是分子。因此我在这里最后想很感慨地说一句，让我们每一位朋友活出知识分子来，活出知识分子的人格来，逐步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活出一个象样的知识分子来。我再一次谢谢云飞的演讲，也谢谢朋友们。（鼓掌）
周雨樵：
从云飞的演讲中看得出他的学功和学养，和功底。我在这里谈两点感受和向云飞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感受是我认为反右斗争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体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今天云飞梳理了一下，四九年以前他怎么斗，四九年以后他又怎么斗，斗得都差不多了，他就想一下应该升级了。这种晋升的方法也是他斗争哲学的必然体现。这种斗争哲学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这一类的哲学就说明了他认为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斗争。这个哲学和基督哲学是截然相反的，有了这个斗争哲学，就必然会有反右的斗争。这是从哲学的层面讲。另外一个从制度的层面来讲，今天云飞也提出来了凡是一党专政的制度，必然要采取这种斗争哲学。另外他也提到了大环境上斯大林的歧视刺激了毛泽东。我认为主要应该是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我认为云飞都提得非常好。正因为有这种斗争哲学，所以才使反右斗争能够扩及五十五万人或者更多的人。
第二点感受是反右斗争不光是清除的异见知识分子，严格讲，我认为他是对普世价值的一种挑战。因为他并没有把知识分子抓来杀了，他首先让所有右派分子丧失的是人格和尊严。当你尊严和人格都没有了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人了。因此他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一种挑战。你想一下那些右派分子，刚才云飞说了没有一个右派分子能够坚持到底，我说有一个，就是林昭。因此这是在消灭了你的人格和尊严以后，普世价值在中国就完全没有了。由此我们想到我们现在的维权斗争。现在我听说我们的右派有些人，还没有落实，还准备和沙河老师交换意见，就是有些右派要向上面要求进一步落实政策，也就是他们的维权。但更多的维权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我觉得我们不光是要知识分子维权，还要各地都要维权。还有各个兄弟姐妹的维权，我们都应该纳入这样一个普世范畴。这是第二点。
另外我刚才听云飞说的两点我不大清楚，第一点好象是云飞你说你看到过一张平反证书，但我觉得不大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小平，也就是六九杀人犯，邓小平是全无良心的人，甚至在当时他就不同意平反，只能叫改正，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右派是有问题的，只是把你们弄凶了一点，所以叫改正。你怎么会有一张平反证书呢？第二点关于云飞说的部分右派补发了工资，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在座的右派心泉、萧老、还有谢庄等都可以问一下。我问过流沙河先生，问他补了多少工资，他说哪里有补工资，只是补了点补助安家费，大概是一两千元钱而已。而流沙河二十年的右派，只补了一两千元钱，怎么能叫补发工资呢？所以这个是不是云飞记错了，好象没有什么右派是补发了工资的。连大右派都是根据知名度的高低补多补少的问题。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是有一些右派在联络组织起来要求补发工资。我问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好，我的发言完了。（鼓掌）
冉云飞：
刚才雨樵先生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关于这种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有可能是我记错了。第一个问题我还要回去看过才能说到底是平反还是改正。也许是我没注意到，但在以后要发表在文章中以正式的为准。第二是不是补发了工资，可能至少是有一小部分的补贴，但是说发工资是不太准确。我非常高兴和欢迎雨樵对我的纠正。因为是即席演讲，而我今天也没带很多资料来，因为带很多资料是很繁重的，所以我有些说法是不够准确的。我希望在我将来形成文本时我把它表达得更为准确。好，谢谢！（鼓掌）
萧赛老先生：
感谢冉云飞先生把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时间拿出来研究右派，很难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五十五万右派，或者说四川有十多万右派。我想这些右派分子都应该感谢冉云飞先生。（鼓掌）
如果加上右派分子的家属，怕不是五十五万，那有一百万以上，都应该感谢冉云飞先生。（鼓掌）我只代表我全家四世同堂的七口人感谢冉云飞先生。我的话完了。（鼓掌）
张新泉：
我们国家关于右派研究我有个感觉现在算是正式开始了。其实这个还研究迟了。如果不是有冉云飞这样的有心人把这个学科（我说它是学科是太轻松了，但它应该是一个学科吧，而这个学科可能只有中国才有）进行了研究，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不把意义搞清楚，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是不会去做的。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我说明一下，我被开除出校的年龄是十五岁多不到十六岁，我没有去调查过我是不是全国最小的。我因为当时只是初中生，所以没有享受戴帽的“待遇”，但是被开除以后是享受正宗的右派“待遇”。一共有二十年，我的履历非常简单，被开除以后就到了社会底层流浪了二十年。所在在作协里面至今有人叫我张铁匠。我打过铁，拉过船，当过码头搬运，。。。死过若干次。还有二十年就是在当文学编辑，后来给冉云飞同事，在作家协会拿钱，吃饭。
冉云飞是我的作家朋友里面真正是把作家和学者两样修养集于一身的人，我的作家朋友当中有些人很能够写文章，但他的文字里面没有思考，没有思想。而冉云飞是把写作和思考集于一身的人，我今天听到他说的这些我简直不相信他又在搞这个名堂了。他搞了很多事，每次他送我书我都会感叹一番，因为我也年轻过，尽管现在我比他年长，但他却做了这么多事。这些事表面上看象他说的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我觉得他做这些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也是有利于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事情，很重要，是一个善莫大焉，也是功莫大焉的事情。我就说这些了，谢谢大家。（鼓掌）
陈志强：
我来说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在反右的时候才几岁，对于反右的这种斗争基本上没有亲身经历过，而只从老一辈的讲话中知道一些。比如我认识流沙河先生的时候就是在七一年。那时我们高中到川化，川化离城乡很近，我们就听到师傅说城乡有个大右派在劳改，叫流沙河。那时七一年还是有军管会，我们偷偷跑到那里去看流沙河，只看到一个黑不溜秋，瘦瘦的一个人在那里搬木头，他们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流沙河，是因为写《草木篇》遭了的。那个时候我才对右派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但我们没有去打搅他，因为我们都是学徒工，都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安慰别人呢？大家也就是看过几眼就走了。这件事后来我给流沙河老师讲过，他也有同感。
我现在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冉云飞老师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有一点还没有说到，这也是我后来想到的。我有一个叔叔，虽然他不是右派，他却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坏分子，我们过去不是听说过地、富、反、坏、右吗？这个坏分子的档案一直跟着我叔叔的儿女们走过来的。致使我叔叔的儿女们都没有入团入党的，就是因为他们父亲头上有这个坏分子的帽子。我就想问一下冉云飞老师，在反右斗争中这个坏分子是属于哪一类的，是不是比右派分子还要坏？我那个叔叔还是一个教书先生，就是因为当时说了一句出格的话，“说双季稻种拐了，弄得农民没有吃的”，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就被打成了坏分子。而叔叔的儿女们就为了这一句话背了一辈子的黑锅。现在也没有听到说给坏分子摘帽子的话，只是说摘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坏分子的帽子是不摘的。他一辈子都是坏分子。在那个地、富、反、坏、右中的坏还没有听到过平反的，所以我问冉老师这是不是个历史的遗留问题。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有黑五类、麻五类，黑七类，那时我就知道这个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关于这点我翻了很多书，也翻了文革中的，但关于坏分子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关于右派们吗还给平反了嘛，坏分子平反没呢，没有平。所以我觉得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值得大家研究，除了研究右派分子，我们还要研究坏分子，这个坏分子也是极左思潮的一个反映。好我讲完了。
冉云飞回答：
现在关于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这些，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啊。我有一个朋友，也可以说是著名作家、学者了，这个人叫林贤治，他是一个广州人，在广州这样的土地上也还是比较稀少的，在我们中国土地上也比较稀少。这个人没读过什么书（我是中指学历），走到今天，研究鲁迅，研究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前两年《南方周末》请我和王怡去，他就说云飞，给我提供点资料，我问他要做什么，他说他要编本书，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现在还没有出来，我估计资料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可能出不来。关于“坏分子”这个说法，现在的所有辞条都是没有的，都没有写出来。因为我收了很多旧的辞典，因为受谢泳先生的影响，我喜欢收集这些东西，收了很多辞书，比如说民国时候各式各样的辞典，四九年以后各式各样的辞典，在1958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当中就有右派分子，但确实没有找到坏分子这个词，我至今为止没有找到关于这个坏分子的解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确实是比较难。关于坏分子的概念非常宽泛，有些甚至是经济问题被弄成坏分子，有些是政治问题弄成坏分子，有些是男女关系问题弄成坏分子。因为我手上收到一个检举资料，里面写的就是坏分子某某乱搞男女关系，我就收到过这种资料。所以我觉得关于坏分子的定义就是比较宽泛，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我还可以这样说，四九年以后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研究的，光是其中一项就可以做无数个博士论文，出无数部专著。（鼓掌）
XXX女士：
刚才听了冉云飞老师讲的“关于右派研究”，我认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他们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特别是丛维熙的大墙系列，和张贤亮的《牧马人》等，这些东西在当时看到时还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它确实有一种混淆视听的作用。特别是丛维熙的“血流黄河静无声”，都是写的被打成右派以后怎么样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在那种劳改农场里面很艰苦的故事，但最后他全部把它变成一种对党和政府非常盼望的感觉，好象人性也好，爱情也好，在对党的感觉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当时我看这些书时还很年轻，我看这些书的时候出的书还不是很多，还没有现在这么宽泛的选择。当时我就觉得丛维熙的东西不可能有很长久的生命力。后来他好象有一部小说叫《走向混沌》吧，已经不忍卒读了。我十分反感他在里面的一些提法，好象是在最后摘帽时感觉自己确实是错了的，只是母亲在教育孩子时打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混淆视听的一个说法，我就谈这点粗浅的算法。（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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