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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读书会：关于右派的研究
冉云飞等
主持人：杨远宏 主讲人：冉云飞
时间：2006年3月4日
杨远宏：
今天下午，我们请来了博闻强识、怪招迭出的著名作家、学者冉云飞先生给在座的朋友们作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右派研究”。在冉云飞开始这个演讲之前，我荣幸地通报大家，今天来的朋友们当中，有一位最老的前辈右派先生，就是八十六岁的萧赛先生，也是作家萧赛先生、学者萧赛先生，请大家欢迎。（鼓掌）也来了一位最年轻的右派，前《星星诗刊》的副主编，全国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新泉先生，请大家欢迎。（鼓掌）这位年长的萧赛先生和现在已经不太年轻的新泉先生都是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草堂读书会，我本人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对这两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鼓掌）
冉云飞先生今天讲的话题，其实牵涉到对中国历代体制和文化的广阔而又深刻的思考。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集权专制者从来没有把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摆在一个正常的、正当的位置。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不过是一撮毛，不过是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一撮毛，如此而已。这一撮毛如果顺服一点，那么也许还可以留在这张皮上，如果这撮毛略有不顺服，或是这撮毛甚至倒立起来了，那这撮毛就可能被拔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这种关系的形象生动地表达。
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品格，而且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是不仅要思考，还要有批判精神。因此在上一次周雨樵先生所讲的“毛泽东与文革”和今天云飞所要讲的“关于右派研究”这两个历史个案，虽然时间相隔十年，整风反右已经过去将近五十年了，文革发动已经四十年了，而这两场革命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在这块土地上所造成的灾难，今天我们仍然记忆犹新。
文革和整风反右与其说是一场文化的灾难，不如说是一场人的灾难。它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的一次全面的迫害、打击和摧毁。这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分裂。特别是到了当下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道义、良知是荡然无存。冉云飞先生今天所讲的这个话题，仅管它是一个历史个案，仅管它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无疑，它会引起我们对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集权专制造成的灾难进行全面、深刻地反思。
其实我们如果往后追溯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迫害，早已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的。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专制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怀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和敌意。正是这种怀疑和敌意，防范之心，造成一代又一代的文字狱。在座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开始了的。我记得现在出了本高尔基写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在这本书里面高尔基当初针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高尔基出于当时还没有泯灭的良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质问列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高尔基质问列宁是这样说的，你们所迫害的，是俄罗斯的大脑。而列宁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什么大脑？一堆粪便。当我在这本书中看到列宁这个回答时我大为震惊，为什么这些集权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呢，他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嘛。为什么他们要把知识分子看成集权专制的天敌？其实当我提出问题时答案也就已经在问题之中了，今天在冉云飞先生开讲之前，我就简单地为冉云飞先生拉开序幕。
冉云飞：
谢谢各位。参加草堂读书会较多的朋友应该是了解我的，别的朋友可能也多少知道我一些。所以我这里也不做自我介绍了。我首先说一下我今天的讲题“关于右派研究”。因为关于右派研究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大陆还是海外来讲，目前写的关于技术性的右派研究的书还不少，但真正有份量的研究实质上并不多。我为什么要把今天的讲话题目定为“关于右派研究”？尽管我们来反省，来批判，来声讨集权专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国家大脑的迫害，我认为对关于右派这个问题的批评，不管怎样我认为都不过火。问题是到底怎么样的批评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话怎么讲呢，那就是我们在批评一个东西的同时，要占有大量详实的资料，这才是一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我们不能采取共产党那种搞法，以论代史。比如说我们先讲好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然后我们再去找资料，这不是一个做学问的方式。虽然关于右派这个事情可以激起很多人的愤怒，也可以激起我冉云飞的愤怒，对不对？在前不久，也就是前两天吧，中央电视台搞一个“感动中国”的节目，我就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政府越无耻，百姓越感动》，后来发到“天涯”上，那跟贴简直多得很，可以说是群情振奋，后来“天涯”当局把它删掉、打包。就是这样，政府越无耻，百姓越感动，我坐在这里，为什么要先讲这一点，是因为政府的很多做法是无耻的，他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替纳税人做事，他的合法性何在？我在我的文章当中写到，比如说我写到徐本禹让我感动、黄战辉让我感动，高耀洁让我感动，他们越让我感动，越让我觉得这个政府的无耻。因为他们该做的事情不做，他们拿了我的钱不为我办事。
我的文章主体就是这样写的，那么这个国家很奇怪，但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也很奇怪，你政府无耻吗他还越感动，他不知道这个感动的背后政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缺失。我那篇文章中说了，在管和整老百姓这方面中国政府是世界第一，在关怀和爱护老百姓上面恐怕也是世界第一，是倒数第一。（鼓掌）
今天讲关于右派研究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研究右派的写作，都十分缺乏原始资料。这方面在国内有朱正先生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和胡平写的《禅机：一九五七》，包括叶永烈写的《沉重的一九五七》等，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一堆常见资料的堆砌，而很多资料也是极不全备的，非常不完备。为什么呢，事实上这几位的书还都算不上学术研究，不能算平心静气的研究，只能算对资料的清理和罗列。有鉴于此，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多少年了，很多年前我就在收集右派资料，今天我带来的这一份叫《右派资料知见录》（编年初稿）。编年是什么意思呢，编年就是从一九五七到二OO五年，凡是我能够见到的右派资料，我全部将它罗列出来了。今天我拿了一叠来。这个工作很多自以为有才华的人是不愿意做的。他觉得这个工作又琐碎、又繁复，工作量又大，这些确实非常之大。要翻很多刊物、很多资料、很多报纸，要钻很多图书馆，要钻很多故纸堆。这么多年我每个星期天早上都要去旧书市场，明天又是星期天我还要去，这些都是我每一个星期天早上在旧书摊上淘的书和资料的一部分。因为我星期天从来不睡懒觉。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关于右派的研究要象冉云飞这样作。要象谢泳这样作。谢泳，黄河杂志的副主编，研究储安平，研究西南联大，研究《观察》杂志等卓有成效的学者。同样也需要我这样的人来做这种最为基础的资料。
就象我们曾经做过一期张献忠屠杀四川360周年的一个小辑一样。张献忠屠杀四川我曾经做了个资料，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些。我这个人很喜欢做一些非常基础的资料，只有在这些基础的资料上再进行详实的研究。这样做下来，我就可以这样说，什么叫木板上钉钉，板都板不脱，什么叫详实有力。希望大家在将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写文革回忆录也好，写右派回忆录也好，写肃反、三反五反回忆录也好，大跃进回忆录也好，或者是全民民歌运动回忆录也好，四清运动回忆录也好，大家首先要做到第一点，那就是忠实于自己，你说的话自己应该负责。第二点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就是你不管怎么样批评政府也好，批评他人也好，你首先对于资料要有个详实的把握，这种态度才是一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一个人诚实的态度。我觉得这真要涉及到诚实，因为你不能因痛恨某一个人，就把某种观点强加于他。同样的，你不能因为痛恨曾经的政府，你说的话就可以没有根据。我认为一个人说话就应该有根据，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句话都查得出根据，但是对每一句话我应有逻辑，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出那种必然性和或然性。我说这个的意思也就是各位若需要这个资料可以拿去复印，同时告知大家我的很多资料在网上都有公布，你只要输入冉云飞就可查到。这份《右派资料知见录》刚才我拿给几位老右派看了他们都觉得吃惊，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右派，不知道这一堆，这么多详实的资料。所以我在下面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怎样收集右派资料。
如果你能收集到详实的资料，比如你要研究抗战，要研究日本侵华史，你要研究日本的罪行，你手上有日本人的证据就是最棒的。比如说樊建川手上有很多日本人侵华的证据，樊建川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就是很棒的。这些证据拿出来你板都板不脱。同样的，右派的很多资料用几种方法可以收集。第一就是旧书市场可以收到一些，这是个人可以去找的；第二就是图书馆，图书馆五七年到六O年到六一年六二年这四年之间资料还保存得有。也许你觉得这样翻起来很麻烦，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捷径，有本工具书叫《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是上海出的，每年都有，那么你要去翻哪个时候的资料那上面都有。你可以把关于右派的分类从那当中找出来，同时找报刊实物来核对，这样就可以节约你找资料的时间。
第三点活着的右派我们要抢救，这不是开玩笑，你身边的右派你应该去做访谈，做访问录，做口述历史各种工作。我对今天在座诸位是所盼焉，希望大家都来做。这点我觉得胡适先生非常了不起，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胡适杂记，开始写胡适回忆录，也就是四十自述。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所有的人回忆出来的历史加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历史。因为历史它会呈现出很多种面貌，然后让那些研究者，让那些解读者更加全面地看到这个历史。并不仅仅是说只有你冉云飞回忆的才是历史，张三回忆的就不是历史，对不对？它可能有着互相印证甚至于互相矛盾的地方，互相抵触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要全方位地尽可能准确地恢复和接近历史的原貌，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我说在座诸位自己当过右派的，自己亲聆过右派谈话的，或者你周围有亲戚朋友是右派的，我希望你们做一点这样的工作，这个东西保留下来，作用相当的大，那么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的资料收集是这样的，目前能够找到的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留下的只言片语，还有他们留下来的各种资料，现在已经出版的，我已经收集了不少。因为这个工作非常浩大，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人经历过五七年后的传记，假如说我做流沙河先生的传记，或者说我做某某人的传记，我可能做到有一节它涉及到右派方面的。所以这种工作量相当大，但这种工作必须要有人去做。但现在是许多亲历过一九五七的人的传记里，反右这一章都语焉不详。所以我劝写回忆录写到一九五七，或者说替经历过一九五七年灾难的人立传，尽量不要回避。哪怕你写的暂时出不来，资料先存着也行。我觉得从这四方面来进行资料的收集。我们不要觉得收集资料无关紧要，在我看来，资料是铁打的证据，这种证据比你说的任何东西，呼的任何口号都有力量。
这一点我说一下去年我到美国去访问，美国人对历史的做法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的做法。他们做南北战争研究也好，做种族隔离研究也好，他在这方面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的收集资料，首先的工作就是恢复历史的原貌。
以上是我说的第一点叫收集资料。第二点我们要做的就是，现在根据官方的说法当年打成右派的是五十五万人，对于这个数据，官方的说法我一直表示怀疑，如果这个官方说法再加上我们民间的研究，我们可不可以得到一个接近真实的右派名录。我觉得第一就是要收集象我这样的资料编年，我这个资料是从一九五七到2005年，每一年只要有涉及到右派的，有回忆到右派的，那么这些资料里面都有。我搞的是这种编年体的，它的好处是一查就查得到。第二点我说的最好是编一个右派名录，编一个右派名录的工作量相当大，如果像我上面说的资料做不好的话，编右派名录的困难更是相当大。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现在相当多的研究右派的书和一些文章，很多人转去转来就是章伯钧、罗隆基，流沙河。。。这些人要不要关注呢？这些人值不值得研究呢？当然值得，非常值得。这些著名的右派（你看历史是何其的残酷，右派也有著名和不著名之分），但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讲，你不管他右派著不著名，他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研究的个案，一个右派他不出名，他也应该得到最为基础的关注，最为认真的对待。
但是在这点上，我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对很多著名右派的研究都还做得不好，比如说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女士写的《往事并不如烟》，写得非常好，很有文采，但事实上这本书在有些史实上是有问题的。从整体上讲，她的价值观我是认同的，但史实上有很多是有待核实的。当然这也并不影响《往事并不如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是对于我们读书的人来说，我们第一要务是求真，求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获得我们的自由、体面和尊严，当然也有对知识的纯然热爱。特别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持自己的思索，所以我觉得这些著名的右派尚且没有很好地研究，何况这些小右派，和这些不出名的右派？
谢泳在给我的一封信当中曾说过（关于那封信我在我的博客上专门回了一封信，同时发在关天茶舍的新年展望当中的，文章的题目叫“与谢泳兄书”），实际上有很多不出名的右派，或名气不大的右派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这方面第一是资料不好找，第二是研究者的心态不大对，只注意著名右派去了，而不注意那些不著名的，也是右派的人，他们的命运也很悲惨。做为一个研究者来讲，要恢复历史的原貌，不管你著不著名，都应该得到相应的研究，相应的尊重。所以第二点我说的就是要做一个右派名录，那么右派名录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呢？我觉得基础资料就应该有籍贯，生年和死年，打成右派时候的年岁，主要右派言论，还有劳改地点、管制地点、主要报刊的批评目录等，我认为就要由这些资料组成。我刚才说了，还愿意重复一遍。还要加上他的劳改和管制地点，还有他的职业，比如是编辑啊，是老师啊，是工人啊还是学生等等。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就基本上是他的一个小传了。这样一个右派名录做出来，我认为是一个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情。有这样的资料可以进行量化的分析，可以进行必要的社会学研究，对不对？
这样做慢慢地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也收集了很多右派资料，我目前做的右派名录已经有大几十位了，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做法已经做了大几十位了。我的名录里有很多很不出名的人。我刚才说的做右派名录的最后还应有一个备注，备注就是要注明是否改正。是否改正这点很重要，因为还有很多右派是没有改正的，据中央公布的全国只有六个右派不被改正，就是说只有罗隆基、章伯钧等这几个大右派不被改正，这几乎是一个通行的说法了。意思就是说除了这六个右派，其它的右派和错误都得到了改正。说个老实话，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比较无耻的，因为它不是事实。因为有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不仅不了了之，而且是明着写的不予改正。
说到这点时我要提到我的前辈黄一龙先生，黄一龙先生和沙河先生和曾伯炎先生的关系都很好，也是被打成右派的，他打成右派的时候是成都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还是市团委的我记不太清楚了。这位老先生现在也已有七十几岁了，他写杂文写得非常好，同鄢烈山、刘洪波、何三畏这些人还有我的的关系都不错，他们做了一本书叫《当代四川简史》，涉及到右派的部分，涉及到五十年到六十年的这个历史刚好是黄一龙先生在写，这当中涉及到四川的右派具体的数字我记不住了，大致是五点五万。那么全国是五十五万好象四川一下子就占了十分之一，所以我觉得是不大准确的，你全国有这么多个省，如果用四川的五点五万来验证全国的五十五万，我认为逻辑上都有点问题。但我不是说用这个数字来反推全国的数字，我只能说当时四川是遭受得比较凶的了，要不就是五十五万是假的。其实这个工作是可以反推的，你只要仔细做几个省的数字统计，就可以把它推翻掉。比如江苏，它要出《当代江苏简史》，也要涉及到右派，比如说它的右派是六万，你加几个省也许就冒出去五十五万了。所以这个推论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甚至是掩盖的。
我在这里谈一下《当代四川简史》里，黄一龙先生的这段记载里说四川的右派都改正了，其中只有二十一名下落不明的事。在这二十一名下落不明的人当中，就有我们著名的右派学姐，四川大学生物系的冯元春女士，关于这位学姐我也收集了不少资料，对冯元春的言论和她在学校的行为我觉得一点也不亚于林昭。我正在准备写一篇长文章叫《纪念冯元春女士》。我这篇文章准备了很久，主要是有些资料还有待核实，所以准备慢慢地写出来。那么这个二十一人下落不明已经写进了四川当代简史当中了，而且是官修的四川当代简史。但我在前年的有一天（具体要查当时的日记）我花二十元钱收到一叠资料，是四川省委统战部发的，是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发的（好像是这个日子，待查），这本资料是横排十六开，总共有七页，名称叫《四川不予改正的右派名录》，刚好二十一人。这和黄一龙先生写的下落不明的二十一人刚好对上了。有天我走到沙河老师那里就把这个复印资料拿了本给他，他才晓得被骗了。你想一下，光四川就有二十一位不予改正的右派，怎么全国才只有六位不予改正的右派呢？这不是荒唐吗？全国有多少个省啊，那还有多少名右派至今不予改正，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如果不是收到这个资料，我实在也无法证实这个问题的真伪。所以说资料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他可以节省你很多废话。
对于共产党，你是说不赢他的，因为他可以开动媒体说，我们只有六位不予改正，其他的都改正了。你怎么说得赢他呢？但这是从他们自己保留的资料中看到的，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所以我说做研究的人就是要有这种上天入地的研究方式，你才可以把问题完全地研究出来，这就是我说的做关于右派名录的备注一项。而这样的名录做出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如果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
下面第三点我觉得右派研究我们要看大的环境。现在有很多人的书，比如叶永烈的书，朱正的书，胡平的书，还有一个英国人写的关于反右的书，他们对于反右以前的基础背景不是很清楚的，或者是说得不是很清楚的。我本人可以这样说，反对和整肃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当中是由来已久。有些人告诉我说（今天早上还有人在我的博客上跟帖说）应该从一九四二年算起，就是王实味他们被整肃开始算起。当然这个算法如果要在时间上从那儿算起是可以考虑，可以讨论的。但事实上如果你就不研究别的东西，你就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比如参加一大二大的这些人物，凡是知识分子味道浓的人，在二五年过后基本上都靠边站了。你知识分子味道越浓，就越被整肃，陈独秀先生，瞿秋白先生都是很著名的例子了，还有郑超粼，对不对？包括后来投降变节的陈公博这些人，都是有很浓厚的知识分子味道。我可以这样说，一个纪律非常严明，严明到残酷的组织是不能容许知识分子的。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什么叫知识分子，有些人曾经嘲笑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无非是知道分子，这个话很刻薄，但实际上是点到了今天很多读书人的要害。很多读书人也确实只是一个知道分子，有时连知道都不知道，有些人甚至是不知道分子。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的差别呢？我举个简单例子，从小你妈会告诉你成都在重庆的西边，你就知道了，你一直记住了，这绝对就是一个知道分子。但是重庆到成都怎么走，用什么方式走，在走的这一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思想和心得，有什么体验，你要做到与众不同的概括。那么我认为从这样一个意义上去思考你才会变成知识分子。同样的，你知道这个政府它很多不作为，知道这个政府他整肃百姓很厉害，厉害得让你俩脚发抖，尿都吓出来了，那你肯定是一个知道分子。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为什么整肃你，要把你的尿吓出来，为什么不让你有自己的头脑，为什么不让你像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人这样的活着，为什么不允许你批评它，反思它？如果你这样想了，你就近于一个知识分子了。这就是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区别，所以我告诉你，一个纪律严明到残酷的组织，一个入党申请甚至要考查你的祖宗八代，要关心你的婚姻，要关心到你个人私生活的组织，他怎么可能容纳真正的知识分子。除非你完全顺服它，除非你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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