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双重管理”的制度，党国限制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有霸位和设禁这两个相互配合的狠招。霸位和设禁相互配合的一个招数是，在设立特殊“社会 团体”的领域，党国依照法团主义原则禁止同类“社会团体”的存在、消灭竞争对手。比如，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就再也不允许以取得政权为目的的反对 党存在；党国除了在建国时确认的统战组织民盟、民革、民建、民促、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就再也不允许建立 别的“民主党派”；党国在很多重要领域都建立外围组织，有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工商联、侨联、台联、文联和残联，有对外友协、科协、作协、律协和新 闻工作者协会，还有国际贸促会、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中国法学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等等，都在各自的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党国 建立的各类外围组织或钦定的各类统战组织，具有特殊政治和法律地位，都没有依法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都不属于民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另一个招数是蛮横禁止某 些特定群体建立“社会团体”，例如不允许农民成立农会、不允许农民工成立工会、不允许下岗工人结社、不允许退伍军人结社。

    这样一种后极权主义的制度安排，使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没有正常发展的社会空间，只能处于萌芽状态而无法兴旺发达。尽管这些组织的数量已有几百万 之多，但都被迫处于散兵游勇、弱小孤立的涣散状态，特别是无法形成实力雄厚的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党国消灭政治反对派和具有政治目的的全国性公民社会组 织，而又不断地进行荒唐的循环论证，一方面以党国专政的特殊性来论证党国取缔替代性政治力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以没有替代性政治力量为理由论证党国专政 的永久必要性。从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各国民主化经验看，现成的替代性政治力量并不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民主政党及其领导层在民主化的大潮中自然会横空出世。 当然，如果有波兰的团结工会那样的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宪政民主转型会顺利得多。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们前赴后继、为建立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以至于反 对党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党国的残酷打压而壮志未酬。

    但是，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这一格局，为中国从后极权主义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作为公民社会形态之一的公共领域，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 获得不可估量的活力和威力。以“自媒体”为本质特征的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众媒体和社会公器，使强力部门对言论的事前审查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互联网 这种媒体工具的普及，也使人类生产和传播思想和知识的场所发生了大迁移，大学、研究院和学术书刊的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在互联网这个公共空间，公众的自愿 参加、自主交往、自由表达、理性辩论和理性交流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当代世界威权主义政权以及残存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政权的克星。

    中国的网民已有六亿之众，成为能够左右中国政治发展的力量。正是借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众媒体，中国公众实现了集主体和客体为一身的相互启蒙。在 这种相互激荡的思想启蒙中，网民们的自由民主思想突飞猛进，反而使那些依附于政权充当卫道士和奴才的“叫兽”和“砖家”们显得格外无知和无耻。热心政治的 大部分中国网民，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人权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公民主权意识。越来越多的网民对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形成了共识，认定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是宪政民主，认定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通向宪政民主的途径。

    问题在于，中国公众在虚拟世界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身份，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非公民待遇形成越来越不堪忍受的巨大反差。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拥有国 家主权以及及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国民。公民的前提条件是货真价实的选民资格，必须能够通过选举来产生和变更政府。没有选民资格这一前提，国民就只能是臣民或 子民。如果某党、某派、某人没有选民的授权就可以执掌国家政权，如果执掌国家政权的某党、某派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而又能永久执政，这个国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公民。人们都非常重视公民对政府和官员权力的监督，但必须先有公民的授权和委托，才会有授权者对代理人有效监督。没有普选制度这一必不可少的授权程序和 更换政府程序，政府和官员就不会真正接受监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定期选举，对政府的“民主监督”纯属空谈。这就不难理解，觉醒了的中国网民们正在强 烈要求落实他们的公民权利、行使他们的公民权力，使他们的公民意识能够得到安顿、使国家的政治能够走上正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众媒体成为中国全国性公民 社会组织的替代物，承载着为宪政转型大业动员、联络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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