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党国利益放在首位的维稳体制，显然与党国所宣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法治国家”、“公平正义”等目标背道而驰。正是在维稳体制的袒 护下，中国走上了不公不义的党国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原来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的政权合法性已经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和中国向市场经济 的转变而瓦解，同时又没有公民授权这一现代政权合法性基础，党国只好转而依赖“政绩合法性”，包括GDP的快速增长和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后极权主义党国 确实有在一定时期内片面追求GDP快速增长的资本，因为它掌握着全国的自然资源、组织资源、以及市场准入的审批权。党国从国民手中剥夺了全部土地，国民在 市场化过程中得花高价向党国购买土地；党国可以用地低价或“零地价”吸引外资，也可以用市场准入审批权迫使中外资本家和外国政府就范；党国可以凭借对工会 的垄断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充分发挥财富增长的“低人权优势”，也可以通过征地拆迁等更加赤裸的方式掠夺国民的财产；党国可以凭借对金融的垄断廉价吸纳国 民的存款来“借鸡生蛋”，也可以用滥发纸币等金融手段来侵夺国民的财富；党国可以镇压国民的有效反抗而赖掉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成本，包括恰当的环保费用 和社会福利开支。

    但是，在维稳体制下，GDP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是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牺牲弱势群体和生态环境为党国及党国权贵积累财富的劣质资本主义。这种 劣质资本主义的主要运作规则，不是政府为市场和国民服务，而是市场和国民为政府服务，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国政权。由于有维稳体制的保驾护 航，党国权贵以及受党国权贵卵翼的人群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对劳工大众和生态环境进行疯狂掠夺，造成社会不公、冤狱遍地、生态残破、资源枯 竭，在堆聚GDP的同时贻害无穷。而且，这种竭泽而渔的经济增长方式（官方也承认这种经济增长内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已经走到了尽头，从 2012年起开始“下行”，由产能过剩和债务危机引发的房地产崩盘和金融崩溃的风险与日俱增。

    由中国公民社会主导的维权运动，正是维稳体制和党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正义抗争。公民社会的两翼，都全面投入维权运动。社团组织这一翼致力于行政诉 讼、集体上访、静坐抗议、游行示威；公共领域那一翼则通过网络曝光、网络呼吁、网络请愿、网络围观来紧密配合。维权运动在暴露体制弊端、传播自由民主思 想、提高公民意识等方面成果显著。但是，回避政治议题而专注个案维权和依法维权的维权运动，对被侵权的体制受害者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雪上加霜、冤上加 冤，受到维稳体制更加严厉的打压。正是面对这种冤案堆积如山而无处伸冤、无处讨还公道的困局，中国公民社会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刘晓波等异议知识分子发表的 《零八宪章》，可以视为中国知识界和走在维权运动前列的维权律师们希望将维权运动纳入宪政转型的轨道，从政治上一揽子解决问题。他们并没有进行正面的政治 挑战，而是以现有政治法律框架为出发点，呼吁执政当局作为参与变革的关键一翼，通过良性的朝野互动实现政治和解与和平转型。可惜，他们的善良愿望换来的仍 然是对维权运动的持续打压和刘晓波的十一年刑期。

    公民社会的维权运动使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暴力维稳加大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而激起受害民众的强烈反抗，也造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毕 竟，官府和权贵的肆意侵权才是关键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制度变革来遏止侵权行为、维护民众的正当权益，才是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关键所在。妄图依靠暴力维稳、打 压民众正当的维权行为来“消除不稳定因素”，显然是南辕北辙、扬汤止沸。而且，维稳体制几乎将所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努力都当成“不稳定因素”而“消灭在 萌芽状态”。维稳体制已经成为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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