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文革“中是个重灾区。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而且乱得既深且广。十年大动乱的破坏，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四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巴蜀大地，广大人民饱受饥饿之苦。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５０８亿斤；全省粮食平均亩产３２５斤；农民人均收入５３.６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低９.８元；农民人均口粮３６９斤，比全国人均口粮低４０斤。“文革“后期，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村，谁给一个姑娘几十元钱或一、二百斤粮食，她就嫁给谁。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千疮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个县以上工业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上缴分文，反倒亏损近１亿元。这样的工农业生产，不可能为国家财政提供多少收入，靠中央补贴过日子。大乱中的四川人民渴望大治。
    
    赵紫阳进川后，首先面对的是长期“左“倾路线和“文革“所造成的残局，政治上一片混乱，内战不止，干部队伍阵线不清，人妖颠倒，经济上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赵背后由于有铁腕人物邓小平支持，进川后立即精心部署，大刀阔斧地收拾混乱不堪的局面。他根据邓小平要进行整顿、把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全省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运动，对那些造反派头头，大部分调离机关，下放基层，有刑事犯罪行为的，都依法予以处理。与此同时，他经常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调查研究，寻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谋略。当时，我是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主事的副局长，经常参加赵紫阳主持的各种会议。从多次接触中，我对赵有这样的印象：有水平，有能力，有干劲，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他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一语道破；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能与各级干部、群众平等地讨论问题；他思想活跃，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他决定问题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定的问题执行中出了毛病，从不责怪下级，勇于承担责任。当时许多负责干部私下议论，邓小平有眼力，把赵紫阳派来四川，巴山蜀水大有希望。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随后，又在全国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在北京发生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达到了高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赵紫阳也成了“四人帮“打击的目标。
    
    1976年2月14日，在“四人帮“召开的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反攻倒算，整造反派，并追查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关系。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被视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赵紫阳的得力干将，因此成为财政局造反派第一号打倒对象。“打倒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黑干将田纪云“的大标语，贴满机关院内，在大街上亦多处可见。几个造反派头头整天与我纠缠，要我交代这，说明那。他们积极策划召开机关批判大会，批判我的修正主义。当时，我在财政局领导中算得上是少壮派，真正干事的，在群众中人缘也满不错，加之我认定“四人帮“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因此我对那几个造反派头头的攻击陷害，无所畏惧，从未作过检讨，他们积极策划的批判我的大会迟迟未能召开。
    
    历史对热衷于搞阴谋的人是无情的。1976年10月，正当“四人帮“加紧串联，要篡党夺权的时候，一声春雷，从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顿时神州大地沸腾，巴山蜀水雀跃，广大人民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样，庆祝人民的胜利，党的新生，国家的新生。
    
    不言而喻，“四人帮“的垮台，就意味着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也意味着赵紫阳的新生。对于“四人帮“垮台的前前后后，邓小平复出的情况，历史的记载够多了。
    
    一、率先振兴农业
    
    “四人帮“垮台后，赵紫阳精神大振，工作干劲十足。他除了领导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整顿干部队伍之外，全神贯注地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四川在农业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例如要不要搞泡冬田，要不要搞双季稻，水利建设是以机电提灌为主，还是以修中小型水库为主的问题，等等，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强迫农民一年种两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麦或油菜的办法不合算。他根据四川春季多雨低温的气候特点和群众的反映，认为在四川除少数地区外，不宜推广双季稻。他说，种双季稻加上种小麦，虽然一年两季变三季，但亩产低，尤其是晚稲，四川霜冻来得早，大多数年份绝收或大幅减产，因此提出“主攻中稲“的方针，一季中稲稳产高产，可拿到800至1000斤，加上一季小麦五、六百斤，每亩拿一千几百斤是可靠的。这就是当时赵紫阳总结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的说法，即种三季不如种两季收益高，且成本低。他深入南充等地调查，针对四川伏旱严重的情况，提出这些地区可以及时改种红苕等耐旱作物，同样可以得到好收成。他把这些概括为“水路不通走旱路“。这就推翻了过去四川有的省委负责人把推不推广双季稻视为两条路线问题的观点。关于水利建设，他根据四川山多丘陵多的特点和国家财力的状况，提出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同时在农村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他的这些主张，得到省委的广泛赞同，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1977年与1976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仅稻谷就增产１２０亿斤；平均每个社员的口粮增加了６６斤、现金分配增加了9.6元，是近十年未曾有过的新记录。1978年下半年，四川省委又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采取包干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后来发展到包产到户。接着，在家庭联产承包推广以后，又在广汉向阳公社进行了全国首先撤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全国范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响了进军号，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这样，四川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即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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