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索进行国企改革之路
    
    与此同时，在工业方面他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工业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使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１４项政策和措施，并选择１００个单位作为第一批试点。
    
    当时，我作为四川省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非常赞赏并积极支持赵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需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以电养电等。同时在省委确定的广汉、新都、邛崃三县的农村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进行了县级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试点企业效果十分显著，据84户试点工业企业统计，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3.01%、6.89%、4.81%。商业系统试点企业商品销售额、利润总额、上缴利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6.39%、6.69%、4.71%。做到了国家多得、企业多留，国家所得大于企业所留。
    
    四川省１００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1979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带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实践证明，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大会、发号召、下指标，是不行的；仅仅停留在穿针引线、挂钩搭桥，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具体问题，作用也很有限。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政策上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保证国家多得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财权，才能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某些政策措施，就短期来看，或者就局部来说，是减少收入的因素，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就全局来说，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源的增加，最终体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样，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时，从表面看是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让出一块给了企业，但由于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水涨船高‘，不仅可以补偿让出的一块，而且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积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退一步，正是为了进两步。“我强调：“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这期间，我在全国性刊物和《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国企改革，阐述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赵紫阳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国企改革试点经验时说：“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情况是好的。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指出，这些问题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二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他强调，要使改革健康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赵紫阳清醒的认识到，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
    
    四川面貌的迅速变化，引起了怀有深厚故乡情的邓小平的注意。1978年2月，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对四川工作评价很高，说赵紫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紫阳来了喜洋洋“的佳话。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新闻共有8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