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主政国务院
    
    1980年初，赵紫阳调中央工作。2月23日至29日，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他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任总理。
    
    起初邓小平让赵紫阳当总理，赵并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当总理真可谓难矣。特别是在那时的中国，一个经济落后、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国家，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国家，要当好总理则更为不易。1980年初，当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时，他曾到邓小平门上再三陈词，请求不要让他来北京，理由是他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勉励他说：“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在实践中锻炼，会把工作搞好的“。又说他自己做大官（指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才２０多岁，知识也不多，不也干得挺好嘛，关键在善于学习。赵紫阳再不好推辞了，只好走马上任。这一段话是在1983年6月我被任命为副总理以后，向赵紫阳请教时，赵告诉我的。
    
    赵紫阳不辱使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以改革总揽全局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时，正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赵紫阳面临的任务繁重艰巨，他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开辟光明的未来。他在日理万机、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时，始终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求稳定。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地区的开放，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税收、商品流通、对外贸易、粮油购销、劳动工资制度和物价体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等等，都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由他精心策划、稳步推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就全国而言，1979年至1983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及“利改税“的试点，以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五谷丰登，人民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调整价格体系，涉及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九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痛定思痛，深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现状，指出了现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针，被称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在实际上没有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尖锐的抨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时的邓小平确已看到了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弊端，是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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